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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普里莫。莱维:灰色地带 (菊子编译)

送交者: 菊子2004/03/01 19:3:34 [温柔一刀]

灰色地带

(意)普里莫。莱维 著
菊子 编译

菊子按:

大学期间的某一年春天,我们一群学生骑车去香山赏春,同去的有一位外教。心醉神迷于大好春光之余,未免谈起国事。大家都慷慨激昂,抨击时弊,只记得外教歪起她的金发脑袋,天真地说:“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众皆噤声,无言以对。

文革,是比它的发起人所想象的更深刻的“革命”。它震动了人们的灵魂。短短十年的历史,却不是几部小说、几部回忆录、几桩冤案平反、几个人下大牢就能总结得了的。

我不曾亲历文革,对它也没有进行任何研究,然而,每每读到有关文革的文字,总不免关注那旋涡中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们,并且设想,假如我是他/她,我会怎么作?

文革,也总是让我想起纳粹的大屠杀。极端的政治专制,把每个人都推到了人性的极端,每个人按他自己的秉性、理智、感情作出选择,亦主动,亦被动,再加上许多偶然因素,构成了每个人的行为。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怎么区分害人者和受害者,好人和坏人,英雄和帮凶?他们之间是否真的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我们究竟如何区别善恶?

还有,这是一场波及全社会、扼杀了无数人的肉体和灵魂的灾难,我们今天的人,究竟作什么,能够至少试图防止它再次出现?

作者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著名犹太作家,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灰色地带”中,对集中营现象进行了文学层次的描述,和哲学宗教层次的思考。他的主题是,在善和恶、“好人”和“坏人”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地带,其间是许许多多模棱两可的灰色人物。专制政府不是使它的受害者变得纯洁,而是使他们身上的丑恶变得更加登峰造极,唯其如此,这种制度才更加可怕。
本文根据菊子几年前的译文改写而成,希望能帮助大家思考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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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简化历史,流行的历史和学校中教授的历史都回避中间颜色和复杂,它倾向与把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事件简化成冲突,再把冲突简化成双方决斗:我们和他们,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罗马人和加太基人。这就是为什么象是足球,网球和拳击这样观赏性的体育运动会极端流行:竞赛者是两个队或两个人,互不相同,易于辨认,竞赛之后有输家和赢家。如果用抓阄来决定胜负,观众会觉得受了骗。无意识中,他需要胜者和败者,他把胜者当作好人,把败者当作坏人,而且坚信好人必胜。

然而,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都不简单。集中营中的人际关系并不简单:它不能简化为受害者和迫害者两个阵营。今天,任何阅读或撰写集中营历史的人都在模仿基督在最后审判日的姿态:这边是正义的人,那边是堕落的人。年轻人更是要个清楚明白,要个jin4渭分明。

但是,到达集中营实际上是一种震撼。人们突然堕入的这个世界确实是可怕,它不符合任何模式,周围全是敌人,但“里面”也有敌人:“我们”没有了限度,竞赛的不是双方,谁也辨别不出单独的一条边界,只有许多混乱的边界。人们进来时,希望至少患难之交能同舟共济,但除了个别特例,盟友并不存在;那里只有成千上万的隔绝的人群,在他们之间进行着一场绝望的,隐蔽的和持久的战争。

如果认为象纳粹主义这种地狱般的制度会使它的受害者变得圣洁,那既天真,荒唐,又不符合历史事实。相反,这个制度腐蚀它的受害者,让他们变得象这个制度。

那些生还的人讲述的或撰写的回忆录一开头都叙述这种与现实的强烈冲突,还有那些陌生的新敌人 - 囚犯中的杂役所表现的出乎意料,无法理解的侵略性,他们不是拉着你的手,让你放心,教你一些活法,而是向你猛冲过来,叫喊着,打你。他想让你驯服,想扑灭任何尊严的火花,他已经失去了尊严,而你有可能保持着尊严。

特权者往上爬是集中营中,也是整个人类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令人痛苦,但无处不在。正义的人们有责任向不合理的特权宣战,但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一场没有穷尽的战争。如果少数人或一个人行使权力,特权就随之而生,并且蔓延膨胀,甚至违背权力本身的意志。另一方面,权力又通常容忍和鼓励特权。

集中营是一个“实验室”。成分复杂的犯人头目阶层是这个集中营的保护层。它是一片灰色地带,界线不清,主人的阵营和奴仆的阵营在这片灰色地带中既交合又分别开来。

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愿意卖身投靠的就越多,尽管其中差异很多,起因不同: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驯服地模仿胜利者,因为缺乏远见而渴求任何权力,怯懦,最后,清醒的盘算,目的是逃避强加的命令和秩序。维系这片灰色地带的是一种愿望:在没有特权的人们面前保持和巩固自己既得的特权。

某些囚犯与集中营官方狼狈为奸,但是,我们不能轻率地对他们进行道德评判。理所当然,应当负最大责任的是整个制度和集权国家本身的结构,而大大小小的卖身投靠分子的罪恶,从来就很难衡量。只有那些经历过相同处境,有机会亲身体验处於高压之下意味着什么的人,才能够作出这种道德评价。受害者也可能有受谴责之处,他们的错误往往也十分严重,但在我看来,人世间的法庭对此无权裁决。

如果一切取决于我,我会很轻松地赦免所有那些很少参与共谋,受压程度最深的人。首先,是杂役。这些杂役,杂色分陈,包括扫地的,洗水壶的,守夜的,铺床的,检查虱子和疮疤的,送信的,翻译,助手的助手,总的来讲,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可怜虫,他们和别人一样全时工作,但为了额外的半公升汤,他们愿意承担这些低级职能,他们一般并不凶暴,但他们往往形成一种典型的集体意识。

其次,是那些占据领导职位的人。劳工队的头儿,营房里的头目,文书,直到整个囚犯界中在集中营的办公室,政治部,劳工部门和惩罚牢房从事各种各样职务的犯人头儿们。因为他们机智狡猾,他们能够以各种具体方式帮助他们的狱友,他们了解党卫军军官,其中有些人还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

我们提到的那些杂役们并不全是卖身投靠的人。那些占据领导职位的犯人头目却不是这样。权力没有把人累垮,而是使人腐败。

在集中营和集中营外面,确确实实有一些随时准备妥协的灰色的,模棱两可的人物。集中营的高压往往会使他们登峰造极。他们的确犯下了一些罪恶, 是整个罪恶制度的媒介和工具。人们急需找到关于人性的一些答案:为什么他们会接受那种职务?为什么他们不反抗?为什么他们不能宁死不屈?

有些人确实反抗过,并且知道他们会因此而死。他们也都死了。於是,剩下来的,便是那些可怜的在杀人场干活的人,他们情愿多活几个星期,不愿马上就死,但从来也没有去亲手杀人。我认为,谁也没有资格去裁判他们,那些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无权裁判他们,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更无权裁判。我想请任何胆敢妄加裁判的人在自己头脑中想象一下:他在隔都(Ghetto, 犹太人聚居区)住了几个月或几年,长期受到饥饿、疲倦、嘈杂和羞辱的折磨;他亲眼看到他心爱的人一个一个在他身边死去;他与世隔绝,得不到新闻,也不能传递消息;最后,他被装上火车,每一节车厢里有八十到一百个人;他稀里糊涂地旅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几天几夜无法入睡;最后,他终於被扔进了一个无法辨认的地狱的围墙中。

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各国追随纳粹的战犯们曾经用过一个借口,说他们是“被迫执行命令” (Befehlnotstand). 这是一个纯粹的借口,因为他们是可以违抗命令的,作些手脚,后果不过是提升的慢一点,或者是轻微的处罚,最坏的情形,也不过是把违抗命令的人送往前线。

集中营里的人们,面临的才是真正的“被迫执行命令”。

在每一个专制制度的脚下,都有许多人在蜂拥着抢夺自己那一份权力。我们还记得,希特勒的宫廷和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的部长们在二战结束前最后几个月内展开了殊死的权力争夺;他们也是灰色人物,最初是盲从,后来是罪犯,他们互相疯狂地抢夺每一份罪恶的、行将就木的权力。权力就象是毒品,没有试验过权力和毒品的人都不需要它们,但一旦开了荤,哪怕是偶尔尝过,就会上瘾,而且胃口越来越大,并且还会否认现实,象孩子一样幻想着自己万能无敌。权力的毒化力是如此巨大,它一边泯灭所有个人意志,一边四处散布流毒。在许多帮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长期的权力造成的并发症:扭曲的世界观,教条主义的傲慢,对阿谀奉承的渴求,死守着控制的权力,蔑视法律。

纳粹主义有一种惊人的腐蚀力,在它面前人们很难保护自己。纳粹主义使它的受害者腐化堕落,让他们变得和这个制度一样,因为这个制度需要大同谋,也需要小同谋。只有真正坚实的道德武器才能抵御它,而进入集中营的那整个一代人的道德武装却十分脆弱。不过,我们这些当代欧洲人又有多强大的道德武器呢?如果我们一边受到需求的驱使,另一方面又受到诱惑物的勾引,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我们都能在拉姆科夫斯基(作者分析的一位担任狱中小头目的犹太人 - 译者注)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他的模糊性是我们的模糊性,模糊性是我们的第二本性,我们是泥土和精神塑造出来的混血儿。他的狂热是我们的狂热,是“在喇叭和锣鼓声中坠入地狱”的西方文明的狂热,它那惨淡的装饰便是我们那被扭曲了的社会名望。

象拉姆科夫斯基一样,我们在权力和名望之前也是眼花撩乱,以致于忘记了我们本来是十分脆弱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跟权力达成了妥协,而忘记了我们全都身处隔都,隔都周遭是围墙,在隔都外面,死亡之神统治一切,不远之处,火车在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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