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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旨。就贴这儿吧。

送交者: 晚霞2003/12/24 4:41:8 [温柔一刀]
回应 晚霞,信收到,已回。 by RR 于 2003/12/24 0:4:2



             永别了,所长!
                 ──追忆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先生去世了。虽然知道他病重住院,但在电话上听到他女儿说不是非典
是肺炎,就放了心。我这种放心,多半是因为他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里所留下的深
刻印象:所长从来都是神采奕奕、情绪高涨的;他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常常神色飞
扬,时而咄咄逼人。

  我叫他所长,是在他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那段时期养成的习惯。一
九八五年,我从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作为美国所美国文学研究生留在美国
所文化室工作。刚毕业的我,对在文化室的这份工作,简直有点战战兢兢:文化室
的几张办公桌,一张是中国著名翻译家、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主将、我念书时担任
研究生院美国系系主任的董乐山先生的,一张是我的导师、著名英美文学学者、莎
士比亚全集的编撰人施咸荣先生的,另一张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外国戏剧研究家、中
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的儿子梅绍武先生的,还有两张是两个小年青的,其中
一个就是我。因为上学的关系,我跟室里的三位学者“大腕”很熟,因为他们三个
人在我研究生考试口语面试的时候就同时出山,“吓”过我一回了,后来上了三年
学,经常往所里跑,从请教到聊天到开玩笑,就不太“怕”他们了。可是所里有一
个人,一直让我“害怕”。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所长李慎之先生。

  我为什么“害怕”所长?原因有几个。一个是他名气太大:我那时就知道他是
延安的红小鬼,后来成了新华社国际部的大拿,大参考消息都是经他编辑,由他过
目后才送报中央的,还知道中共的很多外交文件都是他起草或者修改的。这样的人,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说怕人不怕人。我“害怕”所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特
别喜欢“考考”年轻人。在所里工作,我免不了有事去所长室找他请示,他也免不
了到文化室来“坐坐”。他到文化室来,主要是跟我的“大腕”同事们商议要事,
同时也绝不忘记捎带着考考文化室里的年轻人。我记忆中,我跟所长的对话,大部
份都是他在考我,搞得我一见到他,就马上进入“临考”状态。一次,所里跟美国
共和党的智囊团Heritage Foundation的访华成员开座谈会,
当时所长选择了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张毅做翻译。张毅的翻译技巧真是炉火纯青,
几乎一字不漏,并句子通顺、词义准确。我们几个没出过国的小年青看了很是佩服。
好像是第二天,所长又来文化室了,一进门就劈头盖脸地问:“Wu(他南方口音,
吴胡不分)Yafei,你什么时候上阵啊?”问得我差点儿“汗滴禾下土”。可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黑人文学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所主办的《美国研究》上,
他看了后,说:“看来你读了不少书嘛。”他那一句话让我得意了好几天。至少在
后来的几天中,我不那么“怕”他了。几年以后,他见到我,又“老调重弹”,说:
“你说说美国的PC(political correctness)是怎么回
事吧?”那时我不但不“怕”他了,而且还敢抓住时机侃侃而谈了。完后,我看到
他脸上满意的神色,又禁不住暗自得意了许久。

  其实仔细想起来,我这样“害怕”所长,这样描述他“吓人”的样子,对他是
不公平的,因为我的“害怕”多半缘于我的年轻和不自信。现在想起来,所长其实
是很平易近人的。我知道,美国所其他的年轻人都喜欢所长,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像
我那么不自信。所长其实最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他尤其喜欢有才华的年轻人。假
如你跟他聊起来了,深入下去,甚至让他发现你可以在学术方面挑战他,他就会忘
记你不过是个年轻人了,他就会忘记他是个资历深厚的高官和学者了。他是一个尊
敬才华和思想的人。对他来说,所有人在才华和思想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
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无论你是做官还是不做官的。了解了这一点,所长这个人就不
那么“吓人”了,他简直就是“可爱”极了。这个我是到了后来自己成熟了一些,
才体会到的。美国所的年轻人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真的是好朋友的关系,互相之间
绝没有拘谨,绝没有约束;他那么一个经历广泛、学识渊博、思想敏捷的人,所里
的年轻人都喜欢跟他聊天,都喜欢“刺激”他,好让他“信口开河”,好听他“谆
谆教诲”,好看他“指点江山”。我以前怕他躲他真是“亏”透了,我躲他躲过了
多少激动人心的学习和探讨的机会啊。

  几年后,我出国了。后来的一些年中,当时美国所李慎之所长任内的大部份年
轻人都陆续出国了。出国以后,我们跟美国所的关系也就逐渐地断了,因为美国所
换了新所长,美国所在很多方面都和从前不一样了。然而,这些“年轻人”(现在
也都不再年轻了)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却从来也没有断过。我们常常还是在学术方
面找所长探讨,甚至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及时跟所长通报的。所长每次来美国访问
交流,也都不忘记通知在美国的原美国所成员,能聚会的时候,我们还一起聚会。


  我在美国这许多年,一直在教书。我的先生寒哲(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是个
民间哲学家(我给他的名号)。多年来,他除了做电脑咨询以养家外,还时刻不忘
自己的哲学与文学爱好,读书、写书、办哲学和文学俱乐部。我在教书之余,花了
几个月的时间,把先生的书翻译成了中文。九三年起,我开始寻求我的老师们的帮
助,请他们批评指点。我先把先生著作的中文译本寄给董乐山老师看,董老师看了
很是赞赏,写了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并将著作的摘要文章推荐给《读书》杂志。后
来,我又写信跟所长谈了这部译作,并把译作的打印本寄给了他,所长看了也马上
回了信。下面是所长给我先生的复信的部份内容:

  “寒哲先生:

  听亚非给我介绍了你对西方面临的危机的忧虑以后一个星期,就收到了《读书》
杂志,看到了你的《衰朽与复兴》的摘要(虽然它简略到几乎完全不能表达你的思
想),又一个星期就接到了你寄来的全书(打印稿)。

  我把你的著作从头至尾仔细读了两遍。我十分钦佩你的博学,也十分钦佩你的
文笔,它确实达到了你所推崇的古典的风格──简洁明净。但是我更钦佩的是,你
看到了在被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羡慕的所谓“发达国家”中存在着深刻的危机,
这种危机长期被掩盖、被忽视,只有最肯深思、最有洞察力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才敢
于正视。

  我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你在你的著作中痛斥那些“假知识分子”,
虽然你在别处并没有用过“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我很理解你是用何等严肃
的态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我们中国本来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它是从
你们西方引进的,然而一经翻译,就具有了自己的含义。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的心目
中,一个大学生大概就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许能
扩展自己的知识而成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却很少着意考虑人类全体的命运。你
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士,孔子所谓“志于道”的士,“仁以为
己任……死而后己”的士,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

  …… ”

  以上李慎之先生的复信全文当时作为书评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后来,该书
由台湾立绪出版社以《西方思想抒写──给那些无瑕阅读经典的人们》为题出版,
并征得李慎之先生的同意以他的复信做了序言。

  从李慎之先生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感兴趣。
给所长看稿是九三年四月左右的事。同年七月他来美国访问,在华盛顿暂住。我们
这些他原来的“小部下”们组织了一次在华盛顿的聚会。当时,原美国所成员能到
的都到了,我和先生也乘飞机赶了去。我记得当时他跟我先生谈话,还讨论了“真
正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现在回顾起来才意识到,李慎之先生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兴趣,
表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现像的担忧,也说明他在晚年由
于自由思想的表达而仕途坎坷,进而看清官场,立志还自己本来面目,做一个独立
思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决心。

  记得华盛顿聚会时,我们去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几个在华盛顿附近的聚会
组织者在餐馆的一面墙上挂起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久违了,老李!”(他们
都叫他老李,因为他总是acted like one。我还是习惯叫他“所长”,
因为我总是对他敬佩有加,从不敢“造次”。)“久违了,老李!”这句话非常准
确地道出了当时所有到场人的心思。看到那句话,我心里想的是,我们这些当年的
小年青在所长的呵护下,一个个都长大了,成家了,出来深造后,又都将目光转向
个人生活,各自开始了与美国研究不大相干的事业,而所长他却一个人在国内坚持
不懈地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坚持表达自己对中国和国际事务的独立见解,以
推动中国在各方面与世界的接轨。面对这一切,我们这些他曾经寄予希望的年轻人,
不对他说一声“久违了”,还能说什么呢?

  华盛顿聚会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李慎之先生就走了。

  李慎之先生走了。中国又少了一个“着意考虑人类全体的命运”的“真正的知
识分子”。

  这次我们却不能再对他说“久违了”。这次我们竟要说:“永别了,所长!”


  所长,我知道我将不再收到您每年圣诞节寄来的精美卡片了,我知道我将不再
看到您的信件、您的字迹了。但您却在我的心中永久地竖立起一个榜样:我将象以
往做您的“部下”那样,以“临考”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每一个挑战;
我将像您那样,想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道路,做一个有自信、爱人类的人。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写于美国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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