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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在中国的胜利

送交者: 一平2004/01/12 6:16:50 [一平纵横]




极权在中国的胜利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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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晚年欲效仿俄国,他说"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致蒋中正函”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月九日),此是其改组国民党之原因。孙中山绝非赞成共产主义,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说:“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孙中山师法俄国是要学习俄共的组织方式。“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以俄为师”,实是孙中山因中国欧美民主模式失败,而转向依靠政党集权。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混乱的国家,人们的思想经验都止于过去,新体制无法建立。因此必须结成强力集体--“党”,以“主义”为宗旨为凝聚,强行革命推行新法,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建立新国家。主义---党----革命----国家,这是孙中山由俄国学到的革命四段式,主义是宗旨,而党是中心,由而革命,由而国家。“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一九二○年五月十六日) 他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一全大会演讲” 1924. 1、24)所谓“以党治国”,即党高于国家,控制政府,集中国家之权力,也就是一党集权。但“党”的之目的是实行”主义“,“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但“党”如何才能达至目的,实现“主义”?这就需要“党”高度统一,集中力量,所有成员对之绝对服从,奉献生命,实际即是集权组织。他批评国民党“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他要求党员献身和服从:“要革命党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 ,“把各位个人的自由,都贡献到党内”。(对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词 1 924.11. 3)“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变成革命军,便是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变成敢死队”(“三民主义是打不平的主义一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兵士的都要服从,照原命令去共同前进。若是都能前进,或者将错就错,也能打胜仗。如果一部的军队看出了命令不对,便单独行动,以致牵动全军不能一致前进,弄到结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线,便要被敌人各个击破,全军就要覆没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词”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但是党员如何才能服从和牺牲呢?那就是党员需要以“主义”为信仰,有至高之道德:“我们对于国民,我们要表示我们的一种道德,一种革命的精神,使国民大家知道真革命党是为国牺牲的,是来成仁取义的,是舍性命来救国的“(”告诫同志“),“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义,所谓仁义之师。”(“三民主义是打不平的主义一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这已经是宗教性的殉道精神的要求了。师法俄国,实际是欲师法俄共,以俄共模式重建国民党。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期望甚不实际,但有一点他比其他国民党人看得清楚,即非此于中国不能实现其“主义”。

政治制度是社会结成的制度化,其根于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文化传统;三者有机一致。政治制度经长久时间的经验积蓄和修正,得以稳定,为所有成员默契实行。政治制度只有转为成员内在文化记忆,其才是真正确立。没有成员对之默契和经验呼应,其即不能真正实行。在一个庞大落后的农业专制国家,要其突然改换政治制度,成为现代工业国家,此非暴力革命和极权强制之外,没有其它可能。而此就是俄国上一世纪的道路。俄共能做到此,其自身需要宗教化,极权化,军事化,最终以党强制国家。”主义“经过神化成为“教义”,就成为绝对真理和信仰,也就成为人存在的统一绝对指令,其可凝聚民众,保证成员的忠诚和牺牲;领袖制是极权政党的特点,其保证一元权力中心,成员绝对服从,集中强化力量,有效使用;强行的过程必是暴力的过程,其需要暴力革命,取得权力,亦需要暴力推行其制度,因此党需要武装部--拥有军队。而此过程是铁血之道路,必伴随不断的清洗和大规模杀戮。

孙中山看到了俄国的成功,欲师法俄共,但实际他不可能做到。黄军校的建立,是国民党军事化的转折,此后蒋介石完成了此使命,这是他之能建立军事独裁的原因。但是国民党不能达至宗教化和极权化。孙中山希望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有宗教之信仰,但实则不能。孙中山的思想虽然有空想性,但其关注的也还是现实政治,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现实之危难。三民主义之伟大,即其为中国谋实际之生存,特别是民生主义。这就限定了三民主义的世俗范畴。其不像共产主义更有普世性和精神幻想性。国民党由中国传统会党发展而来,而会党的组织基础是私人关系,比如孙中山曾参加洪门会,誓词有:“余誓以至诚”,“服从大哥命令”,“敬领红香为证”。孙中山也曾要求中华革命党成员对其个人效忠,規定入黨的誓約書上,一定要寫明“服从從孫先生"字樣,還要捺上指模。会党是中国家族血缘关系的社会延伸,此组织系统中,私人关系重于“主义”。这也是“三民主义”不能宗教化的原因。并且国民党上层是有产者,由军阀、地主、商人到新资产阶级,他们有现实利益,也和中国传统有深厚之关系,没法要求他们为“主义”牺牲。因此孙中山解释三民主义,比喻其是“发财主义”。此不像共产党,主要成分是绝望中的叛逆的读书青年和贫穷农民,他们有信仰需求,可以为“主义”舍弃一切。国民党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而成,其为政治利益之联合,派别林立,“矛盾重重,是非全凭人事”(司马璐);而作为一个有民主理想的政党其宗旨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这些使国民党无法完成孙中山所期愿的极权化。而且实现“党”的极权化必须佐以对内残酷的清洗杀戮,消灭异己, 有恐怖之威慑。此更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所不能。而中共的建立来于第三国际,是俄共的一个分枝,按之模式所建立,第三国际对中共具有中心权力的束约,而且其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因此国民党遇到的极权化障碍对中共不存在。中共由开始就具有极权性质;而国民党则不能完成极权化。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转向中国传统:依靠军队建立个人独裁,拉拢收买军阀,以利益建立各统治集团间的松散帮派联合,这是蒋在中国有限的条件下只能的方式。因为国民党不能师法俄国,因此国民党总是不断内讧;国民党自身无力,其一党专制即“专”而不“制”,“中华民国”名为国家,实四分五裂,为各军阀所割据;蒋介石可以统辖他的军队,但却调动不了军阀的军队,国民政府实没有统一之军队。这是国民党最终失败于共产党的根本原因。相反倒是共产党实现了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理想,因为其完成了“党”的宗教化、极权化和军事化。其能对内清洗,消灭异己, 有恐怖之威慑。因此共产党能维持一元中心,达至力量高度的集中和统一,促其成员忠诚、服从和牺牲。这是共产党之所以统一、有力、有效,以一当多,能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进而统一中国,实现其“主义”的原因。无此无共产党胜利和权力。当然国败共胜,有历史的偶然原因--日本入侵;但怎么解释国共内战呢?不能不说除历史的偶然之外,亦有人事的内在原因:共产党胜于其组织有效,而国民党败于内部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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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俄国的介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可能永远都会停留于某些激烈的思想,无休止的派别争执,至多是零星之暴乱,而不会成为统一的有效政党,更不要说建立军队夺取国家权力。中国文化中缺少以抽象精神和规则组织群体及社会的能力。中国传统的组织方式以人际关系为本,由国家到民间秘密结社,“忠”“孝”是之集中体现。中国社会的组织纽带是家族血缘关系,而不是宗教社会的精神信仰。因此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比如国民党,共产党不可能在中国成功建立。比如”党指挥枪“--”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此根于欧洲中世纪神权至上的教父制,非中国传统所及,中国是父制,而不是教父制。因此中国传统不产生崇尚抽象精神和规则而有严整秩序的组织。中共的模式是俄国提供的。俄国人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了中共,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分支。俄共长期控制中共,为之提供经费,培训干部,指定领导,派遣顾问,决定路线和任务。这已是不争之史实。延安后毛执政,中共才有了相对独立,但由21到36年中共组织模式已经奠立巩固,而且中共对俄共的追随和复制一直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包括其国家、军队、经济、教育、意识形态之体制。 刘少奇曾多少提到:我们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俄国是中共体制的直接来源。

五十年代后,中共转向民族主义,极力淡化俄国在中共历史上的作用。这就模糊了中共极权体制的来源,八十年代,人们简单地把毛统治简单地归为中国封建专制传统,这不对。我们可以说袁世凯、军阀、国民党是中国专制传统;但共产党却不是,共产党的极权主要来于俄共和俄国革命,后者是前者的追随对象和复制模式。当然不能说毛统治和中国专制传统没有关系,其中包括中国民众的愚昧残酷、对权力的依靠和毛个人的性格欠缺等等。但中共组织和国家的基本体制则来于俄国,是俄国模式,此为中国历史和传统所未有。

1913年列宁提出东方路线,“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格答”。20年3月第三国际派维丁斯基到北京见李大钊,后去上海见陈独秀“,同年8月“中共临时中央”建立。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俄共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出席。21年11月,张太雷奉少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组(青年团),半年内团员发展到5千多人。“(司马璐:《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二部 P 185)。22年,中共二大“正式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并作为第三国际之一个支部。”(同上 P 228)。29年陈独秀被清洗后,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我从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达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司马璐:《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八部 P 240)。27年后中共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并在占据地建立政府,其军队、政府的体制,党与军队的关系,乃至“苏维埃”和“红军”的名称都来于俄国。31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提出三位一体”的任务:1、建立苏区根据地和创立巩固红军;2、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苏维埃制度;3、发展白区群众斗争。(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十部 P 178)。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于瑞金成立,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同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他们的祖国苏联,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十部 P 207)此不多例举,可以由专著论述。由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中共数届领导的命运可以看到中共和俄国的从属关系。

我们看第三国际对中共的组织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附:加入条件》,其中第9条:..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第11条: 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会代表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第13条: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14条:在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党组织的成员(举行党员登记),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第17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 第18条: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www.people.com.cn)。

如刘少奇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严格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的。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二次大会决议》”有关中国共产党体制之决议“:”任何一个革命党,如果缺乏中央集权以及受过良好训练时,他仅能梦想着革命,而无力为实现革命运动而奋斗。严密的、集中的、受过训练的组织...1、要避免专横的情形;从中央以至各小组皆应具备一严正的目标;要避免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具有中央集权的及铁般的法律。2、党应训练每一同志,使其行动趋于军事纪律化。3、每一同志不仅在其言谈中要表达他们的共产主义观念,同时在行动中也要表示出他是个共产主义者。4、每一同志须牺牲他自己的意见,感想及升职,以保党的统一。5、每一同志须铭记,任何一日如果他未为共产党而努力,那一天就是他破坏共产主义的一日。6、不论何时何地,同志的言谈须与党的决议一致,他们的行动亦须符合党的命令。除了党以外他不能具有任何个人的兴趣。离开党的控制的任何活动,完全是其个人的活动,这些活动变成了无政府状态的共产主义了。7、每一同志须了解,当党执行其领导和训练时,并不是依照资产阶级的法律及体系而进行的,而是执行党的意愿以准备革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有足够力量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党。我们的党须实行严厉的中央集权及训练。”(《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二部 P 239-240)。

这些条款触目惊心,如果我们当初能真正对之明了,对共产党就不会抱有幻想。中共及其之后政权的性质在这里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我们归纳一下这些条款:1、党是绝对权力,其有一最高中心,所有下属和成员无条件对之服从;2、党组织严密、集中,具有铁的纪律;3、不断清洗;4、成员要有对“主义”的坚定信仰,牺牲个人一切,执行党的命令;5、训练与行动。6、最终,党的目的是“革命”,实现“主义”。由今天来看,此近乎是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其包括宗教性、极权性和军事性。此是俄共的原型,也是中共的模式。苏联、中共的国家模式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由此我们也就不会奇怪苏联和中国国家的极权性。

由世俗人性而言,人不能做到对组织的绝对忠诚、服从和牺牲。要做到此,需要两种力量:信仰和恐惧。因此宗教化对共产党是必要的。神化”领袖“、”主义“、”组织“是实现宗教化的方式。此不仅体现于共产党,纳粹也同样有这个特点。一旦”领袖“、”主义“、”组织“成为信仰,人们就会为之舍生忘死地追随、奋斗。此正是“党”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经过俄国革命,而得到宗教化。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接受,有社会与民生危机之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之能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的原因。对于中国除社会与民生之外,还有民族与文化的危机。人在生存危机或绝望中有宗教的需求。没有人生存和精神的危机,宣传不会有效用。共产党在政治上适应,而且也利用了这点,因为这是聚集民众,鼓动其狂热、暴力的最有效方式。当然这不是宗教,而是具有宗教性质。宗教化的手段包括:神话“领袖”、“英雄”、“主义”,创造制幻符号、仪式,提供集体依靠、情感满足,也需要流血和牺牲的祭祀。在这些方面,纳粹和共产党都有天才的创造。研究这些语言、仪式和符号与其政治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上一世纪历史的理解,警惕政党政治对人的操纵。由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列宁、斯大林;到圣地延安、“东方红”;到新中国、人民公社;到文革红海洋、毛纪念堂,其体现了政治借用宗教的形式对民众的操纵,也记录了共产党政治的演变。比如中共早期崇拜中心是莫斯科,36年之后转至延安,其标志中共对俄国的相对分离、独立。研究共产党政治中的宗教性是一重要课题,否则我们不能理解,无数的人何以如此狂热、盲目、不计生死,产生巨大的集体暴力。此不是一个理性范畴,显示了人性某些方面的本质。政治可以在适当时机,借助某些宗教方式调动民众的黑暗盲目的力量。人类需要记取这些教训。

极权化共产党的历史始终伴有不断的内部清洗和杀戮,例如俄、中、东欧,及越南、柬甫和现在的北韩。事情似乎不可理解,因为这些清洗和杀戮绝大部分为无辜。但是清洗和杀戮正是共产党保持极权化的必要手段。维持极权必须保持一个中心,使成员同心同德绝对服从,因此其需要不断清洗异己,消灭组织的离心和分散因素。同时清洗和杀戮产生恐惧,恐惧之威慑可保证成员的忠诚和服从。仅仅依靠信仰,不能保证中心权力的有效,因为信仰可以在世俗中消解,而且人可以对信仰有多元之解释。所以,极权权力最终要由暴力,由杀戮的恐惧威慑来维持。不在“党”清洗谁,但是其需要杀戮之恐惧,恐惧是维持极权的必需条件。在宗教中恐惧有重要的作用,人类许多宗教仪式中都有杀生献祭,早期宗教甚至以人为祭,其意义是创造恐惧。至今基督教中十字架依然有此功能。而中世纪欧洲对异教徒的迫害,也在维护教会的一元中心。俄共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传统,俄国是欧洲遗留的黑暗地带。正是由于恐惧之威慑,共产党组织高度集中、严密,而有效率。俄国没有30年代的清洗--“判刑的总人数为130-150万”,“处决的人数为681692人”(贾仕武“全球化与共产党” www.edu.cn),就没有斯大林神话,其就不能集中全苏联的权力,“凝聚”人民,战胜德国,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即完成其工业化,使落后的农业俄国成为现代军事帝国。同样中共清洗托洛斯基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处罚叛徒,肃反是其布尔什维克化之必须。没有整风就不会有延安知识分子对党的驯服,以及“七大”全党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毛泽东的神话。三年内战,蒋介石失败于内部分裂,其不能有效调动军队;而共产党则取胜于全党一致和“党”对军队的统一有效地使用。五十年代初,全民归顺共产党,“路不拾遗”,因为天下久乱而终安,民心思定;也是因为朝鲜战争,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洗百年之辱;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镇反”杀了近百万人﹕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摘要),无此恐惧新政权不足以建立权威。以后毛不断发动运动都在以恐惧建立他的“神权”帝国。文革对毛膜拜顶峰时期,也正是社会暴力最残酷时期。毛泽东权力的结束是由于他的死亡,而其政治模式的瓦解是邓取消了“阶级斗争”,国家转向经济。只要转向世俗,宗教性消失,没有了“斗争”,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即瓦解。90年代中共的腐败表示其已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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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后,中国即陷于不断的受侵、战争、暴乱中,此历史异常残酷。残酷的处境是产生共产党极权和残酷杀戮的根源。“湖南平江前後暴動三次﹐殺地主燒房屋之後﹐‘豬牛雞鴨衣服棉絮"等均洗劫一空﹐甚至搶劫後燒掉集鎮商店﹐以至"油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無處可買’。農運大王彭湃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干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傚法明末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海陸豐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復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地主士紳報復起來﹐絕對不比一般農民文明。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裝﹐在國民黨軍隊的協助下﹐以燒殺搶掠的方式﹐向紅區挺進。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殺掉後﹐再‘殺其全家﹐燒燬村莊﹐或縱橫燒燬幾裡’。1931年皖西被白軍佔領﹐地主還鄉後組織‘清共’﹐抓到的"共匪"﹐凌遲處死﹐暴尸荒野者﹐舉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斬斷四肢﹐開胸破肚﹐摳取心肝者。男性格殺勿論﹐婦女被輪奸後﹐或殺死﹐或賣到遠方妓院。”馬日事變,土豪劣紳瘋狂報復,嚴刑拷打﹐凌遲處死,僅長沙一带殺一萬余人。“1927年年底鄂東北的黃安暴動﹐農民進行"燒殺地主比賽"﹐”湘南特委根據上級指示﹐在暴動時高呼‘以紅色恐怖對抗白色恐怖’"。(陳沅森《佛怀煽仇錄》第十一章)

此残酷杀戮包含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和官方镇压;也包含来自俄国的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共产党作为秘密革命组织,残酷的环境和斗争是其极权化和严酷清洗的被迫原因。其需要严酷清洗保证成员的忠诚。而环境和斗争的残酷产生恐惧,恐惧产生怀疑和仇恨的妄想,因此共产党的清洗必严酷而扩大化。30年中共苏区整肃AB团,杀一万三千多人(《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十部 P 56)。“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本为子虚乌有,其实际是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产生的恐惧效应。屠杀恐惧使共产党内人们彼此怀疑和杀戮。33年苏区的查田运动和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发生的杀戮和迫害,并非都是中央的"政治阴谋",其也来于“党”的恐惧妄想。

极权实为残酷,但有效。其抛弃人文价值,牺牲个人,将生存将至底线,以最残酷的手段对内对外,以集体求生存的意外可能。此是生存陷于绝境的集体命运赌博。这里我特别要说明,极权不同于传统专制,后者是依靠沿袭的制度和传统,是常态社会,生存有可靠的经验性;而前者是制度和传统瓦解,人丧失安全,而集中集体生命托付一个强力中心,冒险进行决战,这是社会的危机形态。极权的胜利具有偶然性,但是在生存危亡间,就有限条件其具有效用。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体现了这点。共产党之不能在西方成功,即因为其不能完成极权化,不能凝聚足够的力量,暴力夺取国家。而俄国近乎欧洲中世纪,落后专制,民生悲惨,社会危机深重,民性愚昧,理性和人文基础薄弱,加上严寒和空旷,民间蕴有深厚的宗教热情和集体主义,这些为俄共的极权化提供了充分条件。共产党之能中国落脚发展,取得权力,也是由于中国民族、社会、文化、民生的危亡状态。毛泽东30年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说“如果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烧成烈火”。共产党内战得胜;51年在能朝鲜抵抗住美国;能以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建设;发展卫星和核武器,此都是极权的效用。要提及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毛时期基础工业的完成;而且毛后中国的后极权权力也依然具有效用,比如“征用土地”,国家可以不顾及农民,一次性强行完成。极权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非常之效用,但是极权也异常之残酷,其以牺牲人文文明为代价,以非人性的严酷暴力为手段。极权是人群体应付危机的非常的措施,但其反人性反文明,而不可能成为人常态的生存社会。这也就是俄国最终崩溃、中国被迫改革的原因。

产生极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失常,人民陷入普遍恐慌,生存丧失安全和保障。此状态下,人民需要集体和强权。非极权之根本所在,是保证国家正常的人文秩序,大多数人有生存的安全和保障--包括经济。孟子言:“人有恒产而有恒心”。人民的生活有安全和保障,就不会牺牲个人和家庭,投靠严整的集体和强权,极权也就没有建立的基础和土壤。国家、民族经临侵略受欺辱或极度扩张,也会产生极权主义。五十年代,中国人对共产党的拥护,民族主义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上世纪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另一种极权。因此国家、民族有力量保卫自己,同时亦不强力扩张,这可避免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此二者是通向极权的道路。当然一国家、民族能否保卫自己,其自身常常不能决定。以强凌弱是人类的普遍原则。20世纪人类产生种种极权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是根源之一,比如:19世纪以来,列强侵略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破产的直接原因,“五四”之由“启蒙”转向“救国”是由于“巴黎和约”;俄共对中国的政策有其帝国扩张传统;日本对中国的入侵略,是共产党取得权力重要原因。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那一边,对之不可夸张,但也不可忽视。极权必要借助“思想”、“主义”方能形成,其通过对“思想”、“主义”的神圣化(宗教化)而鼓动控制民众,因此社会需要警惕思想煽动,坚持理性,保证不同思想和批评的自由权力。现代政治中,极权一般是通过政党和"领袖"而完成,限制政党的范畴和权力是避免极权的关键,政党不可控制媒体、经济,尤其不能具有武装,防止神化个人,保证对政治的监督和批评,由此言论、新闻自由和多党制是制约政党的主要手段。极权需要有民众支持,极权既强权者控制民众,消灭异己,并以个人取代规则。盲目的多数是极权的基础之一,社会需要提高民众教育,维护个人权力,也需要民众也接受制约--遵从法律和规则,文明要有对权力的制约,也要有对多数的制约。最后一点,极权的本质在暴力,其依靠暴力胁迫民众,也依靠暴力消灭异己,强制国家和社会,没有暴力极权即不能实行;而极权的最大危害是对暴力无限制使用。因此人们需要有普遍的反暴力(不同于非暴力)的观念,拒绝暴力是抵制极权最简单也最清晰的方式。但愿极权给予中国的不只是灾难,也有永久的经验和教训。

03年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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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晚年欲效仿俄国,他说"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致蒋中正函”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月九日),此是其改组国民党之原因。孙中山绝非赞成共产主义,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说:“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孙中山师法俄国是要学习俄共的组织方式。“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以俄为师”,实是孙中山因中国欧美民主模式失败,而转向依靠政党集权。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混乱的国家,人们的思想经验都止于过去,新体制无法建立。因此必须结成强力集体--“党”,以“主义”为宗旨为凝聚,强行革命推行新法,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建立新国家。主义---党----革命----国家,这是孙中山由俄国学到的革命四段式,主义是宗旨,而党是中心,由而革命,由而国家。“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一九二○年五月十六日) 他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一全大会演讲” 1924. 1、24)所谓“以党治国”,即党高于国家,控制政府,集中国家之权力,也就是一党集权。但“党”的之目的是实行”主义“,“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但“党”如何才能达至目的,实现“主义”?这就需要“党”高度统一,集中力量,所有成员对之绝对服从,奉献生命,实际即是集权组织。他批评国民党“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他要求党员献身和服从:“要革命党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 ,“把各位个人的自由,都贡献到党内”。(对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词 1 924.11. 3)“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变成革命军,便是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变成敢死队”(“三民主义是打不平的主义一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兵士的都要服从,照原命令去共同前进。若是都能前进,或者将错就错,也能打胜仗。如果一部的军队看出了命令不对,便单独行动,以致牵动全军不能一致前进,弄到结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线,便要被敌人各个击破,全军就要覆没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词”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但是党员如何才能服从和牺牲呢?那就是党员需要以“主义”为信仰,有至高之道德:“我们对于国民,我们要表示我们的一种道德,一种革命的精神,使国民大家知道真革命党是为国牺牲的,是来成仁取义的,是舍性命来救国的“(”告诫同志“),“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义,所谓仁义之师。”(“三民主义是打不平的主义一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这已经是宗教性的殉道精神的要求了。师法俄国,实际是欲师法俄共,以俄共模式重建国民党。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期望甚不实际,但有一点他比其他国民党人看得清楚,即非此于中国不能实现其“主义”。

政治制度是社会结成的制度化,其根于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文化传统;三者有机一致。政治制度经长久时间的经验积蓄和修正,得以稳定,为所有成员默契实行。政治制度只有转为成员内在文化记忆,其才是真正确立。没有成员对之默契和经验呼应,其即不能真正实行。在一个庞大落后的农业专制国家,要其突然改换政治制度,成为现代工业国家,此非暴力革命和极权强制之外,没有其它可能。而此就是俄国上一世纪的道路。俄共能做到此,其自身需要宗教化,极权化,军事化,最终以党强制国家。”主义“经过神化成为“教义”,就成为绝对真理和信仰,也就成为人存在的统一绝对指令,其可凝聚民众,保证成员的忠诚和牺牲;领袖制是极权政党的特点,其保证一元权力中心,成员绝对服从,集中强化力量,有效使用;强行的过程必是暴力的过程,其需要暴力革命,取得权力,亦需要暴力推行其制度,因此党需要武装部--拥有军队。而此过程是铁血之道路,必伴随不断的清洗和大规模杀戮。

孙中山看到了俄国的成功,欲师法俄共,但实际他不可能做到。黄军校的建立,是国民党军事化的转折,此后蒋介石完成了此使命,这是他之能建立军事独裁的原因。但是国民党不能达至宗教化和极权化。孙中山希望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有宗教之信仰,但实则不能。孙中山的思想虽然有空想性,但其关注的也还是现实政治,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现实之危难。三民主义之伟大,即其为中国谋实际之生存,特别是民生主义。这就限定了三民主义的世俗范畴。其不像共产主义更有普世性和精神幻想性。国民党由中国传统会党发展而来,而会党的组织基础是私人关系,比如孙中山曾参加洪门会,誓词有:“余誓以至诚”,“服从大哥命令”,“敬领红香为证”。孙中山也曾要求中华革命党成员对其个人效忠,規定入黨的誓約書上,一定要寫明“服从從孫先生"字樣,還要捺上指模。会党是中国家族血缘关系的社会延伸,此组织系统中,私人关系重于“主义”。这也是“三民主义”不能宗教化的原因。并且国民党上层是有产者,由军阀、地主、商人到新资产阶级,他们有现实利益,也和中国传统有深厚之关系,没法要求他们为“主义”牺牲。因此孙中山解释三民主义,比喻其是“发财主义”。此不像共产党,主要成分是绝望中的叛逆的读书青年和贫穷农民,他们有信仰需求,可以为“主义”舍弃一切。国民党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而成,其为政治利益之联合,派别林立,“矛盾重重,是非全凭人事”(司马璐);而作为一个有民主理想的政党其宗旨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这些使国民党无法完成孙中山所期愿的极权化。而且实现“党”的极权化必须佐以对内残酷的清洗杀戮,消灭异己, 有恐怖之威慑。此更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所不能。而中共的建立来于第三国际,是俄共的一个分枝,按之模式所建立,第三国际对中共具有中心权力的束约,而且其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因此国民党遇到的极权化障碍对中共不存在。中共由开始就具有极权性质;而国民党则不能完成极权化。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转向中国传统:依靠军队建立个人独裁,拉拢收买军阀,以利益建立各统治集团间的松散帮派联合,这是蒋在中国有限的条件下只能的方式。因为国民党不能师法俄国,因此国民党总是不断内讧;国民党自身无力,其一党专制即“专”而不“制”,“中华民国”名为国家,实四分五裂,为各军阀所割据;蒋介石可以统辖他的军队,但却调动不了军阀的军队,国民政府实没有统一之军队。这是国民党最终失败于共产党的根本原因。相反倒是共产党实现了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理想,因为其完成了“党”的宗教化、极权化和军事化。其能对内清洗,消灭异己, 有恐怖之威慑。因此共产党能维持一元中心,达至力量高度的集中和统一,促其成员忠诚、服从和牺牲。这是共产党之所以统一、有力、有效,以一当多,能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进而统一中国,实现其“主义”的原因。无此无共产党胜利和权力。当然国败共胜,有历史的偶然原因--日本入侵;但怎么解释国共内战呢?不能不说除历史的偶然之外,亦有人事的内在原因:共产党胜于其组织有效,而国民党败于内部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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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俄国的介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可能永远都会停留于某些激烈的思想,无休止的派别争执,至多是零星之暴乱,而不会成为统一的有效政党,更不要说建立军队夺取国家权力。中国文化中缺少以抽象精神和规则组织群体及社会的能力。中国传统的组织方式以人际关系为本,由国家到民间秘密结社,“忠”“孝”是之集中体现。中国社会的组织纽带是家族血缘关系,而不是宗教社会的精神信仰。因此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比如国民党,共产党不可能在中国成功建立。比如”党指挥枪“--”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此根于欧洲中世纪神权至上的教父制,非中国传统所及,中国是父制,而不是教父制。因此中国传统不产生崇尚抽象精神和规则而有严整秩序的组织。中共的模式是俄国提供的。俄国人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了中共,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分支。俄共长期控制中共,为之提供经费,培训干部,指定领导,派遣顾问,决定路线和任务。这已是不争之史实。延安后毛执政,中共才有了相对独立,但由21到36年中共组织模式已经奠立巩固,而且中共对俄共的追随和复制一直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包括其国家、军队、经济、教育、意识形态之体制。 刘少奇曾多少提到:我们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俄国是中共体制的直接来源。

五十年代后,中共转向民族主义,极力淡化俄国在中共历史上的作用。这就模糊了中共极权体制的来源,八十年代,人们简单地把毛统治简单地归为中国封建专制传统,这不对。我们可以说袁世凯、军阀、国民党是中国专制传统;但共产党却不是,共产党的极权主要来于俄共和俄国革命,后者是前者的追随对象和复制模式。当然不能说毛统治和中国专制传统没有关系,其中包括中国民众的愚昧残酷、对权力的依靠和毛个人的性格欠缺等等。但中共组织和国家的基本体制则来于俄国,是俄国模式,此为中国历史和传统所未有。

1913年列宁提出东方路线,“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格答”。20年3月第三国际派维丁斯基到北京见李大钊,后去上海见陈独秀“,同年8月“中共临时中央”建立。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俄共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出席。21年11月,张太雷奉少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组(青年团),半年内团员发展到5千多人。“(司马璐:《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二部 P 185)。22年,中共二大“正式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并作为第三国际之一个支部。”(同上 P 228)。29年陈独秀被清洗后,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我从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达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司马璐:《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八部 P 240)。27年后中共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并在占据地建立政府,其军队、政府的体制,党与军队的关系,乃至“苏维埃”和“红军”的名称都来于俄国。31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提出三位一体”的任务:1、建立苏区根据地和创立巩固红军;2、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苏维埃制度;3、发展白区群众斗争。(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十部 P 178)。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于瑞金成立,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同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他们的祖国苏联,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十部 P 207)此不多例举,可以由专著论述。由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中共数届领导的命运可以看到中共和俄国的从属关系。

我们看第三国际对中共的组织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附:加入条件》,其中第9条:..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第11条: 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会代表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第13条: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14条:在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党组织的成员(举行党员登记),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第17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 第18条: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www.people.com.cn)。

如刘少奇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严格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的。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二次大会决议》”有关中国共产党体制之决议“:”任何一个革命党,如果缺乏中央集权以及受过良好训练时,他仅能梦想着革命,而无力为实现革命运动而奋斗。严密的、集中的、受过训练的组织...1、要避免专横的情形;从中央以至各小组皆应具备一严正的目标;要避免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具有中央集权的及铁般的法律。2、党应训练每一同志,使其行动趋于军事纪律化。3、每一同志不仅在其言谈中要表达他们的共产主义观念,同时在行动中也要表示出他是个共产主义者。4、每一同志须牺牲他自己的意见,感想及升职,以保党的统一。5、每一同志须铭记,任何一日如果他未为共产党而努力,那一天就是他破坏共产主义的一日。6、不论何时何地,同志的言谈须与党的决议一致,他们的行动亦须符合党的命令。除了党以外他不能具有任何个人的兴趣。离开党的控制的任何活动,完全是其个人的活动,这些活动变成了无政府状态的共产主义了。7、每一同志须了解,当党执行其领导和训练时,并不是依照资产阶级的法律及体系而进行的,而是执行党的意愿以准备革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有足够力量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党。我们的党须实行严厉的中央集权及训练。”(《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二部 P 239-240)。

这些条款触目惊心,如果我们当初能真正对之明了,对共产党就不会抱有幻想。中共及其之后政权的性质在这里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我们归纳一下这些条款:1、党是绝对权力,其有一最高中心,所有下属和成员无条件对之服从;2、党组织严密、集中,具有铁的纪律;3、不断清洗;4、成员要有对“主义”的坚定信仰,牺牲个人一切,执行党的命令;5、训练与行动。6、最终,党的目的是“革命”,实现“主义”。由今天来看,此近乎是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其包括宗教性、极权性和军事性。此是俄共的原型,也是中共的模式。苏联、中共的国家模式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由此我们也就不会奇怪苏联和中国国家的极权性。

由世俗人性而言,人不能做到对组织的绝对忠诚、服从和牺牲。要做到此,需要两种力量:信仰和恐惧。因此宗教化对共产党是必要的。神化”领袖“、”主义“、”组织“是实现宗教化的方式。此不仅体现于共产党,纳粹也同样有这个特点。一旦”领袖“、”主义“、”组织“成为信仰,人们就会为之舍生忘死地追随、奋斗。此正是“党”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经过俄国革命,而得到宗教化。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接受,有社会与民生危机之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之能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的原因。对于中国除社会与民生之外,还有民族与文化的危机。人在生存危机或绝望中有宗教的需求。没有人生存和精神的危机,宣传不会有效用。共产党在政治上适应,而且也利用了这点,因为这是聚集民众,鼓动其狂热、暴力的最有效方式。当然这不是宗教,而是具有宗教性质。宗教化的手段包括:神话“领袖”、“英雄”、“主义”,创造制幻符号、仪式,提供集体依靠、情感满足,也需要流血和牺牲的祭祀。在这些方面,纳粹和共产党都有天才的创造。研究这些语言、仪式和符号与其政治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上一世纪历史的理解,警惕政党政治对人的操纵。由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列宁、斯大林;到圣地延安、“东方红”;到新中国、人民公社;到文革红海洋、毛纪念堂,其体现了政治借用宗教的形式对民众的操纵,也记录了共产党政治的演变。比如中共早期崇拜中心是莫斯科,36年之后转至延安,其标志中共对俄国的相对分离、独立。研究共产党政治中的宗教性是一重要课题,否则我们不能理解,无数的人何以如此狂热、盲目、不计生死,产生巨大的集体暴力。此不是一个理性范畴,显示了人性某些方面的本质。政治可以在适当时机,借助某些宗教方式调动民众的黑暗盲目的力量。人类需要记取这些教训。

极权化共产党的历史始终伴有不断的内部清洗和杀戮,例如俄、中、东欧,及越南、柬甫和现在的北韩。事情似乎不可理解,因为这些清洗和杀戮绝大部分为无辜。但是清洗和杀戮正是共产党保持极权化的必要手段。维持极权必须保持一个中心,使成员同心同德绝对服从,因此其需要不断清洗异己,消灭组织的离心和分散因素。同时清洗和杀戮产生恐惧,恐惧之威慑可保证成员的忠诚和服从。仅仅依靠信仰,不能保证中心权力的有效,因为信仰可以在世俗中消解,而且人可以对信仰有多元之解释。所以,极权权力最终要由暴力,由杀戮的恐惧威慑来维持。不在“党”清洗谁,但是其需要杀戮之恐惧,恐惧是维持极权的必需条件。在宗教中恐惧有重要的作用,人类许多宗教仪式中都有杀生献祭,早期宗教甚至以人为祭,其意义是创造恐惧。至今基督教中十字架依然有此功能。而中世纪欧洲对异教徒的迫害,也在维护教会的一元中心。俄共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传统,俄国是欧洲遗留的黑暗地带。正是由于恐惧之威慑,共产党组织高度集中、严密,而有效率。俄国没有30年代的清洗--“判刑的总人数为130-150万”,“处决的人数为681692人”(贾仕武“全球化与共产党” www.edu.cn),就没有斯大林神话,其就不能集中全苏联的权力,“凝聚”人民,战胜德国,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即完成其工业化,使落后的农业俄国成为现代军事帝国。同样中共清洗托洛斯基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处罚叛徒,肃反是其布尔什维克化之必须。没有整风就不会有延安知识分子对党的驯服,以及“七大”全党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毛泽东的神话。三年内战,蒋介石失败于内部分裂,其不能有效调动军队;而共产党则取胜于全党一致和“党”对军队的统一有效地使用。五十年代初,全民归顺共产党,“路不拾遗”,因为天下久乱而终安,民心思定;也是因为朝鲜战争,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洗百年之辱;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镇反”杀了近百万人﹕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摘要),无此恐惧新政权不足以建立权威。以后毛不断发动运动都在以恐惧建立他的“神权”帝国。文革对毛膜拜顶峰时期,也正是社会暴力最残酷时期。毛泽东权力的结束是由于他的死亡,而其政治模式的瓦解是邓取消了“阶级斗争”,国家转向经济。只要转向世俗,宗教性消失,没有了“斗争”,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即瓦解。90年代中共的腐败表示其已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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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后,中国即陷于不断的受侵、战争、暴乱中,此历史异常残酷。残酷的处境是产生共产党极权和残酷杀戮的根源。“湖南平江前後暴動三次﹐殺地主燒房屋之後﹐‘豬牛雞鴨衣服棉絮"等均洗劫一空﹐甚至搶劫後燒掉集鎮商店﹐以至"油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無處可買’。農運大王彭湃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干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傚法明末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海陸豐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復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地主士紳報復起來﹐絕對不比一般農民文明。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裝﹐在國民黨軍隊的協助下﹐以燒殺搶掠的方式﹐向紅區挺進。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殺掉後﹐再‘殺其全家﹐燒燬村莊﹐或縱橫燒燬幾裡’。1931年皖西被白軍佔領﹐地主還鄉後組織‘清共’﹐抓到的"共匪"﹐凌遲處死﹐暴尸荒野者﹐舉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斬斷四肢﹐開胸破肚﹐摳取心肝者。男性格殺勿論﹐婦女被輪奸後﹐或殺死﹐或賣到遠方妓院。”馬日事變,土豪劣紳瘋狂報復,嚴刑拷打﹐凌遲處死,僅長沙一带殺一萬余人。“1927年年底鄂東北的黃安暴動﹐農民進行"燒殺地主比賽"﹐”湘南特委根據上級指示﹐在暴動時高呼‘以紅色恐怖對抗白色恐怖’"。(陳沅森《佛怀煽仇錄》第十一章)

此残酷杀戮包含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和官方镇压;也包含来自俄国的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共产党作为秘密革命组织,残酷的环境和斗争是其极权化和严酷清洗的被迫原因。其需要严酷清洗保证成员的忠诚。而环境和斗争的残酷产生恐惧,恐惧产生怀疑和仇恨的妄想,因此共产党的清洗必严酷而扩大化。30年中共苏区整肃AB团,杀一万三千多人(《中共党史曁文献选粹》 第十部 P 56)。“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本为子虚乌有,其实际是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产生的恐惧效应。屠杀恐惧使共产党内人们彼此怀疑和杀戮。33年苏区的查田运动和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发生的杀戮和迫害,并非都是中央的"政治阴谋",其也来于“党”的恐惧妄想。

极权实为残酷,但有效。其抛弃人文价值,牺牲个人,将生存将至底线,以最残酷的手段对内对外,以集体求生存的意外可能。此是生存陷于绝境的集体命运赌博。这里我特别要说明,极权不同于传统专制,后者是依靠沿袭的制度和传统,是常态社会,生存有可靠的经验性;而前者是制度和传统瓦解,人丧失安全,而集中集体生命托付一个强力中心,冒险进行决战,这是社会的危机形态。极权的胜利具有偶然性,但是在生存危亡间,就有限条件其具有效用。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体现了这点。共产党之不能在西方成功,即因为其不能完成极权化,不能凝聚足够的力量,暴力夺取国家。而俄国近乎欧洲中世纪,落后专制,民生悲惨,社会危机深重,民性愚昧,理性和人文基础薄弱,加上严寒和空旷,民间蕴有深厚的宗教热情和集体主义,这些为俄共的极权化提供了充分条件。共产党之能中国落脚发展,取得权力,也是由于中国民族、社会、文化、民生的危亡状态。毛泽东30年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说“如果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烧成烈火”。共产党内战得胜;51年在能朝鲜抵抗住美国;能以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建设;发展卫星和核武器,此都是极权的效用。要提及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毛时期基础工业的完成;而且毛后中国的后极权权力也依然具有效用,比如“征用土地”,国家可以不顾及农民,一次性强行完成。极权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非常之效用,但是极权也异常之残酷,其以牺牲人文文明为代价,以非人性的严酷暴力为手段。极权是人群体应付危机的非常的措施,但其反人性反文明,而不可能成为人常态的生存社会。这也就是俄国最终崩溃、中国被迫改革的原因。

产生极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失常,人民陷入普遍恐慌,生存丧失安全和保障。此状态下,人民需要集体和强权。非极权之根本所在,是保证国家正常的人文秩序,大多数人有生存的安全和保障--包括经济。孟子言:“人有恒产而有恒心”。人民的生活有安全和保障,就不会牺牲个人和家庭,投靠严整的集体和强权,极权也就没有建立的基础和土壤。国家、民族经临侵略受欺辱或极度扩张,也会产生极权主义。五十年代,中国人对共产党的拥护,民族主义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上世纪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另一种极权。因此国家、民族有力量保卫自己,同时亦不强力扩张,这可避免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此二者是通向极权的道路。当然一国家、民族能否保卫自己,其自身常常不能决定。以强凌弱是人类的普遍原则。20世纪人类产生种种极权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是根源之一,比如:19世纪以来,列强侵略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破产的直接原因,“五四”之由“启蒙”转向“救国”是由于“巴黎和约”;俄共对中国的政策有其帝国扩张传统;日本对中国的入侵略,是共产党取得权力重要原因。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那一边,对之不可夸张,但也不可忽视。极权必要借助“思想”、“主义”方能形成,其通过对“思想”、“主义”的神圣化(宗教化)而鼓动控制民众,因此社会需要警惕思想煽动,坚持理性,保证不同思想和批评的自由权力。现代政治中,极权一般是通过政党和"领袖"而完成,限制政党的范畴和权力是避免极权的关键,政党不可控制媒体、经济,尤其不能具有武装,防止神化个人,保证对政治的监督和批评,由此言论、新闻自由和多党制是制约政党的主要手段。极权需要有民众支持,极权既强权者控制民众,消灭异己,并以个人取代规则。盲目的多数是极权的基础之一,社会需要提高民众教育,维护个人权力,也需要民众也接受制约--遵从法律和规则,文明要有对权力的制约,也要有对多数的制约。最后一点,极权的本质在暴力,其依靠暴力胁迫民众,也依靠暴力消灭异己,强制国家和社会,没有暴力极权即不能实行;而极权的最大危害是对暴力无限制使用。因此人们需要有普遍的反暴力(不同于非暴力)的观念,拒绝暴力是抵制极权最简单也最清晰的方式。但愿极权给予中国的不只是灾难,也有永久的经验和教训。

03年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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