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职员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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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命运的漂泊，我有幸在国外做了十几年的管理工作。其间，我数次跳槽，先后在几个单位当过大大小小的头，管理过各种不同性格的洋职员。其实，抛开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洋人和咱老中差不多。在日常的生活中，洋人和咱老中的举止行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下面和大家聊聊几个比较典型的洋人部下。

狼帮小传

狼帮是我第一次当头儿时遇到的一个职员。那时，我刚毕业不久，很幸运，应聘进了管理阶层，当一个小部门经理。手下有三个全职雇员和七个半职雇员。三个全职雇员的年龄，都比我大。狼帮是这三个全职雇员之一。

狼帮的洋文名字叫 Wolfgang，是他那德国移民老爸给起的。狼帮这个中文名字，是我模仿洋泾浜英语翻译的。狼帮虽然是在美国长大，但却继承了日耳曼民族的优点。他工作认真，为小数点七位数后的一个数字，能和你挣地面红耳赤。他写的工作报告，条理清楚，取证得当，图表并列，有说服力。另一方面，由于在美国长大，他也很美国化。

小的时候，狼帮听他老爸的话，要做个工程师。进了大学工程学院，离开了老爸的控制，他恶补在老爸看管下所失去的中学快乐时光，和几个姑娘同时搞对象，荒了学业。结果，在工程学院混不下去了，他就转专业，改学心理学。后来，他堕入情网，大学一毕业，就结了婚。不久，他就当了爹。毕业后，他在一个政府部门作做数据统计工作。

开始，狼帮的日子过得挺开心，老婆孩子热炕头，有工资拿着，花钱不愁，也不用再听老爸的谆谆教诲。可是，时间一久，他就开始感觉空虚，认为每天朝九晚五，作个小职员，太碌碌无为了，便又开始想往校园生活了。他很怀念做学生时，每晚不到半夜不睡，天天中午才起床，愿意上课就上课，不愿上课就逃课的快活日子。用狼帮的话讲，那是自己当家作主的日子。他考虑了几天，下了决心，回学校去，拿个博士文凭，将来留在学校工作，天天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狼帮是个说干就干，立竿见影的主儿。主意一拿定，他就向媳妇用不容争辩的口气商量说，我要回校读研究生去。媳妇了解狼帮那说一不二的犟脾气，就无可奈何地说，同意，你去就去吧。不过，媳妇劝他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温饱要有着落，不能让她个女人家，供着他这个大老爷儿们。狼帮一看媳妇没跟他闹，很高兴。对媳妇提出的条件，他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

狼帮去了单位，把辞职书递上后，就直奔大学的图书馆，查资料，选专业。看来看去，他觉得自己还是继续学心理学容易。如果选个新专业，他就要补学本科课程，太苦，太累。选好了专业，狼帮去了母校，熟门熟路，到心理学系，找到系秘书，和导师约见面时间。

经过教授们的指点，狼帮花力气复习，GRE 考得不错，便顺利地入了学，并拿到了校方的无偿资助。不过，一入了学，才上了几天课，狼帮就有点失望了，还有些后悔。原来，这读研究生和读本科生，有很大的区别。读本科时，上大课，好几百人坐在一个阶梯教室里听课。逃课，教授不易发现。本科生考试，好糊弄。临考前，向同学借本笔记，背一背，再看看教材。考到优的成绩，难些。但是，混个良的成绩，狼帮还是不在话下的。这上研究生课，狼帮发现比本科生难多了。用他的话讲，是不好混。首先，研究生上课人少，一班就那么十来个同学，少了哪个，教授一眼就看出来。所以，狼帮不能像在念本科时那样，肆无忌惮地逃课。其次，研究生课的读书量大。教授常常每讲完一节课，出一个书单，列出三五本书名，让学生们课后去读。他发现，如果不读完这些书，上课讨论时就插不上嘴。这样一来，狼帮原想回学校过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日子，就过不上了。不过，狼帮是个适应性强的人，而且人又聪明。他想，既然偷懒不成，就老老实实地学吧。您别说，狼帮拿出他德国人的认真劲头，学习，他还真行。课上，他发言头头是道，旁征博引，常常把同学们说得心服口服。课下，他肯花时间，认真读书。每次学期论文，他都得优。他还在一家有 APA 授权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很快，狼帮的优秀成绩，就被系里的几位专家注意到了。先是一位在心理记忆领域颇有名气的专家找到他，问狼帮愿不愿当他的弟子，跟他攻读博士。接着，又有一位昆虫习得专业的泰斗级教授，问狼帮是否愿意从师于他。后来，系里的一位比较年轻但很有成果的心理统计学教授，表示愿收狼帮为徒，并表示可以让他在学术论文上署名。当然，狼帮的名字需要署在教授名字的后面。

狼帮把系里几个博士导师的优缺点和在学术市场的地位，以及他自己的优缺点和研究兴趣，取值定值，然后输入计算机，作了一番因素分析。经过几次“埃根”变换，计算机显示出，狼帮的最佳选择，应该是给那位年轻有为的心理统计学专家做博士生。计算机列出的好处主要有，年轻的导师，精力充沛，肯花时间指导学生。年轻导师，容易接受新观点，使用新技术。计算机还预计，在未来十年内，由于计算机领域的革命，心理统计学是最有发展，最有潜力的心理学学科。

狼帮做了那位年轻有为的心理统计学教授的博士生后，果然如计算机所预示的那样，学业大有长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在三家很有学术影响力的心理学月刊上发表了四篇论文，对跨文化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当然，在论文上，他的名字是署在导师的后面，虽然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他独立完成的。很快，狼帮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正式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

正当狼帮全心全力地投入在学术研究之中，准备博士毕业论文时，他的婚姻后院着火。由于他整天忙着读书，冷落了媳妇。媳妇一纸离婚书，休了狼帮。法院还责令狼帮每月向媳妇交付孩子抚养费。这下狼帮惨了。离婚前，狼帮每月做博士研究生的900元津贴，够他自己吃喝。离婚后，这900元津贴，每月还没到手，就先被劳资科扣下300元，转给他的前妻。狼帮剩下这600百元，要付房租，要吃饭，要买书，要养车，不够花。导师知道他的困竟后，常常请他吃个午饭。同学们也时常这个今天施舍他个三明治，那个明天送他包饼干。时间一长，狼帮受不了。他想，一个堂堂的大老爷儿们，怎么好意思靠众人的施舍过日子。他书读不下去，论文也写不出。终于，有一天，狼帮悄悄地在导师的办公桌上留下一封告辞信，开着他那辆旧道奇车，载着他的所有家当，悄然地离开了学校，离开了那座大学城。

狼帮开着他那辆旧车，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找到了个差事，作数据分析员。后来，我来到他们单位就职。狼帮就成了我在国外就职后的第一位洋部下之一。

论干活，狼帮是没挑的。做个项目，只须对狼帮交待清楚技术要求，项目的目的，和时间限制，他就会时钟似地，按时完成项目。他上班，不迟到，不早退。午休和茶休，他也不偷时，按时去，按时回。他平时为人寡言，在单位，不太合群，没交下什么朋友。另外，他有个坏毛病，每隔几周就旷一天工。我任职后不久，第一次遇见他旷工，十足把我吓了一跳。

那天早上，已经九点了。他办公室的椅子，还是空着。平时，他总是在八点半以前，到达办公室。我的电话上，没有他的留言。我询问了单位的电话总机台，也没有他的留言。我猜想他也许出了车祸，要不就是有什么急事要办，来不及通知单位。无论如何，当头儿的，总得有所表示，把事情弄清。我找出他的人事档案，按上面的电话号码，给他的住宅打电话。电话响了好一阵子，也没人接。我就每隔半小时给他的住所拨次电话。都快到十二点了，他家的电话，始终是没每人接。我开始有点替他担心起来，就走出办公室，问其他职员，是否知道他哪儿去了。他们一听，就都说，头儿您别担心，他这人就这样，每隔几个星期，就这样蒸发一次，我们谁也找不着他，也不知他干什么。听了职员的话，我还是放不下心，还是没隔半小时左右往他家拨个电话。但是，一直到下班，他的电话也没人接。我拿定主意，如果第二天还找不倒他，就得报警了。

次日，我刚进了办公室，狼帮就出现在门口。他满脸歉意，问我能否有时间让他进来谈一下。他说，很对不起，昨天他病了，不能来上班，而且病得很重，连打电话通知我的力气都没有。我问他听没听见电话铃响。他说听到了，大概每半小时响一次，可是他病得没力气接电话。看他一副虔诚道歉的样子，我也不好再责怪他了，只好对他说，下次有病或有事不能来上班，一定得及时通知我。他一再承诺，一定，一定。但是，每隔几个星期，他就又会这么蒸发一天。每次旷工的第二天一早，他总是满脸歉意地找我道歉。

两年后的一天，人事部的主管通知我，狼帮的前妻，雇用了律师，查到了他在我们单位工作，追他支付拖欠的子女抚养费。那律师，通过法院，命令我们单位必须协助他们扣发狼帮的工资。按法院的要求，狼帮每月只能拿到1000元的工资。他余下的工资，全部由人事部直接转给他的前妻。

我把法院的通知，告诉了狼帮。他皱了皱眉头，然后痛苦地勉强笑一下，说了句，真对不起，让您为难了。

几个星期后，我早晨上班，见我的办公室门上贴个信封，上面是狼帮的字体。我预感不好，赶紧把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封短信，是狼帮写的。信上说：

“头儿，
“对不起，我辞职了。我决定回学校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多谢你这两年的关照。后会有期。
“狼帮（签名）”

狼帮走后不久，我应聘去了个新的单位工作。对狼帮，我就渐渐地忘却了。

三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决定接下一份来自南方的聘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临行前，我回母校向导师告辞。去导师办公室的路上，穿过一幢教学楼时，我突然听到一个耳熟的讲话声。那像是狼帮的声音。顺着声音走去，我来到一个大教室门口。门边，竖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教室内，坐着百八十人。狼帮站在前面，正在发言。他满面春风，兴致勃勃地讲着他对跨文化思维方式的见解。他看起来，很快乐，很开心。看来，他终于又找回了自我，重新过上了他那向往已久的自己当家作主的快活学生生活。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一晃，十余年又过去了。我虽然不曾再听到狼帮的消息，但我深信，他一定是活得很快活，过得无忧无虑，只是不知他是否完成了学业，拿到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