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耶路撒冷许多次。自己不是基督徒，不是穆斯林，也不是犹太人，所有的一点信仰，最初是毛主席语录，长到十来岁，又要反思毛主席语录了，从此，听什么人说教都是半心半意，半信半疑。剩下的，大约也就是祖母灌输的一点不杀生，不害人的信条。姑奶奶是虔诚的佛教徒，又有洁癖，每次来我们家都是欠身坐在一张椅子角上，从不喝水，更不吃饭，我们小孩子都怕她。

去耶路撒冷时总是很失落。谁去那里都是朝圣，偏偏自己是一个漠然的看客。出国后，不知有多少牧师传道人试着劝我皈依，我也还真是认认真真地去参加过礼拜，查经，探讨，心里还羡慕别人能够找到灵魂的归宿，然而，自己心里那一片信仰的圣地，却仍旧是那个模糊不清的佛，依稀带着一点祖母的容貌。

耶路撒冷是个美丽的城市。奥斯曼大帝国统治中东的时候，定过一项法律，耶城的所有房子都必须用本地出产的淡金色的大理石盖成。在热带的骄阳下，大理石奕奕闪光，一片金黄，各大宗教的神圣殿堂，掩映在阳光下的橄榄树丛中，站在橄榄山上眺望那个城市，心里能够想到的词便是，伟大，神圣。

然而，进城时，我看到的不是神灵，而是军人。飞机场，汽车站，大马路上，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而且，他们并不是戒备森严心惊肉跳，扛着大枪的男士兵都带着休假的绅士那种轻松的表情，象地中海附近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男人一样，他们个子都不算很高，黑眼睛黑头发，明目张胆毫不掩饰地打量街上过往的女人。女兵也一样，军服贴身，利索，飒爽英姿。除极少数个别外，所有的犹太青年都必须服役三年。

我的朋友，七十岁了，丈夫已经去世，我问起她的儿女，她说，老大在美国，老二打仗死了，老三在身边。说的时候，脸上的笑容都不曾消失。

还有一个朋友，她的家庭浓缩了以色列的历史：她丈夫是从 美国移民来的，她自己是从俄国移民来的，住的是以色列建国以前阿拉伯人盖的房子，那房子用大理石盖成，掩映在树林之中，无论夏天多么炎热，一进门，溽暑顿消。

他们有两个儿子。她告诉我，在老二才十个月的时候，正赶上阿拉伯人暴乱。一天，她把孩子放在阳台上，进屋拿了一点东西，再出门时，发现有两个十一二岁的阿拉伯孩子正盯着她的孩子，手里各拿着一块大石头。

一，二，三，她告诉我，她准备数到十，数到十的时候，她就要跳上去护住她的孩子。

那两块石头终於没有砸过来。但是，作母亲的，却永远要提心吊胆地防范着它们。我也是一个母亲。孩子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我每次都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如果还要防范这些致命的石头，还有不长眼睛的子弹，我情愿，情愿不要作一个母亲。不敢，不敢作一个母亲。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战争，和平，和平，战争。我爱我的朋友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文化震惊”后，我深深地爱上了他们的粗犷和直率，正好中和了我这个中国人的温和，婉转和息事宁人的习惯。其实，犹太人在东欧的时候，也是十分谦和的，并不尚武。二战和大屠杀把以色列变成了世界上最尚武的国家。

一个朋友，几十年戎马生涯，生离死别都成了家常便饭。他说，年轻时打篮球循环赛，头一天打赢了，晚上去摸巴勒斯坦人的营地，球队里一半人没回来。第二天比赛照常进行。“我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他笑着说。那一种从容，那一种习以为常，我心里涌起的不是对英雄的崇拜，而是深深的怜悯。几十年里，他那双手，不知道屠杀了多少阿拉伯人，也不知道埋葬了多少犹太战友。

我曾经羡慕过“有信仰”的人，参加一次犹太孩子的成年礼时曾经悲从中来，不知道将来自己有了孩子时能够传给他们什么传统，什么文化，什么信仰，因为自己一无所有。如今，孩子在跟前了，我突然想起从前祖母翻来覆去地叨叨的那些老生常谈，不杀生，不害人，以己度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一个犹太人，可以虔诚，慈爱，宽容，然而，一上了战场，可以不眨眼地杀阿拉伯人。一个阿拉伯人，同样也可以虔诚，慈爱，宽容，然而也会在腰里捆上一捆炸药去炸犹太人。我会告诉我的孩子，神圣，上帝，祖国，理想，信念，民主，自由，爱情，友谊，都是伟大的东西，然而，如果任何一个人让你为了这些东西去屠杀另外一个人，你一定要住手，要三思，千思，万思而后行。生命最伟大。

中国人总是吃不饱，所以见面时问：“吃了吗。”

英国天气总是不好，所以见面时问：“早上好。”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总是没有和平，所以见面时问：“和平。”

一个没有信仰的女子，在为伟大的圣城耶路撒冷向所有的宗教的神灵祈祷：不要这多伟大，不要这多神圣。给那里的人们一点和平，一点安宁，一点平庸，一点世俗。还有，还有，还有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