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老板们
菊子
一，申请了一个老板---史厚康
我在美国开始工作后的第一个老板，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儿丽兹。手把手
地把我培训得差不多了，她就在公司内调动，换到别的部门去了。
这时候，我们公司刚刚被它从前的竞争对手收购、吞并，新公司派了十几名“接受
大员”，来主持公司合并事宜。我怕新来的经理会是一个接受大员，就半开玩笑地
对史厚康说，其实，你当我的经理最合适了。
史厚康不是中国人，而是个犹太人。看他那模样，倒象是个满清遗老 - 他大概是六
十年代的嘻皮士吧，那头发一直留著，平时就编个大辫子在脑后拖著，偏偏他的脑
门全秃，那发线正好位置适中，象专门照著清朝的律条剃了似的，他人又长得又高又胖，
走路还真有点满大人迈方步的味道。他从前是搞音乐的，拿过一个音乐方面的硕士，
专长乐器是古典吉它。后来为了养家糊口，一边上班一边学写程序，也拿了个硕士，
最后就到我们公司来工作了。公司是作与语言有关的软件的，除了雇佣精通各种语
言的专家外，还给编程员们开过一些简单的语言课，史厚康几年前上过一个汉语班，
还去山东威海进修过汉语，他这个中文名字就是从公司里的汉语班上得到的。
史厚康一听我让他给我当老板的建议，还认了真，偏著他的满清脑袋说，你看我合
适吗。当然了，我说。我保证配合，不给你添麻烦。他听了象孩子般高兴得满脸通
红，立马就去向上司申请，居然也就通过了。
史厚康说是我的老板，倒不如说是我的哥们儿。他性子慢，面乎，凡事认真，一钻
牛角尖就出不来。他那时候迷著查他们家的家谱，正好我以前学过一点犹太历史，
他头一天深夜研读有什么“惊人”发现，一定要与我分享一下。聊著虽有趣，但我
们毕竟还有许多工作要作。所以每次见他，我都事先声明我只有几分钟，而且往往
是我列出要谈的问题要点，直奔主题，并列出施行方案，聊完了，赶紧起身。一听
他又提起他家的老祖宗，我就礼貌地笑笑，落荒而逃，不然他能海阔天空跟你絮絮
叨叨地聊到天黑。有几次，他提起，昨天老婆跟他生气了，因为他该去什么地方，去
晚了，所以我还得提醒他，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早走。我的老板，既然是我“扶
持”上台的，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傀儡。
后来，总公司被新闻界揭出金融丑闻，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老板雇员，一样忧心
忡忡，很少有人能够按步就班地坐下来写程序。史厚康成了我的老板以后，唯一的
特权就是可以参加那些只有经理们才能参加的会议。我一直觉得内疚，一句玩笑，
让他白白多听那么多有忧无喜、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坏消息，还不如象我们一般老
百姓省心。
公司从最初丑闻爆发到最后彻底破产，中间有两三年时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
另谋高就了，但史厚康不愿意离开，因为他确实喜欢我们公司的产品，还舍不得离
开那些和他朝夕相处了十来年的同事们。我觉得他有点象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
不愿意相信公司真的大难临头。记得我在那儿最后一年的圣诞节，他们合唱组还去
公司的总部和分部唱圣诞赞美诗呢，那合唱组里，十来个人里倒有四五个犹太人。
不过，那一年他们唱的不是真正的基督教赞美诗，而是各国的赞美冬天的歌曲。史
厚康来找我要中文歌，我一时也想不起什么好歌，於是就教了他一个“北风吹”。
於是，在他们巡回演出的那一天，公司的同事们都听到了喜儿欢快的歌声：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那个飘
年来到
风卷那个雪花
在门那个外
风打著门来门自开
我盼爹爹快回家
欢欢喜喜过个年
欢欢喜喜过个年
二，敌意老板----- 巴巴拉
巴巴拉是我第二份工作的老板。这个名字变成中文，让人联想起傻拉巴几，巴结，东
扯西拉。果然，工作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
新雇员培训时，十来个人唧唧喳喳聊得很热闹。我兴奋地和大家插科打浑，觉得自
己受到了特别礼遇。轮到旁边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自我介绍时她说，她叫巴巴拉，
是新来的我那个部门的经理。她该是我的顶头上司了。我暗暗吃了一惊，因为在我
面谈时，负责雇我的那位经理根本没有提我们组要有一个新经理。
大家礼貌地向巴巴拉问好，显然没有欢迎我出场时的戏剧性，我隐约觉得她眼中闪
过一丝不快。我自知自己天性过於敏感，故意没当回事。
接下来大家一起去吃午餐。总共五个女的，其他三位都不是我们组的。点饭的时候，
我要了一份皮萨，还要了一份炸薯条。平时在家不敢吃这些油腻厚重的东西，怕孩
子学“坏”，好不容易捞著打牙祭的机会，我是不放过的。饭来了以后，我一边狼
吞虎咽，一边自己嘲弄自己猪猡。正骂得痛快，几个女孩子都在哈哈大笑，突然听
到了巴巴拉冷冷的声音：“可是你一点都不胖。”
听见她的声音我马上看她的眼神，冷若冰霜，那嘴角，也狠狠地往下撇著。我知道，
我的敏感不是多余的，那敌意，已经是丝毫未加掩饰了。
巴巴拉和我个子差不多高，但体重起码比我重一百磅。她点的是一个红红绿绿、味
同嚼腊的绿叶菜沙拉。
当时公司刚刚拿到三千五百万美元的创业投资，雇佣我们这一批十几个人，就是因
为有这一笔投资。巴巴拉说，她失业了挺长时间。对於新工作，她很积极。全组加
上她一共五个人，成天召集开会，大会、小会，一会儿又不停地发全组电子邮件、
个人电子邮件，“经理”得不亦乐乎。我身上本来就没什么反骨，便是有，也给磨
得差不多了，於是便努力按她的要求去做。我埋头学技术，新产品很快就上了路，巴
巴拉让我专门负责写一份有关某个客户的报告，写的过程中、写完后，她都很满意，
一字不改就正式递交给客户了，还让组里别的工程师们参考我的格式。
可是，她就是不喜欢我，从不给我好脸色看。我这人生性温和，与世无争，责任心重，
敬业心强，和各色人等都相处得好，去哪里人们都欢迎。独独巴巴拉是例外，偏偏
她又是我的顶头上司。
新职工培训一结束，我就开始怵上班。先是远。原来的公司离我家里只有四英里，
十分钟就到了，儿子的托儿所就在附近，一切都方便极了。换了工作以后，公司离
家一下子增加到二十多英里，所以我每天必须先把儿子送到托儿所，再进入波士顿
那臭名昭著的车流，碰巧又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等我开到办公室，往往已经是一个
半小时以后。
我更怕的是巴巴拉。每天早上，她象警察一样来我们四个坐的地方巡视一圈，我如
果来晚了，错过了她老人家的视察，心就得悬着，不知道她的斧子什么时候落下来；
有幸赶上了她的视察吧，她屈尊问我什么问题，我千方百计地答得她满意，答完了，
心有余悸，生怕什么地方没有说好；更多的时候，她和别的同事瞎扯，於是我只好
尴尬地在旁边听著，也不敢独自干活，怕留下轻视她的印象。
这时候，我非常羡慕组里的另外一个女成员，俄国移民来的犹太人，岁数和我差不
多，但体重却和巴巴拉差不多。她英语不好，一切仰赖丈夫，不象我一说唧唧呱呱、
一写稀里哗拉。听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巴巴拉聊天，巴巴拉笑得那么开心自然，
我只能在旁边尴尴尬尬地听著，想插嘴也插不上。每次巴巴拉散了她的早朝，我都要
在心里呼万岁。
有了孩子以后，我倒比以前更注重自己的外表，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不修边幅。另外，
我觉得衣著整洁也是敬业的表现。女同事们评头论足一番，男同事们礼貌地恭维几
句，不管是否百分之百的由衷之言，听完了，总能提高情绪。唯独到了巴巴拉这里，
一切都是淮橘易地而为枳。她考究穿著，衣服倒在其次，饰物琳琅满目，风格各异，
中国人穿得再考究，很难有她那些祖祖辈辈收藏下来的饰物。问题是，一旦我穿得
漂亮吧，她那一天却正好是一件T恤一条牛仔，并宣称随意穿著是最高境界；有一天
我匆匆忙忙要离开办公室时，大衣没穿好，她又凑过来为我整理衣领，说我不该这
么匆忙随意，并说她是全面负责的经理，连我的衣著她也要过问。
我是个典型的中国妈妈，有了孩子以后，很少晚上让保姆在家看孩子，让自己和老
公出去浪漫浪漫。明知夫妻单独外出对维系夫妻关系、保存浪漫成分有好处，总也
抵消不了晚上还把孩子丢给保姆时的内疚和罪恶感。有私人应酬，我也尽量推脱。
偏这巴巴拉不肯放过，成天在家里开聚会，都放在星期五晚上，等到星期五中午才
通知大家。一次我斗胆笑著说，今天的会是与工作有关吗？如果是，我就来，不
然我就不去了。她也笑著说，对，今天的会与工作有关，我们组的人必须参加。我
当时真恨死她了，不知自己上一辈子欠了她多少债，又恨自己懦弱，不敢据理力争。
争也没用。我说要和孩子在一起，她说，让你丈夫看著不就行了吗。让保姆看著不
就行了吗。
这份工作不很忙，每天中午，大家都吆五喝六地出去吃午饭，一吃就是两个小时。
我自知迟到早退，中午一般都不出去，反正公司免费供应水果蔬菜三明治。这样，
别人吃午饭的时间，我起码多干了一个半小时。可是，巴巴拉每个星期的总结会上
总忘不了表扬谁谁昨天一直干到晚上九点，谁谁星期六又来加班了，只有我，从来没
有因为“加班”受过什么表扬，我心里的滋味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为了孩子，她不
点名叫我，我坚决不主动加班。
我想，如果巴巴拉有个孩子，也许心境会平和得多，对我每天必须准时离开、保证
六点前赶到托儿所也会多一些理解和同情吧。可惜巴巴拉结婚很晚，没有孩子，过
了生儿育女的年龄。
美国人聊天时，也谈很多私事，谈起子女都一样津津乐道。因为我的孩子小，同事
们总觉得有义务问问我的小宝宝如何如何，孩子成了我和同事们的固定话题。只有
巴巴拉，从来没问过我孩子的事情，包括孩子病了，我请假提前回家，她也只是公
事公办地批准一下，就象我请假去修汽车一样。
有一天，她破例提前下班，说是她的猫病了，她要带猫去看医生。那一时刻，她的
脸上很焦虑，也很温柔，象是一个为孩子担忧的母亲。一个周五晚上，我勉勉强强
去了巴巴拉家参加派对，看到那猫很老了，一只眼睛都瞎了。巴巴拉温柔地抱著猫，
摇著他的右前腿，还装出了一个幼儿稚嫩的声音，代猫向我们问好。和我抱著儿子
向客人打招呼如出一辙。
在我心里，巴巴拉不是我的老板，而是一个比我年长的认为自己被生活嘲弄了一番
的中年女人。她把对生活的抗议转嫁到了我身上。自始至终，她对我的业绩都非常
满意，我在她麾下写的报告，她十分赞赏；我在她手下作过唯一一次评估，她给了
我很高评价，并且建议给我最大比例的提薪。她并没有因为不喜欢我，就在工作上
给我使绊子、穿小鞋。问题是，我每天必须面对的，不是那份评估，而是巴巴拉那
张阴晴不定、充满敌意的脸。
不幸中的万幸是，不久我就从巴巴拉手下解放出来了。我到这个公司三个月的时候，
公司突然把我们这批新招聘的雇员全部解雇，因为半年前的三千多万美元因管理不
善已经去了一半。我有三分忧虑，又得去找工作了，但我也有七分欣喜，总算可以
摆脱巴巴拉了。
我当时正好搬入新房子，每天一边有条不紊地拆那些拆不完的包包箱箱，一边重新
找工作。当时正是春天，家门前一株玉兰开得正旺盛，儿子也不用整天上幼儿园了，
我就带著儿子每天在花丛下奔跑，后来又清扫凋落了的花瓣，大铁锹大箩筐装那花
瓣，想起黛玉葬花的细致缠绵，便觉得自己粗俗好笑。自那以后，花开花落也有好
几载了，我却从来也没有那份闲空和心绪去欣赏那一株同样美丽、更加灿烂的玉兰
花。
一个月后，我就重新上班了。
三。年轻老板------大卫
大卫长得还真是和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大卫王有点象，只是个子要矮一些。大卫精力
充沛，从来就没有个安静的时候，如果要他手持石头立定做雕像姿势，我不知道我
们这位大卫能保持多久。
大卫有拿破仑一般的热情和狂躁，对我们下属他倒挺和善的，但是和主管技术的公司
副总裁、别的部门的经理们吵架时，我几次亲眼看见他的脸色慢慢变得越来越红，那
青筋也一根一根地暴跳起来，还看见他拼命地咬紧牙根，不让那一股邪火冒出来。
人一天一天长大，自己不觉得，要有个参照物才知道。比如说，原先没有孩子，自
己年复一年，觉得和去年也没什么两样；有了孩子，那孩子噌噌往上长，小子还总爱
吹自己多大了，精确到几个月几个星期，这时候，你就忘不了时光流逝了。
还有一个参照物就是周围的人。我从小就是人堆儿里最小的，总是仰视别人，还受
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慢慢成了人堆儿里最大的，没事儿尽当大姐给人家
出馊主意，也就知道自己长大了。
这一次，便是老板，比我年轻。
电话预谈时，我已经听出大卫的生气勃勃。去公司面谈那一天，还是有一点吃惊。他
蓄著寸头，下巴刮得干干净净，一件白色T恤，一条牛仔裤，看著跟一个大学本科生
差不多。尤其是他笑的时候，露出一嘴齐齐的糯米牙，更显得年轻，我都想说他天
真可爱。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也有二十八岁了。
凭上几次找工作的经验，我知道，只要人们看过我的简历不觉得古怪，而愿意见我，
我就能拿到那份工作。果然，我的循环面谈还没有结束，正和某个部门经理聊著呢，
大卫就进来说，行了行了，你们以后再聊吧，现在让她去和人事部签合同，办手续。
高兴是高兴，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嘀咕。我的孩子还小，平时下班绝对不能拖拉，一
定要在六点之前接孩子；就是不到六点，托儿所的孩子越来越少，孩子们看著别的
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一个一个地来，也是一种凄凉，所以我下午总是能早下班便早下
班。孩子生病就更要命了，晚上自己睡不好，白天要么孩子仍旧发烧不能送幼儿园，
自己压根儿不能上班，要么早上狠狠心给孩子灌一点退烧药，咬咬牙上了班，那一
天也是牵肠挂肚，心神不宁。同时，我也是很敬业的，最怕人家说我婆婆妈妈，因
为孩子而干活打折扣。我总觉得，有孩子的人总该理解一些。碰上大卫这样的单身
男子，他哪里会理解我的难处。
果然，上班后不久，孩子就病了，感冒发烧，幼儿园打电话来，必须马上接走。我
提心吊胆地去跟大卫请假，没想到他是意外地宽容，挥挥手说，你走你走，我们这
里没事儿，你的家庭重要多了。有了几个月与巴巴拉打交道的经验，如果不是大卫
那迷人的微笑，我会觉得他是在讽刺我。
大卫是一个体育迷，固定冬天每个周末滑雪，夏天每个周末潜水。每周一的小组例
会，总是大家先评论一下周末的球赛，然后就是大卫报告他的战功。有一次，他去
潜水，还逮著了一只大龙虾。
大卫说，小时候他和哥哥调皮捣蛋出了名。比如说爬到树顶上往下跳，比如说从一
座楼房的阳台跳到另一座楼房的阳台。有时候，他妈妈一天要上两次医院的急诊室，
一次是他，一次是他哥哥。还好，没见他留下什么伤疤，起码脸上没有。
大卫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好几年。工作上，他很认真，认真到了固执的程度，所以我们
经常看到他和别人争执。我和他产生分歧时，我尽量用事实说话，加上和风细雨、以
守为攻的风格，他就是有火，大概也发不出来。别的组员最不喜欢写东西，偏偏写
东西倒是我的强项，也乐意作，所以大卫对我这一点也特别满意。
后来，我又有了老二，孩子出生前，医生建议我在家休息一个月。拿著医生开的病
假条去找大卫，心里忐忑不安，内疚得慌。没想到大卫拿了病假条，看也没看，只
是很关切地问候我的情况，并且嘱咐我好好休息。我说，我可以从家里工作，有什
么事通知我，有重要的会，我可以拨电话会议进来。他摇摇头说，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的孩子、你自己、你的家庭，比这块垃圾重要得多，你回去，想都不要想我们。
答应我，忘了这块垃圾。他却没有忘了我，我回家的第一天，就收到了他和大家送
的大花篮，还有一张“祝你早日康复”的签满了大家名字的问候卡。显然是大卫发
起大家送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大卫真的觉得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垃圾。他在上班的同时，一直在上
夜校，想拿一个英语专业的学士学位，以后去当小学教师。后来，他果然去当教师了，
还请我给他写一份推荐信，笑话说，有我这博士头衔，人家会对他另眼相看。
因为大卫去意已定，我们推心置腹地聊过好几次，而且，不再是经理和职员之间的
对话，而是象朋友一样。他说，他早就对高科技界厌烦了，近来接二连三的大公司
弄虚作假、骗取公众钱财的丑闻只是更加深了他的厌烦。他想趁自己年轻，多作一
些有益的事情，比如说，教育孩子，塑造孩子的灵魂。
我是从相反的方向走过来的。学了多年的文科，自觉语言文字的无能为力，所以想
作一些实用的、确实能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事情。而且，我是移民，未免实用，总
想自食其力，总不能在美国露宿街头或者是吃政府救济。
大卫则不同。他放弃了高科技界的高薪厚禄和继续升迁的机会，因为他相信，孩子
是我们的未来，能够影响他们的成长，对他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一时刻，
我对他充满了敬佩。同时也更加相信，他让我忘掉工作，安心照顾自己和孩子，确
实是发自内心的关切，因为在他眼里，活的人，比那死的技术要更加弥足珍贵。
大卫是不知道的，他治好了我的巴巴拉恐惧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和巴巴拉
相处不好，是我的责任。大卫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好的员工，只要我尽力去作，我
作的一切就不会被人忽略，而且，我的家庭是我生命的依托，我用不著为了对家庭
的爱向任何人道歉，哪怕他是我的老板又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