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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工作

送交者: 一平2003/12/22 7:27:42 [一平纵横]


伟大的工作 一平

王友琴女士《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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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個偶然的机會見到她,很朴實的樣子,不善于講話。在她的發言中,我知道了她所做的事情,于是閱讀了她的网站: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面的題詞是:為死難親友留下永久紀念, 為您見証的死難者留下記載。 二十年余前,巴金老人開始寫他的《隨筆錄》,并提出建立“文革紀念館”。我為之感動,曾寫“偉大的良心”一文表示敬意,并希望由此喚起中國的良知。我雖依然保有對巴金老人的尊重,但是以后也看到了我思想的一些偏差。我把希望寄托于由上而下的精神啟示,希望中國有人能代表民族的良知。這即所謂權威精神吧。自然我由開始即清楚“紀念館”之事需要等此權力結束后才有可能;但是以后中國也沒有產生偉大的“良知”,也沒有對文革更明晰的思考。相反,89后中國人在經濟的進程中卻轉向對昨天的漠視和遺忘。可能這是大多中國人在特定的政治歷史中特殊的精神方式。我理解中國人所面臨的生存、歷史、思想、政治、文化等諸多复雜而沉重的困難。我們既無法依從中國傳統去思考;又不能簡單地以西方文明价值為判斷參照。可以說人類從未有過中國近兩個世紀如此复雜沖突重重的困境,人類對之沒有文明經驗的積蓄。而人的“良”与“知”——認知与道德——的能力亦有限,且而需要時間。中國人采取漠視和的遺忘方式,大約也是無奈。其比狂熱和偏執要好,后者是通往毀滅的道路。但是漠視和遺忘畢竟有害,因為不能長久。阿Q可以同情理解,但不能成為生存的准則。阿Q的結局即是他精神方式的結果。其實中國的五﹑六十年代、文革也是阿Q的另一面——其被賦予了未來和權力。人類不依据文明,喪失其公義法則,必然陷于災難。文明基于人長久生存經驗的積蓄,是之抽象和規范。漠視和遺忘表面是對已逝之事,深層則是否定文明的必要的規范和法則。中國人眼下奉行的哲學“活著”,即否定文明之限定,把人的存在交付人求生之本能和慾望。此說明中國文明破坏后的空虛之狀態,人的存在已降底到極點——僅僅求生和佔有。而中國社會不可抑制的腐敗,与此正相一致。法輪功事件既顯露了中國的危机,又說明人并不能依本能而存在。不是說“活著”不對,而是其不能達至使大多數人活著之目的。人最終會因不能忍受無制約的劇烈沖突而導致社會災難。中國的危險不是它現在的腐敗專制,而是其隱含著可能的崩潰。腐敗是崩潰的必然道路,因為其是對大多數人的拋棄和掠奪﹐置他們于絕望和悲憤。社會、法律之公正,在于道義精神的建立和信守。如果我們不面對昨天,不給昨天以尊重和道義,我們的道義精神也就無從存在。道義不會憑天而降,其延于我們對昨天的證實和判斷。我們漠視遺忘過去,實質是我們否認人文明的經驗。而沒有過去作證,文明也即失去它的根据。這也就是中國現權力倡導“精神文明”之不能成立的原因。文明發生生長于人生命的內部。此即記憶的意義。 中國人漠視和遺忘的直接原因來于中國權力的障礙。中國今天的權力是其昨天的延續,而對其昨天的證實就是對它現存的否定。因此,中國的權力不允許真實地證實記憶昨天。由是,他們使用了 “光榮正确”、“錯誤”、“平反”、“恢复名譽”等一套詞語,敷衍歷史和人民。但是罪行不是錯誤,罪惡應該審判,而不是什么“平反”。文革是人類文明中的罪行,此歷史真實不能為權力虛偽言辭所遮掩。但是,在中國其恰恰被遮掩了。76年后在民族意識中,中國權力之成立就借助于此。由而中國人存在的真實性被涂改和抹殺了,中國人的頭腦喪失了真實生存的經驗和記憶。由是中國社會和民族存在也就在虛假中。誰都知道這個權力和其所使用的成套語符是虛假的,而中國社會又必須強制地依其運行。因其虛假,人們對之也即敷衍漠视。于是國家社會的規范、道德、法律處于無效的懸浮狀態,人們把生存交付本能和慾望﹐不會再有正直和信任﹐善意和希望。這即鑄成中國社會不可抑制的腐敗糜爛。如其繼續發展,下一步就是革命与崩潰。 中國文明的重新确立,首先需要我們走出虛假,返歸歷史的真實。這就是記憶与證實。記憶与證實是中國文明再建立的前提与基礎。只有回到歷史,回到真實的存在和經驗,我們才能确認什么是合理的生存, 什么應是我們存在的法則和依据。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意義在此。但是,這于現今中國并無可能。由此中國當代痛苦歪扭的歷史便成為中國人郁積的心理情結,堵塞了其精神和道路,并在此癱瘓。八十年代文化熱潮說明中國對文明的需要;而其后黯然消失,則說明在中國權力的障礙下文明之建立實不可能。如果人的存在不能依于文明的形式,那么就只能轉向本能和直接的欲望。中國的近二十年,這一脈絡是清楚的。韋君宜《思痛錄》,痛而又痛,而她最終不能把最后的話說出來。而韋君宜先生在她特殊的位置已經盡了最大的勇气和可能。這是當代中國人精神人格悲劇之一例,可見權力對中國民族精神的抑制和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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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稱王友琴女士的工作是偉大的工作,實是因為她微弱的個人性。王女士的工作純是個人所為,她無視中國龐大的權力體制(她開始此工作時尚在國內),也沒有西方背景的資助,她甚至沒用專家學者的頭銜。她是作為普通人,依個人的良知和微弱的力量,毅然從事這一工作。她稱自己是歷史的“義工”。因為是歷史的“義工”,因此她保持了良知的純粹性,能超然權勢之外,直抵歷史的真實。王女士所做的是中國文明所需要的最基礎的工作,即記錄證實文革的死難。王女士說:“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著對生命的尊敬。...這种記錄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挂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記錄這一類死亡的動机之一。”人並不僅僅是活著﹐其要有生命原則的建立和捍衛﹐否則人就可以被任意殺戮和踐踏﹐包括我們自己。觀看人類的歷史,文明是由人的不幸、死亡,由對死亡的祭奠開始。正是由于人的不幸、死亡,人才需要建立人的价值、尊嚴、法則、信念,并賦之以神圣的意義。所謂文明的起源,即人所經臨的困難和不幸。遠的不說,二戰后猶太民族的興起即建立于他們集中營的苦難。正是他們對此災難的頑強記述和述說,而改變了他們在西方文明中屈辱的歷史。六百万猶太人的死難成為他們复興的犧牲。文革是中國文明史最殘酷的一頁,其不僅是毀坏了中國文明傳統,更嚴酷的是其摧毀了人性,將之顛倒為人對人的詆毀、摧殘、仇恨、侮辱、殺戮——即使是在家庭和學校,權力賦其以肯定和榮譽。如果中國尚有未來,如果中國要重新奠立文明的法則,那么我們即要回到身后的死難,由那里更正被颠倒的人性。文明的索要甚為苛刻,必須經過鮮血死亡的驗證,其意義和法則的至尚性方能成立。如此,人才可能敬崇遵循。這也就是祭祀和犧牲的意義,也即文明的普遍原則。基督,西方文明的基石,他的神性是由他的血和死難而體現的。基督徒要不斷去教堂,就是要不斷回到他的鮮血和死難,由此教義才發生意義。中國文明的恢复,首先是回到那些殘酷的鮮血死亡,有對他們的記憶和證實,悲哀和祭奠,反省和思考,我們才能看清前面的道路,重新确立人的价值和尊嚴,建立文明的規范和法則。人之建立文明,維護文明,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出于人存在本身的黑暗和殘酷。是由于苦難和死亡人而确立文明。 王女士所做的正是這一工作。記錄文革的每一個死者,為每一個死難見證。由八六年在國內她開始這一工作。中國死于文革的人至少有數百万,而她——只身女子,以微弱個人面對中國數百万的死難,可謂精衛填海。十數年間,她走訪了數百人,為《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記錄銘刻了近千名死難者。不在于她做了多少,能做多少,而在她的精神,身體力行。她說:“我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于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于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這就是微弱之個人面對龐大的權勢和深重的苦難所建立的“人”的意義。我們面對昨天和死難,實際也是我們面對今天和未來;我們通過對昨天和死難的悲哀、紀念、反省、思考、識別、判斷,而調整、規范、确立我們今天未來之存在的精神、价值、姿態和指向。我們尊重昨天的死難,就是肯定“人”的意義和尊嚴。 人的現在未來植根于過去。人通過界定過去而界定現在,指向未來。假如我們把人對昨天的人文記憶抹去——哪怕不是全部,那么這個世界即刻就會瘋狂。其實這就是“新中國”所發生的事情。 王女士的工作沉重而痛苦,因為她每天得面對那些死亡和殘酷的事情。如果沒有毅然的勇氣﹐道義的信念﹐愛的精神﹐難能做到。人性有其殘酷和黑暗﹐但另一面人性也有不能抑制的對殘暴黑暗的抵抗﹐對愛﹑光明﹑道義﹑尊嚴的要求和追尋。當人面對前者的時候﹐後者的意義甚至超過人的生命。這就是文明的來源﹐人類歷史一刻也未停止對文明的努力和捍衛。舍身求義不是來于道德﹐而是人生命深处的渴求和需要。文明是困難的﹐它意謂人與黑暗﹑野蠻﹑殘暴的頑強對抗。人類賦予文明那么多偉大崇高的言辭,投以那么多的精力財富﹐只是由于它的困難。一般地說,人們在文明中常常看不到文明的意義和難處﹐他們以為從來如此天經地義。但是文明從來不是自然的﹐而是以生命為代價的努力。人類早期文明以人為獻祭﹐即是其象征。人類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實際由祭司演化而來。祭司作為文明的第一種專職人員﹐其在生和死之間﹐溝通天與地﹐人與神﹐生命与自然、因與果﹐經驗與未知﹐過去、現在與將來。他在其間建立文明的原則和運行的符號系統﹐作為人和社會的內外─意識與行為─指令﹔並在時間中世代傳遞﹔在傳遞中發展豐富﹐調整修補﹔既賦之以儀式﹐又需在持續使用的消耗中不斷地恢復它們的意義能量﹐保證其文明的功能。祭司在文明中享有特殊的位置﹐但又以犧牲其世俗權力﹑財富﹑享樂﹑家庭﹑乃至繁衍权力為代價。因為文明的原則必須保證其充分的公義性和時間性。祭司的責任對象不是權力﹐不是個人,而是“道”。由于文明的擴展丰富和人文趨向的進步,知識分子有了越來越具體的分工和專業領域,有些行業甚至已經難能看到其与人類命運的關聯,而本人也不會再有此意識。但是如果我們拉遠一點眼光,我們就會看到,今天人類每一研究探索思考的領域,無不關聯人類的生死存亡;“知識”的背后潛伏著那片久遠的鬼魂之陰影。文革中﹐由于文明的基本原則的顛覆﹐所有的科學﹑藝術﹑知識﹑思想﹑教育﹑書籍都變得沒有意義﹐而同其本人一起掃地出門。此教訓至為深刻。在近兩個世紀的中西文明衝突中﹐中國經歷了慘痛的災難。今天﹐我們在塌毀後的廢墟上﹐即沒有了傳統﹐也沒有學到西方。中國國家依極權權力而控制﹐人以求生慾望而生存﹐這是中國的基本狀態(這裡我說是基本﹐而不是全部)﹐也是它的潛在危險。不錯﹐中國的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忽視它的非文明的人文狀態﹐無視它蘊涵的危險和暴力﹐那就是放棄文明的責任。中國恢復文明甚為困難﹐我們有太多的破壞和殘酷﹐社會積累了太多的問題和仇恨。而中國也依然面臨世界多重文明的衝突和困境。而人也沒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對之有清楚的認識和決斷﹐無疑我們依然會在困惑中。但有一點很清楚﹐經過長久的災難和破壞﹐文明的基本原則在中國被顛覆了﹐善于惡﹐正與邪﹐誠于詐﹐真于假處于顛倒的位置。我們不對人和現實抱有幻想﹐但社會至此﹐即已顯示危機。人類文明各有不同﹐但人性大體相同﹐人性對文明的基本要求相同。因此無論文明有怎樣的分歧差異﹐但它們的基本原則有其一致。儒家有仁﹔基督教講愛﹔佛教主慈悲﹐這都是對生命的維護﹐對人的保護和關愛。在社會群體間﹐制止人彼此間的侵犯﹑傷害﹑殺戮﹑侮辱﹐將人彼此的恐懼﹑疑惑﹑對立﹑仇恨傳為友善﹑信任﹑互助﹑愛這是文明的首要功能。當毛把革命作為目的﹐把仇恨鬥爭作為原則﹐把暴力作為方式和手段﹐人類文明的根基便被顛覆﹐中國陷入無休止的人與人的敵視﹑恐懼﹑仇恨﹑迫害和殺戮。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紀念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本來和平的學校和村莊是怎麼由此成為瘋狂殘害與殺戮的屠場的。這些文字提供了人由文明進入野蠻迫害殺戮的見證。記錄文革就是使人們永遠記住這些﹐使人回到文明﹐確立文明對人﹑生命﹑人的尊嚴的維護﹐並永久地維護它﹐使之不可動搖﹐並永遠警惕那些煽動蠱惑﹐警惕仇恨﹐殘害﹑破壞和殺戮﹐無論其以什麼言辭理由。經過如此殘酷的歷史﹐我們才可以看到仁的意義。仁是與各文明及其傳統一致的共同基點。49年後﹐共產黨在中國所顛覆的就是“仁”這一文明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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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和中國文明的命運相一致。近半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也正是中國文明的命運。事情的不幸不僅在他們經受了非常的迫害﹐更在他們精神人格的屈辱和毀壞。消滅一种宗教,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消滅它的教士;摧毀一种文明,就是摧毀它的知識階層。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反右、文革意義都在于此。在毛的權力神話﹐狂熱的虛妄﹐及暴力破壞中﹐知識分子和其牽連的文化恰是他們的障礙,因此其成为革命的對象﹐由此他們經受迫害也就是自然了。但是如果僅僅是經受迫害﹐那麼這不足摧毀一種文明的精神及整個知識階層的信心和人格。最大的不幸和屈辱﹐是中國知識分子由于近代文明衝撞的失敗﹐精神智性陷于恐慌混亂﹐喪失了判斷和識別﹐他们不是阻止,而以極大的熱情對毛野蠻殘暴的反文明權力給予接受追随信奉﹐直至屈從馴服效忠。正是在這點﹐中國知識階層的人格和精神被徹底摧毀﹐因為他們無法面對自己的羞辱﹔無法自圓此殘暴權力對他們的蔑視踐踏及他們對此權力的熱情和忠誠﹔他們參預了這場集體野蠻和瘋狂﹐並抱以天真的信仰和希望﹔他們成為了殘害力量的一部分﹐且用自己的手侮辱殘害自己。人怎麼會如此愚蠢﹑卑賤﹑屈辱?如果人如此﹐何以為“人”?的確﹐這太無地自容了。因此人只好漠視和遺忘﹐因為每一次記憶都會重經他的羞辱和自我否定﹐沒有人願意經受此靈魂與人格的痛苦。漠視和遺忘實乃自然﹐只是人实际并不能真正做到﹐其只是鴕鳥的自欺。因為經歷並不能由漠视而在生命中消失﹐其潛伏在生命肌體中﹐猶如疾病時時影響左右你。其實漠視和遺忘只是迴避﹐但迴避不是治癒﹐你只是不看它——軟弱順從地接受它的影響和支配。 人從來都不能依靠本能而生存﹐這是因為本能的微弱和不確定性。即使最最簡單低級的生存也要為自己確立理由和價值﹐其通過符號的指令而確定生存的目的和集中強化生命的力量。因此中國人的生存怎樣趨于本能也要有一個“活著”的“哲學”。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以上的經歷﹐他們不能正視﹐並給以理性的識別和道德的合理判斷,及對價值道德的重新規範─病愈的自我治療﹐他们軟弱順從地被此痛苦屈辱的內在記憶經驗所支配。而那一段經歷正是他個人的精神﹑人格﹑道德﹑價值的徹底破產和否定。不難理解文革後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沮喪﹑癱瘓﹑自我放棄的狀態﹐萎瑣成為其人格精神的主要特征。其實這正是“人”的摧毀和消滅﹐是反右和文革的最終結果。焚毀書籍﹐可以重新印刷﹔但是“人”的摧毀則難以修復。當然這些可以理解同情﹐是人的不幸和悲哀。但之後中國文化中卻出現了嘲諷人的道義精神和責任感的時尚﹐反以人的萎瑣﹑本能和無賴意識為價值。在中國剛剛經歷了如此殘酷災難後﹐人們的心理精神智性尚無能力進行清醒反省和判斷﹐且而在專制權力下中國真正深入嚴肅的思想文字並不能表述─比如高爾泰先生的《尋找家園》就不能在中國發表﹐卻風行對人類傳統人文精神和價值的譏諷唾棄。這值得重視。本質地說﹐它們的出現正是對專制權力的投機﹐其和中國社會的腐敗相一致。事情就是這樣簡單﹐社會如果沒有正面的道義原則與精神﹐其就是流氓和無賴的市場﹐而那些善良正直的人就將喪失他們正常的生活﹐成為被欺辱掠奪的對象。 人文範疇中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中並不是依靠體力﹑技能直接謀取自己的生活﹐他們致力于符號系統﹐並由此得到他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人類的所謂文明就是分離人的本能﹐由符號顯示人的精神﹐推演人的認識﹐闡釋事務﹐標示價值﹐確立意義﹐記錄事情經驗﹐預示未來﹐規範範疇﹑道德與規則。正是通過符號﹐人而確定行為﹑組織社會﹐聯係過去和未來。因此說知識分子的責任對象不是權力而是“道”─這裡我們將之稱為“良知”﹐他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取決于他們與其生命對象─“良知”─的關係。當他們被權力佔有﹐而被剝奪思考﹑著述﹑言說的權利﹐他們的存在也即被佔有剝奪﹔而當他們屈從權力﹐以權力的旨意為言說﹐他們就背叛了自己﹐他們的存在就成為屈辱。而這正是毛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而知識分子由于種種原因而自己放棄良知的責任﹐他們也即同時放棄了他們存在的信念﹑秩序和意義。人的意義不是空洞的﹐而決定于他的存在。而人一旦沒有意義信念的支撐﹐他的存在秩序便隨之解體﹐由此人陷于萎瑣和癱瘓狀態。這是毛後很多知識分子的情況。至于另一部分人﹐他們是有意將萎瑣﹑本能合理化價值化﹐他們一方面譏諷詆毀人文精神﹐一方面要求佔有和被喂養﹐這是文化中的無賴人格。當然在專制權力下的中國文化中﹐他們只能的既得利益者和勝利者。 在長久的破壞和災難之後─特別是毛的三十年﹐中國文明在它的國家和社會已經被徹底顛覆。人與人沒有共認的意識﹑道德和行為規範﹔人際﹑社會的有機關係趨與消失。所謂的文明﹐不過是人建立的群體共生的原則﹑意識﹑規範。任何人群的存在都是人與人于此達成的默契﹐此即社會的有機。而當國家﹑社會內部的這些有機因素顛覆﹐它們也就在解體和崩潰間。僅僅權力和本能並不能維持社會。這就是中國的危險。在此中國的危困之際﹐知識分子負有重要的責任和使命。由良而言就是建立以“仁”為本的原則﹑意識和規範﹐恢復人的健康的信念精神和社會的有機關係及秩序﹐使中國回到道義﹑理性﹑寬容的文明社會﹐適應“人”的存在和生活。良的建立需要知的保證。而在近兩個世紀的歷史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知性(就之大體)是失敗的。兩個世紀的時間中﹐我們即沒有對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系統﹑完整的認識﹐同時又走向對傳統的盲目否定﹐失敗和危機摧毀了我們的清醒﹑自著和理性。中國知識分子作為民族的知性﹐其本身陷入了焦灼﹑盲目和混亂。中國文革之發生﹐于此有關係。由于文化的破壞和極權控制﹐今天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世界各個領域的知識依然欠缺﹐零星而破碎﹔而中國文化傳統實際自五十年代後已經逐步中斷喪失﹔對此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中國知識分子親身所經﹐卻亦沒有直面的能力﹐對之有憤慨無耐卻沒有清晰深入的思考闡釋。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並不缺少救國救民的熱忱﹐正是由于他们理性知性的喪失混亂而走至如此悲慘的地步。沒有知就不能有良的保證。是中國良知的失敗沒落屈從權力的狀態﹐而使知識分子的精神癱瘓人格萎鎖﹐即無自信也無尊嚴。這是被征服的屈辱的存在。人的存在是具體的﹐總是在一定的對象﹑目的﹑秩序和方式之中。知識分子只有在對良知的責任﹑信念﹑繼承﹑獨立的思索和建設中才能重新得到他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才能確定他們存在的位置和身份﹔才能建立個人的秩序和信心﹔如此他們才有分離權力的獨立人格﹔如此他們的存在才是充實站立的具有尊嚴的“人”的存在。這是中國良知重建的過程﹐也是知識分子個人自救重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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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年前孔子即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限定了士﹑道與權力間的關係。士可以服務于權力﹐因為文明需要權力以執行﹐但是權力必須代表並執行文明的規則指令。士的最終責任在道﹐不在君。挾君以行道,這就是孟子的精神。當權力背離道﹐士則舍身求義或乘桴浮于海。中國傳統中文官制度科舉都在制約皇權﹐使君成為文明儀式中的象征符號和偶像。這是中國古代文明能夠延續數千年的原因。我這裡提及此問題﹐是要說明不能將毛的極權和中國古代文明並論﹐中国古代传统属于文明的范畴,而毛则是文明的异端,二者不能并论;再我们也不能簡單地將中國傳統中知識分子視之依附權力﹐中国传统中的“士”与“君”的关系,是人类古代社会的一种道义理性与权力的结合性的制约方式,其是历史中特定的文明形式。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了他们優秀的道义傳統。如果我們簡單地用今日世界民主﹑自由的概念要求古人﹐這是對歷史和文明的虛無。上一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由“五四”走至文革﹐這本身即包括對虛無歷史和文明的懲罰。中國的歷史中知識分子具有很多的欠缺弱點﹐但是他們對于道義責任的承擔不能否認﹐其不僅是中國也是人類文明的共同的文明遺產。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20世紀人類發生了劇烈變化﹐傳統社會已經完結﹐傳統文明已經解體。經濟的發展使社會走向分散﹐分工進一步分化。集中性的權力和集約性儀式化的文化已經不再適應社會。權力越來越趨向于管理的機構﹐而不再具有道德﹑精神﹑文化的功能。中國處于轉變的過程中﹐在此中中國知識分子需要完成與權力的分離﹐他們需要獨立地承擔良知的責任﹐使道義和知識不再經過中國傳統中權力的中介﹐而與社會建立直接的關係﹐形成與權力﹑財富相平衡的力量。中國眼下的社會﹐一方面是強權控制﹐一方面是內部的文明空虛﹐這是長期文化的破壞和共產黨極權統治的結果。因此﹐中國知識分子需要在各個領域分離權力的控制﹐承負良知的責任﹐獨立地思考著作發出聲音﹐逐步恢復中國社會肌體的文明因素﹐建設中國文明的未來。而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與自覺也就由此完成。 王女士的工作對我們具有啟示性。首先她是獨立的精神﹐不依靠任何權力與勢力﹐她個人直接面對歷史和真理。她之如此﹐完全是出于她的良心和道義﹐“我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于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于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挂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這就是人對文明的道義的承擔。如果說獨立的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現代人格﹐承負道義也正是中國傳統文明中知识分子優秀的品質。今天,如果人們把人類的進步只看成是經濟﹑科技的進步﹐而道義﹑責任﹑品質則是該被拋棄的陳舊觀念﹐這是偏執﹐且將文明簡化到這種程度是危險的。如果我們看到现代文明的进步,却無視資本發展的歷史﹐無視兩次大戰﹐無視奧廝維辛﹐就不能談論文明。歷史教育我們經濟科技的發展的同時﹐人類必須相應增長人文精神。沒有道義﹑仁愛﹑和平﹑寬容﹑理性之精神與增長的經濟與科技的平衡﹐人類必將走向毀滅﹐911預示了其危險。再王女士將她的工作建立于人的苦難和最基本的道義精神﹐即愛﹑同情﹑憐憫﹐對人﹑生命和尊嚴的維護﹐此正是人類文明的共同的根基和原則。人類的某些發展總是會給人到來虛幻與妄想﹐人的理性和認識永遠都是有限的﹐人永遠都將面臨迷惑與虛妄﹐人的能力和工具越增長﹐人也就越危險。兩次大戰﹐納粹﹐文革是人類的教訓。因此﹐牢牢地將文明紮根于此﹐由種種領域和發展中不斷地回歸這一點﹐這是文明的保障。還有就是王女士腳踏實地地持一以恆的具體工作。現代社會是利益的﹐追逐時尚﹐具有種種誘惑和投機性的社會﹐在寂寞被遺忘的領域默默地為道義和知識工作﹐難能做到。但是良知的意義就在其非利益非時尚。現代的社會﹐知識分子真正獨立的人格與精神其實不是與權力的分離─因為那是容易的﹐西方社會已經完成的﹐困難的是與勢利和時尚的分離﹐因為那將你將真正獨立地面對文明的困難和責任。王女士的工作所體現的這些精神正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所應具有的品質,其是中國文明的希望。                 

02年6月-份11月 于伊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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