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过去的风花雪月之六

吴丹呆呆地站在空无一人的汽车站上。

末班车早已开走了。

怎么就没有想到郊区车比市内回厂早呢？早知如此，就不该何老许进行那场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讨论。她沮丧地想。

当她离开老许的家，踏上冻得硬梆梆的大路时，心里曾掠过一丝莫名的恐惧，似乎预感到此去前途茫茫。现在清楚了，很简单：没车了，得“腿儿”回家。

她轻轻嘘了一口气，环顾四周：雪已经停了。整整一个冬天没有雪，春节过后却忽然纷纷扬扬飘来了满天的雪花，一夜之间就造成了银白世界。马路上的雪经过一天的车压人踩已经结成了肮脏的冰，在昏黄的路灯下微微闪光。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大卡车、拖拉机、小汽车呼啸而过。

怎么办？真的走回去吗？从这遥远的北沙滩到她在西城的住处？半年前大康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她问过路上花了多长时间，他轻描淡写地说：“一个半钟头吧。”可她知道，他不管走哪条路线都得换三次车。现在要靠两条腿一步一滑地走回去，想到这儿她的腰和胯似乎已经有点酸痛了。

当然，如果非走不可，她也不怕。她曾不止一次独自在漆黑的夜里翻越空无一人的大山，从她插队的村子到县城，大路一百二，小路六十，“半大半小”她一天就走下来了，眼前这区区一二十里算什么，何况还是平展展的“油漆”大马路？

但是，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吗？她决定截一辆车。她离开站台往马路中间走了几步，站定，做好被无数次置之不理的准备，朝迎面开来的第一辆小车举起了手。

车稳稳地停在她面前，车顶上黄色的TAXI牌子和挡风玻璃上“招租”的红灯都在闪光。

原来是出租车，怪不得停得这么痛快。可是，听说现在出租车贵得吓人，她付得起吗？

司机已经把车门打开，问她上哪儿。

她局促地对司机说：“从这儿到市中心大概要多少钱？我没想到郊区车10点就没了，只带了5块钱。”

“上车吧。”

车在结了冰的路上轻快而平稳地行驶起来。

吴丹把头靠在柔软的靠背上，尽量使自己舒服些。一分钟前似乎不可战胜的巨大困难，竟然已经显得辽远而不真实。人最乐于忘却的，就是困境。但她毕竟没有完全忘记，于是对司机说：“师傅，多亏遇见你，我已经有点害怕了。”

“害怕？那你的胆子可不大，不像现在的女孩子。”

司机的回答大出意料。她其实并不那么害怕。没车，不就是走回去么？遇见歹徒的可能毕竟不大。但是，她从什么时候起养成了强调，甚至不惜伪装胆怯无助的习惯？大概是男士们猛烈持久抨击“逞能”、“男性化”、“任性”的“女强人”的辉煌战果。但是眼前这位男士却显然不这么想。她产生了好奇：“那你说，现在的女孩子是什么样呢？”

“她们胆儿可大了，”司机说，“上星期，有天晚上，都过了12点了，有个女的站在马路当间儿截我的车，手里大包小包的。谁知道她已经走了多长的路，还没带钱，跟我说得到家再付钱。这姑娘，真行！”

汽车驶过立交桥。灰紫夜色中，路灯的柔光一团一团的，像是桔黄色的绣球花在飘荡。

立体交叉桥，昏黄的灯光，困境，陌生人的帮助……好像电视剧里的情节。接下来是什么？对，该讨论人生哲理了！

吴丹很愿意。其实老许的话一直在耳边嗡嗡响，从来没停过，“你们根本就不合适！”

老许是大康的莫逆之交，合租郊区农民房已经有六年了。他们一块儿喝酒，抽烟，诌打油诗，电炉煮饭，脚盆炒鸡蛋，拉京胡，弹吉他。

“我就弄不明白，你俩怎么会一下子就那么好，”老许说，“又不是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fall in love。”

是的，他们相识时都已经不年轻了。那是在一次经济发展综合讨论会上，他比她还要大一岁。他们也确实是在极短的时间里fall in love，短得不能再短。后来他多次问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她总是说，从他们第一次交谈，谈宇宙怎样在十的负三十六次方秒里由一个无穷小的质点展开，门旮旯里的笤帚是不是审美客体的时候。可是事实上，当她踏进会议室的时候，鬼使神差就坐到他身边，作这样的决定需要十的负几次方秒呢？

然后，然后就是无意中窥见了他心中的深渊，怀着怎样的恐惧。再然后，同样无意中窥见了他心中全部的美和善，伴着灵魂深处的悸动和震撼。再然后，他们开始别扭，开始吵架，终于，分手了。

当她经常见到大康的时候，有千种疑虑，万种不满，她以为，这就是痛苦。可一旦见不着了，才知道痛苦毕竟是生的感觉，世上还有一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欲哭无泪，欲笑还哭的境界。她才知道，就在那些哭哭笑笑之间，大康已经不知不觉成了她生命的全部，生活的唯一意义。她和他是不同的，因这不同，才彼此不能理解，但也正因为这不同，他对她来说才永远新鲜，她才永远有探究的愿望。沟通的困难，更激起了她不可遏制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欲望，她要更好，更善良。不，没有他就不能生活。自尊心，以及过去看作最高价值的“自我”，都变得毫无意义。她要找到他，告诉他这一切，永远不分离。

然而，大康仍然沉默，显得高深莫测。她几乎要绝望了。


她看了一眼专心注视着前方的司机，迟疑着开口问：“我能提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司机竟然丝毫没有表现出意外。

“那么请你告诉我，人该不该有希望？”

“应该有希望。”司机不假思索地说，似乎对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早已想得很透彻了。

“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希望吗？”

“是的。”

“也包括看上去没有希望的情况？”

“包括。”

她忽然觉得，这个萍水相逢的人离自己很近，他身上有一种值得信赖的东西，一种真正的堂堂男子汉气。

“你一定有个幸福的家庭。”

“你一定是个有责任感的家长？”

“是。”

“你一定很爱你的爱人和孩子。”

“是，”司机仍然不看她，头也不回地说，“我看你一定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这事，恕我直言，大概是生活方面的。”

“是。”

“其实，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免不了沟沟坎坎，要紧的是自己拿定主意。你说我的家庭很幸福，确实很幸福。可这幸福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当初，我要是差一点劲儿就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回事？能讲讲吗？”

“当然可以。你看，我是个司机，我的父母也都是工人。在家里，我排行第五，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可我爱人家里，不瞒你说，是个相当级别的干部。她有好几个哥哥弟弟，当初都不同意她跟我好。”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郊区一个农场。她和我一个连队。当时她父母还没解放，哥哥弟弟插队的插队，分外地的分外地。一个人常常心情不好，她觉得我像个大哥哥似的，有什么事儿都跟我说。后来我们就好了。在农场两年多，互相没少照顾。”

车停在她住处的大门口。大门还没有关，传达室内外空荡荡的。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都回了北京，”司机的手还是扶在方向盘上，仍然看着挡风玻璃，“她的父母都解放了，安排她在一个机关当打字员。我近工厂当了工人——开出租车是这两年的事。”

“她家不同意你们好？”

“是呀，她母亲不同意，那几个哥哥弟弟也都反对。”

“她动摇了？”

“动摇了，跟我吹了。”

“那你怎么办呢？”这是她最关心的。

“我等着。那时我有一个信念，她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再来找我。也可以说是一种直觉吧。可说实话，那一年多里我很痛苦。我那些哥们儿知道她跟我吹了，有说我想攀高枝儿掉下来活该的，有权我重打鼓另开张的。我也不跟他们多解释，只管闷头干我的活儿，钻我的技术。下了班就在宿舍里看书。后来，她真的回来了。我们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现在，不瞒你说，她父亲最看得起我，逢年过节，一大家子在一起，她父亲跟我话最多。他自己那几个儿子，唉，我也不想多说了。”

吴丹也默默地注视着挡风玻璃，上面映出她裹在白色厚羊毛围巾里的脸，笔挺的鼻梁，光洁的额头，略带忧郁的大眼睛和线条优雅的嘴。她不美，然而是聪慧的。

她小的时候，皮肤还没有被高原的风吹得粗砺，心灵也还没有被接连不断的突然性打击切割得支离破碎。她是晚来的独生女儿，父母的掌上明珠，众人面前骄傲的公主。她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说人类触犯了天神，被关进一只封闭的盒子，忍受瘟疫、辛劳、罪恶、伪善、欺诈……从此人生就成了痛苦。但是，盒子里还有一种东西，那就是“希望”。她太小了，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希望”和那么多的丑恶和凶残对抗，更没有想过是否能够取胜。后来看到希腊神话里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和这个有点像，但那是从盒子里放出许多东西。不过，关起来也好，放出来也好，都是“希望”混杂在昏天黑地，妖魔鬼怪之间，做着无力然而持久的战斗。

可是，就是什么才是希望？希望是一种信念，是人们在强大的，同时包含着无数可能性的现实面前作出的自尊的选择。司机的信念是 “她一定会回来”，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