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滩，面包山
时近黄昏，我坐在朋友玉梅家的凉台上。这个凉台朝南，正对着瓜纳巴纳拉海湾。白日里，它既吸纳海风之凉爽，又避免炎阳的烘烤。在永远的绿阴之中，间或飘落的枯叶大如蒲扇，提醒着人们这是巴西的冬天。
放眼望去，海湾上长桥横跨，面包山退入薄雾之中。西面的科科瓦多山尖峰耸立，山顶上的基督雕像明晰可见。夕阳下的里约市区高楼林立，所幸和远山相比，它们都微不足道，也未波及广达100多平方公里的契朱卡森林。如果说亚马逊雨林是地球的肺，那么契朱卡热带森林就是里约的肺。
1502年1月，葡萄牙人Vespucci来到巴西，他将瓜纳巴纳拉海湾误认为河口，里约热内卢----‘一月之河’也因之而得名。有趣的是，提起里约，人们极少直呼全名，而将这座位于海滨的城市亲昵地称作‘Rio’(河)。那曾被Vespucci误认为河的一片大水其实是广达380平方公里的海湾，迄今它仍然保留着印第安人的名字‘瓜纳巴纳拉’。若细究起来，印第安语中的‘瓜纳巴纳拉’就是海湾之意。照我看来，犹如没有人会给自己起名叫作‘人’一样，名为‘海湾’的海湾相当于无名。
远处紧靠城市的海边上，汽车似发亮的甲壳虫，无声地爬动着。近处的红屋绿树中，鸟鸣伴着狗咬。海鸥振翅而过，拉长嗓音，全不在意自己的叫声凄厉得不合时宜。邻家屋顶上，一个男孩儿正在放一只蓝色四角形的风筝。我落座的凉台旁分种着数株蝴蝶棕榈，棕榈叶挂住小孩的风筝。我走过去帮他摘下，他扬起黝黑的小脸，一句‘Obrigado'随风而至。
到达里约的当天，就承主人盛情，驱车出岛。绕过椰树绿地的火烈鸟海湾，来到面包山脚下。这匹山的确奇特，如一只陶罐子，光秃秃、孤零零地倒扣在瓜纳巴纳拉海湾之上，葱笼的林木仅及山脚，黝黑的山体直撑苍穹。难怪人们一提里约不是基督山就是面包山，确实，在这个星球上，难得还有另一片海湾独占这奇特的自然山峰，并配以恢宏的人造景观吗？早在1823年，查尔斯达尔文就写道，瓜纳巴纳拉海湾的壮观是欧洲本土不可比拟的。
我们乘坐缆车首先登上 Urca 山。此时已是落日熔金，暮云合壁，我突然醒悟到这是南半球的冬日，天黑得真早。匆匆流览过山顶景观，再借缆车攀上糖面包山。Urca和糖面包山极为陡峭，几无落脚和攀援之处，但是后者更胜于前者。据说一些攀岩者曾经攀登Urca，却几乎无人尝试过糖面包山。
糖面包山顶上人声噪杂，间或口哨四起。巴西人热情奔放，不像北美欧洲人那样轻声细语，葡语似乎又多以元音结尾，听起来十分响亮。在风浪声和话语声中，突现出一尊沉默的白色大理石雕像。雕像并不高大，却婀娜多姿。它是一位卷发披肩的女子，上身全裸，乳房饱满，齐胯缠一条长裙，裙裾掀起海浪般的花朵，仿佛是山下清风微拂的海湾。
从科科瓦多山俯瞰面包山
当夕阳隐于科科瓦多山之后，海风轻轻地送来咖啡的香味。香味在喧闹的人声中蔓延，人们似乎受到香味的诱惑，逐渐安静下来，默默无语地趴在山顶护栏上观望。海风偷偷地擦去天边最后的一抹粉红，吹亮了山下的点点灯光。近处的海湾里，游艇帆船在灯火中摇曳，不知为什么竟令我想起浆声灯影中的秦淮河。最终灯火连成一片，宛如一长串厚重的明珠，套住长长的海湾。面包山西南的海滨最为明亮，从卡巴卡巴纳到伊帕尼玛，再至勒巴隆，一条条光带在里约市最豪华的宾馆饭店中流动着。那窝在山坡里的灯光来自市区的贫民窟，虽然它比不上海滨的霓虹灯耀眼，却也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渗透出居家的温馨。此地的贫民窟和美丽的山水同样地闻名于世。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巴西经济蓬勃发展。1973年，它的经济增长率曾高达14%，创造了世人皆惊的‘巴西奇迹’。当东南部的里约圣保罗一带最为繁荣之际，正是巴西的北方惨遭大旱之时，灾害迫使农民南下谋生。这些农民来到东南沿海，迅速成为当地建筑业的生力军。紧贴着山坡，地无一垄，房无一间的农民们开始为自己搭建起简陋的棚屋。这些棚屋层层相迭，逐渐向上发展，最后占据整个山坡。当地人称这些建筑为法维拉，即贫民窟。目前，里约大约有500处贫民窟，8百万人口中的1/5就住在那里。
在里约行车，人们经常能看见一大片红砖房，挨挨挤挤地建在山坡上。因为贫民窟的名气，每次打那里经过，我都不由地多看几眼。从高速道上看过去，那里面一些房子正在加高，一些则刚打地基。房子粗糙的砖缝里挤出凹凸不平的泥浆，晾晒着的衣物是简陋中唯一的装饰。可是贫民窟的街道却干净得令人吃惊，全然不像当年我在纽约的哈莱姆之所见。贫民窟占据的地势也相当不错，可谓居高临下，风光尽收。这也使我想起一位美籍巴西商人的话：‘里约的穷人什么都没有，却有好风景可看’。
基督雕像
我几次试图访问贫民窟，都被玉梅制止。据说那里非常危险，经常警匪交火，流弹横飞。人们提起里约的犯罪和贫民窟的危险，竟然如数家珍。比如一个美国年轻人如何开车误入而被击毙，再比如某地区一夜间发生数起抢车案。然而，我听到的另一方面的故事却是，如果你住在贫民窟，则不必担心安全，那里从不出事，当地的黑帮也绝不容许任何人在他们地盘上随意动土，那或许正是警匪交火的原因之一，这令我产生一种矛盾的印象，似乎是住在贫民窟里最安全，也最不安全。
里约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独栋住房反比高楼里的一间公寓价钱便宜。当地中上产阶级大多住在公寓楼房，并且设有24小时的保安。一路行来，我发现里约的大学、私人住宅和政府机关都是围墙高设，门禁森严。巴西人天性热情开放，里约市美丽无比，在这样的土地上却围墙处处，令人不得不相信治安混乱并非空穴来风。后来在里约市中心大教堂的广场上，我曾参加了一次特别的纪念活动，悼念十年前被警察射杀于此的八名青年。据说射杀的原因是因为其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这听起来相当荒谬，但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警察和贫民之间的冲突，相信以身殉职的警员亦不在少数。巴西社会的不安定来源于非常严重的贫富悬殊，据数据显示，巴西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的手中。我不曾到过巴西富人的家，但确曾见过扒开街头垃圾袋寻找椰子的穷人，那些椰子是人们喝光椰子水后，随手而弃的，椰壳内所余的椰肉就成为赤贫者的正餐。
然而，上帝是厚待这片土地的，也厚待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到达里约的第三天，我们曾到契朱卡森林健行。在黄昏的微光里，黑色的蜂鸟对着火红的朱锦牡丹，欢乐地煽动着双翅。蜂鸟需要不断进食，天暗下来的那一刻，蜂鸟必须最后一次进食，然后以休眠状态，度过漫漫长夜。在我们家那边，蜂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找到一朵能够吸吮的花儿，所以只有在花朵繁茂的春季，才能见到蜂鸟。可是冬天的契朱卡森林依旧是红花处处，生活在这里的蜂鸟该是多么地幸运。
我们经过的火烈鸟海湾是老百姓的休闲地。每到周末，那里就成为步行区。大人孩子在绿地上踢足球，在沙滩上打排球，在人行道上骑车，在海边戏水。然后他们在路旁的小摊上驻足，喝椰子水，吃Acaraje(一种以磨碎的干虾、洋葱和辣椒为馅的油炸豆粉包子)，再到椰树间的吊床上躺一躺。你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多是里约的穷人。然而这些穷人也是最不怕抢劫、玩儿的最开心的一群。许多富人甚至没有他们这样的福气，因为害怕绑票抢劫，只能镇日坐守家中。
是的，上帝确实厚待这片土地。此时，科科瓦多山上，一枚奶白色的十字架脱凡超俗于万家灯火之上。它的西北方有一颗星，只有一颗星，虽然我们不知道那颗星的名字。那十字架是基督救世主雕像在暗夜中发出的光辉。里约人无论白天暗夜，无论身在城市的哪个角落，也不论心境如何，都能看见这座高达38米的巨型花岗岩雕像。
科科瓦多山从海上飞升710米，浓密的植被严实地遮掩住登山的小火车。轨道非常陡峭，在极短的瞬间，我望见山外的楼房绿地完全倾斜，似乎那一湾之水会即刻倾倒、泼洒而出。火车行进的速度很慢，有时还得开上岔道，避让对面来车。
到达山顶，再乘电梯，一出电梯门，几个台阶之上就是白色的基督救世主雕像。虽然在心理上，我已对雕像的宏伟有几分准备，可是它的巨大仍然令我震惊。基督救世主身披长袍，头部略微倾斜，双臂平伸，掌心向上。整个雕像造型极为简洁有力，难怪从远处或在夜晚瞻仰时，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一尊十字架。雕像于1931年由法国雕塑家保罗兰朵斯基领导的艺术小组完成，从此科科瓦多山就和糖面包山一起竞争着里约最佳景观的头衔。因为从基督雕像旁能够观赏面包山的全景，这座为契朱卡森林包裹的山峰也就略胜一筹。
几只海鸟在雕像周围飞翔，只有翅膀坚硬的大鸟才能飞得那么高。但是它们似乎也顾忌神威，只围绕着基督展开的双臂飞翔着，而不去碰触基督的头颅。阳光从基督的身后射出，恰似他的神性光辉。从基督像的脚下抬首仰望，他平视前方，展开双臂迎接着喧攘的人群。当我走下拥挤的台阶，来到高台尽头，回首望去，基督敛眉低首，无比慈悲宽容地望着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如何贫困，也无论他们罪孽如何深重。最伟大的往往也最为谦卑。
基督救世主俯瞰着他脚下这座充满活力与欲望，也充满了胆怯和暴力的城市，无论它是美丽还是罪恶。每年的2月底，他望着里约人以无数羽毛和亮片装点起狂歌欢舞、纵情声色。里约的狂欢节大游行从1855年开始，延续至今，它以狂热的街道活动、传统的乐队以及当地最知名的森巴舞为主体。在大约5天的狂欢日里，人们大吃大喝，穿戴面具将自己打扮成小丑、动物和知名的影视角色，最具特色的是名为水虎鱼街区(Bloco das Piranhas)的一队男士，他们男扮女装，极为风骚。
世界上的狂欢节本源于欧洲，在罗马时代，一年中的欢乐节日多达100次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是12月的农神节。在那个节日里，奴隶和主人平起平坐，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吃肉，和同样的女人睡觉。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令狂欢节消亡。黑暗过后，狂欢节又卷土重来，它们不但以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安德卢西亚为重镇，并且远及北美的新奥尔良、南美的里约和萨尔瓦多市。
为了狂欢节，住在法维拉的穷人们也带着长久的期盼，忘我地投入。他们不惜举债制装、去森巴舞学校。此时法维拉社区充满了森巴舞的活力，狂欢的亮色到处闪耀。里约人经常说生活即是狂欢。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不过是长期生活在绝望困境中的穷人一厢情愿的期待，人们在不惜花费数百万黑欧(巴西货币)举办狂欢节的同时，听凭着数十万孩子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每个白日，基督像面对着面包山和无数的小山岛屿，观赏着那云水间的奇特山峰和美景处处的海湾。他也望得见城市里涂着‘饥饿之处无法律可言’的墙壁，那里可能正有一对姐弟在为多吃一勺白糖而争吵不休。某个夜晚，他能看见对抗毒犯的警察部队正准备进攻，警员们手持来福枪，头戴皮面罩，而他脚下的游客招妓却如购买啤酒一样地随意。经年累月，科科瓦多山上的耶稣基督展开双臂，充满悲悯地环抱着这座城市，环抱着芸芸众生。
虽然纽约自由女神和里约的基督救世主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造景观，仰望它们的感觉却完全不同。自由女神赋予我激动和希望，而基督救世主雕像予以我安宁平和。美国的自由女神体现了自由，而巴西的基督山体现了信仰，如果将来中国要建一座雕像，那该体现什么呢？
基督救世主展开的右手延伸出一串海滩，其中以勒巴隆最为优雅。两兄弟山，拉贡湖尽在眼底。海面静止如绸，这片格子绸布一直摊到天边。基督的左手指向椭圆形的玛拉卡纳足球场，那是巴西人的另一座圣殿。
在大学时代，我曾是足球迷，可是已有多年不再看球。应玉梅的强力推荐，我们两次前往玛拉卡纳足球场。这个足球场从外观看就大得吓人，馆外碎石路上印着足球巨星的脚印。一进足球馆就见‘历史的一脚’的巨幅照片以及各代球星的单人照与合影，当然少不了天下第一剑贝利。我跟着一群人前往球员休息室，原以为‘Dress Room'不过是更衣间，没想到那里设有盆浴和折叠床。随后乘电梯上楼，一进看台门，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哇’的一声，其宏伟远远地超出想像。足球场能够容纳12万人，分为黄白蓝绿四区，我的脚下是黑色的贵宾席。
我随意拣了个座位，想着那个来自Minas Gerais贫民窟的脆弱小男孩儿贝利，那个从未穿过一双鞋的贝利和后来成为足球王的贝利，静寂无声的巨大球场不再空无一人，欢呼声如海涛般地喷涌而来。贝利以15岁的年龄加入巴西桑托斯足球俱乐部，一年之后，也就是1958年，他所在的巴西国家队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四年之后，贝利的巴西队又蝉联冠军。1970年，受伤恢复后的贝利为巴西国家队第三次夺得世界杯。从此多少追梦的贫穷少年踏着贝利的足迹，建立起巴西的梦幻足球队，为世人所瞩目所痴迷，又令多少球迷欣喜若狂或绝望心碎。
巴西人的种族混合已达400多年，是世界上种族混合最多的国家之一。巴西人的祖先来自当地的印第安人、不同国家的欧洲人、西非的黑人和日本人。那些不同种族混合的后代各有其名，比如非洲和欧洲人的后代被称为谬莱托(Mulatto)，有欧洲和印第安人混血的人被称为卡巴克罗(Caboclo)，而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后裔为卡复索(Cafuso)。在里约，不同色调的皮肤呈现出连续的变化，鲜少断然的黑白黄色。我看见过黑发碧眼的美女，也见过金发黑眼的少年。所以若细究起来，这里的人不同种，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同文，葡语应该算是外来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和日语也是许多巴西人的母语，而当地的印第安语言却从未有过文字书写。
在这个丰富多彩的国家里，当东北部萨尔瓦多的黑人少女以船载烛，祭拜女神的时候，热带雨林深处的印第安少年正用弓箭射杀大蜥蜴。在遥远的南方，德国意大利后裔的高卓牧人正扬鞭催马，而傍海的里约市内，玛拉卡纳足球场欢声雷动。巴西的1亿7千万人口中，90%以上信奉天主教。教皇保罗二世曾多次到巴西访问，他在里约布道的场所也是这座足球场。当年教皇在布道时所受到的欢迎绝不亚于巴西人对足球的狂热。的确，正是对天主教的信仰和对足球的激情，将这些既不同种又不同文的巴西人凝聚在一起。
写到这里，这间屋子所有的人都已经睡去。我一个人静坐在凉台，望着对岸的灯火逐次熄灭。没了灯火的诱惑，飞蛾不再扑来。然而里约之夜并不沉寂安宁，我倾听着黑暗中的各种声音。夜鸟如泣如诉，两长一短地召唤着，那极不熟悉的音色和奇特的节奏，令人无法分辨它来自什么鸟的歌吼，但却完全可以肯定那绝不是温带的鸟儿。大狗小狗吠叫着，通夜不息，真佩服它们旺盛的精力。几声忽哨划过夜空，似乎是作案人得逞后的暗号，不知夜幕之后又上演着什么戏码。蝙蝠‘吱’地一声飞过，撞到了什么地方。邻居家‘哗啦’的一下，紧随着听不懂的叫骂。对面海湾上，那片灿烂的灯光熄灭了，天黑如墨。本无灯火的科科瓦多山更与暗夜浑然一体，奶白色的十字架高悬在南天，嵌入星穹，与南十字星交相辉映，彻夜长明。
杜欣欣
记于200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