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彻“总路线”与发动“大跃进”

　　1958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推动下，兴起了全国性的“大跃进”，
先后持续三年之久，人们称之为大跃进时期。

　　总路线的提出和大跃进的发动不是偶然的，是政治上反右派扩大化，经
济上急于求成的思想急剧发展的结果。当时，苏联曾提出要“15年赶上美国”
，我们党就宣布要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了党的八
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

　　在这种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国内外气候下，他认为，“反冒进”扫掉了
“多快好省”，扫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
会”。接着，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再次严厉批评“反冒
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离右派只有SO米远了。他还认为，冒进是马克思
主义的，而“反冒进”没有摆正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是方针性的错
误，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各省的同志在会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都感到
压力很重。这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省、
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主要议题仍是批判“反冒进”，
并酝酿和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他说，
1955年底，党中央曾向全国企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但由于“反冒进”，把“多快好省”反掉了。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有两条
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有两种办法，一种
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他在讲话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说明创立新思想、
新学派的都是学问不多的青年人，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领”的气概，敢想、敢说、敢做。
总路线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提出的。

　　成都会议于3月8日开始，至3月26日结束。会上，中央将准备提交八大
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印发给到会同志讨论。我记得“报告草稿”第一页
上，原有“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这句点示主
题的话，经毛主席仔细斟酌后改定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
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而奋斗”。这是首次还在武昌东湖主持召开了汇报会议。到会的有六个大区
的书记。那时，大区书记由省、市委第一书记担任，所以几个有关省、市的
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汇报。

　　毛主席让我们各省的同志每人讲一天。头三天的程序是，吴芝圃（河南）
，曾希圣（安徽），周小舟（湖南）。第三天轮到周小舟。毛主席见他手里
拿着个本子，发了脾气，说：“你事先作了准备，照着汇报稿念，我不听。”
改让柯庆施汇报。毛主席见柯也是拿着事先准备的本子，脾气更大了。说：
“柯大鼻子！你就吃饭、睡觉，自己不调查研究，光凭工作组汇报，再叫秘
书写好了稿子念，这样的汇报，我不要听。会不开了。”

　　休会一天。当晚，毛主席把大家召集起来，研究继续汇报，说：“江渭
清，你打算怎么汇报，题目是什么？”我当即回答，我们江苏传达了成都会
议精神以后，各级干部按照主席的指示，多快好省、势如破竹，所以我的汇
报题目就叫“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毛主席
一听来了精神，说：“渭清同志，你这个汇报题目好。吴芝圃、曾希圣他们
的汇报，就是政治不挂帅嘛！明天就你来讲。”

　　因为晚上谈得比较迟，第二天上午，我讲了个把钟头，毛主席看表，说：
“吃中饭吧，下午继续讲。”下午，毛主席一边听我汇报，一边插话。当我
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他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万，
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稿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
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我讲到5点多钟，毛主席越听兴致越高，光插
话就有两个来钟点。他看着手表，问柯庆施：“快吃晚饭了，你看晚上干什
么好？”柯答：“王任重是东道主，请他安排吧！”毛主席说：“晚上干什
么大家讲！”我接话：“先找个好馆子，请王任重同志招待大家吃顿湖南菜，
晚上再搞点娱乐活动，看个什么节目。”毛主席说：“我看就照渭清的决定
办。”

　　晚饭吃得很高兴，曾希圣当着我对吴芝圃、周小舟、王任重他们说：
“‘圣旨’夸赞江渭清讲得好，害得我们都挨了骂！”

　　这也算是“大跃进”开头的一段小插曲吧！

　　5月上旬，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正式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毛主席在大会上多次阐述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提出了
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批评了对高指标持有异议的同志。他说，从中央
到地方，都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大家辨风向，插红旗，
拔白旗。根据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武汉汇报会议的精神，我在八届二次会议上，
代表江苏省委，作了题为《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
进》的发言，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
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
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
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
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麻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
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蓬勃旺盛的革命意志，势如破竹的
豪迈气概，敢作敢为的大无畏精神，正转化为伟大的物质力量，日新月异地
改变着全省的经济面貌。省委决心带领全省人民，苦干三年，基本改变江苏
面貌。苦干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全面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
的各项指标；地方工业产值在 1957年的基础上增加 3～4倍；文化教育等方
面，也都提出了“大跃进”的奋斗目标。

　　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于5月23日闭幕，省委《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
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在5月8日就发出了，这也说明当时那种只争朝
夕、热火朝天的“跃进”劲头。“通知”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
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运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一闭幕，我立即
返回南京，经半月筹备，6月9日，省委三届八次全会（扩大）在南京正式召
开。我在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的传达报告》，着重传达
了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精神，讲了建国头八年
的建设经验，和最近三年（1956～1958年）“跃进---保守---大跃进”的
“马鞍型”的教训，批判了“右倾保守”，鼓励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
我在报告中还具体讲了跃进规划，复述了在党的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江苏
的各项跃进指标，特别是农业方面，要力争三年之内（1960年）提前实现农
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各项主要指标，争取成为粮食单产800斤的省。要按照工
业与农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全党办工
业、全民办工业，“政治挂帅，积极平衡，群众路线，自力更生”发展地方
工业，以更好地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科学文教事业也要有个“大跃进”。
不仅成立省的科学分院、专区（市）的科学研究所，还要做到县县有科学研
究所，乡乡有科学研究站，打破科学研究的神秘化，由党委书记任所长、站
长，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同时要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发展大中专教
育，规划五年内兴办各种大学300～500所，三五年内普及初中教育，一年或
多一点时间扫除文盲，两三年内基本实现“四无”（无蚊、蝇、鼠、雀）和
消灭血吸虫病。当时，代表们称省委三届人次全会（扩大）有“三大破”：
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
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
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
育事业。

　　在总路线的宣传和贯彻中提出这些目标和口号，显然片面夸大了主观意
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必然导致“大跃进”一再升温，指标层层加码。这样
徒有革命热情而缺乏科学态度，既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也丢掉了毛泽东同
志一贯倡导和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和工作方法，其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事与愿违。


　　二、狂热的“大炼钢铁”

　　组织和发动“大跃进”，虽然是从农业开始的，但“大跃进”发动以后，
“一马当先”的则是所谓“大炼钢铁”。

　　为了在五六年以至两三年的短暂时间内，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
过英国的奋斗目标，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
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
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会议还通过了《关于195
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明确规定1959年生产钢2700万吨，争
取3000万吨；1960年生产钢5000万吨左右；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
亿吨。按照这次会议的要求，江苏同全国一样，一场从入夏以后就开始的全
党动手，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更加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我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
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
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
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
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
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
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

　　北戴河会议结束，我赶回南京，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
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我心里十分着
急，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
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
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日产生铁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在9月23
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我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
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
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O00吨是“小卫星”，80
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
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
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我和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思想上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
公开反对。记得这年9月ZO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
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我来到中山陵他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
听取汇报以后，指示我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大
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O0万吨铁，问我能不能完
成？我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
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我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
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我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
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我们省委书记处的几位同志都找去，说：“我要江苏
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同志愣了一下，
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
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
“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
见大家都不开口，他老人家就问我：“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我说：
“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
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我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
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我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
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口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
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
“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
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30日“3万座土洋高炉烈火
漫天，4O0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
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
放出了日产生铁10O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
“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我们
曾算了一笔帐，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
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
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
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4109.6万元，省里补助9OOO万元，
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实践证明，“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确实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所谓
钢铁“一马当先”，各行各业“万马奔腾”，完全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狂热。
经过这样的折腾，不但没有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发展，反而导致以后多年
工业生产连续下降。全国如此，江苏也不例外。据 1961年一份《关于1961
～1962年计划汇报提纲》所载，这一年“全省工业总产值，1～8月完成43亿
元，为原定年度计划100亿元的43％，比上年同期减少48％。”由此可见，
经济建设所受的损失，是多么严重！


　　三、推行“公社化”运动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于是，总路
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称之为“三面红旗”。

　　如前所述，“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发动的。1957年底，中央正式颁布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四十条”），并作出《关于在今
冬明春开展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揭开了农业“大跃进”
的序幕。就江苏的情况来说，到1958年4月，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全省兴
修水利、积肥造肥、改良土壤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跃进”形势。
党的人大二次会议以后，更加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多快好省”
的关键是“多快”。所谓“思想解放”一放再放，“破除迷信”一破再破，
“大跃进”的口号随之超喊越“大”。全国各地报导1958年夏熟丰收，小麦
亩产从几千斤跃至几万斤，“卫星”越“放”越离奇。江苏起初虽还比较冷
静，终于也挡不住这股浮夸风。各地竞相攀比，产量指标越到下面越高。7
月中旬，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苏州地区一些县、社干部
提出：“思想解放到哪里，产量就增加到那里”；“思想解放到Z000斤，就
有2000斤的干劲和措施；思想解放到1万斤，就有1万斤的干劲和措施。”镇
江地区提出水稻亩产“消灭3000斤，保证5000斤，力争1万斤”。就连素以
低产著称的淮阴地区也提出了秋粮亩产70O0斤，力争9000斤，平均每人有粮
1万斤的“跃进指标”。面对这样一股浮夸风中出现的高指标， 7月21日，
我在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结束时的总结讲话中，除提出1958年全省粮食产
量至少争取翻一番以外，还要求棉花、油料、蚕桑、水产、养猪等等，都要
“立大志，鼓大劲，争冠军，放卫星”。

　　9月上旬，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会上，
许多同志认为，按照中央提出1959年全国粮食达到 SOOO亿斤到 10O0O亿斤，
皮棉产量达到 9000万担到1亿担的指标，1958年江苏的粮食产量不是翻一番
的问题，最低应达到760亿斤。会后，省委作了研究，将各地的“跃进指标”
适当压低，在向中央报告中提出，600亿斤有把握，65O记到700亿斤有可能。
如以600亿斤计算，则比

　　1957年的248亿斤增产一倍半；如以7O0亿斤计算，则比1957年增产近两
倍。对棉花生产，各地提出要翻两番或更多些，即1957年全省皮棉总产量为
400万担，1958年将达到1300万担，增加两倍以上。我们向中央报告，800万
担有把握， 1000万担有可能。此外，会议估算油料产量也将翻～番以上。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单凭主观愿望和盲目热情提出的高指标，是完全脱离
客观实际的。    就在全国各地已经刮起浮夸风的当口，北戴河会议作出了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掀起了大办“农林牧副渔全面发
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人民公社”运动。当时，人们被“大跃进”的假
象所陶醉，认为“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
金桥”。按照“决议”的说法，“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
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
主义的具体途径。”为了贯彻北戴河会议“决议”，推进“公社化”运动，
9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地委合作部长会议，总结了前段时间，
已在全省许多地区进行的公社试点经验，作出了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的初步
规划。据统计，1957年底，全省共有农业社34367个，每社平均260户。经过
冬春整社合并，1958年8月初，规划合并为9000～10000个社，每社平均1000
户左右，其中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的大社，也有统一领导、各负盈亏的联
社。这次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精神，要求在全省建社1500个左右，每社平均
5000～6000户。到9月底，全省即宣布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建立了1490个
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960万个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4％以上，还有市镇
居民、工商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约32万户。基本上是一乡一社，每社平均6751
户，相当于高级社平均户数的 24倍；其中最小的约1000户，大的如盐城专
区的一个公社达13820户，扬中县5万多户组成一个联社。同时，一些城市也
办起人民公社，有的甚至宣布全市就是一个“大公社”。

　　在推行“公社化”的过程中，“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
命令风、特殊化风愈刮愈烈。“五风”的核心是“共产风”。当时，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
吃饭”的口号。我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
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同志来南京视察工
作时，我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
句：鼓足干劲生产。”谭老板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
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所谓“放开肚皮
吃饭”，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严重的“共产风”。在这股歪风中，有的提出
“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
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
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还提出实行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省组成132个“民兵师”。
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社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
食堂吃饭。至于伴随浮夸风而来的生产瞎指挥风，更是愈演愈烈。有的地方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
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文，“试验田”以
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
“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应当说，以北戴河会议为标志。全国范围内一哄而起的“大跃进”、
“公社化”、“大炼钢铁”的高潮，完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极大地破坏
了社会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是一场“大灾难”，是并不过
分的。


　　四、纠“左”煞“五风”

　　对“大跃进”和“公社化”中出现的这些严重情况和问题，理所当然地
引起了全党同志，首先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8年11月上旬第
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多方面采取措施，着手纠正那些“左”的做法和严重的
“五风”错误。

　　在党中央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
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
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
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
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
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
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
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
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
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
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感到，毛主
席的讲话和信，对于正处在发热中的各级领导，确实是一副“清凉剂”。

　　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
民经济计划问题。毛主席在会议讲话中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时间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
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虚报成绩，争虚荣。要老老实实，保持清醒的
头脑，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会上，各省都汇报了情况，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未汇报，一个是我，再
一个是湖南的周小舟。各省都讲每亩粮食可以搞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毛主
席作结论，对全国粮、棉产＼量继续“跃进”，仍然讲得很有劲。我曾几次
站起来，要提意见。柯庆施几次把我拉下去，不让讲。毛主席见状，发话说：
“柯老，你拉他干什么？江渭清同志还没有汇报，他有意见，可以让他当众
讲嘛！”

　　听毛主席这么说，我鼓起了勇气，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憋在心里的话讲
出来。我以检讨的口吻说：“主席，这半年多来，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
高指标，一个是浮夸风。”并讲了按照北戴河会议上中央提出的粮食、棉花
计划指标，省委上报中央的更加夸大了的粮、棉产量。我说，省委上报中央
粮食产量550亿斤，实际只有400亿斤。毛主席说，少15O亿斤啊？我说，据
这样浮夸的产量来订计划指标，从实际情况看，是不可能达到的，都要打几
个折扣。

　　我又检讨了“大跃进”、“公社化”高潮中提出的～些不切实际的口号，
譬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我说，当时到处讲高产，以为粮食
多得吃不了。实际上许多地方不放开肚皮，粮食还不够吃！毛主席插话说，
“鼓足干劲生产”是对的，“放开肚皮吃饭”提早了，过二三十年以后再讲。

　　这时，周小舟同志也站了起来，对毛主席说：我也犯了江渭清同志所谈
的同样错误。高指标，浮夸风，还有干部强迫命令，向下压任务，瞎指挥。

　　毛主席听了我和周小舟同志讲的这些情况，就对刘少奇、陈云同志说，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怎么修订，恐怕要重新研究，再听一下大家的意见，然
后提交各地同志讨论。刘少奇、陈云同志赞成。

　　针对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毛主席还问，湖北“水稻亩产三万斤”，
到底有没有？我插上去说，有！不过不是亩产。我汇报了江苏的情况。我和
刘顺元同志等省委几个负责人分头下去查看，发现搞什么“并苗”，把十几
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所谓几万斤的“高产卫星”，都是这样做
假造出来的。毛主席听了说，有错误，就像江渭清那样自己作检讨。错了改
正就是了。大家把头抬起来，不要“如丧考批”嘛！

　　几十年后重提这些事情，是为着说明：我所以在毛主席面前敢讲真话，
因为我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当“官”的。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切都要有
利于人民，为群众着想。关键时刻如果不向中央讲老实话，就是对党对人民
不负责任。

　　会议停了一天，让各省重新估计产量。接着，正式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
会。毛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
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同志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的说明。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两个重要文件。关于人民公社，会议明确
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
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进入共产主义。还规
定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社
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
些家庭小副业。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强调必须注意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
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
敢说敢做，又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根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的多次
讲话和指示，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进行
了重大调整，但比1958年已经夸大了的产量估计数，仍提高40～50％，以四
大指标为中心的“大跃进”仍在继续，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瞎指挥风，也
就难以彻底有效地纠正。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我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其他会议，
传达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和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及经济计划的
两个决议精神，对经济建设上“压缩空气”，人民公社煞住“五风”，做了
许多工作。在12月中旬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除研究调整全省经济计
划指标以外，我着重讲了整社问题。要求各地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
开，以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解决人民公社的突出问题，首先是要保证寒冬腊
月不出问题，最低限度不饿死人，不出大乱子。由于推行“公社化”过程中
搞“一平二调”和其他许多“左”的做法，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十分突出，要
求各地通过整社，切实改进干部作风，纠正强迫命令、瞎指挥，改善干群关
系；同时要把整社与抓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搞好年终分配；安排好群
众口粮，既要鼓足干劲生产，又要让群众吃好、睡好，安度冬春。

　　为了进一步贯彻“压缩空气”的方针，党中央于1959年4月2日至5日，
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了调整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
指标，总的调子仍然是保持高速度、“大跃进”。5月，在陈云同志主持下，
中央财经小组经过反复平衡，才将1959年钢的计划指标由1650万吨压到1300
万吨；7月，又将1959年粮食计划指标由5500亿斤压到50O0亿斤。按照中央
精神，省委对1959年全省经济计划指标也作了几次调整，最后确定生铁由65
万吨减为50万吨，钢由30万吨减至9.19万吨；粮食总产调整为32O～34O亿斤，
比1958年增长10一17％；棉花调整为48O～500万担，比1958年增长3～10％。
实际上，这样的指标在当时仍然是偏高的。



《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四章第419-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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