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国青年的道路
　　　　　　　　　　　　　　　 讀《文者紀念園》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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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革紀念園》有兩篇紀念程賢策先生的文章﹐一篇是王友琴的"程賢策之死"﹔一篇是樂黛雲的"啊﹐延安..."。程賢策的一生代表了中國上個世紀很多知識分子的道路和命運。此類故事甚多﹐幾乎那個時代每個過來的知識分子或多或少都有其痕跡。

中国历史上，农民只要生存陷于绝境，就会揭竿而起。中国历朝都有农民暴乱，比如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中共成分主要是农民，中共党史对之并不隐讳。作为农民个人，其参加共产党革命与参加农民起义差不多。求生和土地是他们的最简单也是最本质的要求。当活路断绝，他们就会加入造反。而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也为贫苦农民拥护；再共产党在其占据地域可以强迫农民顺从，在暴力胁迫下，农民无法抵抗。至于中国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神话。总之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比较容易理解。但困惑的是为什么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卷入其中，而且正是他们创立和成就了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没有他们中国共产主义或许只能重复太平天国。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一向是中庸持正，崇理尚实，士是正统秩序的监护，何以20世纪他们如此盲目，偏执极端，参与拥护集体革命和暴力？韦君宜的《思痛录》，最痛之在不是她所遭受的磨难，而是她满怀理想和牺牲精神救国救民，但到头其一生所信仰奉献乃是虚幻和灾难。

需要承认,上个世纪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中共是为救国救民。国家陷于灾难，读书人有此之志乃为当然，是高尚之品德，文明之蕴育，即使是今天也需珍惜和尊重。忽视这点有失公正，也是对历史的虚无。但希望救国救民,并不就是救国救民。以后中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当初他们绝不会想到，早知如此他们断不会这样选择。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毕竟是踏上了此路，由救国救民走到文革。以程賢策为例，48年他“是武漢大學物理系的高材生，卻在這一年轉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相熟后他告訴我，他所以轉系就是因為他認為當時不是科學救國的時機，他研究歷史，希望能從祖國的過去看到祖國的未來。”他的理想无容置疑，且做出了相当的牺牲，需要勇气。以“良”一字，实为可敬。但经过内战、土改、反右、跃进、文革，“后來，我被告知我心中的那個歡快、明朗，愛理想、愛未來的程賢策就在我買醬油遇見他的第二天，一手拿著那瓶烈酒，一手拿著一瓶敵敵畏，邊走邊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處，直到生命的結束。”（樂黛雲“啊﹗延安……”）他的自杀是生命的抗议，也是对其一生道路的否定。他无法重新选择，也无法洗刷他的羞辱，他以死抹去他的历史和记忆，也抹去那些残酷和不公。

程賢策没有留下他最后的文字，似乎他无须讲述，他已弃绝了这一切。但这对活者是很大损失，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死前那确切的思考和心境，无法将之留给今天和以后，而中国也还依然未理清那些困惑。我们纪念他，也由此想一想前辈们走过的道路。他们的不幸是近代中国民族不幸历史的一部分。当然，我没有更多的有关程賢策先生的资料，只能就一般意义，回思一下那些满腔热血投向延安的知识青年。樂黛雲先生“啊﹗延安……”的标题颇有寓意，其包括对当时热血激情的回忆；包括她的怅恨悔疚；包括她的谴责和愤怒；也包括那些美好理想的毁灭。她说“這裡有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夢，我們的回憶，也有無數我們對生活、對蒼天的疑問。這一切，連同那一曲迎風高歌的‘啊﹗延安……’都將化為煙塵，隨風飄散，再無蹤影，只有那黑水洋上翻滾的波濤和那無垠星空中一輪皎潔的明月將永遠存留在我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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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倡导“科学”与“民主”，而程恰是出于救国救民弃科学，而转历史，而投奔延安；其走了和“科学”与“民主”完全相反的道路；而也就是由此他走向了屈辱和灭亡。当然，中国那些没有参加共产党，而选择科学和自由的人也并不幸运，如果他们没离开故土，大致也经历了相近的不幸。可以说这近乎近代中国的道路。但是为什么救国救民就要弃科学，而转历史呢？为什么由历史又投身政治呢？为什么投身政治，而又是共产党呢？

救国肯定需要科学，但是科学却不一定能救国。科学是求客观真理，非关社会也不及人文。其可以有用，可以没用，可以谋福，也可以造祸，这要看社会的机制，怎么使用它。就中国当时的混乱落后，科学不要说救国，能在种种缝隙中保存下去即不易。何况科学是长久之事。就中国之状，以救国之志学科学，大致走不下去，除非是爱科学而不管其它。程弃理改文可以理解。但又为什么弃学问而从政治呢?陈独秀办<<新青年>>同人相約“不批評時政”，胡适讲“20年不談政治”。但他们还是卷入了政治旋涡。陈辩解：“本誌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答顾克刚"《新青年》3卷5号）蔡元陪、胡适、丁文江等16名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包括李大钊）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声明，“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种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者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的优良份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好人袖手看着国家分裂，看着讨阀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言衷意切，痛心疾首。话至此，实是文明已经崩溃，国家社会有名无实。因此政治之外的“好人”们不得不出来承担责任,解救危难。但这和胡适个人自由的主张并不太一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个人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启蒙”和“救亡”就成了矛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卷入政治的原因。不是他们好事，是社会没有了秩序，何尝能有分工和个人保障。

但要说明，忧国忧民程賢策同于学者们,但其参与政治的方式甚不相同。自由学者们的参政是要求宪政,南北议和，而程是投身暴力革命；学者们不失个人立场、观念，参与而有限度；而程则以个人献身于党派。程是“好人”，欲救国救民，但“良”要以“知”为根据。不在程弃科学从政治，而错其对政治的盲目。政治是现实之事，革命更是残酷之事，容不得天真和幻想。而程投身共产党，却并不“知”共产党。其不是将之作为政党，由现实政治进行审视思考，而是把“党”作为真理和信仰，当做新生活新世界之寄托，实际这是迷信和神话。上个世纪中国读书青年对共产党的误差在此。在历史剧烈混乱中，青年很难对政治分辨得清楚，难能有成熟的思考，但是人对分辨不清的事情，要保持缄默和距离，除非理智考虑成熟。政治只能是政治，要保持对它的充分理性和现实感，避免对之夸张，更不可浪漫化和神化，不可凭激情和时尚冲入其中。这该是我们由前人汲取的教训。

中国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中共是抗战之后。韦君宜反省说：“為什么當共產党的？開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產主義。我不是為了家中窮苦，反對豪富，而是為了中國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都要反對日本，但是沒有反對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蔣介石与日本人和談結束。報紙上公然只許說敦睦邦交，不許說抗日。有什么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中國文壇。"韦君宜这里说了两个當共產党的理由，一是国民党不抗日，再是左傾的影响。韦君宜说得诚恳。但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不抗日，这是当时的舆论，却不是事实。史家一般引用资料：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是13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是60万。双方都有抗日，但国民党更主要，而共产党倒是把更多的注意放于发展自己的力量，36年中共到延安只有3万人，45年发展至120万军队，管辖人口1亿以上。但是为什么当时会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不抗日的舆论呢？这里有左倾思想的影响，比如七君子；有共产党从中利用,比如"左联",一.二九学运。但更根本的原因则国家连连失败，领土丢失，军队退却，而社会腐败，军阀腐败，统治者内讧，其给国民带来普遍的绝望和愤怒。对之国民党政府负有重要责任，人们对之谴责发泄怨愤在所难免。但是中国之失败，原因并不只在政府，而在整个民族。胡适沉痛地写道：“深刻反省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不中用”，“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墯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没有科学，没有工业”，“贫穷到这样地步，鸦片白面害到这样地步，贪污到这样地步，人民愚昧到认为最高官吏至今只要念经诵咒就可以救国的地步，这个国家是不能自存于这个现代世界的。”（”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因此韦君宜所指国民党不抗日，有青年人的偏狭，但其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愤慨则是当时民众普遍之情。韦君宜说“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思痛录》）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国民党不公正，国家落后，政治、军队腐败，政府无法有效抵抗，只能退却议和，以图将来。韦君宜这些青年投向共产党，实际是对中国社会的绝望。不在共产党是否真的抗日，做了什么，但是它提出了"新的理想和希望"，而且有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牺牲。至于什么是共产党、这些"新的理想和希望"的真实意义，他们在绝望中顾不得去考虑。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时尚对他们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韦君宜说：“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思痛录》）时尚带领青年,这在任何社会都一样。

但是，时尚的产生和接受有社会及人们的心理根源。刘宾雁先生记叙他投向共产党：“其实这几个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个人自由，那麽何以未走向自由主义，却宁愿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呢？就我个人而言，渴望自由、使个人得到发展，最大的障碍首先是那种社会秩序。父亲失业，我连小学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麽不搞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哈尔滨满目繁华，遍地是酒馆、赌场、大烟馆和妓院，你简直看不出有一个国家占领了那个城市。”（“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作为一个青春少年，在此种境况下，他会怎么样呢？忍耐等待，或清醒地理性思考？读书人，也同样是血肉之躯，绝境中也同样会和农民一样走向生命冒险。程賢策、韦君宜出身于有产家庭，他们有选择个人自由的条件，他们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放弃了。但中共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中下层读书青年，除救国救民之外，他们还有一层更直接的求生存谋出路的要求。36年前，参加中共的知识分子并不多，有了西安事变，中共合法化，势力扩张，根据地扩大，其给许多中下层读书青年提供了生命幻想和冒险的机会。我们批评共产党暴力、异端，但是国民党也是经由革命而夺得政权的；推翻了皇帝，那谁又可以为正统呢？国民政府的历史也只有二十几年；而未来的结果谁也不能预知。但眼下的现实是无望，而共产党许诺了未来。并不是说这些没有对错，不能分辨，但这些超出了当时青年认识的可能，因为旧文明结束之后，中国没有稳定的正统价值参照。国民党可以革命，共产党也当然可以革命。况而国共内战，共产党打国民党风卷残云，那么像程賢策这样优秀有生机的青年，会选择哪一方呢？共产党南下时期，可能是49年前中国读书青年参加中共最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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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文化对中国现代不幸之历史负有责任，中国许多青年人投奔延安和革命直接受其影响。韦君宜的文字中其实对之颇有怨疚。20年，左倾文化教育出一代投奔延安的青年。左倾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左倾思想中极端的一种。中国的左倾来于西方和俄国，为其所影响。左倾是向社会提出理想，并以此为标准对社会进行批评和要求，目的在变化和进步。西方文明中，左倾文化有之重要意义，其相对于保守传统，与其对立，建立文化平衡，激发文明的活力，促其发展。而保守传统则是其文明的基础，其维护传统，维持价值与秩序的稳定。《纽约时报》影响世界，可是美国文化的根基却是数百万的教会和农场。此经验和理想、现实与可能、过去与未来、持守和变化的二元对立平衡的文化秩序，是西方文明稳定而又富有活力的保证。“五四”后，中国传统秩序崩溃，左倾文化异军突起，其价值、观念、理想来于西方，但中国却没有与之相平衡的另一向--西方的保守传统，于是其便成为新文化的单向价值，推向极端，“統領了中國文壇”。西方文化中，左倾的功能是挑战保守，而其不直接承负现实之责任；承负现实的在保守的那一边。中国不是没有保守力量，只是作为中国传统，其由失败而对青年失效，不具有和左倾文化平衡的意义。左倾文化在中国的单向发展，给中国精神带来了很不好的一面，其一味批判，却无肯定；把理想推向极端，却不讲现实可能和责任；提出绝对的道义要求，却不顾社会和人性的局限。于是人和社会的现实存在被否定，价值悬浮,日常秩序颠覆。而具体到中国青年，则使他们背离现实，丧失真实感，空洞无实，投向盲目和虚幻。当“延安”提供了虚妄之地，他们便奔向那里。他们以天真浪漫的想象投身残酷的政治和革命。对于这些青年,左倾思想负有责任。比如韦君宜最开始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到参加共产党，这有左倾的影响。韦君宜讲他丈夫参加革命也是读了左倾文学。鲁迅讲娜拉出走后，要有经济的独立，否则或是堕落或回家，但还有一条道路他没有想到，那就是投奔革命。“莎非”女士最后去了延安，不是由于经济，而是需要力量的依靠，需要集体的安全和温暖。左倾文化的发生有其合理性，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作品，包括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但是没有另一翼保守传统的牵制和平衡，其就泛滥为空洞的口号，愈演愈烈，最终成为毁灭人性和社会的力量。这一传统延续到文革红卫兵。不能人为它们之间没有关系。

传统的重要意义是积蓄传递经验，使人存在于安全的“知”中。人之不同于动物，即在他的存在不能依靠本能，而依靠积蓄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选择，抽象为符号，成为存在记忆，作为“知”代代积攒传递。此是传统的伟大意义。传统的另一意义是保持规则和稳定的人文价值，以保证文明的秩序。如果传统崩溃，文明即瓦解，人将丧失存在记忆，集体陷于恐慌和盲目。近代中国传统倒塌，知识分子没有了依靠，丧失内在肯定，因此他们比普通民众有更多的精神危机。他们更焦灼茫然，也更激烈，左倾文化的滥觞即是之体现。人脆弱微小，没有谁可以依靠自己建立精神居所。人或永远恐慌焦灼，或者找到寄托。鲁迅不为不老道深刻，他由狂人，到“野草”--孤魂野火，到希望寄托于延安。这是一个批判者精神的悲剧道路。不在他是否真能接受延安，而在他需要个指望。而胡适在《新青年》后，走向“整理国故”，实际他是重新选择了传统，力图为崩溃的传统重新建立秩序，给予再解释。他把自己放于传统的肯定经验中。文明中，人的存在不在你否定什么，而在你肯定什么，什么是你的依靠，什么是你依存的“是”。走出“是”或“是”被颠覆，人既丧失存在的肯定和依靠，而孤零立于茫然荒野。危险的是生命的孤零焦灼，会使人投向盲目和破坏。共产党实际就是这些“野火”的集体盲目聚积，因为其提供了绝对理想。

是由于精神危机，共产主义才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寄托--特别是青年，他们以此填补传统丧失后的精神空缺。樂黛雲在“啊﹗延安……”中记叙程賢策：“迎著猛烈的海風，足下是咆哮的海水,天上卻掛著一輪皎潔的明月。他用雄渾的男低音教我唱許多‘違禁'的解放區歌曲，特別是他迎著波濤，低聲為我演唱的一曲‘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胸中奔騰…’,更是使我感到又神秘，又聖潔，真是無限向往，心醉神迷。他和我談人生，談理想，談為革命獻身的崇高的夢。韦君宜记叙:"我是抱著滿腔幸福的感覺，抱著游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的。...党將愛撫我，撫平我的創傷，給我安慰和溫暖，鼓舞我拿起投槍來繼續戰斗。"(《思痛录》)“丁玲從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頭發，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軍衣，以土坑為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個不停，練習著騎馬的技術要領。頭發是女人的驕傲。剪短頭發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著從此后永遠告別那齷齪魍魎的世界，進入到一個新天地，獲得一种新人生。 "(朱鴻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瀾") 对许多知识分子,共产党唤起的正是这种宗教情感。他们是为了寻找精神的寄托信仰而投向共产党。韦君宜说：“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在这里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了宗教。如果“主义”成为了宗教，那么其所发生的一切也就非能理性所能要求了。精神到了此地步，“知”就没有了意义，他们的盲目和农民的盲目并没有区别,只是他们有更多的精神幻想。但共产主义不是完整的文化观，也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其只是人在危机中寻找到的替代。瞿秋白曾经介绍过高尔基的一篇小文，大意是黑暗旷野中，远处焚毁城市的火光对人的召唤。瞿借此表述了他投向共产党的心境。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也不是被验证过的完整文化，其最终会破产，而其所发生的一切荒诞和残酷也是自然的，那是人性在集体恐惧和盲目中当然的行径。
，“神”和“传统”，“神”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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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将“主义”和“党”作为了宗教信仰，因此在土改的滥杀中，程賢策“仍然滿懷信心地開導我，他說我們不能憑道德標準，特別是舊道德標準來對人對事。”“由于我們的小資產階級出身，我們應該對自己的任何第一反應都經過嚴格的自省，因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結果。尤其是人道主義、人性論，這也許是我們參加革命的動機之一，但現在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對立面，這正是我們和黨一條心的最大障礙，因此，擺在我們眼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徹底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這番話對我影響至深，后來凡遇到什么難于承受的負面現象，我都努力將其解釋為“偶然”，聽毛主席的話則是順從“必然”。”“他的一席話說得我心服口服...。總之，我覺得丟掉了多日壓迫我的、沉重的精神包袱，于是，在慶功總結大會上，我還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驗和思想轉變作了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的典型發言。”（樂黛雲“啊﹗延安……”）这几段话很重要，它表明”主义“”领袖“经过迷信后，其是怎么颠覆文明，颠覆人性常识的，它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真理”。

人作为动物，只是生的蛮性，并无对错，是“人”——文明——的建立，才有了规则和“道理”，人遵从其指令而有保障和秩序。“人”是人的建立，但是什么是此“建立”根据呢？宗教将之归于神；人文文化将之归于传统。文明的规则作为人的规定，其依靠“神”和“传统”而获得绝对的肯定性。但是“神”和“传统”的绝对性又从何而来？其没有，它们的绝对性来于人的相信。而相信动摇，“神”和“传统”即瓦解，“神”和“传统”瓦解，文明的基本规则就没有了肯定的依据。糟糕的不是人对文明过去的置疑和否定，糟糕的是以往瓦解后会涌现无数的“神鬼”和“主义”，各有其颠无不破的真理来拯救世界。而人在茫然焦灼中需要依靠和存在的指令，人性对之不能避免。但是什么可以保障你“信”的选择呢？没有。离开以往，“信”的选择盲目、本能、偶然。因为人的知太有限，没有人能保障未曾经历的事情。你以为你知，而其后是更大的茫然。这是对命运的托付，而不是对有限现实的具体判断。你选择，你“信”。如果你“信”，其指令即对你发生效用，支配你的生命，而以往作废。“不滥杀”是很简单的道理，是文明的起码的规则，也是人性起码的遵从。但是其可以成为真理，可以让我们信心百倍地去做，而且可以让我们否定自己的软弱和过去信奉的道德，觉今是而昨非。人是危险的，也是盲目的，文明的基本规则一旦被颠覆，人即可创造无数的“真理”，做出任何事情。共产主义、文革、纳粹、奥斯维辛并不奇怪，这是“上帝”死后，人必然发生的混乱。并且其必以另外的形式反复发生。这就是文明不能离开过去、离开记忆、需要警惕的原因。

二十世纪是一个混乱的世纪。其有无数的灾难不幸，也有无数的希望、创造和进步，而这两者之间交错难分。但它们共同缩小了人类以往的经验，而没有过去的参照，我们对那些日益到来的新事物即无从分辨。别忘记共产主义也曾是新事物，给人类带来过希望，有众多的人为之流血牺牲。如果没有历史参照，那我们怎么能知道那些驶到眼前事情是好或是坏呢？生物学革命，我们是否可以来复制人类，使我们永远不死呢？我们是应该抵制不死的诱惑，还是防范“新人类”对世界的毁灭呢？共产主义也曾是这样一个命题：免除人类苦难和不公正。现代世界，其实人类的文明基础是比以前更脆弱了，其缩小了人类的经验，面对日新月异的创造和变化，文明体系的参照动摇而模糊了。辛亥革命也好，中共也好，文革也好，都不仅是中国的事，更不只限于政治；其和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情相关联，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人类文明在现代剧烈变化和冲突中发生的事件。而这场文明的冲突和变革远没有结束，或许我们可以由中国的上一世纪得到许多经验和教训。

03年9-10月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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