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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变革中的民族因素和参战

送交者: 一平2004/01/04 11:40:52 [一平纵横]


波兰变革中的民族因素和参战
一平

此次美伊战争,我很关心波兰的参战。虽然其只是象征性的,但意义重大。我理解波兰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但对之参战仍然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此无异是对欧洲大陆国家的挑战,将面临德﹑法﹑俄三大国的压力﹐此选择并非容易﹐其表明波兰欲与欧洲诸国一争﹐决心改变自己在欧洲的处境和位置。此事显示了波兰兴起的信心和意志。波兰参战当然有石油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以确立波兰于欧洲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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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6我曾在波兰居住六年,9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字﹐提到“波兰﹐欧洲文明的一支力量”,我预感到波兰于未来的兴起。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波兰是弱小民族﹐其实是误解。波兰是失败的民族﹐弱而非小。十五﹑十六世纪﹐波兰曾统治过由波罗地海到黑海之间广大领土﹐甚强大,但其后走向衰落。由1771年到1795年波兰三次被普鲁士﹑澳地利﹑俄国瓜分﹐波兰国家由地图上消失近一个多世纪。波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权力分散。1683年波兰国王由世袭改为贵族选举产生——由此说波兰的政治有自由民主之传统﹐这是好事,但也导致了后来贵族权力的纷争﹐消弱了波兰对抗邻国的力量。民主和民族有时互益但有时却互违。1771至
1918﹐此段历史对波兰人至关重要﹐对之不了解即不能理解波兰。由于波兰的特殊历史﹐波兰百姓和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感和爱国主义传统,有反强权反专制的自由传统;而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因为两个世纪以来波兰人所受的大体是外强的压迫和统治。


1918年一战结束﹐波兰得以复国。1939德国入侵波兰﹐波兰再次沦陷。1945年后波兰的社会制度不是波兰人自己的选择﹐而是苏联强加给他们的。波兰有民主政治的传统﹐私人经济传统﹐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传统和天主教信仰﹐如果不是苏军占领﹐波兰不可能选择社会主义﹐他们将是民主国家﹐当时波兰西科尔斯基的流亡政府就在伦敦,但是苏联扶植了波兰的共产党权力﹐并监视控制它。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凡.吉拉斯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占领者也要把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在占领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强加自己的社会制度.只要他的军队有此力量,不可能是别的。”波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是二战后西方和苏联势力划分的结果。波兰名誉上是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是苏俄帝国势力的一部分。经济上,波兰是经互会成员;军事上是华约成员,而且苏联在波兰有驻军;政治外交,波兰均受控于苏共中央;精神思想,马列主义为国家意识,而且波兰学生要强制接受俄语教育。波兰是苏联的附庸,此即所谓的“刺刀下的社会主义”。

由于不是自己的选择,共产党制度在波兰缺少基础,此不同于苏联和中国。波兰90%以上的人保持信仰天主教﹐教会的基础强于党。而波兰知识分子也一直保持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我的波兰同事曾骄傲地对我说:“波兰人从来没接受共产主义”。当然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共产主义当时在整个欧洲具有迷人的色彩。但自共产党制度建立,波澜人即没放弃过批判和反抗,48年罗兹纺织工人罢工;56年波兹南事件;60年代异见知识分子的挑战,抗议新闻检查的“34人签名信”,“22个主要作家清除出党”,抗议禁演<先人祭>的学生运动;70年代初连续的大规模罢工;75年反宪运动;70年代末各种工会组织建立;79年教皇回访波澜;80年工人运动兴起,“团结工会”成立,反抗风潮全民化,以至81年底层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实行军管;80年代后有“第二经济、社会”现象,自由化风气,84年波比耶夫斯基神父被杀事件,86年团结工会成员大赦,88年工人再次罢工要求恢复团结工会。89年波兰政治变革。

经济,政治,民族,这是波兰人反抗的三个层次。波兰人反抗的直接起因一般都是经济,比如56年波兹南一万五千工人武装反抗,直接的原因是反对增加劳动定额;70年工潮的起因是国家物价平均调涨17.6%;80年的工人运动也是起于国家食品紧缩政策使物价上涨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波兰人的经济要求之后是政治要求,他们的反抗一向有明确的政治性。波兹南事件中工人的口号是:“我们要自由”,“打倒假共产主义”,“打倒俄国人”,“结束苏联占领”等等。71年1月什切青罢工工人对政府的12点要求包括,第二条:工会,工人委员会,以及党和政府组织立即举行合法民主的选举;第六条:报道船厂和全国政治经济的真实情况;第十二条:安全部门不再骚扰工人。80年瓦文萨领导了格旦斯克造船工人罢工,他的21点要求包括,1:成立独立于党的自由工会;2:保证工人罢工权利;3:一切宗教代表都能接触大众媒体,言论,印刷和出版自由;4:释放所有政治犯;6:公布政治和经济的真实信息。政治目的非常清楚。由于波兰的政治制度是被苏联强加的,并被苏联控制,波兰不能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波兰人的政治反抗最终将面对苏联的障碍。波兰的政治之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非自主。因此波兰的政治问题最终是摆脱苏联的控制,取得国家自立。波兹南起义要求赶走俄国人;反宪运动是反对波兰宪法中依附苏联和共产党统治的条款;<先人祭>引发的学生运动是抗俄;瓦文萨的21点要求之所以没提出外交政策,国会选举,结束新闻检查制度三大问题,是考虑波兰的“地域政治形势”;81年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戒严,重要原因是苏联干涉的压力。米奇尼克妥协的思想的基础是:波兰不可能战胜苏联强大的核军事力量,如果苏联不欲放弃对东欧的控制,苏联军队即不可能离开波兰,如果苏联的制度依旧,波兰也将如此。因此以革命和推翻政府不仅不可能而且危险,反抗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利用现有空间,建设未来,和政府对话、协商,妥协地推进社会进步。其整个思想的前题是强大苏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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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共产党专制制度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波兰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斯大林时代波兰没有严厉的镇压(48年哥穆尔卡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因为右倾和民族主义被撤职),53年后也没有清洗斯大林分子,此是东欧唯一的例外。波兹南事件,75人死亡,伤900人(同年匈牙利事件中,2400人死亡——恢复后的政府统计为234人,事后两万人被捕,2000人被处决,数千人流放苏联);70年底格旦斯克工潮,警察开枪,军队介入,死46人,伤1165人;雅鲁泽尔斯基81年军事戒严死28人,1713入狱。这是波兰40多年共产党制度中主要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因此不能说波兰政府是残酷的权力,将之等同于苏联。65年库隆和莫德则莱斯基在“致党中央公开信”中提出“推翻现行制度,革命是必然的”,他们被判刑是3年和3年6个月。我倒以为波兰比较严重的迫害是对德国人和犹太人,44年哥穆尔卡没收所有德裔农民的土地,并将之驱逐出境;60年代中波兰政府为了转移不同政见运动的压力,以反“犹太复国主义”为名清洗党内犹太人,致使68年2万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二)离开波兰。波兰人保有天主教信仰,教会和政府有矛盾,亦曾有冲突,如教产、税收、学校的宗教教育,及53年红衣主教维茨斯基被捕(56年被释放)等等,但人民能保有宗教信仰,教会事物基本不被干涉,如教皇的当选和回访。波兰没有实行土地公有化,大部分农民是私人土地私人经营(85年集体农庄土地4%,国营农场土地22%)。波兰控制言论,有新闻检查,查封刊物因言获罪时有发生,但还算比较宽松,波兰知识分子从未中断思想自由的传统,以至80年代波兰反对派派每年出版400种杂志,有300多万读者,500多种图书通过非官方渠道(“第二渠道”)出版,波兰文化部长承认说;“我们对之既不会支持,也不会用非常手段镇压”。

波兰的共产党制度之所以能够比较温和宽容,除了文化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波兰人有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情感,他们在危难的时候总是能看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将其放于比政治更高的位置。也是由于有共同的民族精神,在同样的政体下波兰没有发生严酷的迫害(89年后,波兰也没迫害前共产党,现波兰总统克瓦西涅夫斯基和他前共产党),并能和平地进行政治变革。哥穆尔卡是强硬的共产党执政者,但他也是强硬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苏联把他视为“民族共产主义者”。他在46年说:“波兰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也能实现社会主义”,他抵制斯大林主义,抵制集体农庄,48年说“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波兰方式。”为此他失去总书记的职务(56年恢复)。56年波兹南事件,最终政府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了结,“波兹南工人罢工,很大原因是因为官僚主义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歪曲”(《人民论坛报》56年7月六日)。此其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也避免了苏联的介入。英国东欧专家福克斯(Ben Fowkes)评论说;“波兰所有的领导人,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非斯大林主义者,都争取从苏联控制下得到最大可能的自治。这是很可敬的精神。”以后波兰的许多事情也都得助于此。70年底工潮之平息,除哥穆尔卡下台和意外去逝外,政府做了一系列让步,如停止冻结工资,最低工资提高17。6%,家庭补助提高25%,而工人也做了妥协,没有继续坚持政治要求,原因是“反对苏联太危险”,天主教主席团也呼吁秩序和平静,称“这是独立的最好保证”。

81年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戒严出于稳定局势,但也是迫于苏联武装干涉的威胁,因为有56年匈牙利事件,68年布拉格之先例。苏联驻波兰军队官员维克多.杜比宁将军后来说:“如果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不采取行动,我们将干预。”如果没有苏联的威慑,就波兰自身的情况,当时政治变革即有可能实行。当时团结工会成员1千万,其中150万是共产党,教会、农民(农民团结工会)、知识分子都在工会一边。80年代后,波兰实际是在等待苏联的变化。没有苏联的变化,波兰无法最终变革体制。雅鲁泽尔斯基与反对派谈判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苏联的情况必须改变;第二条是反对派需要妥协。这是雅鲁泽尔斯基80年代的政治路线。这和米奇尼克的思想一致,当然米奇尼克是立于反对派的一边。执政者和反对派最终能搭成妥协,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共同的道路,因此他们能够对话协商,使国家和平变革。这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对手——苏联的控制;有共同的更高目的——波兰国家民族的自立和安全;有共同的爱国精神。如果我们在波兰执政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合作中看不到民族的因素,那是不了解波兰。

88年5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月戈尔巴乔夫宣称“其他国家有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自由”。89年2月他宣布:“新的对外政策的基础是独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和纠正过去的错误。”显然苏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89年至2至4月雅鲁泽尔斯基和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实际上是共产党向反对派让出权力。6月两院选举,团结工会所向披靡,8月马佐维耶斯基组阁,团结工会12席,统一工人党只占四席位,其中包括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而此两席的安排是为防御苏联的变化。波兰变革和平完成。米奇尼克公开称赞雅鲁泽尔斯基的勇气。福克斯曾评价雅鲁泽尔斯基“对自己国家面临的危机有深刻的认识”。不能不说他在波兰的和平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没有他的明智波兰也必将变化,但是有可能发生流血或革命。雅鲁泽尔斯基清楚他的选择,他之所以做出此选择,是以波兰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尚。“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军队忠于国家”,这在当时甚重要。

在波兰整个的变革过程中,民主和民族互动互益,民主促进了民族自立,民族成就了民主体制。波兰之能和平地完成变革,民族主义有重要的作用。波兰变革直接体现的是政治,但深层隐含民族的因素。因此波兰的政治变革有民族性,我将之称为政治民族变革。此和苏联的变革有巨大差异。波兰是一民族为主的国家,有自由之传统,,而压迫者是专制帝国,因此他们追求民主即追求民族自立,追求民族自立亦追求民主,二者互益,顺理成章。匈牙利、捷克同样。即是蒋经国后的台湾也与此类似。但另一些情况则大相径庭,比如南斯拉夫,上个世纪的中国,民族和民主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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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即社会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其首先是对现秩序的废置,因此制度变革必将伴随危机和混乱,甚至引发流血、暴乱和崩溃。体制变革甚危险,这对任何社会都一样。因此和平变革需要诸条件。变革是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但根于权力和利益,因此权益的各方需要有共同的目的,并能够妥协达成一致;变革会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上丧失秩序,因此社会需要有的稳定力量,比如宗教、文化、团体组织、国家权力等等,其在秩序“休克”之间能够维持社会平定;再新体制需合乎社会情况条件和人民的素质,人民基本可适应。

由于有苏联压迫和民族自立的大目的,因此波兰变革中双方达至了妥协。比如89年圆桌谈判,统一工人党同意团结工会参加议院竞选,并恢复上议院,作为回报团结工会则同意在下院为对方保持38%的席位,并设立总统一职,内定给雅鲁泽尔斯基。89年前教皇三次回访波兰,79年一次接见了波兰三分之一的民众,他是波兰实际的精神领袖,在困难的时候他凝聚了波兰的精神,坚定了民族的自信,他不仅给波兰带来自由的希望,也包括和平非暴力精神。瓦文萨后来说:“如果没有他,我们的进程会慢得多,会流很多的血。”保罗二世任大主教期间的同事沃兹亚科维斯基教授说:保罗二世当年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与极权政府对抗,而是教民精神的成长。波兰变革初期情况非常困难,90年生产总值下降11.6%,物价上涨585.8%,通货膨胀2000%(91年我的工资是150万兹罗提),商品极度匮乏,日用品需要票证,处处排队,此期间教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呼吁人们平静忍耐,保持信心,稳定了人们的精神。最令人感动的是波兰人民,为了波兰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忍耐克制,能够团结。因此那时波兰困难,但平静而秩序,如果没有教会和人民的民族意识,社会很可能陷入混乱。我在波兰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中国社会和人民难以承受这样的危机。波兰有自由精神的传统,有私人经济的传统,其有斯拉夫法兰西之称,因此变革后波兰人能很快适应,也就是说自由体制基本适合波兰的社会情况、经济文化传统和人民的素质。社会迅速恢复,91年物价上涨回跌到70.3%,92年生产总值平均增加1.5%,93年增加4%。但同样的改革在俄罗斯则不成功,专家评论“俄罗斯在1992年初用“休克疗法”启动经济转轨后,非但没有‘一步跨越深渊’,迎来领袖们许诺的、经历短暂痛苦之后将会很快到来的经济回升和社会稳定,反而经历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长达8年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的理论探析--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徐坡岭)。这是因为俄国没有个体自由(个人管理自己)和私人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一方面是国有经济停顿,另一方面人民欠缺私有经济活动的能力,于是财富为极少数人的控制(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六大金融集团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生产无法恢复,健全的自由经济秩序难能建立,这是俄国的根本问题。俄国有回到专制社会的可能。

波兰成功变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西方经济的有力援助。91年波兰外债高达300亿美元,国家几乎丧失偿还能力。91年国际金融界取消了波兰50%的债务,90-92年西方给波兰提供了253亿美元贷款,近乎西方提供给东欧全部基金的一半。西方的经济援助是波兰很快渡过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是俄国却没有如此幸运,92-97年西方提供给俄国的贷款总共是495.8亿美元,而俄国大约需要3000亿才能渡过难关。帮助波兰进入自由世界,从而瓦解华约和苏联,这是西方长久以来战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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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社会远比结束旧体制困难得多。结束旧体制只需要政治手段,甚至革命就可以解决,但是新社会实则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之秩序的综合建立。其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同协调方能完成。因此社会建设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问题,其亦需要社会成员有共同的精神意识。没有精神意识的认同,无法组织社会。比如没有新教精神美国制度的建立即不可能。波兰变革后面临许多问题,有些情况甚至比以前更糟糕,比如腐败、失业、犯罪、新贫困等等,而且建设新秩序需要长久的时间,没有精神的支持,社会很难走向积极的建设。因此变革后,教会、政府、知识分子都很重视波兰精神的建设。传统波兰精神包括天主教信仰,自由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民族、国家是现实存在,尤其是由于波兰的历史,爱国主义不能没有,但亦不能夸张,否则会导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对之波兰把握得很得当,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了社会和解,增进了民族自信,却没有导致封闭和对外的敌意。

波兰共产党不是严酷的权力,社会没有留下过深的仇恨。但波兰毕竟曾是集权社会,有过不少迫害和镇压,也流过血,因此变革后如何对待共产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进行清算,民族将进入新的敌对和仇恨,社会国家也将有新的动荡和危险。因此,米奇尼克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米奇尼克同意作家托马斯·曼的观点“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居于此精神,波兰没有选择报复,而走上宽容与和解。“我们不想继续创造只是政治论战的新的历史神话。我们将建设一个民主的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波兰没
有取缔共产党,而且克瓦西涅夫斯基由竞选担任了总统,但波兰的民主和独立却更加巩固。当然宽容与和解不意谓遗忘,一个民族应该永远保持真实而清晰的经验记忆,否则悲剧将会重复,但是经验和记忆属于思想和历史的范畴,而不是进行政治的清算或报复。

勇敢、自尊,这是人们一向对波兰人的赞誉;但是波兰人性格的另一端也存在有
自卑和脆弱,由于长久的被奴役他们缺少自信和意志。在西欧波兰人被歧视,西欧人把他们归于东部,落后、贫穷、没有尊严。波兰人到西方普遍有自卑感,而住在西欧的波兰人也大多从事低等工作。区域、国家、种族、文化、语言是人存在的类属,人并不能由此解脱,其是人存在的属性之一。由此波兰的变革绝非仅仅是政治
的改变,其对民族心理、精神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其是波兰命运的转折。米奇尼克说:“我们重新找到了我们的语言、找到了我们的记忆。 我们终于用我们自己的声音说话了。我们重新获得了正常身份。我们重返历史。我们回到了欧洲。”如果说长久以来波兰民族的记忆、语言、身份、处境一直都是被否定被压抑的,那末由89年他们转向了肯定。而人的全部存在就是追求肯定。99年米奇尼克在“十年後的反思”中说:“我认为,在九十年代的波兰所发生的变化,是三百年来波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变化。波兰由一个专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国家,由一个附庸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主权的国家,由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法治的国家,由短缺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波兰保持了政治稳定,改善了它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并且终於加入了北约,这意味着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波兰获得了更大的安全。”“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欧的地缘政治版图。看看波兰吧,在1989年的时候,波兰有三个邻居: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如今,这三个国家都不复存在。”“波兰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稳定的和安全的国家,它正在蓬勃发展。三百年来,波兰一直处於内忧外患的困境,仅仅十年,我们就取得了如此成就,应该说这还是很不错的。”米奇尼克对波兰的骄傲意由言表,他代表了许多波兰人。对于一个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奴役和压迫的民族国家,他们的喜悦和骄傲很能理解。

民族、国家是现实之存在,一方面它具有文明的意义,是长久时间中某种语言、记忆、经验、文化、精神、传统、价值、生存方式的积累和延续;一方面各民族、国家之间又有利益和身份的激烈的竞争和对抗,其是人类敌意、仇恨、战争的根源。发扬前者,避免后者,这是健康建设性的民族主义。变革后波兰人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得当而成功,其避免了波兰可能发生的社会敌对和仇恨,带来了社会和解,肯定了波兰的信仰、精神、文化、语言,恢复了民族的身份、信心和尊严。波兰不是没有偏狭的民族主义,过去有,现在亦有,只是其不被鼓励,“地方性、狭隘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但是其是被批评的对象,不能听任其蔓延;而肯定波兰精神也不意谓“民粹主义”,而被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有剔除和新的吸收。肯定爱国主义,但又避免走向极端,这是很难把握的。波兰的天主教信仰和自由主义传统平衡了爱国主义可能带来的民族偏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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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克微支曾说:“波兰是夹在德、俄两个野蛮国家家的一个文明的楔子。”德、俄曾是历史上两个最强大的具有侵犯性的国家。波兰的不幸来于其不幸的地理位置。夹在德、俄之间,波兰不可能有别的命运。冷战,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专制与民主,使世界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而苏联一旦解体,冷战结束,世界
多元复杂的冲突又都浮现出来。铁托的强硬专制压制了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冲突,而铁托死后,民族冲突变本加厉更为血腥。柏林墙拆除,东西德统一是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是德国的统一马上带来欧洲各国的紧张。柏林墙倒塌之后,法国国防部长舍韦内芒说:“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对法国将是一个极大的危胁。”撒切尔夫人“反对匆忙统一”,主张要建立一种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力量与统一的德国相抗衡。戈尔巴乔夫强调:德国统一不应打破欧洲均势。德国统一必须考虑到四大国和其它邻国的利益和要求。最紧张的是波兰,因为战后德国曾有十万平方公里划给波兰。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强调,保证国家边界是波兰生死存亡的大事。总理马佐维耶茨斯基多次要求两德议会同波兰草签有关确保现有边界的协议,并作出法律保证。在国与国之间,主权、领土、实际利益远远重要于政治和主义。

民族、国家、宗教之冲突这是世界基本的问题,否则即无法理解今天的世界,比如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印巴;911和伊拉克战争等等。具体一个国家,其自身的主要问题可能是社会制度,但是世界的主要问题却不在此,而是民族、国家、宗教之冲突。世界政治反复变化,但国家及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却根深蒂固。波兰作为新独立的国家,由于历史的经验,其需要防备东西两边的强大宿敌德国和俄国。波兰没有可能比德、俄更强大,出于安全,加入北约,结盟美国,是之自然的战略选择。波兰需要强大的盟友以弥补自己的弱小和不利的地理位置,除此而外波兰没有其它手段反制德、俄两国潜在的威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一是911后所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二是中东的石油;三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所谓解放伊拉克是战时宣传,本不在严肃思考之内。欧洲主要大陆国家德、法、俄反对伊拉克战争,也是出于本国利益。作为大国它们和美国有世界权力利益的争夺,不愿看到美国霸权的扩张,而它们更临近阿拉伯世界,也不愿意卷入战争的危险。英国参战,因为和美国有更多的利益关系,也因为英国和德、法有欧洲权力的争夺。在欧洲主要大陆国家反战之时,波兰毅然参战,此是很大的冒险,但也是对时机的很好利用。参战虽然得罪德、法、俄,但德、俄是波兰的宿敌,而美国更可靠更强大。在美国孤立之时以军事支持美国,由此奠定波美牢固的战略关系,使波兰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中心盟友。一个弱势国家,在欧洲的强林中,能获得如此机遇百年难逢。最近波兰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之一驻军伊拉克,显示了波兰国际地位的上升,并且波兰将在伊开采石油。开采石油;国际新地位;美国特殊的利益关照;及战略上的安全保障,这是波兰参战的四大利益。较之得罪欧洲大陆国家是得之重,失之轻。

波兰民众实际和欧洲民众一样,大多反战。有统计表明波兰80%的人反战,联系教皇对此战的态度,此统计可以相信。波兰人有反强权、反暴力、和平、理想主义的传统,他们反战很自然,况尔教会反战。人民反战,但政府挺战参战(在英国、意大利也同样),似乎有背民主,其实这正是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民主不是简单意谓多数决定,其意义是机制健全彼此制约。权力间彼此制约,多数和少数彼此制约,人民和政府彼此制约,思想和权力彼此制约。西方文明为二元性,思想和权力分离。此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罗马接受基督教;及后来的政教分离。西方社会权力不掌握媒体即此传统的体现。人民有言论思想之自由,但政府亦有实行权力之保障,二者均遵循法律。人民可以反战,可以抗议示威;但政府照常调遣军队。如果政府错误,其可以按照法律更换,但人们不能以精神思想直接干涉行政。正是思想和权力的分离及相互制约,其保证权力实行的充分现实性和有效性;而也保证了思想给予社会的活力、未来的希望和可能,及社会修正自己的余地和空间。西方社会之所以强盛。能长久保持其活力和创造性,并能不断纠正完善自己,此是原因。我们习惯于将民主道义化,多数化,人民化,甚至神化,实际都是对民主的庸俗化,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是其机制的合理和功能的有效。

波兰政府是出于波兰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安全和利益,选择了参战。尽管我个人反对伊拉克战争,但我理解波兰政府的选择。同时我也理解
波兰人民反战的精神和情感,对之我一向怀有崇高之敬意。

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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