党 内 通 信*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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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1] 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
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
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
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
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
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
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
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
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
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
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
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
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
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
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
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
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
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
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
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
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
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
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
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
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
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 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
三年以内, 要力争多种。 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
(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
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
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
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
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
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
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
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
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
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
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2],
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
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
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
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颈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
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
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
了。什么叫自由?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3]。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
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
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印发的这篇通信刊印。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举
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之
后,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
错误倾向而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尽管纠“左”还不彻
底,但在当时对解决农业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起了重
要的作用。信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实践证明不
可能那么快。
[1] 这里的队和小队,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
例 (草案)》,决定将原来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分别
改称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2]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和农
业科研成果总结出了农作物的八项增产措施。因其内容
是以土、肥、水、种 (推广良种) 、密(合理密植)、保
(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 (田间管理) 工(工具改
革)八个字来表示,所以叫八字宪法。
[3] 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时即曾说
过:“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以后在《在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过:“自由是对
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摘自《毛泽东著作选读》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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