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赏山林杂谈
旧游追怀录之一
和世界其他民族不同，中华民族有独特的风景欣赏观，这种风景欣赏观把风景，即自然看成一个充满了灵气的环境，这大约从远古时期华夏民族对天崇拜里引申出来的。1987年在浙江余杭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的瑶山祭坛，是一个方形的露天祭坛，它代表着古代先民的原始祭祀。古代先民通过在露天祭坛上的祭祀活动，企图直接通天，由此祈求上苍的保佑。后来商周时期出现的祭天的专门建筑--“明堂”，目的也是把人世与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祈求天道保佑下界人民的生活，这样的宇宙观一直统御着华夏民族的思想。这样，欣赏风景就不纯粹像是现代西方人文主义观点影响下的功能，即陶冶个人的性情，把个人的情绪感受融合到大自然里去。古代中国人欣赏风景除了上面所说，总是带有捕捉大自然里无处不在的灵气，他们企图在山林之间吸取“道”，或者把自己融进天地里，所以，他们是带着宗教一般的喜悦去体验山林的秀色，这是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而不是仅仅浮在表面的情感和美学体验。然而，真正把风景欣赏完全独立出来，却是从南朝刘宋时期的陶潜开始的。
陶渊明曾经做过今天县委书记或者县长一类官职，虽说也算一方父母，却还得靠每月五斗米的食俸过日子，还要折腰摧眉看比他大点的官儿的脸色办事，感到受束缚，不自在，于是就归林。回家以后才发觉身心都解脱了，除了春夏农忙时节“明月荷锄归”以外，农闲日子里，不是独自一人“抚孤松而盘桓，临清泉以赋诗”，便是邀集几个文友会聚在松下石桌边，“奇文共欣赏，疑相惊与析”。春和景明之日，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秋高气爽之时，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老诗人做到了把心和自然景色融为一体。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游士很多，但那些游士风尘仆仆于道之“游” 绝不是在优哉游哉地欣赏沿途风景，其所游的目的地也不是风景区。除了少数像吕不韦那样亦士亦商的游士以外，绝大部分实在为自己的肚皮在“游”，饥肠轱辘，还有什么心情留心风景？官拜三闾大夫的屈原虽然不愁吃不愁穿，有闲暇写《离骚》，尽管把风景与神灵结合到了奇美的化境，但字里行间，还是挥却不去对国家政治的牵挂，所以王逸在《离骚经序》里，把他辞赋中的“芳草、美人”理解成“高洁的君子、君王”的隐喻，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后，有严光严子陵先生在富春江上钓鱼，他的老同学光武皇帝累徵不就，这种清高的举动对热爱大自然风尚的普及，其广告效应是相当强烈的，却多多少少带有矫情的色彩。后来严同学终于被刘同学强请去了，半夜三更把一条腿压在刘秀的肚皮上，要不是光武帝有宽厚的胸怀，恐怕成了个黑色幽默。
陶老头儿为吾国传统文化开田园诗先河的时候，西方还没有哲人文士把穷山恶水当作悦目赏心的对象。有一次看西方文学家在一篇文章里歌颂山洞里冥思苦想的古希腊哲人，为他们不慕雅典的荣华到荒山老林里艰苦研究而叹服，其实，像古希腊哲人在深山里工作的事情，咱国家历史里多的是，就不谈野史笔记，一部《二十五史》里的隐逸传，不知道歌颂了多少高人隐士在深山里修成正果的，而你绝对看不见半句话在为他们的日子过得艰难而叫屈，因为大家根本就认为他们在享福，只不过觉得自己俗务缠身，或者禀赋不够，没条件去山里享清福罢了。从东晋南北朝开始，画家又把风景从三维实际变成二维投影，目的在，虽然我没那么大的福气进山呼吸负离子，但我可以“画饼充饥”，把高山大渊的风景搬到自家屋里来。再后来兴起的盆景艺术，也是这个意思，区别在于，进行一种“仿射变换”，变换时维数不变，只是把变换的度量比作了适当的缩小，最奇妙的是，让山里的植物不但成比例缩小，而且让它们活着缩小！在那个时候，西方还在热中于圣像画。就是文艺复兴，也没有复兴到风景上去，因为古希腊根本就没有风景欣赏的学问去让他们复兴。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比如达芬奇、伦勃郎，画的是人，再多也就是房子，而房子是人建筑的，因此还是回到了人。西方的写实主义油画直到十八世纪，才出现了专门把山水当作主题的画，而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受竹林七贤遗风影响下的清虚而及于对山林的眷爱，山水画就已经成为独立的画科。到了唐代，李思训和王维又把山水画提高到精致的程度。去年，我带一位国内来的画家朋友参观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古典部，由于有画家朋友在一旁作讲解，所以我这个外行才速成入了点门。在这些成列里，我注意到许多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风景为主题的油画，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它们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画家所要表现的那个时代的人的情感，而与我对水墨山水画里领受的感悟是完全不同的，宋元山水名画给我的感受除了人的心境以外，就是山水本身所蕴涵的灵气。
唐朝有个叫杜光庭的文人，嫌长安太嘈杂，就披发仗剑到了西蜀大面山（赵公山，今四川灌县西），到了大面山以后，还觉得景色不够清幽，便又移居青城，最后在青城后山结茅而屋，在那里写下了传奇《虬髯客传》，还有若干部道家经典著作。杜光庭算得上是一个在深山老林里工作得有成就的人了，其他在林区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没有成就，也就是钱穆总结的“无表现的人”，虽说无表现，但照样受到史书的赞扬，并不比杜老夫子的呼声低。就他们自己来说，可能也不会为自己在林区工作无所著述而惭愧，相反，他们大概认为自己在和大自然结合中得了道，也就用不着写俗人看的书了。
李白是一个功名心极炽的人，可是他那种恃才傲物的才子性格又极不合时宜，极不适宜在官场里混。比起他的同乡司马相如来，他的境遇就差远了，既没有司马相如的乖巧，写不出《上林赋》、《大人赋》那样曲尽歌功颂德的文章，就只好去捧杨玉环的石榴裙，也没有司马相如的务实才能，写不出《难蜀父老书》，亲自招抚蛮夷，就只得去辅佐倒霉的永王麟，所以才在聊倒之余，把失败和无奈写在诗里：“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想到了人生的归宿—山林。和李白相似的还有杜牧，一生中都是在幕府里混，本来可以终老在“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的诗情画意里，却要“十年一觉扬州梦”，痛悔自己“赢得青楼薄幸名”。已经打算“欲将一抹江海去”，却偏要恋恋不舍“乐游原上望昭陵。”。唐代大诗人里，能做到陶诗人那样把功名看作浮云的人少之又少，倒是宋代还出了个“梅妻鹤子”的林逋。可见，真正做到陶渊明的思想和行为境界的文人并不多，列在隐逸传里的人物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正因为实际到深山老林里的人不多，山林才是宁静和圣洁的，充满着神秘的灵气，才是功名不遂，或是厌倦于宦途险恶的人内心里永远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