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西九龍計畫是在九龍海邊四十公頃地上建三個表演廳、四個博物館，加上廣場、酒店、住宅、餐廳和商店以及各種娛樂設施的大型文化娛樂區。造價估計大約一千億台幣，由民間財團規劃運作，預定在二○一二年完成。

　香港的基礎建設，不論是大眾運輸或者海港開發，都明顯地超越台灣，成功的地產開發經驗亦往國際輸出。大手筆的西九龍計畫更凸顯了香港政府強旺的企圖心。我對香港文化政策所缺乏的宏觀思維與基礎研究提出看法，心中憂慮的卻是，當台灣在為選舉消耗全國的力氣時，當幾億幾兆的預算被當作選舉支票玩弄時，別人是在悶頭做事的。

　●野人

　兩百五十億港幣的工程投資，四十公頃地的璀璨海景，在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是一件重大建設，更何況這是香港核心區最後一塊鑽石帶了，文化界對西九龍計畫因為殷殷期盼而憂心忡忡是自然的。許多的疑慮圍繞在幾個具體的問題上：商業目的是否會凌駕文化內涵，國際觀光取向是否會忽視本土藝術的栽培，未來的經營是否會成為財政包袱等等。

　身為一個長期注視文化而又關心香港發展的旁觀者，我對西九龍計畫卻有一個不太一樣的角度，當作野人背上自以為溫暖的陽光獻給香港，做為參考，相信香港人會原諒我的偏頗，容忍我的的直率。

　●如果箭在篋中

　政府公佈的資料顯示，雖然有許多個別的、局部的研究，但是香港至今沒有一個全面性的針對文化市場和市民文化消費行為的調查分析。雖然做了許多的諮詢，但是諮詢的廣度、深度、密度，以及諮詢結果是否具體納入計畫內容，也是一個問題。因為沒有這樣一個調查分析，因為諮詢缺少科學化的呈現，西九龍規劃就引出許多疑問。

　譬如說：是基於什麼客觀而具體的研究而指定了四個博物館的定位？為什麼是當代藝術、水墨、設計、動畫博物館，而不是文學或音樂或任何其他博物館？

　譬如說，計畫邀請書要求地產商所提計畫必須顯示西九龍與本土藝術團體有密切互動，但是資源終究是有限的，西九龍究竟是以培植本土藝術發展為主，還是以引進國際表演為主？以前者或後者為主要目標的背後理由和策略思維又是什麼？

　西九龍計畫在招標中，已是箭在弦上。如果箭還在篋中，而時鐘可以撥回三年，那麼一個全面的產業和文化策略可能可以給西九龍一個更好的基礎。

　●誰在用什麼

　就經濟層面而言，第一個必要的工具是量化的內需市場的分析。譬如說，香港現存的各項文化設施營運狀況是什麼？各個博物館、美術館、展覽廳、表演場所的使用率如何？市民以及觀光客的參訪比例以及偏好有何差異？是不是有效用不彰、規劃不當的設施？是不是有尚未被開發的欣賞人口？也就是說，究竟現存文化設施的供與求之間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西九龍計畫預定在二○一二年完成，市場的預測又如何？二○一二年香港的人口組成和今天又不一樣；更高比例的大陸新移民組成所謂香港人，這些人的消費水準和他們的文化需求又會是什麼？

　●香港的特色在哪裡

　第二個基礎調查是觀光及城市行銷的效應分析。西九龍想吸引誰？在城市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全球村裡，香港顯然有三圈的競爭對象：漢語圈中的深圳、上海、廣州、新加坡、台北；亞洲圈中的漢城、東京、吉隆坡、雪梨；世界圈中的倫敦、紐約等等。每一個城市都在竭盡所能吸引觀光客和國際投資，挖空心思做城市行銷。城市的基礎建設和文化特色必然地成為最重要的競爭資本。香港的基礎建設明顯地傑出，但是它的文化特色是什麼？西九龍的內容必須是什麼才能凸顯香港特色？如果將來的西九龍裡充滿了shopping mall， 它和世界任何大都市的差別在哪裡？如果裡頭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它又具有什麼與倫敦的南岸或者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不同的魅力？

　如果說，長年以來，香港以「亞洲的採購天堂」地位傲視其他城市，在二○一二年它的定位是否仍舊如此？二○一二年的上海和深圳的崛起，對香港會有什麼程度的影響？隨著經濟發展版圖的改變，香港是不是必須思考轉型？如果是，轉成什麼才能維持自己的優勢？而西九龍在這個重新定位中可以扮演什麼帶動或催化的角色？

　有了科學的內需市場的分析，我們才可能知道還有什麼文化設施是應該投資的。決定了香港的城市文化定位和城市行銷策略，我們才可能知道西九龍的內容應該是什麼。理想上，西九龍不是一個孤立的地產行為，而應該是香港整體發展策略中的一個環節。

　●城市屬於市民

　比經濟層面更複雜，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層面的深思遠慮。

　首先是文化權的問題。政治人權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主流價值，但是文化權卻很少有人討論，雖然在聯合國憲章裡，文化權的平等是很重要的一條。城市的土地屬於市民，政府的稅收來自市民，因此不同階級、不同族群、年齡或性別的市民都有權利要求城市的文化設施滿足自己的需求。在這樣的公義原則下，目前存在的公共文化設施是否真正照顧到社會各個階層的市民，是值得深入檢討的。低收入的市民使用了多少設施？與中產階級所享用的比例如何？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所愛也許不是交響樂而是粵劇，他們的需求與設施的供給是否平衡？十五歲以下的人口享有多少文化設施？身心障礙者，同性戀者，外籍勞工的文化權享用狀況又是什麼？

　當文化的資源分配圖清楚地浮現在我們眼前時，我們才能知道這個城市給了誰太多，又虧欠了誰。如果兒童和青少年得到的偏低，那麼兒童劇場或許就該進入西九龍；如果地方戲曲的輔助太少，那麼或許維港巨星匯的一億元其實應該撥給粵劇匯演；如果西方歌劇的欣賞者遠遠超過設施所能提供，那麼歌劇的表演廳或許可以納入考慮。有了文化資源分配的調查，我們也才能決定究竟西九龍應該是「雪中送炭」還是「錦上添花」的設施規劃。

　●創意的競爭

　第二個重要的研究，是創意產業的現狀。八大類藝術──文學、視覺、影視、戲劇、音樂、舞蹈等等，各類的資源和發展體質是何狀況？如果以英國對創意產業的分法，那麼香港的十三種創意產業的結構與動態是什麼？最適合香港發展、最有發展優勢的是哪些？最弱的，但是具有潛力應該強力扶植的，是什麼？

　創意產業是城市之間競爭的強項。譬如電影，如果釜山已經搶得先機，成為亞洲電影的交易中心，那麼香港在電影上要爭取什麼地位？如果文學與出版是香港最弱的一環，如果因為閱讀人口太少而出版社和作家無法生存，是要考慮把閱讀文化和文學發展當作強力扶植項目還是乾脆讓它自生自滅？如果沒有一個亞洲城市有水墨美術館，那麼香港是不是要搶先設置以取得文化優勢？

　對內，知道市民的需求和產業的體質；對外，清楚其他城市的發展趨向和自己的優劣勢，一個城市的文化策略就出來了：二○一二年的香港需要什麼樣的文化設施才能更好地照顧市民的文化權，才能更增加香港的競爭優勢、城市魅力？

　這些思考，都不是地產商能做的。

　更何況，文化不只是對市民做公平正義的資源分配，不只是就城市做行銷與競爭策略。

　●培養什麼樣的香港人

　文化，是社會教育，是身份認同。

　如果說，十五歲是人格開始定型的起點，他所閱讀的文學作品、所觀看的戲劇、所欣賞的音樂、所聆聽的演講、參與的辯論，都在塑造他的人格和品味；二○一二年十五歲的人，此刻正是眼睛亮晶晶小學一年級的孩子。我們正在為他建造西九龍，讓他十五歲時和父母或老師或朋友買票進場。規劃西九龍的這一代人是不是需要思索：究竟香港要教出什麼樣的下一代呢？

　聽普契尼、背莎士比亞、讀倫敦報紙、談英國政治的香港人？還是看帝女花、讀唐詩、辯論中國民主的香港人？是東西兩種文化底蘊都很紮實而揮灑自如的香港人，還是兩邊都腳不著地、心裡覺得很空的香港人？是隨時拿出護照準備奔向前程的香港人，還是認定了這塊土地、準備創造嶄新的「香港文化」來面對世界的香港人？

　二○一二年的香港，離一九九七更遠了。殖民時期烙下的心理建構逐漸淡去，而珠江三角洲的文化圈、經濟圈形成，上海都會文化更加成熟，台北的人文風格更加顯著，那個時候的香港，推出西九龍，除了光輝燦爛的煙火之外，勢必要告訴世界──

　什麼呢？仍舊是亞洲的購物中心？還是一個自主的「新香港文化」的誕生？

　●看不見的工程

　西九龍不只是地產開發，不只是經濟投資，不只是觀光事業，甚至不只是文化產業，它其實應該是一個文化政策的實現，而所謂文化政策其實就是一個城市的整體願景：自己站在哪裡，準備往哪個方向去。

　找出這個願景，不是任何政府公務員閉門作業能做到，更不是任何地產商能想像出來的。它必須經過社會菁英的深刻思索，大眾的公開討論，各個階層經年累月的溝通、辯論，政府與學界、產業界、民間團體不間斷的諮詢，最後得到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政府做決策的基礎。建立願景是一項看不見的基礎工程，沒有願景作為基礎，所有看得見的硬體工程都可能是短視的「抓瞎」。

　西九龍的箭已在弦上，時鐘也不可能撥回三年，能做什麼呢？

　不得已的「急救」方式是在政府、地產商、文化界和市民之間建立一個密集的諮商與溝通模式，同時將所有已經做過的有數據根據的調查研究，進行整合。在得標廠商真正執行工程之前，還有很多討論、協商、修正的機會。香港的公務員素質特別優越，地產商經驗豐富，如果有一個真實而高效率的管道將文化界的創意和學界的研究確實納入，西九龍是令人期待的。

　●卓然而立

　更重要的當然是長程的作法。香港在漢語文化圈裡像一個氣質奇特的少女。漁村身世給了她清純的面貌，殖民歷史給了她結實的骨架，中國不斷的戰亂流離給了她不屬於她年齡的滄桑，那種滄桑又使得她在嫵媚的同時顯得脆弱。殖民者走了，重新面對中國，這個氣質奇特的少女，會不會有一天找到自己內在的精神力量，卓然而立，真正成為她自己呢？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系擔任客座教授。電子郵件信箱：ytlung@cityu.edu.h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