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岁时，接受了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喂猪。本来喂猪就是喂猪，和光荣重要是连不上的。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我刚满15岁，我妈怕我在北京胡闹，让我跟她下放去了五七干校。在干校，我和同龄的孩子稀里糊涂地初中毕了业，分配到干校的各种小企业当工人。我被分到制药厂，跟一个老医生学着辨认远志当归、粉碎草药、熬制蜜丸儿，还学着在琼脂里培养给牲口治病的土霉素。这一年的十月，黑龙江已是冰天雪地。半夜里，紧急集合的号声骤然响起，干校里的人都以为又是战备拉练，大夥儿全副武装，把能穿戴的都穿戴上了。男女老少哆哆嗦嗦地站在寒地里，还有人在小声地哄着哭闹的孩子。上面发了话，这次是要传达中央紧急重要文件，传达到县团级干部。于是，我们这些够不上的就都回去睡觉。紧接着，这些干部们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政治学习。干校之所以称做干校，大多数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是县团级或更高的干部。那些候补学员并非不够这个级别，而是被打入另册，被剥夺了恭听党中央声音的权力。所以这个传达到县团级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当绝大多数人都在全时地进行更重要的事业的时候，饭还是要吃的，猪羊牛马也得有生存权。于是，剩下的兵就担当起喂人喂猪羊喂牛马的任务。还记得，我们列队站成一排，领导走到队前，对大伙儿说：“同志们！(‘们’字拖长音，以示首长气派)，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很光荣！没有你们，‘批林批陈’是不能进行到底的！”(‘的’字也要拖长音，因为凡是能上纲的地方都无比重要)。
我分管三个猪圈，两个圈里都是Teenage小猪，一个圈是大长白公猪。我的日常工作包括喂食，起圈和放猪。那两个Teenager的圈，不用放牧，只需每日两次，从大灶上挑一担热猪食，混上发酵饲料，倒进食槽里。这两圈Teenage猪年龄差不多大，都是小猪崽子刚长了毛和骨架，还没催肥，精力旺盛极不安份。每回，我挑着猪食，离猪圈还有十来步远，就听见它们叫声冲天，跟要杀了它们似的。一踏进圈门，它们一拥而上，挤得我连猪食桶都放不下来。
一天，兽医跟我来猪圈，说有一口小猪不大对劲儿，要抓出来看一看。我挑着猪食桶，走进头一个圈时，这窝猪和往常一样，一只只饿鬼似的，我连踢带踹才把它们赶开。到了第二个圈，那些猪见了我却如见鬼一般地逃开，全然不理会那冒着热气的好菜。真是奇怪了。这时，兽医已经锁定了他的目标，随即就展开了一场人猪追逐战。那只小猪疯了似地逃跑，我们两左围右堵，滚了一身泥巴，抓住了这只小猪。我抱起它来一看，妈呀，它的右腿上划了一条大三角口，猪皮搭拉下一大块，红肉毕露。原来它在没命奔逃时，木栏上的铁钉挂了它一下。兽医拿着粗针大线，如缝皮鞋似的，往头上磨磨针，也不给人家上麻药，就缝起来，噌噌几下就给缝好了了。
当他缝猪的时候，我抱着猪，嘴里唠叨着：“你怕什么呀，跑什么呀。看看，闹了这么一个大口子，这下可就踏实了。”兽医笑道：“它不可能不怕不跑。”“为什么？”“因为我穿白大褂。”接着，兽医告诉我，这窝猪从小多病，他常来打针灌药。于是它们一见白大褂就逃，即使好吃的也引诱不了。听着兽医的话，我突发奇想，何不也穿上白衣来喂食，对这帮少年饿鬼起个阻吓作用。后来再一想，这根本不可行，起圈刨粪还不把白衣染成臭花袄。
虽然，每天挑四担猪食并不轻省，可是我宁愿干这活儿，而不去刨粪起圈。天寒地冻，猪粪尿结成厚冰。起圈时，抡起大镐，往冰粪上一砸，一个白点儿，冰花儿四溅。冰花儿带着淡淡的赭红色，若不说是粪冰，其实还挺好看的。冰花儿溅在头发上，抖一抖就掉了，可是晚上回宿舍躺下，幽幽臭气，经久不散。粪冰溅在嘴里，咸咸的，倒也不是太臭。有时费了半天劲儿，还是刨不下多少，这时如果冰碴儿再溅进眼睛里，沙的很疼，涕泪交流，就不由得心头火起。虽然此时猪们早已识趣地躲得远远的，它们还是免不了要受我几脚‘谁让你们拉那么多，以后不许拉了。’踹过之后，又不免动一分恻隐之心，自己不高兴，也犯不上拿人家发威撒气呀。
其实我和猪们相处得很好，它们不说我坏话，也不利用我，更不会去告密，这是当时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安全感。我对它们也体贴照顾。比如初春放猪时，地上能吃的只有薄雪下的豆秸草皮，猪们踌躇着不愿出行，我也就很通情达理地少放它们一会儿，多加点儿猪食。放猪带给我很多的快乐。紫艳的马兰花开了，我和猪们都喜欢出游的季节到了。我一打开圈门，不用赶，它们就会自动列队，向着春风吹绿的原野走去。这些大长白身材瘦长，可是骨头架子很大，都快及我的腰高了。跟在它们的队伍后面，我也若它们一样的寻寻觅觅。它们边走边寻边吃，我是边走边赶边采花草。到了草甸子上，我放任它们自由活动。只要它们在我的视线之内，我就可以坐在草地上做马兰花哨。我知道选用什么样的马兰，怎样才能做出响亮的哨子。可惜经年不做，这个技艺已经流失了。吹着马兰哨儿，我用五彩的花儿编成花环花蓝。我把花环献给我的猪们。不过它们比较不能欣赏我的好意，一看到我拿着花环走过去，就尽量躲开，因为它们不爱把花环挂在耳朵上。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了，我就躺在草地上呆想。此时没有念语录的吼叫(干校劳动时，常有人站出来念一段语录以鼓舞士气)，也没有锄豆插秧比赛的喧嚣，更没有田头批斗会的烈焰。在这一片被称为东北江南的大山谷里，只有蓝天白云飞鸟，远山近草肥猪。那时候，母亲和我只能分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里。我在放猪时，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发呆的空间，真是一种奢侈。
春天里放猪有一个比较讨厌的地方，就是猪发情。本来饲养场早就决定要劁掉这些不太优秀的公猪，以便它们能心无旁骛地专司长肉。后来不知为什么，迟迟未动手。所以在温美的日子里，大长白们很喜欢流连徘徊在路上，可能期望着什么艳遇吧。因为见不到异性的倩影，也闻不到猪小姐的香味儿，万般无奈之下，它们就会停止前进，和同性做出些不雅的动作，意淫一番。这时，我得连呵斥带脚踹，制止它们当着妇女的面耍流氓。
我有八条大公猪，可放牧时，一般只有七条出行。那一只并非生病，也不是赖圈。每天，我放猪时，它早已捷足先登出了圈。这只猪的绰号叫做‘一撮毛’，以它通体洁白，唯有后脊梁上一撮黑毛而得名。虽然它的体积和其他猪兄弟们一般大小，看来也有一颗同样的猪心，可是它却非常不安于室，并且也有不安分的本领。它可以跳过几乎与我等高的石砌圈墙，奔向那更广阔的天地。一个早晨，我比平日稍早来到猪圈。我看见它先是后退几步，然后助跑，再跃起，当它飞跃石墙时，还轻轻地哼了一声，似乎在说‘我去也’。着陆之后，一路小跑，不见了踪影。有趣的是，每当用餐时间，它就跳回来，心安理得又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它的那一份。
我一直想跟踪它，探出它的底细。可惜‘光荣而重要的任务’在身，无法如愿。终于有一天，它神秘而频繁的出走引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驻地附近，有一个生产队。队里家家养猪。有一户养了一头大种猪。据说这头种猪极其根正苗红，招得邻里四方有猪女的农户们，非它不嫁女。每次配种，猪妹儿被主人赶着，来到种猪户的院子里，不需要撮合拜堂，猪妹儿自己就会跑去找情郎。这时嫁女的一方就掏出两块钱作为陪嫁。一时事毕，种猪的主人，拿出两个生鸡蛋，夸喳一下敲开，喂进种猪的嘴里。看着它咕咚一声，吞了下去，主人在旁搓着手，爱伶地说：“为它补补身。”
我们这位一撮毛，显然没有那只种猪的特权。然而，当它的猪兄猪弟们还在意淫的初级阶段时，它却能提前进入了小康，甚至步入更高级的阶段------弄出了好几窝野种。这还不算，有几位猪妹儿也是郎有情来妹有意，不再满意它们家的包办婚姻，对那大众情人不上感了。这会儿，我不说，你也能猜出来，本来要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可他家猪妹儿生出来的是打地洞的老鼠，你叫他如何不生气呢。
于是，生产队找上干校，干校找上我，让我严厉管束一撮毛，还说事关军民关系，不可等闲视之。领导的那严肃劲儿和干校抓乱搞男女关系差不多。那时，干校里刚好发生了几起‘乱搞’事件。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原来当官儿时，还得装装样子，拿拿架子，收神敛性。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都是五七战士。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革命之情油然而生。更何况，食色性也，再加上苦闷孤独，不革命的性欲也应运而长。当然，那些‘乱搞’的男女，总不如我们一撮毛自由，它只要那么一跃，就能潇洒而去，还不怕它的同胞看见。而这些人们呢，在完全没有个人空间的集体中，要费极大的心思来避人耳目，还要有非凡的胆子才能成其好事。记得当时有一位风流女家属，丈夫长期住在远离此地的牧场。她恋上了那位没带家属的兽医。一个风高月黑夜，因为通讯不便，她丈夫不期而至，将这对情人捉奸在床。她的丈夫挥拳就要揍她，兽医一步挡上前去说：“要揍就揍我吧！”还算是条汉子。后来这女的提出离婚，她的丈夫却舍不得她。可是，不但她从此被永远地烙上了红字，连她那两个低我几班的孩子也抬不起头来。二十年之后，人们在谈及她时，还语带侮辱和轻蔑。
当领导委以我改善军民关系的重任时，我却不开窍地替一撮毛辩护：“咱们一撮毛白白让他们得了一窝小猪崽子，不用给钱，也不用鸡蛋，有什么不好。”领导看着我顽冥不堪，一时又找不出人来加高猪圈墙，于是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的一撮毛一如既往地跳出去约会，一如既往地沐浴在爱河里。爱过之后，心安理得而又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它那一份猪食。时隔三十年，有时我还会忆起它跳起来，空中飞猪的样子。我想，如若一撮毛地下有知，或许它会感谢我吧，至少我没有剥夺它跳墙的自由，恋爱生崽儿的自由，它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小一撮毛。虽然它的生平不如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猪多彩有趣，可是在这个世界上，那样特立独行的猪和人一样都是十分稀缺，难得一见。每念及此，倒是觉得自己相当幸运，遇到了一撮毛，这只也算是特立独行的猪吧。
杜欣欣记于4月21日，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