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面包树
为了访问坦桑尼亚的野生动物保留地，我们必须在肯尼亚转机，再乘车进入坦桑尼亚。在内罗毕，我们预定的假日旅馆位于一条环境优美的小街上。在服务、布置、早餐和礼仪等方面，这个旅馆都遗留着浓厚的后殖民主义的风味，管理阶层也都是白人。在西方，除了政府机关，商家是不挂总统画像的，而此地的旅馆大多悬挂肯尼亚总统的画像，旅客在一间无窗的小屋里存放贵重物品，屋内24小时都站着一位荷枪实弹的警卫。
在飞机上，我碰巧和一位长住赞比亚的丹麦人邻座。丹麦人告诉我，内罗毕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烧烤餐馆，名叫‘食肉兽’。等候行李时，另一位旅客听到我们的谈话，也插嘴道：“此地不可错过，那鳄鱼肉很好吃。”出于好奇，我们打听好路线，当晚就驱车前往。
餐馆位于一条极不起眼的巷子里，门面不大，却有三百多个席位。一进门即觉气势不凡，迎面一口巨大的石砌火塘，火塘上架着七八根两米多长的铁棍。侍者们围着火塘，翻动着烤肉。穿在铁棍上的鲜肉被殷红的塘火烤得滋滋作响。时不时地，窜起一股金色的烈焰。餐厅深处，和着非洲鼓的鼓点，有人在唱‘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的座位处于竹厅与花园之间。待我们落座后，侍者摆上碗碟，餐桌的中央放置一个可以旋转的两层餐盘。每层餐盘摆放着若干盛酱料的小碟，餐盘顶上插着一面小纸旗。侍者从上层的酱料介绍起，分门别类，每中肉类各有其酱料。他特别说明这些肉类都是人工养殖。我们无法记住这么多名堂，除了大蒜、葱、薄荷、辣椒，其他的非洲佐料一概不知。但是，我们记住吃饱的信号是将小纸旗放倒。
好了，现在开始吃了。在昏暗的烛光下，在漂浮着花香和烤肉香的竹厅里，只见数位手持烤肉铁棍的侍者穿梭于餐桌之间。其中的一位走过来，询问我们可要牛肉，不一会拿着鸡肉鸡肝的侍者来了，又一会来人请我们品尝长颈鹿肉。羚羊肉、斑马肉、野牛肉、鳄鱼肉，香肠...。所有的肉都烤得恰到好处，新鲜可口。最佳当属长颈鹿肉，鳄鱼肉非常独特，肉质细嫩，味道界乎于鸡肉和鱼肉。其它的野味和家养的肉类动物近似。席间，我们往往搞不清一些动物的英文名字。比如羚羊，在中文中，都通称为羚羊，我们只知英文为Antelop。却不知在非洲，不同种的羚羊各有其英文名字，如Gazelle，Eland，Hartebeest，Impala等等。所以，一旦碰上这样的英文名字，我们就不知所云。一位年长的侍者看着我们迷惑的样子，突然用中文大声说‘羚羊’。他的发音字正腔圆，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还用中文说了斑马，并告诉我们有不少中国人在此用过餐。
虽然这里的肉很好吃，我们也知道此餐所费不贷，但是心中仍有些不踏实，似乎我们还是在吃保护类动物。于是，我们就将小纸旗放下，宣布不再要任何肉类了。这是一次新鲜有趣的，但不知是否妥当的经验。
第二日清晨，我们从内罗毕出发，大约需要2小时就可到达肯坦边境。出发时，正是城市的高峰时间。丰田小型旅行车载着我们和一对来自德克萨斯的父女，在机动车、人力车、畜力车和人群中缓缓而行。
内罗毕居民大约300百万，它是非洲第四大城市。看得出来，这里曾经是一座规划得非常好的城市。高大的棕榈树和椰子树，别墅式两三层建筑，大片绿地以及绿地上的青铜像，座椅和喷泉，都显示出此地曾经有过的闲适。这个曾为英殖民地的城市，车辆靠左行，十字路口以圆环代替红绿灯。然而，又如许多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这里城市化的速度过快，贫富悬殊。近年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动力拥入城市，加剧了城市住房交通的拥挤。为了接纳这么许多的人口，城市已经开始不加任何规划地修路盖房，建筑工地比比皆是，交通更为糟糕。好不容易我们才挤出了城。
出了城，道路上的车辆减少了，路况也开始变坏。尽管司机小心地绕过路面上的坑坑洼洼，可是，还不时地把人颠得头碰车顶。所幸的是，路旁的自然景观和行路人 颇能冲淡些行路的乏味。
这一路上，几乎看不见什么房舍，即使有，也都是些泥草建筑。路边的草地上，渐渐可见三三两两的斑马、鸵鸟、狒狒和羚羊。公路旁和草地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刺槐树。它们的树冠平行展开，看着那一把把盛开的巨伞，我体会到动画片‘狮子王’制作得如此逼真。剥掉树皮后，刺槐的树干呈金黄色，所以它还有个绰号叫黄热病树。小黄雀鸟的家大多建在刺槐树上，这些做工精巧的窝吊挂在树枝上，随风摆动。这些‘织男’们(因为是公鸟做窝，所以不是织女)真无愧于它们的英文名字‘Weaver’，将窝做得如此之精巧。白蚁的建筑也很雄伟，有些白蚁堆竟达一人之高。
在路边行走的和在草地上放牧的大多是马赛(Masai)部落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的穿着传统部落服饰的非洲人。部落的男人们披着红蓝或红黑大方格的毯子，这种披肩被当地人称为‘Shuka’。Shuka是行为衣衫，卧当铺盖。据说，大红的颜色具阻吓野兽的力量，而且体现了高贵大方，所以男人的服装里必有红色。部落的女人穿着海蓝紫粉的裙子。女人都不留发，全部剃成寸头。无论男女，从上耳轮到下耳垂穿着好几个耳洞，戴着两三个大耳环。每一个耳环上穿满了鲜艳的塑胶或玻璃珠子，沉甸甸的耳环把每一个耳洞都撑得有钱币那么大。只有从服装上，我才能大概判断出来人的性别。
马赛人曾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据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以色列，非常骁勇善战。在马赛人的全盛时期，部落的人口多达5万之众，占地18万平方公里之广。曾经，马赛人将农业部落全部赶入丛林。曾经，在东起印度洋，西至维多利亚湖，北到中东沙漠，南达萨兰干第草原的广阔的大地上，到处都徜徉着马赛人的牛群。至今，东非的许多地名还是来源于马赛语，比如内罗毕是马赛语的‘冷’的意思，肯尼亚是马赛语中的‘水雾’。
1883年，苏格兰人约瑟夫汤姆森率领150个桑给巴尔人，携带6万条马赛人喜欢的珠链，配备大量的火枪弹药，用了15个月的时间，第一次从东向西穿越马赛人的领地。为了进入马赛人的领地，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此次旅行中，许多人或亡于病患，或葬于兽腹，汤姆森本人也曾几近病死。虽然汤姆森因此而获得英国地理金奖，但他的三次非洲之旅耗尽了其毕生精力。马赛之旅的十五年之后，汤姆森即英年早逝，得年仅37岁。
随着汤姆森的探险，英人德人渐进，他们侵占马赛人的土地。最终，马赛人的长矛敌不过火枪，上万马赛人赶着近20万头牛，几百万只羊，西迁至白人划给他们的保留地。在迁移途中，马赛部落屡遭灾害，死伤无数。
至今，马赛人还生活在这些保留地上。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以牧牛为生，并视牧牛为世间最高尚的职业。牛是当地人财富的象征，并以此作为货币进行交易。为了取得足够的水草和矿物质，也为了躲避传染昏睡病的蝇子，这个部落游牧于东非的高原和低地之间。住在肯坦交界处的马赛人是唯一的不用签证，可在两国之间来去自由的部落。他们藐视肯坦两国的法律，不纳税，不服兵役，对于坦桑尼亚的资本主义或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均视而不见。为证明自己的勇敢，还不惜以身试法去猎杀狮子。
沿途，我们看见了不少马赛人的村落，那里的房子都是用泥混合干牛粪垒墙，干草盖顶，建得像个大草帽。非洲的传统住房大都建成圆形，据说那是因为非洲人没有直线概念，而对于圆形却特别敏感。
虽然我们没有机会进入马赛人的家，但是在津巴布韦时，我们参观了当地的民俗村，那儿的住房建得和马赛人的房屋十分相似。我记得，房子非常低矮，成年人必须低头弯腰才能进入。窗户既少又小，屋内很暗。屋里没有任何家具，三块石头一搭就是厨房，一小块木板就当床。而就是这样的床也只供当家男人睡，女人睡地上，孩子们住在部落所有的男女宿舍里。部落酋长的房子比一般房子大三倍。酋长与他的一位妻子同住在大屋里，他其余的妻子分住在村中。大屋里有兽皮做卧具，也有粗陋的木椅和非洲鼓。酋长用这面鼓召集部落开会，召唤他若干妻子中的一位。通过不同的鼓点声，妻子们知道丈夫呼唤的是哪一位。马赛人的部落也是一夫多妻制，一位妻子的娉礼是四头牛。此时我的同伴调侃道：‘你值八头牛。’我真谢谢他的抬举。当然，能娶得起多妻的都是富人和‘首长’。
当今，非洲部落仍然过着传统生活。丛林人以打猎为生，而马赛人以放牧为生。在非洲，有一种叫做Lavala的毒虫，这种虫子在产卵时会分泌出大量的毒液。靠狩猎为生的丛林人只需找到有虫的野兽粪便，便可取得毒液。然后，猎人将毒液涂在箭头上毒杀野兽。如果伤口碰触这种毒液，人也会被毒死。放牧的马赛人是以肉食奶制品为主食，几乎不吃蔬菜。可是，非素食的马塞人都非常瘦。那么瘦的人，体力却好得难以置信，他们每天的活动量非常大，一天可以走上几十英里去放牧或上学。想来，信奉肉食主义的马赛人大概不会有胆固醇的烦恼吧。这个族群很少生病，生病也很少就医。一位印度医生曾救治过一个被野牛顶开肚皮的马赛人。在没有任何麻醉和输血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做了缝合手术。一个月后，这个当时被认为必死无疑的马赛勇士，竟然活蹦乱跳地牵着一只羊来酬谢医生。
车子经过坦肯边境的小镇。街道旁，一座结实的砖房赫然矗立于非常简陋的棚子中间。时近中午，砖房里突然涌出一大群孩子，噢，这是一所学校。这些上学的孩子都穿着制服，每一个都是圆头圆脑，亮亮的黑皮肤，洁白的牙齿，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当车子驶过，孩子们对我们扬手微笑，那真是些非常可爱的黑娃娃。
从内罗毕，人们可以骑着马，穿过平原，翻越山冈，一直到达乞力马扎罗山脚下。这个赤道国家，因为地势高度不同，温差很大。正午时分，地面气温可达华氏100度，阳光蒸腾起草原的蜃气。袅袅上升的气流，托起了广渺的平原和远处的乞力马扎罗山，整个平原仿佛如水一般地流动起来，而终年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似乎屹立在虚渺渺的河流之上。此时，乞力马扎罗的山颠正被大块的云朵所簇拥，而巨大的山体君临于刺槐树林之上。海明威的作品使乞力马扎罗山上一只被冻僵的豹子不朽。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它攀上这高峰的动机，也许是出于某种不懈的追求吧。
杜欣欣记于1999年6月7日
原载<华夏文摘>第四四三期，一九九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