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原作者对这则聊斋故事的感想，比李评多才气而少资料。

《封三娘》似乎缺乏独创性：美丽的少女，势利的父亲，贫穷而有才华的书生，神通广大的狐女；私约，拒婚，死而复生，终成眷属，夫贵妻荣。好似唐传奇《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的余响，又似《牡丹亭》“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姊妹篇，还有《无双传》中义士古押衙的影子……但，在这一堆大杂烩之下，隐藏的是一个极少被表现的主题：女性同性爱。

在此之前，明代小说《隔帘花影》写过女性同性恋，但极猥亵；在此之后，《红楼梦》敢于让痴公子为藕官的畸行畸言欢喜赞叹，但雪芹终究只敢托诸优伶，还要借芳官之口说几句“疯了”。反观本文的两位女主人公，一个是“骚雅尤绝”的大家闺秀，一个是仙阶有路的狐女，纵不说空前绝后，也是惊世骇俗。她们是高洁的，以情不以淫，以爱不以欲，绝无触目秽笔。

人们将异性爱视为“正常”的感情。而有“正常”，就有“反常”。分桃断袖，见诸史籍；野史小说，尤多点染。但问题在于，男性的同性恋总是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是居高位者对卑贱者权力体现，是其性游戏的点缀与补充。远如汉武帝于韩嫣、李延年，近如《金瓶梅》中西门庆于画童，或《红楼梦》中薛蟠的“龙阳之兴”，故而充满了下流胚子的阴暗色彩，毫无诗意与美感可言，理当遭到唾弃。女性的同性爱势必是同样存在的，却湮没无闻，为什么？男权社会把女性当作玩物，当作依附他们而存在的柔弱生物，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女性的取向竟有不指向他们而指向自身的。所以他们塑造了烈女供奉在祠堂里，也一刀剁下“淫妇”的头理直气壮丢到公堂上，都绝不会相信“佳人”竟有不肯仰慕“圣人”或“才子”的时候。故而无论正史野史，对此讳之莫深。由此可见，蒲松龄多么大胆（虽然他未必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秩序的强烈讽刺与冲击。一般爱情作品提倡婚姻自主、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主题，较之破坏性差远了。

肯定有人会问：事实如此吗？难道我们不能将其视为“友情”吗？具体分析一下原文，就不能不得出结论，她们之间的感情，已不是简单的“友情”所能涵盖。小说开篇即告诉你，范十一娘“少艳美，骚雅尤绝”，对众多求婚者不屑一顾。试看她与封三娘交往始末：时间，上元节，孟兰盆会；地点，佛寺（水月寺，“水月”的意象自来就是有特殊含义的）；方式，封三娘“步趋相从，展望颜色，似欲有言”；十一娘也“悦而好之，转用盼注”，之后是攀谈，“大相爱悦”，结盟，互赠信物，别后相思……一切正是经典才子佳人小说的规定情境和情节套路，甚至作者的用语也那么俗滥：十一娘“日望其来，羸顿无聊”，一见面就“惊喜，顿起”，小别又是“扶床悲挽”，重逢就“各道间阔，绵绵不寐”……偏偏主人公不是才子佳人，而是两个女子！惟其情节用语之俗滥，其反讽效果愈强烈。

我之所以指出这种情不同于一般友情，标准不在于是否牵涉到性行为，而在于是否将彼此视为最大的精神寄托。小说反复强调两人相得之欢和分离之苦，可见两人情趣之相投、感情之深厚。相反，无论范十一娘或封三娘对男主人公孟安仁都是没有感情的（这一点以下会论及）。封三娘最后黯然离去，她所谓“缘瞻丽容，忽生爱慕，如茧自缠，遂有今日”的“情魔之劫”，其对象不是孟，而是范，更清楚的表明这一点。

小说中有两处情节尤可注意，一是封三娘主动为范择婿，作为“狐”，她唯一展示法力就是令范起死回生，将她送到孟身边。爱是带有排他性质的，如何解释她的行为？很简单，首先同性爱不见容于社会，范的命运只能是出嫁，封三娘神通再大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她也不忍改变，否则就会将之拖入无望、耻辱和痛苦的深渊。既然如此，她就应为她安排好尘世的归宿。女性既然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所谓“百年苦乐由他人”，为她择婿，就是对她的爱的最好体现。再次，从心理上讲，此举有代偿作用。一个易被忽视的细节是，择婿正是在一年前她们相会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展开的，无疑暗示了这一点。

一是范十一娘与孟成婚后，竟灌醉了封三娘让孟“潜入污之”。这一举动看来很丑陋，但她是不得已出此下策。这绝不是对丈夫占有欲膨胀的忍让屈从，也不是封建教化带来的“贤良”，恰恰相反，她对孟从来就没有爱情，虽然她曾为他自杀过，那倒是“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作怪，当然也有心理代偿作用，即孟是封为她安排的，她一定要将之作为封的意志来服从。她是自觉自愿与封共事一夫以达到和她长相厮守的目的。她的丈夫，非但不是她服务的对象，反而成了她达到目的的工具。舍此之外，她还有什么办法在婚后再保持同封的亲密关系呢？她的“不妒”似乎很符合封建道德，其实是对封建道德的极端颠覆。

既然小说是对“才子佳人”模式的反讽，张扬了“佳人”间的“情”，就必然动摇了“才子”的固有形象。在小说中，孟安仁这个“才子”，已经不居于叙述的核心地位，也不是女性关注的焦点，他只是俗而又俗的一个人。虽然蒲松龄给足了他面子（否则辱没十一娘，也不显封三娘的眼力），又是“仪容俊伟”，又是“翰苑才”，但其品质颇可怀疑。封与范旧地重游，与之相遇，他“忽睹两艳，归涉冥想”，封三娘刚一进门，他就“大悦，不暇细审，遽前拥抱”，以至封不得不赶紧声明“妾非毛遂，乃曹丘生”。封三娘成全了他的婚姻，可十一娘出了个馊主意，他竟照做了，小说虽未直书其心理，但正中下怀无疑矣。比起运筹帷幄、成人之美的封三娘，他的形象要猥琐得多。至于范十一娘的父亲这老官僚，鼠目寸光，虚伪顽固，更不足论。小说中第三个男性，十一娘之兄，只从封三娘的眼中点了一笔，就可看出是个急色鬼。虽然蒲松龄还不敢发出“女人是水，男人是泥”这样的惊天之论，但在本篇中将所有男性一笔抹倒，也够叫人惊奇了。

如此说来，这篇小说笔锋之尖锐，今天看来都难以接受，那为什么一直少有人发现这点？如本文开头所讲，它被巧妙的隐藏在一个又一个我们熟知的“套子”里，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将封三娘看作范十一娘与孟安仁的爱情守护神；它是歌颂男女婚姻自由，反对门当户对的势利观念的，等等。在当时和今天都能受到欢迎。

那么，难道男女之情不是人类自然而美好的感情吗？难道女性同性爱不是一种性偏差吗？表现这一内容不是令人不快吗？本篇的意义又何在？不错，同性爱确实是性倒错，但在特殊的环境之下，它不单是能被理解与同情，甚至是可以被赞颂的。中国女性所遭受的压抑摧残，时间之长、程度之烈，世无其伦。女性除了作为母亲获得可怜的一点尊重（还有“夫死从子”一说呢），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可以任意处置她的生活乃至生命。她们没有人格：不是玩物，就是偶像；为了受尊重，不是苦苦的活，就是惨惨的死。她们的才华使品德受到怀疑，她们的感情使忠贞受到怀疑，她们的欲望就是堕落的标志，甚至她们还被怀疑是否配有思想，男人就喜欢她们弱不禁风，毫无主见——除了可以毫不犹豫的跳井、绝食、上吊来显示“烈”。这束缚不单是形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让她们安忍顺从，甚至麻木不仁，自觉把无价值的牺牲当作人格完善的必经之路。小说戏曲里好不容易塑照了几个大胆追求幸福的女性，还是要靠金榜题名、奉旨完婚来遮羞，即，被认可的仍然不是感情而是功利。到底有这样一些女性，她们被锁在“不见可欲”的环境里——杜丽娘在自家花园里游玩一下还要受到斥责呢——聪慧与灵性让她们不能不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质疑，青春的律动又让她们萌发了冲动与向往。当她们不能获得正常的情感交流时，同病相怜者之间产生的爱恋，如《红楼梦》中的藕官药官，如本篇的女主人公，那完全是值得同情与理解的，甚至是一种了不起的反抗与颠覆。她们不再无条件的认同法定的主宰者，第一次摆脱了道德枷锁满足自己的渴求。她们证实了自我的存在，展示了人性中固有的最真挚美好的一面。你不能说她们是不道德的，真正不道德的是不把女人当人看的社会。蒲松龄作为男权社会的一员，敢于写出她们的呼声，张扬她们的“情”，是多么可贵啊。

但是，这样的“情”必不为世所容。范十一娘比较天真，所以显得热烈、冲动、无所顾忌，封三娘却始终处于深刻的内心冲突之中。她与范的交往始终十分谨慎：反复叮咛“妾来当须秘密。造言生事者，飞短流长，所不堪受。”；在范家时“见人来，则隐匿夹幕间”。（这也反证了我的观点：如果是一般友情，根本无须这样忧谗畏讥），所有的突发事件都被她当作凶兆或预警。她苦心成全范的婚姻也是她思虑周密的表现。当她终于堕入孟安仁术中，她的预感成为现实，只能痛悔交加，断然离去。神通广大的狐女也逃不过这一劫，这可视为她潜意识中的自我惩罚，也是蒲松龄不能不安排的悲剧收场。世俗的力量太强大了，他本人也不能不对这种离经叛道之行表示否定，虽然有惋惜，有同情。浪漫主义作家也不能不向现实低头。但从小说结构来说，结尾余音袅袅，令人追缅不已，远胜于一夫二妇大团圆的俗调。

《聊斋》与《红楼》的时代离我们渐远渐去，我们或许就渐渐淡忘了从前女性身遭的虐待与摧残，这也是我们的幸福的体现。但作为现代人，应该以更宽容的目光来看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些现象，不要因为属于“异类”就打入不见天日的所在。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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