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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杂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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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刊 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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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杂志》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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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日创刊 本期发行：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２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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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ＷＥＴＫ０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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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纪念文集Ａ】
【责编手记】慎之先生活在我们心中！ 雅 非
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任东来
追忆慎公 高文谦
李慎之，我永远佩念的人 王 奔
悼念李慎之──改变我命运的人 茅于轼
怀念李慎之先生 林晓云
心中的丰碑 邓 林
永别了，所长！ 雅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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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手记】
慎之先生活在我们心中！
─雅非─
二ＯＯ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李慎之先生因肺炎不愈去世了。
我知道，在先生生病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有多少人打电话到李先生家里去询问，
表示他们真诚的关切。我也知道，这些电话中有多少是先生治下的社会科学院美国
研究所成员打去的。我更知道，先生的去世使我们这些曾在先生治下工作过、后来
散居在海外十几年、相互之间几乎断了联系、有些甚至从未谋面的美国所成员重新
走到一起，重温先生在世时教诲我们的时时刻刻，回忆先生在世时在美国研究领域
领军奋战的片段情景，难忘先生才情兼备、忧国忧民、慷慨激昂、大智大慧的生动
形像。
我们曾经聚集在先生的周围，受他的熏陶和感染，让他走进我们的心，在那里
留下他的印迹；我们现在又重新聚集在先生的旗下，向世人捧起我们的心，让他们
知道我们的所长是怎样一个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失去的是怎样一位无可取代的导师
和挚友。
一个人活到这样，便真正是活在人们心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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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追记李慎之先生
─任东来─
李慎之先生走了，带着他对“苦命中国”深深的眷恋，带着他对“一个自由
的中国融入一个全球化世界”的无限憧憬，带着他的“中国文艺复兴之梦”，带着
他早年没有实现的“大学校长的理想”，带着他晚年“下辈子作公民课教员”的感
叹。这位不仅因为他的思想，更因为他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勇气的当代文化英雄，像
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在其生命的晚年，放射出奇光异彩，赢得海内外无数人的尊
重。以一个人短短十几年的晚年时间，而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实在是极为罕见的奇迹，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作
为他众多年轻朋友中的一位，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让我在听到他去世噩耗后的第
一时间，把自己所接触和了解的李慎之追记下来，告慰李慎之的在天之灵，也表达
自己深深的悼念之情。
（一）
如果从１９８２年算起，我成为李慎之先生的非正式学生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１９８２年９月，我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兴高采烈地来到社科院美
国研究所作研究生。当时的消息很闭塞，除了知道自己的导师是南开大学在该所兼
职的杨生茂教授外，其余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所长是谁。从比我们早来半年的８１
级研究生，我们才听说所长李慎之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从新华社来的“老右派”，
曾经作过周恩来外交助理。他们谈起他来都很敬重，并且说他“很厉害”。我们几
个新生当然很想早点领教他的“厉害”，因为当时考上美国所的研究生非常不易，
个个感觉良好。以为自己已经是半个美国通了。
开学时，按惯例所长应该与新同学见面。但令人失望的是，李慎之不在，他作
为中共十二大工作报告的起草班子，正在玉泉山（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玉泉山这个
神秘的名字，尽管我们当时就借住在北京玉泉路十一学校内）负责起草十二大报告
的国际部分。几个月后，他才召见我们。他整个地垄断了谈话过程，容不得我们插
嘴和提问，但他的谈话让我们几个来自省城和京沪的小子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当
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嘲说，十二大报告中写得最差的部分“是你们所长写的，这
就是国际部分”。接着，话锋一转，又指出这部分文字虽差，却有新意，在党报告
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不再唱国际主义的高调，并明确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当时这一报告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拉开与美国距离、放弃毛泽东时代建立反对苏联
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等距离、全方位的外交的宣言。针对这一评论，李慎之直
截了当告诉我们，可能全方位吗？以色列、南朝鲜和南非就够不到；也不可能在美
苏之间等距离，因为苏联还在越南，越南还占着柬埔寨。 虽然后来也有些机会听他
发表宏论，但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最主要的原因他那时“高高在上”，不仅因为
他是所长，更因为是在阅历、读书、学问上，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可能
成为他的谈话对手。他也不把我们看在眼里，觉得我们中外文的底子太薄。现已闻
名史坛的现代史专家章百家，当年是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他就半开玩笑、半抱怨地
说，“李慎之要研究生的英文和中文一样好，文言文和现代文一样好，谁能做到？”
有一次，李慎之曾经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爱好历史、但上大学却选择学经济的原因：
在中学时他就已经把《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书全读完了，觉得不再需要去学
历史了。而我这个大学历史系的本科毕业生，当时只在《历史文选》课上读过它们
的节选，自然无言以对。他对新时期的留学生评价也很低。一次访美回来对我们讲，
他原本对留学生期望很高，但接触后发现，他们长进不大，更糟的是他们总是在中
国人自己有限的圈子活动，结果就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现在想来，他
的评价过于刻薄，因为你想想，刚刚改革开放、去国留学没几年的中国学生，能指
望有多么大的进步！后来留学生的成长证明，大部分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三死”，
倒是国内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三死”学生！
尽管李慎之先生当时没有什么公开著述（我仅看到他和资中筠教授合写的一篇
有关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论文，虽然是一篇国际会议的论文，但很有气势，有理
有据有情），但他的自信、自负甚至是自大可以说在社科院是出了名的。但我毕业
论文答辩会上的一个小插曲，着实让我看到了他为人坦荡、荦荦大度的一面。当时，
我师兄答辩比我早一天，因司机不负责任，害得一个答辩委员等了很长时间。这位
委员抱怨了一句：“下次我还不如自己来”。那时的司机是得罪不起的，第二天轮
到我答辩时，司机就给以不去接他。我一急之下，找到李慎之，他二话没说，立即
放下手边的事情，亲自去答辩委员的府上接人，并表示歉意。这让那位答辩委员很
是感动，也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要知道，李慎之好歹是个正厅级干部，并已内定出
任社科院副院长。而答辩委员只是一个普通教授而已。 （二）
１９８５年美国所毕业后，我直接考上了南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后又在南京
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和工作。虽然离开了美国所，但与李慎之先生的接触和
深谈却有增无减。
１９８５年秋，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全国第一次中美关系讨论会。李慎之到会讲
话，当时他已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负责社科院的国际片所和外事。会议期间的一
个晚上，根据事先约定，我到他的住所拜访他，与以前一样，他控制了整个谈话，
与我大谈特谈中国政治学的问题与前景。当时他担任中国政治学学会的副会长，称
中国政治学学会的章程极为民主，但却没有可操作性。他甚至认为当时红极一时的
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其实并不懂政治学，但中国没有政治学家，只好勉为其难，并
称学政治学还是要从亚里斯多德开始。我越听越觉得有些离题，便打断了他的话，
说我虽然对政治学感兴趣，但主要研究美国外交史。这时他吃了一惊，瞪着眼睛，
仔细看了看我，才冒出了一句：“你是任东来呀，我当你是王沪宁呢！原来我们唱
一夜隔墙戏。”原来，他那天晚上约好了王沪宁！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美国所
的金灿荣，灿荣也笑了，并告诉我，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李慎之一直把他叫成了
“任东来”。看来，李先生总想着大事，加上眼睛高度近视，叫错人也就在所难免。
八十年代后期，是李先生官场最为得意的时候，官至副部，并添列最高领导的
智囊。１９８６年他来南京参加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
中心开学典礼，我恰好是第一届的学员。他的高谈阔论让美国学生折服，一位学生
想拜读他的作品。李先生只好坦诚相告，没有作品。学生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自
己的想法写出来，李先生哈哈大笑，说：“写出来也不一定能发表，只能藏之深山”。
美国学生的汉语没有好到可以理解这话的程度，实际上我也有些疑惑。我多少感觉
这笑声有些自嘲和苦涩，这毕竟是他的阿奇里斯之踵。在美国所时，我们几个师友
们常常议论，李先生满腹经纶，见解独到，傲视一切，但却没有东西发表，实在令
人遗憾，也招人非议。当然，我们绝不会像美国学生那样冒然提问，这毕竟不是一
个礼貌的问题。在陪同他参观南京附近栖霞寺时，他又谈起了三十年代在该寺的高
僧，可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于是他便鼓励说，要多读书，你现在读博士这
条路走对了。不要羡慕那些正忙于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策士，只有真正读好
书，才能有所作为，并以自己为例，婉转地表示：“老人家不是每年总要找我几次
谈国际形势吗？”我不便多问，自然知道这里的老人家是邓小平。
很多人都知道，他与邓小平的联系始于１９７９年初随邓小平访美。此后，他
一直作为邓的外交顾问，直到八十年代末。这期间，他还作为赵紫阳的外交助理陪
后者出访美国。我常常不解的是，李先生虽给周恩来作过临时的助手，但和邓小平
并无渊源。而且，邓访美时，李慎之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他自己就回忆说，
是在临上飞机前，新华社才加速给他恢复了党籍。因此，他何以能够在这样的情况
下，就成为代表团的一位顾问人员呢？这个谜直到２０００年我与中央电视台一位
编导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才得以解决。据这位也参加了访美代表团的编导讲，当
时组团时，邓一个原则，过去周恩来出访时带来哪些人，他就带哪些人。李慎之陪
同周恩来参加了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和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还有其他的一些重
要外事出访，故他能够在尚未完全平反之际成为邓小平访美代表团的成员。由於先
后为三位领导人效过力，在外交领域，他有时自诩“三朝元老”。
除了充当“谋士”外，李先生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什么公开的文章发表。不过，
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美国研究这一学科上，他功不可没。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美
国研究所，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展开对美国全方位的研究。他们或者是与他同
病相怜的右派，或者是因文革中站错队的造反派。当时的美国所可谓群贤会聚、专
家成群。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治美国经济的陈宝森教授来自财政部，治美国政治的
李道揆教授来自总工会，治军备控制和防务政策的张静谊和吴展来自国防研究部门，
治美国文化的施咸荣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治美国社会的董乐山来自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此外，他还从人民大学请来当年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郑林庄，从南开大学
请来美国历史专家杨生茂作为兼职教授。另外，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区研究组织
──中华美国学会，出版了后来享誉学术界的《美国研究》。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晚年在跟我闲谈时，提到他曾经
拒绝了两个仕途上的“美差”。一是，非常欣赏其才气的胡乔木向中央推荐他担任
中央一个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领导职务（大概是正部级），他听说后，立即打电话
给胡，表示难以承担此任。在新华社的工作经历，使他对这类宣传工作毫无兴趣。
二是，有人推荐他代表中国人大，出任世界各国议会联盟的中国代表，因为他当时
担任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的委员，他也拒绝了。八十年代末以后，他开始了一个
真正学者的自由生活。其影响也从狭小的国际事务领域，转向了更为广阔的学术和
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领域。 （三）
八十年代末以后，他的副院长自然当不成了。对很多职业官僚来说，这不仅是其政
治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是其精神生命的结束，因此是灾难性的。但对李慎之来说，
他却因祸得福，开始了其自由思想者的历程，终于有机会把原打算藏之深山的思想
化为公开文字，成为大众的公共财富。从此，中国数千（或许上万？）现职副部级
干部少了一位，中国沉闷的思想界中多了一位才艺双全的独行侠。真可谓“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李慎之开始走出了京城狭小的决策圈子，投身到学术与思想的广阔
舞台。利用参加学术会议之便，他的足迹遍及东北、中原、江南和华南，不遗余力
地倡导全球化研究，弘扬自由和法治的主旋律，深刻地阐述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
国际大势、新中国外交和中国前途等重大问题的独到看法。就我本人而言，就在１
９９０年开封“全国美国史会议”、１９９１年北京“２０世纪美国与亚洲国际讨
论会”、１９９２年上海“纪念《上海公报》２０周年讨论会”、１９９４年“南
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大会”、１９９５年广□
'7b“中美关系史讨论会”、１９９６年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２１世纪国际讨
论会”等会议上，聆听过他的大会发言和私下教诲。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与他近距离的接触，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独到的
见解和贡献，并产生了范围大小不等的影响。
首先，虽然他已远离了最高的外交决策，但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仍然给以关
注，并依据自己的“老根据地”美国所，继续“进谏”。九十年代初，中美经贸关
系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当时联系中美十分脆弱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些领
导人甚至放出话来，取消最惠国待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可以发展与日本、欧
洲的关系，况且，美国也同样会受到损失。针对这一论调，李慎之曾经用邓小平的
一句话来说明妥协的必要性：“我是会打桥牌，不要以为自己有４个老Ｋ就了不起
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Ａ”。很显然，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平衡的，而且，
日本和欧洲在对华关系上基本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不可能
有良好的中日和中欧关系。在美国所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努力下，中央终于采取了一
些变通措施，维护了中美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历史证明，正是这一关系保证了中
美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停滞、甚至倒推的情况下，继续迅猛发展，最终成为中美关
系的防波堤和安全网。
其次，是他对２０世纪历史的准确判断。１９８９年柏林墙的坍塌，促使李慎
之重新思考２０世纪的人类历史。１９９０年秋的开封会议上，他明确地告诉与会
的历史学者，２０世纪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坍塌而结束，而且它不是开始于１９１７
年的“十月革命”，而是１９１４年萨拉勒窝刺杀事件。针对冷战结束，两极世界
瓦解，他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依然存在，冷战
很难说彻底结束；而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两份天下，因为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西
方世界可谓是“三份天下有其二”。只有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才能讲两极世界，在
经济上，只有一个ＧＡＴ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管的西方世界。开封
会议展开时，正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战与和，捉摸不定。国内主流看法是战争
打不起来，但李慎之则在会议上，从当时国际和地区局势，美国的意图和萨达姆政
权性质几方面入手，预言战争必打无疑。
第三，李慎之可能是国内最早意识到全球化深远影响，并且身体力行，倡导全
球化研究的学者。在１９９１年太平洋学会纪念哥伦布航行到美洲５００周年纪念
会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球化的意义，这篇后来发表在《世界知识》的文章，
以其宏大的视野、高屋建瓴的论述、言简意赅的表达和畅快淋漓的文笔，号召人民
应对已经到了的全球化大潮。至今我还能记得他那特有的充满哲理的排比句：地理
的全球化始于哥伦布的航行，科学的全球化始于牛顿的力学，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
国大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信息的全球化始于电脑网络。他对信息的
全球化给以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
果。
第四，对自由主义重新估价和对启蒙的重新倡导。有人说１９９８年是中国重
新发现自由主义价值的一年。而这一发现是与李慎之那篇著名的论文，《弘扬北大
的自由主义》分不开的。在文中，他以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为由，以大陆学术界从未
有过的赞扬言词，斩钉截铁地肯定了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
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
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
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
由自由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
为世界造福增光！”因为这篇文章，一些左派人士把李慎之讥讽为“中国自由主义
之父”。李慎之的确很为自己作为新时期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而自豪。１９９９年
初，我和时殷弘教授拜访他时，他就表露了这一情绪，并且表示要再接再厉，从
“五四”的传统再发掘出被主流所忽视的个人主义。但后来，我没有读到他这方面
的文章，却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传统疏理中，得出了另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恒故不
变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和它的对称物──奴隶主义。在发现自由主义价值和专制
主义的遗毒时，他的确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结论未必准确，他的论据未
必确凿，但是他在中国特定语境中阐发这些观念的勇气、他对问题的敏锐把握、他
摆脱繁琐的经院式的论证回归常识的能力却很少有人超过他。
第五，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极具启发性的评价和剖析。在这一问题上，
他似乎处于一种非常的矛盾。９０年代中期，他来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参加南大老校
长匡亚明主持的中国哲学讨论会时，我非常惊讶。他解释说，他开始研究中国文化
问题了，开会是为了以文会友。当时他宣读的论文好像是《中国哲学与２１世纪》，
我记得文中有这样一段典型的“李式排比句”：被哥白尼推到宇宙边缘的人，被达
尔文分解到细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贬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２１世纪必将重新回到
宇宙的中心。而在对人的价值重新发现过程中，中国哲学可以有重要的贡献。因为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是一门极富“真理性”、最具“群众性”和最能适应“时代性”
的哲学，强调中国哲学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只有“世界大同”、
“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可是，在２０００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
的重头文章，他却把中国文化传统概况为一言以蔽之的专制主义。这样的跳跃实在
是让我像张召中评论萨达姆惨败那样“看不懂”。 这一跳跃或许与他的文人本质有
关。他对中国文化常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受，一方面醉心于其哲学部分精通简
要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却痛恨其道德部分的伪善虚假及政治部分的专制暴虐，他显
然无法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只能根据论题的需要，突出不同的侧重点。 （四）
１９９０年代后期，李慎之在出访德国时不慎中风。这次中风对他无疑是个沉
重的打击。在此之前，他身体尚好，思维极端敏锐，讲话底气十足。但此后，虽然
思维依旧敏锐，但行动开始不便，虽有拐杖相伴，但上下台阶显得困难。在体会到
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临近后，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现“病废之身”，“气血已衰、身
患废疾”的悲叹，其文字似乎也没有９０年代中期谈古论今、纵横天下的气势和单
枪匹马、主动出击的论战姿态，其中洋溢的相信进步、崇尚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也
有所削减，流露出很多的无奈和深深的失望，显示了一种奋斗和战斗后的疲倦，表
达出一种个人难以挑战制度、现存难以摆脱传统的苦闷，于是有了下辈子“再当一
辈子中学公民教员”的感叹，于是有了那篇脍炙人口、让无数网民感动落泪、难以
自制的《风雨仓黄五十年》。这篇感人的自述可能是中文网络世界中最有影响的一
篇文字。虽然它没有文字版出版，但它必将成为千古名篇！无数的网民由此知道了
中国还有一个李慎之 ，于是，李慎之完成了在短短的十年生涯中的第二次身份转变，
从一个思想家成为一个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大众明星。这大概是他写作这篇文章时所
根本没有想到的。但却证明了十年前他自己的论断，信息化改变了世界。
李慎之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述，但接触他的人无不被他通古博今、中西兼通的
学识所触动。一位自恃才高、我行我素、颇有争议的社科院中年学者一再要和李慎
之“过招”，难以摆脱后，李慎之与他深谈了一次，结果，此公逢人便讲，“李慎
之的学问远在钱钟书之上”。害得李慎之只好说，此公“走火入魔”。实际上，李
慎之确是钱钟书在社科院为数不多的可以对话的知己，这既因为他们是无锡同乡，
也是因为他们对中西文化有着共同的旨趣。由于他们密切的关系，胡乔木有一次因
为钱钟书修改自己旧体诗的事情发生误会，还请李慎之从中斡旋。
不过，除了钱钟书外，还有一位学者赢得李慎之的佩服。他就是已故的北京大
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在为后者身后文集所写的序中，他坦言：“仔细披阅老友的
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深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
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时期，
可以称文人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
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之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
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感到深深的悲痛”。
从这番真诚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李慎之是个充满感情的人。很少有他的这样
的干部能够保持自己的纯正率直的天性。作为性情中人，李慎之的喜怒哀乐总是溢
于言表。正如他自己所评价的那样，“我李慎之有时有一种二杆子脾气”。有时很
难相信，他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在３０岁不到就成为中共的高干：行政１１级的新华
社国际部副主任。他告诉我，这与他来自“延安”有关。作为末代“延安人”（１
９４６年才到延安），他躲过了延安整风的审干和清查，而且比白区的干部更受重
用。他玩命地工作，负责新华社《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的编辑，为中央提供
“一日三参”，由于在１９５０年代中期苏联批评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中提供的信息
全面深入，深受最高领导的赞赏。自恃领导的赞赏，他便有恃无恐，加上没有经历
过运动，更把知识分子的脾气带到了１９５年的“大鸣大放”中，提出了“大民主”
的理论，最后成为“钦定”右派。回顾万事，他概括万千，告诉我：“我李慎之说
一句不会右派，说十句不会右派，可是，我说了上百句！”
他晚年曾经对人回忆说，被开除党籍后，“好像是离开了娘的孩子”，一想起
自己是右派“就会掉眼泪”。他还自作多情地给毛主席写信：“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在回复新华社为他平反、并赞扬他
光明磊落的正式公函时，他居然会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
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可见，他书生的痴气，不论
是反右的当年和平反的以后，都不曾有丝毫的改变。
有的人对祖国的感情总是想用语言来表达，甚至到了肉麻的程度。实际上，在
常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有时却会不经意中，意外地流露出来。
内心敏感、阅历丰富者常会有这样的体验。一次李慎之告诉我，７０年代末他第一
次到日本访问，在下榻的酒店中，看到日本妇女跪在地上，一丝不苟地擦洗地板时，
触景伤情，流下热泪。他解释说：“我不是为日本妇人的苦难而落泪，而是为我自
己的民族失去了这样的敬业精神而伤感”。他还转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７０年代，
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
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
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
眼里噙着眼泪。李慎之记述到：“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诉这句话的时候眼泪闪着泪
花。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这就是李慎之对养育过他的祖国的情感。
在李慎之的内心世界中，他有着与他同时代人一样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是，他却
能超越狭隘的民族情感，从融入世界文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祖国的文化。正如他所
说的：“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国文化
首先是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
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它文化的长处，首先
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曾经赞扬
罗荣渠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这或许也是对他本人的最好评价。
李慎之另一位好友是担任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这两位惺惺惜惺惺的才子，５
０年代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８０年代乔冠华在落魄中，李慎之常去看他。乔冠华
去世时，李慎之写的挽联一直挂在他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５０年代，他们从政时
曾经相互倾诉各自的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说，他最想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所
大学；乔冠华说，他最想成为一张报纸的主编，办好一张报纸。遗憾的是，这两位
“把一生交给党”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实现他们心仪之事。而到了晚年，李慎之先
生办好一所大学的愿望也降低到了“下辈子作中学公民课教员”，我不知道这是李
慎之个人的悲哀，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现在，李慎之已经随他的好友而去，他们
总算有机会在另一个世界中尽情实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没能实现的理想。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２日至２３日深夜凌晨，草于获悉李慎之先生病逝。）
作者简介：任东来，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读美国外
交方向研究生，获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
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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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慎公
─高文谦─
得知慎公过世的消息，不禁失声呼叫，悲从中来。虽说这回慎公病危，凶多吉
少，对此早有预感，但恶耗传来，还是难以接受。十多天前，接获家中电话紧急返
京的思奇（慎公的小儿子）临行前打电话辞别，我还宽慰他，为慎公祈祷祝福，希
望他能够挺过这一关。
当时慎公的病情一度有所缓和，我曾私下心存幻想，期待他身体康复后写点东
西，评点我刚刚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然而天不假缘，慎公终于乘风归去。
今生今世我再也不能得到慎公的指点和教诲了，心中怅然若失，往日和他交往的情
景一幕一幕浮上心头。
我和慎公相识已有二十多年了。八十年代初，我刚到文献研究室工作不久，慎
公当时被胡乔木点名参加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外交部分，写作班子设在毛家湾西
院，当年高岗住过的房子。这样上班在一个院子里，吃饭又在一个食堂，我有幸结
识了慎公。他为人睿智风趣，博闻强记，学贯中西，在他那一代中是佼佼者，是党
内秀才班子中有名的才子。听老人们讲，这正是当年周恩来和胡乔木欣赏他的原因。
说来算是有缘。慎公不仅和家中长辈熟识，他的老伴张贻阿姨和我妈妈还是燕
京大学的同学，我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在文革中又一道插队落户。正是由于这一层关
系，一开始对慎公的称呼很让我为难。按照机关的习惯，叫“慎之同志”，显得太
外道；直呼其名或叫“老李”，又不符合小辈的身份。思来想去，最后想出“慎公”
这样一个叫法。对此，慎公本人也认可了，我就这样一直叫了下去。
记得那时每天最愉快的时光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凑过去和慎公坐在一起。
这张桌子总是挤得满满的，在食堂中最引人注目。饭桌上，慎公谈锋甚健，声音洪
亮，说古论今，旁证博引，高论迭出，时有“出格”的言论，虽历经坎坷，仍然不
改当年“自由化”的本色。他还有一绝，虽是饭桌上谈天的主角，说话却不耽误吃
饭，三下五除二就结束战斗，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自叹不如。
后来和慎公混熟了，我常常放下手上的工作，跑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天。这曾
引起机关内一些人的非议，我却禁不住诱惑，因为和慎公聊天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慎公总是来者不拒，放下手头的事情，纵论天下大事，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政治、
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无所不谈，各种典章诗句脱口而出。和慎公聊天，
才知道自己这一代人精神上的赤贫和知识结构的残缺浅陋，在自惭形秽之余，受益
匪浅，真有“胜读十年书” 的感觉。
当时慎公已经年逾六十，但心却永远年轻，始终关注追寻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最新发展，对各种学说流派了如指掌，又加以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娓娓道
来。和慎公交往，使我眼界大开，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知人论事的眼光。慎公因
此成了我精神上的导师，我也和他成了忘年交，无话不谈。每当有了问题，总是向
他请教，释疑解难。
八十年代中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收紧，“清污”、“反自由化”运动接连不断，
机关的气氛也越来越压抑。那时每个星期我都要跑到慎公那里聊一聊，排解一下心
中的郁闷之气。慎公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我那样激愤，或许是多年政
治运动磨练的结果。这期间，慎公倒是常和我谈起往事，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
反思文革浩劫的历史成因。其中很多思想上的火花，后来都融入他的文章中去了。
慎公那间装饰朴素，古色古香的屋子那时候成为我精神上的乐土，每次聊天后，心
中的不快往往一扫而空。
后来慎公奉命筹建美国所，接着又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主管国际片。
他从毛家湾搬了出去，人也越来越忙，为中美关系出谋划策，穿针引线，惨淡经营。
我们之间的交往不像以往那样多了，不过彼此之间心是相通的。六四镇压后，慎公
和我一样在清查中遭到整肃，当时已不便来往，但他还惦记着我，曾托人来打听情
况，这让我深为感动。
更难能可贵的是，慎公对六四后改革大业毁于一旦痛心疾首，曾经表示“不在
刺刀下做官”。被揭发出来后，他坦然认账，不为自己做辩解。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曾在当时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表现了浩然正气，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不
屈服于权势的傲骨。这在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六四后高压恐
怖的气氛中，给很多人以精神上的鼓舞。
我和慎公重新见面是在那年十一前夕，也就是慎公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所
形容的六·四屠城后那个灯火黯然的“鬼城”。那次是中央各机关组织到人大会堂
听传达。散会后，慎公和我在门口不期而遇。度尽劫波，我见到慎公，格外高兴，
一边握手致意，一边端详着他。慎公还是老样子，豁达洒脱，只是眉宇间多了一丝
忧惮7b。当时虽然有很多话要说，但由于各自要上车，只是紧紧握了一下手，请他
多多保重，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后来我去慎公家看望他。他已是无官一身轻了，不过他并不以个人的进退为意，
更多关注的还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六四后，他在家中客厅里挂了一副对联，代表
了他当时的心情。记得上联是“已知诸相皆非相”，语出佛家《金刚经》，原意指
参透佛理人生，慎公借此来表达经过六四，已经看透了中共政权的本质，不再存有
幻想。下联是“欲待无情还有情”，则是说对国家和民族仍然不改一片赤子之心，
放心不下天下的黎民百姓。我想，大概从这时候起，慎公内心萌生了“铁肩担道义，
妙手着文章”的想法，奋力完成自己晚年最后的使命。
我出国前，慎公正好住院做前列腺手术。我去协和医院看他，那时他的心情大
为好转，认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总算是扳回一城，虽然没有对六四镇压认错，但仍
不失为一条迂回缓进之道，老邓的历史地位不至于一笔勾销。看的出，慎公对时下
社会上兴起的传统文化的热潮和所谓“亚洲价值”不以为然，当时他正在考虑中国
现代化过答7b中文化系统重建的核心价值问题。
一九九六年春，慎公应麻省理工学院邀请，前往剑桥。行前，他的家人委托我
照料他的生活。张贻阿姨专门给我写了信，介绍慎公的生活习惯和注意事项。我既
兴奋又紧张，一方面高兴在异国他乡又能和慎公见面聊天了，一方面又怕照顾不好
他，出什么差错。我向她做了保证，一定不辜负信任和嘱托。
就这样，在风景如画的查尔斯河畔，我和慎公朝夕相处，度过了三个月难忘的
时光。我执弟子之礼，尽最大努力照顾好他，每天早晨起来放好洗澡水，沏好茶，
外出前帮他穿好衣服，晚饭后陪他一起散步，督促他吃药和水果。慎公是见过大场
面的人，吃饭却很简单，每顿有点肉吃就行，对饭菜从不挑剔。虽说如此，我还是
想法给他变花样。慎公尤其喜欢我做的红烧肘子、酱牛肉、葱爆肉和盐水鸡，记得
朱学勤先生来拜访时，还专门让我露了一手。
慎公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剑桥期间，他会见各方人士，广交朋友，几乎每天晚
上都有客人来访。交谈中，他以史为镜，针对时下国内泛滥的民族主义虚骄之气和
所谓“中国世纪”的论调，指出这种倾向很危险，中国若要进步，非改造国民性不
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如不斩断这条又长又粗的老根，中国的
进步和发展是断然无望的。
这期间，慎公还和我谈了他的人生经历，他的童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当年被
打成右派后极度痛苦的心情，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把他从干校调回北京的往事。我
们也讨论了周本人历史角色定位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慎公似乎也不能免俗。不过，
我一直记着他评周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的教诲。虽说彼此的看法有所不同，
慎公还是向哈佛大学鼎力推荐，为我创造了《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写作条件。后来
大陆官方得知我写书后，曾动员慎公出面做我的“工作”，被慎公一口回绝，说学
术自由，他没有办法阻止我写书，令来人尴尬而去。
就在这次访问即将结束的前夕，我的妻子要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慎公督促我
赶紧返回纽约，不要管他。我的心情很矛盾，放心不下慎公。但慎公一定坚持要我
回去。行前，我把几顿饭菜都做了出来，慎公主要的行装也装好箱子随车带回，并
叮嘱慎公疼爱的孙子无双要照顾好爷爷。走时，慎公正有客人来访，但他坚持要下
楼送我。车已经开出去一段路了，我从后视镜中看到慎公仍然站在楼前不肯回去，
向我这边张望。我知道慎公此时的心情，一种同样的心情油然而生，泪水模糊了我
的眼睛……
再次见到慎公是一九九九年的春天，在纽约。一年前，慎公访问德国时中风，
落下残疾，走路已经需要拄拐杖，明显的老了。然而，慎公却愈老弥坚，笔耕不辍，
致力于民众的思想启蒙，为自由民主呐喊呼号，凝聚社会力量，成为大陆思想界倡
导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当时十五大已经开过，国内政局出现了某种松动。慎公告
我，他虽走路不便，脑力还行，每年总要写几篇文章，把自己想说的话讲出来。我
劝他要注意身体，他表示自己有生之年时间不多了，有些话还没有说透，希望再给
他三、四年时间，也许就能了结心愿了。
记得有次我把慎公从家中接出来，一起吃早茶。饭桌上，慎公谈起正在酝酿联
络一些人，一起向江泽民建言，借六四十周年和建国五十年之机，解开六四死结，
大赦天下，收拾人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和我谈起了进言的大体思路，说孙中
山三民主义的大文章，毛泽东解决了民族问题，邓小平解决了民生问题，现在就剩
下民主问题了，江泽民如能顺势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将功在史册。
后来事情的发展却让慎公极为失望，建言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在政治上更加
收紧，而且对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大事铺张，掩盖伪造历史，大搞新的个人崇拜。在
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激愤之作，
历数中共三代领导人的罪过，酣畅淋漓，一片忧国忧民之情。文章写成后，慎公曾
托人带给我，嘱我转送友人一阅。事实上，还没有容我送出去，这篇文章就已经不
胫而走，广为流传，轰动一时。
几年前，慎公曾表示，计划到八十岁时，写一篇《八十自述》，再把近年来写
的文章编一个集子，也算是一辈子了。没有想到慎公还是匆匆地走了，带着遗憾，
没能等到这一天。其实，他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话早已说了出来，散见在他晚年的
著述之中。他在《燕京人物志》中说：我虽然历来主张学有宗旨，但是因为自己学
无专长，写作范围十分散漫，不成体系。只有一个大体上的中心，即总是为中国的
民主自由呼号。这是来源于在中学时代受康德的一句话影响：“以提高人的地位为
平生志愿。”
听友人告诉我，去年李锐先生手书北宋王安石咏竹一诗，其中有“人伶直节生来瘦，
自许高材志更刚”的句子，赠送给慎公。慎公很喜欢，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客厅里，
以此自勉。事实上，这两句意境正是慎公晚年人格的写照。对慎公的历史评价，我
想还是借用他的心血之作，给哈维尔文集所作的序《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中的话来表达吧：“他最大的功绩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
做一个真正的人。”
慎公不朽！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６日）
作者简介：高文谦，一九五三年生于北京。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
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
泽东传》等。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华盛顿伍德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
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从事中美关系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现为自
由撰稿人。其夫人曾在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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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我永远佩念的人
─王奔─
四月十七日一早，原美国所同事任越来电话，告香港报纸登了，李慎之患非典
型肺炎病危，正在医院抢救。当时香港ＳＡＲＳ闹得很凶，老年体弱的染上多半很
难办，加上自己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立即与北京他女儿通了电话，得知得的是典
型肺炎而非ＳＡＲＳ，医院也确实发了病危通知，但目前还算稳定。想想北京的医
疗条件如此好，现代的医术如此昌明，虽然他已是八十岁了，但不见什么老态，平
时又一向底气十足，声若洪钟，这一关他准能过去。我即把此消息告诉任越和另一
原美国所同事张毅，安慰他们说，问题不大。四月二十二日，在广东开会时，又打
电话想问问好转到什么程度了，却获知他上午已经“走了”。原先想好几句祝愿他
早日病愈的话把我脑子搅乱了，顿时张口结舌，语无伦次。
静下心来细想想，我和李慎之交往已有二十多年，他曾是我的精神导师，后来
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的关系一度极为密切，后来人隔地球两端，来往不如原来
那么频密，但只要有机会，我们仍然海阔天空地神聊。要回忆李慎之，那得花一些
时间，绝非三言两语可以完成。现在原美国所的朋友要集体悼念他，我想先写印象
较深的三件小事。
坐两年冷板凳吧
我第一次拜见李慎之是１９７９年他陪邓小平访美归来。当时我读新闻研究生
要写论文了，想请教这位老新闻工作者。也不知怎么搞的，正经事儿没怎么谈，就
扯到别的话题去了。他问我，这几天报上有什么重要消息，我答，有一篇读者来信
很重要，第一次提出读者有“知情权”。其实那是比豆腐乾还要小的一块东西，我
不过是有感而发就是了。哪知他的反应十分强烈，一下站起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谈
起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来。我明显地感到，他对我的态度已从对求教者的答疑解惑变
为朋友间的推心置腹了。此后，我与他就越来越投机，越来越无话不谈。等到我１
９８１年研究生毕业，刚好他也新办了美国研究所，正在招兵买马，我问他是否需
要我这样的人，他表示十分欢迎。由于我原来的工作去向是人民日报社，我在编辑
部已干了一年多，我的直接领导李克林恰好是李慎之的老朋友，两个人一通电话，
人民日报就放行了。所以，我在人民日报社报到的同时，办了调离手续，转而到美
国所报到上班。
就在到美国所工作后不久，我读研究生时到美国自费留学的申请有了回答，有
两所大学同意接受我，其中有一所大学还给了奖学金。我很为难，刚到美国所，还
没怎么干活，难以开口提“走”字，但这样的机会又极难得，是我费了一年多心血
才争取到的，就这么放弃也难以甘心。我把情况告诉了李慎之，希望他能帮我拿拿
主意。
李慎之约我改日再谈。到约定时间，他仅用三句话就让我放弃了走的想法。他
说，国家有政策，研究生毕业后要为国家工作两年后才可出国留学，当然不是没办
法一走了事，但费那些周折有否必要；美国所刚开办，正在用人之际，好不容易你
来了，还指望你为美国所出力呢，正好，坐两年“冷板凳”，搞搞美国经济研究，
等你把美国情况搞清楚了再去留学，说不定效果更好；第三，你想想，在美国所工
作，还少得了去美国的机会吗。
确实，在此之前，他就曾帮我联系过一个到美国工作的机会，只是最后因为税
和保险的费用谈不拢，没去成。我也深信，他说的话是一定算数的。所以我二话没
说，当即表态不走了，先在美国所坐两年再说。于是乎，我在美国所就干了下来。
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
一天有事到家，他忽然对我说：“有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中央要成立对外宣
传小组，胡乔木推荐我当小组长。你说，我去还是不去？”他经常这样，会提出一
些你不可能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问题，并要你马上回答。我凝视着他，想从他的眼神
里看出他的意思来。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回答的问题。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按
官阶算是正部级，而且是党的系统，位高权重。谁都知道，京官多如牛毛，笑话说
摔一跟头撞倒好几个局长处长，但正部级是一道坎儿，有多少官迷经营一世，在副
部级那儿等了几年十几年，就是过不了这个坎儿。一到正部级，那就正儿八经是大
臣级的高官了，制度内制度外的各种待遇完全不一样了。他从１９５７年被钦定为
“极右分子”起，二十多年来是身上踩着专政脚、耳旁响彻打倒声过来的，不要说
过什么好日子，连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都一扫而尽，作为一个１９４６年燕京大学经
济系毕业的知识分子，能熬到现在已是凤凰涅盘。如今右派改正，官复原级，硬套
的话，还比他原来的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高了一级，加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整个
社会一片反思声，大环境总的来讲还不错，此时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那是一般人
可以祈求到的吗？
可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不是那种一般人。我沉吟了一下说：“我认为你不合适
这个工作。第一，这是一个事务性非常强的工作，要做好的话，每天面对几十个国
家，几百个记者，解释了再解释，说明了再说明，你愿意化这个时间干这个差事吗？
第二，这是一个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什么事是外紧内松，什么事是内紧外松，什
么事是内外都紧，什么事是内外都松，领导的主意一变，所有的都得跟着变，你能
适应吗？第三，这是一个组织性非常强的工作，宣传部长是小邓，一定是对外宣传
的纲领，你能得心应手地工作吗？”其实我还有一条说不出口的理由，我刚刚冲着
他到了美国所，放弃了到美国自费留学的机会，如果他拍拍屁股一走，我不就傻眼
了吗！
他点点头，微微笑道：“是啊，与其在炉火上烤，不如读点书，干点事。”后
来，他给胡乔木写了封信，读给我听过，其中引了一句孔子的话，大意是他想用几
年时间，读几本书，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的事就不能干了。胡乔木居然没有再坚
持，此事就过去了。当然，我不是说，他是听了我的话，才拒任这个官职的。我只
不过说出了他早已深思熟虑的想法而已。
清除精神污染
１９８４年，北京的政治气压越来越高，不断传来意识形态领导人之间的消息。
胡耀邦几次公开讲话，再三重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档案）袋子的政策，
这些讲话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严重，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好在美国所与此毕竟
隔了几层，美国所搞的是国际问题研究，又有李慎之这把大伞坐镇，一般的风风雨
雨刮不到我们头上。当时，美国所借装甲兵招待所办公，地远，在公主坟西的沙沟，
研究人员不必坐班，一周来两次，开开会，看看文件，讨论讨论课题，虽然研究工
作的压力不小，大家的精神还算相当愉快。
突然一天开会，传达中央什么会议，说邓大人都讲了话了，要清除精神污染。
胡乔木的讲话，邓力群的讲话，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涉及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多。文
革结束时，几乎所有现在台上的领导人都信誓旦旦再也不搞运动了，才没几天，就
跟没说过一样，通通不算数了。
会上，李慎之宣布美国所成立清除精神污染小组，由我负责。我暗自好笑，我
这样的都能负责清除精神污染，美国所能清除出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会一结束，
李慎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要和我商量如何开展清除美国所精神污染的工作。每次
和他单独相处，我们都会互相交换各自的消息，不管是大道还是小道，也不管是好
听还是难听。我跟他详细介绍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邓力群周扬王若水就究竟谁是制
造思想混乱罪魁祸首的争论过程。我认为胡乔木抬出邓小平搞清除精神污染，实际
上是他被周扬的十大问题所问倒，害怕中央会追究他的责任，于是想搞这么一场政
治运动来掩盖自己出尔反尔，一讲思想解放就比谁都右，一讲四个坚持就比谁都左，
从而把全体人民的思想搞混乱的重大错误。他则分析了胡乔木作为知识分子其思想
之敏锐，之解放，当属一流，作为共产党员（我立即更正为“党棍”，他笑笑，微
微点点头算是认可）其观念之保守，作风之霸道，难以企及的两面性。我知道他对
胡乔木有很复杂的心理，他长期在新闻界工作，新闻界有一批乔木崇拜者，虽然我
没有听他说过他也是乔木崇拜者，但他多次赞扬过乔木文思敏捷，文字讲究，知识
广博，而要从他嘴中说出肯定什么人能力的话来，那可是难乎其难的一件事；１９
７８年，在他右派还没有改正时，乔木就点名让他参加范围极小的理论务虚会，自
此他开始回到正常生活中来，成立美国所是乔木提议的，他出任美国所所长是乔木
点的将，乔木还提议他出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虽然没去，但知遇之恩的感觉
总有的，难怪我也认识的他的一些老朋友开玩笑说，他是乔木的保皇派。但同时他
对包括胡乔木在内的意识形态负责人的专制蛮横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我听他谈到，
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搞不长，不过在风头之下，要能对院里交代得过去就行了时，
我一点儿也没有惊讶。我说这很简单，你不是叫我负责吗，咱们美国所也简单，只
有一份《美国问题研究资料》出版物，一共也没有出过多少期，咱就来个自查与公
查相结合，凡是自己写的文章，自己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精神污染的问题，我呢，
就把几十期的研究资料都看一遍，然后给院里一个报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既不搞走过场，也不搞扩大化。
我花了一天时间就查完了所有文章，结论当然是“不存在精神污染的问题”，
所有自查的也是同样结论。我痛痛快快据此给院部写了报告，本以为这件事就可以
交代过去了，没想到又出了个新岔子。
美国所和日本所开创之初就一起在西苑大旅社办公，两个所的人互相都熟，年
轻人经常一起活动。日本所一位Ｙ君不知怎么着被公安局的弄去，自己交代曾在所
里看过所谓的黄色录像，在场的有美国所的Ｗ君。公安局把情况通报给社科院，又
转给美国所。这可是和精神污染沾得上边的事儿，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美国所的
一位副领导已对我说了，要认真查处，态度不好的话，要处分。
这我就不太好办了，又是公安局，又是院部，又是所领导，而且又有姓名齐全
的交代，我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那个年头，如果写文章的观点被认为有问题，是
精神污染，大家感觉问题不大。但如果是因为看所谓的黄色录像而被点名、处分，
大家就没有什么同情了，谁让你干这种事的！但如果Ｗ君被处分的话，不仅证明了
美国所有精神污染的问题，而且Ｗ君以后的路会很难走。我找李慎之，建议冷处理，
先要核实事实，然后再酌情处理。李慎之同意我的意见，并说相信我能处理好。
我找Ｗ谈话，Ｗ的抵触情绪很大，我又不能把所有底牌都告诉他，只好循循善
诱，最后核对下来的事实是：开始看时并不知道是黄色录像，等发现时，就离去不
看了，所以准确地讲，不存在一起看黄色录像的问题。我开始还要Ｗ写个情况和认
识，这是副领导要求的，但Ｗ执意不肯。我向李慎之汇报时，李反问道，既然没有
问题，为什么还要写东西？我又按此向院部报告，院里没有再来追究。有没有被李
慎之挡回去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一场来势凶猛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李慎之云手推掌，美国所不但没有整任
何人，而且还保护了年轻人，就这么安然度过了。
* * *
回想我在美国所的经历是从李慎之劝我坐两年“冷板凳”开始，结果呢，这
“冷板凳”我一坐就是六年。这当然不是说李慎之的话说了没算，而是世事确实难
料。这六年里，美国所也是在风风雨雨中跌宕起伏。在这六年里，我从李慎之身上
学得的东西，不要说美国的大学，就是满世界、全天下地找，都是难以寻觅的。也
可以说，正因为有这六年垫底，我才能真正跨入学术的殿堂，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
至今仍自由地思想。对这六年的“冷板凳”，我对李慎之不仅毫无怨言，相反却心
存感激。
走笔至此，不禁唏嘘。从今往后，寄意与谁！
（２００２年５月７日）
作者简介：王奔，原美国所经济室助理研究员。１９８１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毕业后，调入美国所；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５年在美国麻州波士顿Ｎｏｒｔｈｅａ
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攻读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Ｂｒａｎ
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做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６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博
士后研究，一年后周转于香港几家公司，从事研究及管理工作。现栖身香港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ｒｏｕｐ，任名誉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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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李慎之──改变我命运的人
─茅于轼─
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得知李慎之先生病危住院。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他的女儿
接的电话，说情况一直不稳定，但是还有希望能够恢复。没想到今天十点多钟他竟
没有留下一句话，就此走了。我知道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有满脑子的计划要实现。
他自己绝对没有想到走得这么快。
去年年底前，我腾出时间去看他，他精神很好，看见我去特别高兴，滔滔不绝
地谈了近两个钟头，还给了我几篇他新写的文章。我看他精神这么好，就试探着问
能不能到天则所来做一个报告。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不过他说，去年什么时候
北大请他去做报告，海报都贴出来了，可是最后还是没讲成。我说天则所不存在这
样的问题。后来因为彼此寻找合适的时间，推迟了几次，幸亏终于在今年二月二十
一日星期五，天则所的双周学术报告会上他做了关于中国民主化的报告。这是慎之
生前最后一次公开的报告。那天到会的人特别多，会场里坐不下，许多人坐在走廊
里，有的椅子都没有，干脆就站着听。可见慎之是多么地受欢迎。
最近这几年我和他的联系越来越少了。特别是他搬到潘家园去之后，交通不方
便，我又特别忙。不过每次去见他，总是抱着喜悦的心情。因为我喜欢听他的高论。
这种心情从我在１９８４年春天，第一次见到他就发生了。那时是王国乡同志领我
去的，我还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工作。我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太满意，因为我的兴
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我想调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或者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可是他们拒绝接受我，我猜想大概因为我
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王国乡说可以和李慎之谈谈看，于是就去了他家。那时他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他简单地听了我的自述，以后我又递去一份简历
和申请书，他就痛快地同意了。１９８４年９月我就坐在美国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上
班了。他也就成了我的直接领导。理论上说中间还有一个室主任，但是美国所是一
个小所，所以所长和研究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多。
慎之是一位信奉自由的人。他答应我每年写几篇有质量的关于美国经济的论文，
其它的时间可以做我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
在美国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动态择优分配。这篇文章将择优分配从静态推
广到动态，讨论一个动态过程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把数学规划中拉氏乘数法和
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联系起来。文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价格改革的速度问题。它的
最优途径应该是短时间的改革成本和长远效果在边际上的平衡。我在美国所的十年
中大约三份之二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
起了推动作用。如果没有慎之给我的特别关照，我的这些成果都不可能取得。
到美国所之前的１９８２年我就有机会去了一次英国，参加中欧能源政策讨论
会。但是时间太短，未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个西方国家。到了美国所我十分希望有机
会去美国访问。８５年的夏天，慎之派我参加由浦山领队的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
美国的普鲁金斯研究所。访问结束后我多留了两个礼拜，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的成立大会，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在美国学习的学者，他们中一部分
留在美国教书或者做研究，一部分回到国内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后近
十年的时间中我一直担当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负责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和人
员互访。慎之对这一切活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他曾经私下对我说过，所谓现代化
就是美国化。这句话虽然不全面，但是确实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他就是这样
看待自己作为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责的。
次年，１９８６年初，慎之让我利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访问一
年。因为８５年我初次访美的时候认识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帕金斯，
他对我的英语能力和经济学水平有初步的了解，所以愿意作为邀请方请我去访问。
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可说是我人生中起转折作用的一年，结交了一批国际著名学
者，建立了和许多国际学术机构的联系，特别是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
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方面面，对市场经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回国以后写了《生
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一出了三版，销售不少于六七万册。
我从美国后来时，慎之已经决定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是他对美国所
的工作依然抱着特殊的喜爱，大概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对美国研究的
重要性的认识。他虽然淡淡地离开了美国所，但是美国所的同志们没有不想念他的。
他虽然官做得很大，但是没有一点官架子。在美国所的时候他经常和研究员们讨论
各式各样的问题，学术上的、时事上的、生活中的。不论什么问题到了他的话题里
就有特殊的见解。所以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议论。他领导美国所真正做到了出成果、
出人才。而且他不仅仅眼睛盯住美国研究，而是为国家、为社会作研究。他的视野
非常广阔，涉及到中国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研究人员的报告他都一一审阅，而且逐
篇讨论。他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能够抓住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这或许是因
为他在大学里最初是学经济学的有关。他为人正直，不容搞任何邪门歪道。所以美
国所没有其它所那些复杂的钩心斗角。我很庆幸没有参与到这种搞不清的事里去。
慎之不但健谈，特别是他的文章写得好。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篇对台关系的文章。
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文章确实好，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特别是文
字畅顺优美。他的文章是我所看到的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好的，应该编入中学教科书
来读。１９９９年那篇脍炙人口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是因为寓意深刻，也因
为它文字优美，真情动人。许多人或许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
准确地传递这种复杂的感情。
六·四以后是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他和我相识也不过五、六年，但是已经
变得非常知己，无话不谈。他多次表露过对自己深刻的检讨。文革改变了他对革命
的看法，而六·四则再一次，而且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民主化的前途。他感觉自己老
了，没有那股锐气，顾虑也多了。怎么能够为国家多做点事，感到力不从心。其实
这正说明他强烈的责任感一点也没有减退。所以一直到他临死之前还在不停地写作。
在他当美国所所长的时候，他有大量的作品，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正式发表。倒是
他退休后，他不再拒绝发表文章。在最后的几年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
他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做一个教公民课的老师。一方面这是他对当前政治课的不满，
一方面也是他对公民教育的重视。９９年底，天则所成立公民教育小组，我们请慎
之参加，他不辞辛苦亲身来到天则所，参加讨论，发表意见。他对天则所做的许多
事情都表示关切，并且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和指导。他对我，从事业到家庭，都关心。
我们见面没有任何客套，推心置腹，天南海北，这样的谈话是人生一大乐趣。虽然
他只比我大六岁，但是从经历上，从学术上，他比我大了一个辈份。我一直以这样
的心情对待他。但是他却以极其平等的姿态对待我。所以我们成了忘年交。可是这
样快乐的时候再也不可能再来了。
他年纪虽然老，头脑特别清楚。他曾经对我说，不知道还能干多少年。他自己
认为大概还能干五年左右。我也这么想。他有一大堆要做事的计划。他曾经说要写
一篇关于抗美援朝志愿军中被俘人员的文章，为此收集了大量材料。他认为政府对
待他们是极不公平的，所以他要研究。可是他没有时间完成它。他又想研究公民教
育，研究民主化的道路。过去他研究全球一体化，研究自由主义，研究近代史中的
胡适。所到之处无不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能够继续写下去，中国的现代化还将得
益于他。可是谁料得到他走得这么匆促!
我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对我产生重大影响，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李慎之。现在我们失去了他。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每当我想起他，就会
感到力量。我会继续他的事业，作为对他的纪念。
作者简介：茅于轼，１９２９年生于南京，１９５０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在铁道科研系统工作三十多年后于１９８４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研
究员。１９８６年赴美，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１９８７年回国，以后七年内担
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１９９０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
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代表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
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获１９９９年Ａｎｔｏｎｙ Ｆｉｓｈｅｒ国际纪念提名奖）、《谁妨碍了我们
致富》、《寻求社会致富之道》、《道德、经济、制度》和《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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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慎之先生
─林晓云─
几位曾在美国所一起工作的老同事邀我写一篇悼念慎之先生的短文。我们这些
人，年轻时都曾受过先生的惠泽，某虽不才，怎敢推辞。好在关于先生的高风亮节，
文章锦绣，自有妙人动笔，这里几句话只是在家人亲友的小型仪式上略表哀思而已。
三月底来北京，本有意去探望先生，但日程安排太满，只好放弃。也是因为计
划中五月还要来，打算带一本将要出版的拙作给老人看看，算是不辜负他多年对我
的关心。记得一年多前去探望，看他虽然腰有些弯了，但思维还是那么锐利，声音
还是那么洪亮，谈锋还是那么健，所以，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这样快地去了。
这将是我终生的憾事。
但先生本人对自己的一生，我揣测应该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他身上集中了
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忧国忧民，赤子之心；关心世事，但不随波逐流；
学以致用，但不趋炎附势。 直到晚年，他从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反思，从没有忘记
过国家的前途。后人亦不会忘记李慎之。
当然，我们怀念慎之先生，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记忆里的他，是
一个宽厚的长者。记得我刚调到美国研究所，因父母原是先生的相识，第一次见到
他，不知应叫伯伯还是所长。但时间长了，发现大家都直呼“慎之”。在美国所时，
他从不摆所长的架子，总是笑呵呵地走进各个研究室的房间，同年轻人平等地交流
思想。他有他的观点，但他从不强加于人。他有很深的国学根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础，但对时下的新思潮、洋理论也从没有嗤之以鼻，而是永远带有一种童心的好
奇，带着一种没有先入为主的开放头脑去了解。记得八十年代初，他曾同我讨论过
什么是“系统论”，什么是“测不准定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的 “忘年交”
绝不止美国所的一批批年轻人，而是遍布全国。如今先生去了，但关于他的记忆将
留在遍布天下的晚辈学子心中。先生有灵，当含笑于九泉之下。
我们记忆中的先生，还是一位古道热肠的朋友。多年来，无论是在位还是不在
位，先生都是得帮忙处且帮忙，将美国所一批批青壮年研究人员送往国外。得意时
也罢，逆境时也罢，多少人受到他的呵护，多少人受过他的关怀，今天恐怕很难算
清楚。
先生对我，也一向是很关心的，尽管我在美国所时间不长。在他手下工作，与
其说是受他管，倒不如说受他熏陶。在多次为他与梅益、宦乡等社科院领导翻译的
场合上，我耳闻目睹过他的才华横溢。有时在他的办公室，从一篇文章谈到古今中
外，总是为他的知识渊博与独特见地所镇服。先生曾夸奖我思想中时而迸发出一些
火花，但也指出我缺乏写文章的基本功，要我向所里其他年轻人如张毅学习。他也
常说搞研究要踏下心来，甘于坐冷板凳。 正是由于他这种对人才的关心，所以在先
生底下工作的人，不敢不尽力，因为不愿辜负他一片好心。
但毕竟还是辜负了他。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成为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而是
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不过，同先生相处的时间里，多少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以先生的为人，恐怕这是他更加看重的。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作者简介：林晓云，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获英语学士学位、历史学士学位，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清b任纽约市立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美国法
通讯》主编、《牛津美国法指南》主编等职；曾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府
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研究美国政府结构；一九九三年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加
丽福尼亚、佛罗里达、克撒斯、宾西法尼亚、俄亥俄， 田纳西等地联邦法院、州法
院及全美仲裁协会和纳斯达克仲裁部等美国仲裁机构代理多家国内外企业诉讼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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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丰碑 ──追忆李慎之先生
─邓林─
四月二十二日，李慎之先生病逝了。消息传来，万分震惊。我心目中永远才华
横溢，风度翩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慎之先生竟会真的离开了我们，离开
了这个他为之付出全部才华和关爱的世界！当消息证实后，美国所当年由他一个个
送出国深造，现在美国工作、生活的“老人” （针对目前美国所人员而言），纷纷
通过电话、ｅｍａｉｌ联络旧日同仁。一周内，竟然有二十位散居全美、香港和中
国的老朋友回应！大家要在他的追悼仪式上献上一个鲜花作成的花篮，并致上我们
的心声──慎之所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比之上述“老人”，我是“老老人”，当年曾作为小帮工，参与了慎之先生建
立美国所。
１９８１年，我听说要成立美国所，“毛遂自荐”找到慎之先生在毛家湾的办
公室，表示想去美国所。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当即表示接受。又说，建所初期你
得帮忙搞搞行政，担任临时办公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我当时二十多岁，从外院毕
业不久，工资、人事关系还在部队，正是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一下子被委以这么
个重任，很想好好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慎之先生当时正忙于为中央起草文件，所
里的具体事他是“大而化之”。我则得以“拳打葵7d踢“，安排诸多的头绪：司机、
会计、办公家俱、开通与院部各部门的关系，每天打无数的电话，回答无数的问题
……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以慎之先生的才华、为人、声望，
所里很快地聚集起一批人才：董乐山、李道揆、梅绍武（梅兰芳之公子）、李国有
（李公仆之公子）……及从英美留学回来的张毅、朱宏前等。１９８２年我从部队
正式专业，慎之先生派人去送兵办公室把我的档案要到社科院。这段工作经历使我
感受到慎之先生知人善用，不讲论资排辈，支持、信任年轻人，留与空间任其施展。
所办公室人员配齐后，我就改为负责所里的外事了。主要是安排社科院接待的
美国学者访华的学术活动和慎之先生与他们的会见。那时有些活动是与外交部，对
外友协等单位联合举办。我曾不止一次看到与会人员为慎之先生独到的观点、精僻
的分析、惊人的语言所折服，频频点头。记得一次接待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首席助
理比亚勒后，董乐山老师告诉我，比压勒很佩服慎之先生的知识渊博和才思敏捷。
还举了个例子：一个很冷僻的单词（已记不清是哪个了），在美国的专门学者们都
未必知道，慎之先生竟脱口而出。据我的观察，慎之先生虽不大讲英文，但他的理
解比翻译来得快。
慎之先生是学贯中西的才子，令我辈仰为观止。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还得以
感受到他宽厚、慈祥的一面。
８１年末我怀孕后期，慎之先生把我安排到离家较近的毛家湾他的办公室当秘
书，接接电话，搞些翻译，使我免受了很多挤车之苦。孩子两、三岁时，一次带他
到办公室玩儿。慎之先生正在开会，马上大步走出来，乐呵呵地抱起孩子，说：
“让爷爷看看！”然后走回屋把孩子放在膝盖上，拿出纸笔，说：“爷爷给你画萝
卜好吗？” 大有要一边画萝卜，一边开会的架势。那天下班大楼电梯停了，我正
“磨拳擦掌”要把孩子扛下楼，慎之先生和另一位副所长也才下班。他说：“爷爷
领你下楼。”于是两位“所长大人”各领着孩子的一只小手，走走、抱抱、停停…
…，走下十三层。才华横溢的学者与和蔼可亲的长者在慎之先生身上就是这么自然
与和谐。
８６年夏，慎之先生来美访问，我当时已在美国，正为学费和专业彷惶。一天
晚上去李思奇处看望他们，向慎之先生汇报了情况。不久，慎之先生为我安排了福
特奖学金学习图书馆专业（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很多年过去了，２００２年圣诞前，我在寄给慎之先生的贺卡
中写到，随着人到中年，我越发体会到，以我的能力和个性，图书馆专业是很适合
我的。感谢您当年为我创造了机会，为我选定了这个专业。如今在美国的很多旧日
同仁都受到过类似的关照。当年慎之先生利用他的影响，为很多年轻人“搭桥铺路”，
使我们得以来美学习，有了今日。如今事业有成，工作、生活安定，让我们怎能不
思源！
离最后一次见到慎之先生已经十七年了，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系。最初几年，出
来的年轻人还没那么多，他常利用下班后、节假日给我们一一写信，与我们谈他的
观点，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他每次来美，都会与我们电话联系。从这些交往中，
我常常感受到他的忧国忧民，也深深地被他那种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地思考、探索
中国之前途的博爱所感动。就在今年春节时，还收到他的贺卡，并附有一纸列出一
些旧日同仁的电话，让我代为通知他的新地址、电话。可以想象，他仍然喜欢与我
们这些”老人“交谈，仍然在探讨……
令人敬佩、爱戴的慎之先生乘鹤西去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具大的精神财富，
为我们树立了为人的榜样。这些将会影响我们的一生。他在我们思想里播下的种子
会随着我们，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
慎之先生安息吧。
（２００３年５月３日 于美国洛杉矶）
作者简介：邓林，女，曾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５期间在美国所工作，先后分管过外
事和图书馆。１９８８ 在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ｅ 取
得图书馆硕士学位。现在美国洛杉矶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当图书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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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所长！
──追忆李慎之先生
─雅非─
李慎之先生去世了。虽然知道他病重住院，但在电话上听到他女儿说不是非典
是肺炎，就放了心。我这种放心，多半是因为他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里所留下的深
刻印象：所长从来都是神采奕奕、情绪高涨的；他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常常神色飞
扬，时而咄咄逼人。
我叫他所长，是在他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那段时期养成的习惯。一
九八五年，我从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作为美国所美国文学研究生留在美国
所文化室工作。刚毕业的我，对在文化室的这份工作，简直有点战战兢兢：文化室
的几张办公桌，一张是中国著名翻译家、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主将、我念书时担任
研究生院美国系系主任的董乐山先生的，一张是我的导师、著名英美文学学者、莎
士比亚全集的编撰人施咸荣先生的，另一张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外国戏剧研究家、中
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的儿子梅绍武先生的，还有两张是两个小年青的，其中
一个就是我。因为上学的关系，我跟室里的三位学者“大腕”很熟，因为他们三个
人在我研究生考试口语面试的时候就同时出山，“吓”过我一回了，后来上了三年
学，经常往所里跑，从请教到聊天到开玩笑，就不太“怕”他们了。可是所里有一
个人，一直让我“害怕”。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所长李慎之先生。
我为什么“害怕”所长？原因有几个。一个是他名气太大：我那时就知道他是
延安的红小鬼，后来成了新华社国际部的大拿，大参考消息都是经他编辑，由他过
目后才送报中央的，还知道中共的很多外交文件都是他起草或者修改的。这样的人，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说怕人不怕人。我“害怕”所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特
别喜欢“考考”年轻人。在所里工作，我免不了有事去所长室找他请示，他也免不
了到文化室来“坐坐”。他到文化室来，主要是跟我的“大腕”同事们商议要事，
同时也绝不忘记捎带着考考文化室里的年轻人。我记忆中，我跟所长的对话，大部
份都是他在考我，搞得我一见到他，就马上进入“临考”状态。一次，所里跟美国
共和党的智囊团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访华成员开座谈会，
当时所长选择了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张毅做翻译。张毅的翻译技巧真是炉火纯青，
几乎一字不漏，并句子通顺、词义准确。我们几个没出过国的小年青看了很是佩服。
好像是第二天，所长又来文化室了，一进门就劈头盖脸地问：“Ｗｕ（他南方口音，
吴胡不分）Ｙａｆｅｉ，你什么时候上阵啊？”问得我差点儿“汗滴禾下土”。可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黑人文学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所主办的《美国研究》上，
他看了后，说：“看来你读了不少书嘛。”他那一句话让我得意了好几天。至少在
后来的几天中，我不那么“怕”他了。几年以后，他见到我，又“老调重弹”，说：
“你说说美国的Ｐ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是怎么回
事吧？”那时我不但不“怕”他了，而且还敢抓住时机侃侃而谈了。完后，我看到
他脸上满意的神色，又禁不住暗自得意了许久。
其实仔细想起来，我这样“害怕”所长，这样描述他“吓人”的样子，对他是
不公平的，因为我的“害怕”多半缘于我的年轻和不自信。现在想起来，所长其实
是很平易近人的。我知道，美国所其他的年轻人都喜欢所长，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像
我那么不自信。所长其实最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他尤其喜欢有才华的年轻人。假
如你跟他聊起来了，深入下去，甚至让他发现你可以在学术方面挑战他，他就会忘
记你不过是个年轻人了，他就会忘记他是个资历深厚的高官和学者了。他是一个尊
敬才华和思想的人。对他来说，所有人在才华和思想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
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无论你是做官还是不做官的。了解了这一点，所长这个人就不
那么“吓人”了，他简直就是“可爱”极了。这个我是到了后来自己成熟了一些，
才体会到的。美国所的年轻人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真的是好朋友的关系，互相之间
绝没有拘谨，绝没有约束；他那么一个经历广泛、学识渊博、思想敏捷的人，所里
的年轻人都喜欢跟他聊天，都喜欢“刺激”他，好让他“信口开河”，好听他“谆
谆教诲”，好看他“指点江山”。我以前怕他躲他真是“亏”透了，我躲他躲过了
多少激动人心的学习和探讨的机会啊。
几年后，我出国了。后来的一些年中，当时美国所李慎之所长任内的大部分年
轻人都陆续出国了。出国以后，我们跟美国所的关系也就逐渐地断了，因为美国所
换了新所长，美国所在很多方面都和从前不一样了。然而，这些“年轻人”（现在
也都不再年轻了）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却从来也没有断过。我们常常还是在学术方
面找所长探讨，甚至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及时跟所长通报的。所长每次来美国访问
交流，也都不忘记通知在美国的原美国所成员，能聚会的时候，我们还一起聚会。
我在美国这许多年，一直在教书。我的先生寒哲（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是个
民间哲学家（我给他的名号）。多年来，他除了做电脑咨询以养家外，还时刻不忘
自己的哲学与文学爱好，读书、写书、办哲学和文学俱乐部。我在教书之余，花了
几个月的时间，把先生的书翻译成了中文。九三年起，我贻d始寻求我的老师们的帮
助，请他们批评指点。我先把先生著作的中文译本寄给董乐山老师看，董老师看了
很是赞赏，写了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并将著作的摘要文章推荐给《读书》杂志。后
来，我又写信跟所长谈了这部译作，并把译作的打印本寄给了他，所长看了也马上
回了信。下面是所长给我先生的复信的部分内容：
“寒哲先生：
听Ｙａｆｅｉ给我介绍了你对西方面临的危机的忧虑以后一个星期，就收到了
《读书》杂志，看到了你的《衰朽与复兴》的摘要（虽然它简略到几乎完全不能表
达你的思想），又一个星期就接到了你寄来的全书（打印稿）。
我把你的著作从头至尾仔细读了两遍。我十分钦佩你的博学，也十分钦佩你的
文笔，它确实达到了你所推崇的古典的风格──简洁明净。但是我更钦佩的是，你
看到了在被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羡慕的所谓“发达国家”中存在着深刻的危机，
这种危机长期被掩盖、被忽视，只有最肯深思、最有观察力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才敢
于正视。
我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你在你的著作中痛斥那些“假知识分子”，
虽然你在别处并没有用过“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我很理解你是用何等严肃
的态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我们中国本来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它是从
你们西方引进的，然而一经翻译，就具有了自己的含义。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的心目
中，一个大学生大概就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许能
扩展自己的知识而成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却很少着意考虑人类全体的命运。你
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士，孔子所谓“志于道”的士，“仁以为
己任……死而后己”的士，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
…… ”
以上李慎之先生的复信全文当时作为书评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后来，该书
由台湾立绪出版社以《西方思想抒写──给那些无瑕阅读经典的人们》为题出版，
并征得李慎之先生的同意以他的复信做了序言。
从李慎之先生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感兴趣。
给所长看稿是九三年四月左右的事。同年七月他来美国访问，在华盛顿暂住。我们
这些他原来的“小部下”们组织了一次在华盛顿的聚会。当时，原美国所成员能到
的都到了，我和先生也乘飞机赶了去。我记得当时他跟我先生谈话，还讨论了“真
正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现在回顾起来才意识到，李慎之先生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兴趣，
表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现像的担忧，也说明他在晚年由
于自由思想的表达而仕途坎坷，进而看清官场，立志还自己本来面目，做一个独立
思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决心。
记得华盛顿聚会时，我们去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几个在华盛顿附近的聚会
组织者在餐馆的一面墙上挂起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久违了，慎之！”（他们
都叫他慎之，因为他总是ａｃｔｅｄ ｌｉｋｅ ｏｎｅ。我还是习惯叫他“所长”，
因为我总是对他敬佩有加，从不敢“造次”。）“久违了，慎之！”这句话非常准
确地道出了当时所有到场人的心思。看到那句话，我心里想的是，我们这些当年的
小年青在所长的呵护下，一个个都长大了，成家了，出来深造后，又都将目光转向
个人生活，各自开始了与美国研究不大相干的事业，而所长他却一个人在国内坚持
不懈地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坚持表达自己对中国和国际事务的独立见解，以
推动中国在各方面与世界的接轨。面对这一切，我们这些他曾经寄予希望的年轻人，
不对他说一声“久违了”，还能说什么呢？
华盛顿聚会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李慎之先生就走了。
李慎之先生走了。中国又少了一个“着意考虑人类全体的命运”的“真正的知
识分子”。
这次我们却不能再对他说“久违了”。这次我们竟要说：“永别了，所长！”
所长，我知道我将不再收到您每年圣诞节寄来的精美卡片了，我知道我将不再
看到您的信件、您的字迹了。但您却在我的心中永久地竖立起一个榜样：我将象以
往做您的“部下”那样，以“临考”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每一个挑战；
我将像您那样，想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道路，做一个有自信、爱人类的人。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写于美国麻省）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一九八五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美国当代文学
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八七年至九○年在美国麻省史密斯女子
学院攻读并获得美国教育硕士学位，现在美国东部学校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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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夏维东 责任编辑：雅 非
副主编：张 吉 本期校对：艾 华
胡亚非 网络发行：寒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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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建议等请寄：editor@zanm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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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转载本刊原（译）作，须通过本编辑部与作者联系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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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杂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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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刊 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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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杂志》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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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日创刊 本期发行：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０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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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纪念文集Ｂ】
【责编手记】慎公长在！ 雅 非
【李慎之纪念文集Ｂ】
哭老李 张 毅
点点滴滴，长留心头 王 奔
学无止境，始于足底 王大新
难得的良师 温 洋
细节中的教诲 赵 梅
追忆慎之所长 赵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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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手记】
慎公长在！
─雅非─
慎公去世将近四个月了。四个月来，对慎公的哀思多来自民间，并源源不断。
在国内，由丁东主持编发，以作者自愿捐资的方式，出版了上下两卷的《怀念李慎
之》一书。本杂志特刊上的很多文章也见诸该书。《怀念李慎之》一书并未公开发
行，读者无处购置。然而，短短的时间内，此书在民众中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可见民间对慎公的思念延绵不绝，也可见慎公思想在民众中的深刻影响。
本期编发的几篇文章，仍系慎公麾下原美国所成员所作。这些文章从个人的视
角，回忆慎公生前的思想、言行，读来令人有再晤慎公神形、又闻慎公教诲之感。
多年前，我们曾因慎公而相聚。多年后，我们又因慎公而不散。
慎公与我们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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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老李
─张毅─
老李走的那一天，我哭了。先是下午在电话上听到李思奇讲他父亲当天上午十
点零五分走的时候，接下来是关起办公室门来独自流泪，晚上回到家，更是忍不住
大哭出声。
老李不是我的家人。为一个不是家人的人的去世而如此动情，上一次大概要追
溯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的时候。那次自然是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所致，这次则是因
为我从心里一直把老李视作不是家人的亲人。茅于轼先生说老李是改变了他的命运
的人，我是晚辈后生，涉世未深就有缘认识老李，可以说老李是决定了我的命运的
人。
头一次见到老李是在１９８１年８月。我从国外留学回来，有机会到刚刚组建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但首先要经过老李面试。他当时还在毛家湾办
公，面试时在座的还有美国所第一任副所长李寿琪。见面时间不长，两位老李主要
询问了我一些在英国留学的情况。结束时李寿琪按惯常的程序说我们要先研究研究，
然后将结果通知我。老李却马上接着说：我看就不用研究了，你明天直接去找美国
所办公室报到就行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老李真是一个痛快的领导。
一到美国所上班就发现老李非常平易近人。以对他的称呼为例。我才走出学校
门，对长辈只知道叫老师，老李头一次听到我这样称呼时马上打断我，说他不是我
的老师。我改口称他为所长，他又说没必要那么正式，称他为老李即可。虽然开始
还是感到难以开口，但时间不长就习惯了，因为其他的年轻人也称他为老李，而且
不仅可以称所长为老李，对所里其他长辈（如李道揆、董乐山、施咸荣、陈宝森等）
也都以“老”字相称。美国所学术风气民主、大家不以资历和年龄压人，与老李创
下的不以职务互相称呼的习惯可以说不无关系。
从１９８１年８月到１９８４年１月再次出国留学，是我在老李直接辅导下从
一个自以为水平不低、但实际工作能力相当有限的学生逐渐走上可以独立思考的治
学之路的人生重要的转型期。老李的辅导是全方位的，主要方式是与他交谈。不少
与老李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听老李谈论天下事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谈话的机
会有几种，一是在饭桌上。美国所当时在宾馆租房子办公，中午吃饭十人一桌，凑
齐为止。如果恰好与老李同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想方设法能与老李同桌），
几乎每一次都能听到一些纵古论今的高论。第二是他找你单独谈话，这主要与工作
有关，比如他看完一篇你写的文章找你谈谈他的看法。第三是他不忙时经常到所里
各研究室走走，提出一些问题与大家商讨，这时全室的人一般都会停下手里的话参
与进来。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种“独有”的机会。我当时是单身，所里没有单人宿
舍，我就住在办公室里，而老李经常早来晚走，不时也能到我屋里来聊会天。与老
李交谈，像是跟着他在他那无际的思想天空中遨游。老李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可
以自如地把你带到哲学、宗教、思想、政治、外交、历史、文化、艺术等领域。他
对学问和世事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常常令人有顿开茅塞的感觉，听起来也是津津有
味。记得有一次在午饭桌上，我说了一句：听老李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老李马上
接着说：小青年不要学拍马屁。其实对我有些怨枉，因为我说的是心里的话，并没
有想拍他的马屁。老李还特别爱发问，有时候是想考考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多的时
候是反映了他自己内心对学问和真理的追求。这也使我想起已去世的美国著名的中
国问题专家奥格森伯格对邓小平的评价。他说邓是他所见的中国领导人当中最有
“好奇思想”的一位；正是邓的这种好奇心使得他愿意了解世界，并把中国的大门
向世界敞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对世界的了解还是相当闭塞。我
自以为在国外喝了几年洋墨水，知道不少当时国人没有机会学到的东西。但在与老
李的交谈中发现，我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懂的一些知识，在老李那里几乎全是小儿科
的东西。我有一次禁不住问他：国家封闭了这么多年，你从哪里知道这些东西的？
他听后笑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我毕竟是在解放前受过教育的，当时的教育要比
现在开放得多。
老李也不是每次都谈严肃的话题。有一次他说起自己的恋爱过程，说他与张贻
阿姨是燕京同学，原本认识，后在延安街头偶然见面，一个说你来了，另一个说你
怎么也来了，说着说着两人就好起来了（这个版本与张阿姨后来告诉《美国研究》
现任编缉赵梅的有些不一样）。谈起他的孙子来，老李的话也特别多，脸上更是一
副开心的样子。我曾对他说没想到他也这么“婆婆妈妈”，他大声笑了几声，没说
话，但显然是觉得我说了他的好话。
老李对我具体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也非常关心，经常给予指导。美国所建所之初，
一共分四个研究室：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文化室。老李认为，对我们初入美国
研究领域的年轻人而言，首先要花气力了解的应该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他因此把我
和另一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朱宏前都安排在政治室，在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国内研
究美国政治方面堪称一流权威的李道揆手下工作。老李还在征求了我们意见之后，
安排朱宏前重点研究美国总统制，我则侧重研究美国国会。谈到研究课题时，老李
多次讲到要好好研究《美国宪法》，认真读一些美国“建国之父”的著述，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了解美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真髓。
在治学方法上，老李特别强调认真、务实、一步一个脚印。记得刚开始学习做
研究时，文章的题目都不大（比如国会的委员会制度、中期选举的程序等），而且
有不少翻译文章，老李认为这是要必须经过的练笔。美国所最初几年，只有《美国
研究参考资料》这一个内部油印刊物，老李本人实际上是主编，每一篇刊登的文章
他都要亲自看，动笔修改，有时还找作者单独谈修改意见。在文字上，大概老李也
知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政治原因国学底子大薄（但也有例外，比如他就数次谈
到赵毅的文笔好），因此并不要求我们写得该有多么漂亮，但他在思维的严谨和文
字的通顺上要求相当严格，我当时写和译的不少东西他都动笔改过。改动不一定很
多，但在重要部位改上几笔往往可以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老李另外一个治学思想，是要求我们年轻人尽量做到“技术全面”。比如英文
打字，他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学会（当时还没有电脑，否则肯定还会要求我们学会打
中文字）。做研究需要记卡片，他为了示范还专门把自己记的卡片给大家看（老李
本人当时已记了好多箱卡片）。对我这个留学回来的人，他还特别要求我要学会口
译，而这对我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记得头一次给他当翻译是在燕京饭店，大冬天
的时候我译下来居然出了一身汗。老李英文造诣很好，当然知道我的表痕7b远不及
格，但他还是鼓励甚至要求我多练，之后见外宾只要有可能他都用我当翻译。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老李对培养年轻人的重视。我是１９７７级学生，入学刚
一个学期就经考试被国家选送到国外留学三年。由于出国前国内学位制尚未恢复，
我们在国外的学习也没有按正常地读学位的方式安排。回到国内之后，虽然国家待
遇上明确我们是本科毕业，但我们既没有原国内大学也没有留学的外国大学的毕业
证书和学位。当时我们这些回来的学生谁也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因为待遇和国内
毕业的本科生完全一样。老李却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因此在我到所里上班后他分
配做的第一件具体事就是去跑教育部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经研究后发了一份文件
给有关学校要求它们为我们补发国内的毕业文凭和学位。几年后当我们需要再次出
国留学时才体会到这件事的重要。除了老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单位的领导关
心这件事，反正我们这一批回国的几十人所在其他单位的领导没有一人想到这一点。
１９８３年夏天，老李有一天把我找去，说所里有机会推荐一人用美国福特基
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留学，他准备推荐我去。我听后吃了一惊。当时我在国外留学
三年后回国工作刚满两年，除朱宏前外所里其他年轻人没有一个有留学的经历，老
李怎么还决定把我这个已经留过学的人再派出去呢？我问会不会有人提意见，他说
我不用担心，因为他完全是为了工作。老李的意思很明白：要想做好美国研究工作
必须要有机会去美国学习；而我以前在英国留学的经历有利于我直接到美国大学读
学位、接受正规的研究生教育。在此之后半年，老李又派朱宏前再次出国留学。
临行前老李请我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饭，除了工作学习上的叮咛之外，记得他还
说起我去美国应该注意一件事。我见他样子挺严肃，于是问他是不是“组织”问题，
老李回答“组织”问题回来再说，他的意思是我到美国应当买一件好的西服。当时
我还不太理解，到了美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体会出老李的用意。国人穿了几十年
毛装，虽然出国前也会到“红都”一类的地方做一套西装，但样式古旧肥大，加上
不会配之以合适的领带和鞋袜，常常会成为洋人饭后茶余的笑料。
１９８４年１月出国后，隔上一、二个月我都会写封信给老李，汇报一些学习
的情况，有时也写文章寄回去，他也能时常回信（可惜这些信都没有保存下来）。
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的文章，老李收到后回了一封信，大
意是写得不错，并说类似这种水平的文章今后不必由他先看就可发表了。我读后自
然十分高兴，有一种好像从老李那里学成出师的感觉。１９８５年夏天，我修完硕
士学位课程，从导师处得知美国政治学会有一个称为“国会学者”的项目，即选派
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和已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工作的人员到国会为议员做立法助手。
我认为这是实地考察美国国会运作、弥补书本知识不足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于是向
老李请示。老李很快表示同意，并与福特基金会洽谈延长我的奖学金，使得我作为
中国大陆第一个“国会学者”为一位参议员和一位众议员做了一年的立法助手。
在美留学期间，老李也来过几次美国，记得每次都能见到他。第一次，他到华
盛顿市，住在一家饭店里，是一个套间，我从弗吉尼亚大学去看他，当晚就住在他
那里。晚上睡觉时，他拿出被子给我搭地铺，第二天早晨我还未起床他就到楼下给
我买来早饭，我当时想他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过如此吧，心里顿时充满了暖意。另外
一次是１９８６年秋，老李带了一队学者和前外交官（包括前驻西德大使王殊和后
来接替老李担任美国所所长的资中筠），与美国凯特林基金会组织的一些美国著名
人士主要针对台湾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开展“民间外交”，期间还与一些政府
官员和国会议员见面。我作为“青年观察员”与王缉思、袁明等人一起随团活动，
有机会亲眼目睹老李施展其外交才能，可以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课，感到老李
不愧是曾经跟着国家最高领导磨练出来的外交高手。
１９８７年初回国，老李虽已升任社科院副院长，但仍然兼任美国所长。１９
８８年老李的美国所长一职由资中筠接任，但看得出老李仍然有点舍不得离开美国
所，中午饭都要到所里来吃（当时每人基本每天带饭，他每天早晨把自己的饭盒交给
美国所，由美国所工作人员统一负责热，他中午再来吃），这样跟他的接触还是很多，
美国所的走廊里还是可以听到他那爽朗的、中气十足的笑声。
大约是１９８８年底的某一天，老李把我叫到他在三楼的副院长办公室，说有
一个外事活动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说你是领导，只要下令我保证服从。他说你先
不要急着回答，因为这是一件特殊的活动。接着说起详情：胡乔木夫妇受美国一些
学校的邀请准备去美国访问，需要一名随员翻译。胡本人认识一位早年留学美国、
对美国非常了解的专家，希望她能陪同，但她年事已高，觉得胡应找一位年轻人，
而这位专家的丈夫恰好在一个外事场合与我见过面，于是向胡推荐我，说我是李慎
之手下的人，胡找李联系即可。老李知道胡在学术界的声誉，也知道我对反精神污
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态度，觉得我有可能不愿意干这件事。以他的为人，他不愿意
强迫我干一件我不愿干的事，所以他很认真地说：如果你不愿意陪胡去美，我完全
理解，由我去跟胡解释。我想了一会，回答说：胡是社科院名誉院长，从工作角度，
如果他希望我陪同，我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但我对胡平常的为人处事不了解，如果
他高官架子大，把我当成一个跑腿的下人，尽让我做一些翻译工作以外的杂事，我
就不想受那气了，因此我想先与胡接触一次再做决定。老李听后表示完全理解。后
来我去了一趟胡家，发现胡对人（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还是相当和霭的，而且没
有架子，像个典型的书生，所以我后来告诉老李我愿意随他访美。
陪同胡乔木访美归来已是１９８９年５月中旬，离开美国之前国内就已经爆发
了由于胡耀邦逝世而引起的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胡逝世当天我正陪胡乔木在
密执安大学访问）。５月１３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绝食。大概是５月１８日左右，
胡乔木在社科院会见美国一位教授，老李作陪，我作翻译。会见结束之后，我十分
激动，流着眼泪向胡抱怨政府对学生绝食的态度。老李也动了真情，严肃地对胡说：
乔木同志，你是我党的老臣重臣，现在是该你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５月２０日北
京实行戒严后，我到美国所上班，从窗口可以看到武装直升飞机沿着长安街低空巡
逻。老李当天正好在院里值班，他一层一层地检查社科院大楼的安全，到了位于十
三层的美国所后，他一方面出于人员和大楼安全的考虑，要求我们在社科院大楼内
不要做出一些可能会引起暴力反应的事情（比如扔东西等），另一方面他也明确表
示作为他个人不会在刺刀底下做官。这就是他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的由来。
六月以后，老李被摘掉右派帽子仅仅十年就不得不开始了又一轮的自我检讨。
老李是一个说话做事需要向自己良心证明是符合其道德标准的人，当他迫于高压说
出违心的话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心安理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些天他话不多，
但从外表上明显看出他内心的煎熬。有一天听说他对所里一位领导发了一通火，后
来打听原因大概是那位金导说了老李应当硬一些的话，触到了他的痛处，内心的痛
苦一下子都发了那位领导的身上。老李曾经对我讲过在他当右派的时候，他是不敢
听贝多芬的音乐的，因为会更加刺痛良心。那些日子，我经常想起这句话，心里也
替他难受。
也是六月以后，我决定离开美国所，自费再度到美国留学，而且决定改学法律。
告诉老李后，他没有多说话，只是表示理解我的决定，但我看得出他的遗憾和无奈，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美国所，也知道我曾有志一辈子从事美国政治的研究。一年以后，
我得以成行。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先在美国学习，后在美国和香港工作，人处两地，加之工
作的性质和学术研究大不相同与老李的接触也就少多了。但印象较深的也有几次。
一次是在美国。1989年之后他头一次被允许到美国访问，当时正在美国各地、曾经
在美国所工作的十几个人专门到华盛顿去看了他一次。老李见到我们这些“门生”
也特别高兴。另外一次是在香港，他到科技大学做访问学者，其间到家里来吃了顿
饭。还有几次是考虑到已经到了“见一面少一面”的年龄，如逢年过节人在北京，
何迪和我还尽量约一些社科院的老人聚会，老李当然是主角。最近一次聚会是今年
春节期间。除了老李，还有日本所前所长何方、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西欧所前所
长陈乐民、美国所现任所长王缉思和社科院外事局前局长林地。我坐在老李和老何
之间，席间的话题涉及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全球化和中日关系等。老李
还抽空问我这些年思想有什么变化，我说我年轻时是左派，后来逐渐成了右派，可
是最近几年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又使我变得有些“左”了。老李点了几下头，表示
理解。没想到这次聚会居然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老李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我相信历史将证明他是一个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
民族有大功大德的伟人。我为有缘结识这位可亲可敬的伟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足，我
此生会永远怀念老李！
＊ ＊ ＊
作者简介：张毅，１９８１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美国所。１９８４年获美国福
特基金会奖学金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６年作为美国政
治学会组织的“国会学者”到美国国会担任议员“立法助理”。１９８７年回国后
继续在美国所工作。１９８８年担任美国所所长助理及政治室主任。１９９０年到
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３年毕业后先在纽约任律师，后转到香
港，现为美国美迈斯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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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滴滴，长留心头
──缅怀李慎之
─王奔─
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准确表达我对李慎之去世的感受。悲痛，缺乏深刻；震惊，
不够全面；哀伤，略嫌肤浅。正是什么滋味都有，什么语言都显得词不达意。李慎
之的女儿曾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待你们就象自己的孩子一样，跟你们说的话，比
跟我们说的都多”。此话一点儿也不过分，确实如此。也正因为此，在我拟写的挽
联中，特意加上“吾师吾长吾友”的文字。在我一生中，一身兼而是我“师长友”
的，迄今大概仅李慎之一人而已。如今我唯一的“师长友”突然去了一个我再也无
法联络的世界，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呢，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还
是“不思量，自难忘”？最大诗词家的千古名句，还是不尽意！
我和老李（在美国所，几乎所有人都称李慎之为老李）先先后后二十余年，尤
其前八年，真可谓相见恨时短，倾谈嫌题多。他是一个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
物，记得刘宾雁曾讲笑话，他第一次遇见李慎之是在国外的一辆火车上，李居然向
他介绍了八种系皮鞋带的方法，刘感叹李知识之渊博时就用了百科全书一词。他又
是一位极健谈的人，兴致上来，语调加快，两小时，三小时不间断地口若悬河是常
见的事。他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人，只要他自己知道的，他都愿意无保留的地传授
给你，当然，有时恨铁不成钢地训斥也是他传授的一种方式，不过他的训斥很少有
恶言恶相的时候，多半是突然降慢语速，开始抑扬顿挫地揶喻，虽然脸上还会有笑
容，但你能分辨出这笑的苦味。此情此景，此腔此调，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清晰完
整，就象发生在昨天。
经典之笑
一想起老李，眼前就是他喜上眉梢的笑脸，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
整天笑呵呵的，少有愁眉苦脸的时候。
一次聊到他当右派时，派他拉粪车，半夜三更，街上空无一人，头顶一轮皓月，
四周寂然无音，惟有粪车在不平路上颠震出不规则的“”声，他突然问：你说，这
会是什么心情啊？还未等你说话，他已哈哈大笑起来，“啊呀！那时就想放声唱歌
啊！心情极佳！你能体会吗？啊！哈哈哈！”他的哈哈大笑，可是经典的不掺假的
哈哈大笑，头稍稍扬起，音阶一下子高上去七八度，有节奏音调渐次降低地“哈哈
哈”三四声，既不会犯傻似地“哈”个没完，也不会奸笑般高声“哈”一下就嘎然
而止。单凭这几声“哈”，就已把我感染了。
八十年代初，中国在文革后第一次发行国库券，老李出手就买了六百元。这可
能是他多年的积蓄，倾其所有可动用资金了。没想到，第二年又动员买国库券，老
李喏喏而言：怎么又有国库券要买了？然后看着你，“今年只好少买点了。啊！哈
哈哈！”
老李在打成右派前，可能是中国出国最频繁的人员之一。这种外交活动是经常
聊的话题，他一次突然问：“你知道我出了这么多次国，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我当然不知道。他笑眯眯的缓缓道来：“那是在德国波恩，一个德国官员问我，愿
意不愿意加入他们波恩市的合唱团，他们正缺一个好的男中音。他说我音量大，音
质好，一定是一个优秀的男中音。为这事我得意了好几天，甚至一直得意到现在。
啊！哈哈哈哈！”
老李的这种笑，对外国人也如此。美国所送往迎来，许多来访的外国客人也希
望能和老李有同桌共餐之谊，因此他的饭局不少。一次我作陪，来的是美国大使馆
的两个官员和美国一个什么学者访华团。老李滔滔不绝天南地北，那些美国人都听
傻了，他看看左右两个美国官员，问：“你们知道当外交官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是吃饭吃得快，要能一边说话一边吃饭。就像我这样。”边说边夹了一大筷菜，三
下两下就空出了嘴，得意地看看那些美国人，“否则，你就得饿肚子，回去再加餐。
你说是不是啊？哈哈哈！”那些美国人则陪他一起哈哈笑起来。然后他指着我们对
美国人说：“搞美国研究，我是只能算小学生，希望他们能在你们的帮助下成为中
学生，他们的下一代，有可能培养成大学生。这样，美国所才象一个美国所，才会
出一些像样的研究。到时候，就不用我这样的来凑数，陪你们吃饭了。是不是啊！
哈哈哈！”
傅高义（Ｅｚｒａ Ｖｏｇｅｌｋ)来访，老李主持会议，介绍宾主时，说，这
是著名的Ｊａｐａｎ Ａ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ｅ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
义，就是傅作义的弟弟，哈哈哈！也不知傅高义听懂了没有，反正他跟着大家一起
笑了。
警世妙语
切莫以为老李只有那经典之笑可以打动你，其实他的警世妙语才是他的拿手绝
技。他经常会冒出一句两句或者是绝贴切，或者是绝深刻的话来，有人说他是语不
惊人死不休，而我更觉得他是勤思苦虑，学贯中西的厚积薄发。
文革刚结束，整个中国都在探讨中国的改革怎么搞，当时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
发表了几篇论文，分析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什么会使劳动者逐渐丧失积极性，新
华社的参考资料全文翻译，影响不小。一次老李问我读了那几篇文章没有，又问我
有什么感想，我正在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什么借鉴启发时，他打断我说，苏联的
计划经济是红色的，美国的市场经济是黑色的，而中国的经济是花的，天差地远，
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时只觉得“中国经济是花的”说的太妙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
与前苏联的改革差别越来越大，后果的差别也越来越分明，才体会到老李此话的内
涵远比我当初的理解丰富。
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一次谈到中国的改革，我认为我们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
许多改革政策匆匆拿出来，还没怎么执行出结果，就被人反攻倒算回去了。老李微
微一笑，说：“老邓搞的就是洋务运动那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我认为中
学西学根本无法相容，没有体的西学，不能成其为西学，同样，没有用的中学，也
不能成其为中学。体用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怎么可能把无法相容的中学西学
硬套在一起呢？”见我有辩驳之意，他又开了腔：“中国从鸦片战争打败后，就一
直在搞现代化，先是洋务运动，想弄出坚船利炮，被甲午战争打得粉碎；然后是辛
亥革命，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结果是国共血战二十多年，什么也没搞成；接下来就
是毛主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那倒好，土法上马，连西学为用也不要了，怎么样，
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比抗日战争死的可能还要多。按我看，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
化，而西方化最尖端的就是美国，所以，要现代化就是要美国化。当然，什么是美
国化，还要做研究，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就是他“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的由
来。老李只是出了这个题，可惜这道题出了有二十多年了，仍然“没有人能说得清”。
老李有一个想法，既然是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就应对美国有足够的了解，应
该是实地的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而不是人云亦云不知第几手资料的研究，所以，应
该有大体三份之一的研究人员轮流在美国，读书也好，访问研究也好，收集资料也
好，联络关系也好，总之要有人在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所的出国人员
在中国是比较显眼的。国内有些部门想利用美国所人员出国的机会，捎带帮他们做
点事，提出要约谈美国所的出国人员。事情搞到老李那里，老李一口回绝，那些部
门的人还想以都是党的工作来说服，老李则斩钉截铁地说，“办好美国所是我的任
务，那些事是你们的任务。如果你们不想打烂我美国所饭碗的话，就不要叫我们的
人掺乎到你们那儿。”自此，美国所出国人员都可以不受干扰，专心致志地做自己
的研究。事后，有人赞同他的做法时，他说：“那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还
让我当美国所长，这只手就休想伸进来！”
英雄无奈
老李可以慷慨激昂地评点古今中外，也可以恣肆汪洋地纵论新观旧点，但有些
身边的具体事，他却常叹无可奈何。
１９８３年，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报考马列所的研究生，由于他文革中有
点毛病，他上海所在的工作单位给他出了些难题，尽管他考分没问题，仍难以录取。
他想通过我给管马列所的一位社科院副院长说说，说明文革中的毛病也并非什么大
不了的问题，可否按当时强调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录取他，因为这位副
院长当时相当红，说过很多落实政策的话。那位副院长的答复是不想惹这个麻烦。
我有点气不公，就对老李说了此事，一是因为他和那位副院长关系挺好，看看他是
否有办法，二是想问问他，如果报考美国所研究生是否可以。我在述说时，说了那
位副院长不过是个银样蜡枪头的话，说得好听，具体办事就不行了。老李听后楞楞
地看着我，轻叹一气说，“我又何尝不是银样蜡枪头呢！”
老李去参加十二大文件起草，一天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些以前党的历史文件，
供他作参考，还特别加一句，按经济规律办事，高价收购。我东找找，西问问，最
后帮他弄到一整套八大文件。他特别高兴，当天就抱走了。过了一些日子，所里的
一位副领导问我：“听说你帮老李找到一些资料，还要钱？”我一听就有点不乐意，
明明是老李要我帮他找文件，明明是老李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怎么变成了好像
我是财迷，为了钱而帮老李找这些文件。又心想这是我和老李之间的事，与你何干，
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卖资料，但你这么说，我还不能改口了。我把当时的情况解释了
一下，说：“我家经济困难，还等这钱买菜呢！”几天后，老李与我同桌午餐，说
着说着突然冒出一句：“至少在我们美国所要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吧。”我知道他指
的是资料的事，就对他说此为小事一桩，不必挂虑。老李却很认真，说“这没有道
理么！”此事的结束方法是以困难补助的名义，给我二十元钱，我照收不误，但老
李此后再也不说什么“至少我们美国所”应该如何如何的话了。
老李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对美国研究的兴趣不大，他更感兴趣的是关于中国
文化的研究。他告诉我，文革前他就做了几千张关于中国文化的卡片，写几本书都
够了，可在文革抄家风盛行时，全部销毁了。那卡片挺硬，马桶里冲不走，这么多，
烧会有烟，会成为很大的目标，所以整整两个星期，天天在洗脸池里泡卡片，一天
下来泡软了，泡烂了，再用手把卡片搓成泥，用马桶冲走。我对他的这么多心血，
这么宝贵的资料被如此销毁大表惋惜，他却苦笑一下说，“那时不这样，又有什么
办法呢！能够不被发现，已是万幸。只好以后重新来过。”他还说，以前他的记忆
力很好，当右派时，开会不敢明目张胆看书报，就把报纸折成巴掌大，一次就看一
面，翻过来再看一面，也不管是否连续，反正一面面看下来，最后每面都看完了，
脑子里一整理，一条条消息就都接上了。可现在，前看后忘，能记住个大概就不错
了。说到这里，他更可惜那几千张卡片，“恐怕再也搞不到那么系统，那么齐全，
那么广泛了！”我唯一听他如此重重地叹息：“嗯── 哎── 唉──！”
士之风范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是两句经常挂在老李嘴边的话。他有时也以
士自称。不过他嘴里的这前后两个仕士是不同的。前一个“仕”较简单，就是当官
的意思；而后一个“士”则较复杂，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是“可杀而不可辱”的士，也是“为
尊者讳，为长者讳”的士。
老李与周恩来总理有较特殊的关系，他投身革命时，在新华日报就在周的领导
下工作，进城后在新华社，仍与周有很密切的联系。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经
常可以看到他手持电话，屁股往办公桌上一靠，大声说：“总理啊，我是慎之啊！”
他是周的新闻助手，多次陪周出席当时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外访，就象许多他们那代
干部一样，视周为可亲可敬的兄长尊者。这从他平时谈及周时的态度就能容易看出，
基本没有较尖锐的否定的词语。高文谦的回忆中提到，老李和他谈到周时，没有说
“免俗”的话，但提出“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的观点。其实老李对周有
他自己的判断。一次和老李聊到审判“四人帮”，老李感叹真是天意不可违，说如
果周总理还健在的话，一定不会像邓小平这样大刀阔斧、这样不拖泥带水地处理
“四人帮”，否定文革。周肯定还要过渡好长一段时间，才会潜移默化地慢慢掉转
船头。他的结论是：毛后这盘残局，别人都不行，唯有邓小平能下好。这是我听到
的老李关于周恩来最负面的说法。我认为，老李对周的这番评说是深知其人的。据
我所知，老李被打成右派，与周就有关系，但他从来不说。心如明静，口如封瓶，
为何？士也。
美国所刚开张，老李到处网罗人才，关照我也帮他物色。恰好我有一个朋友，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文革前就被打成反动学生，□
'7b已平反，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单位。我向老李作了推荐，老李很感兴趣，先是要
了简历，然后亲自谈话，再指定厚厚一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ｎｄｓ让他限期
读完写出简介，几个回合下来，老李确信此人是个人才，决定要他。可老李马上遇
到两方面的阻力。一是来自美国所内，因为当时他在参加十二大文件起草，所里的
日常工作交一位副领导管，不知为何这位副领导对引入此人就是没有积极性，一次
又一次地找我了解情况，就是没有实质性行动，言语间还流露出这样的人太难驾驭
了的意思；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北大，当年打反动学生的人还在台上，档案里还留
有许多尾巴材料，只要有人来谈，就会把一些早已明确否定掉的轶事传闻告诉你。
我没有办法，只好趁老李回所的时候，把已拖了好几个月的此事告诉他。老李有点
儿不高兴，专门找了那位所副领导，请他抓紧想办法把人弄进来，又先后三次与北
大的党委书记谈，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北大党委书记答应要过问此事，清理档
案中的所有尾巴材料。尽管如此，又过了几个月，仍然没有什么进展，我那朋友眼
看太过困难，干脆出国留学了。此事没有办成，老李甚感惋惜，特地叫我带话给我
那朋友，除了表示遗憾外，还一再表示，待他留学归来，中国的社会环境会有好转，
届时欢迎再来美国所。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一个尚在困难境地的人，坦诚相待，
倾力相助，何也？士也！
* * *
老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感谢侯玲代表美国所当年所有的年青研究人员一起给
老李献了个花蓝，也感谢赵归代表大家写了篇祭词，做了我想做的事，说了我想说
的话。那天与张毅、何迪共餐，还感意犹未尽，七嘴八舌，我执笔，给老李写了挽
联：
十年胼胝开美国学先河立言立志立德文章羞当世
无囿审视着读研着头鞭吾师吾长吾友道德励后进
李慎之先生永生
真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与老李对话！我永远怀念你那经典的哈哈大笑那
四座皆惊的如珠妙语那意味深远的士之风范！当然，我也不会忘了你那多桀的遭际
和多年的磨难！老李，你是我尊敬的一代人的代表，是我愿引以为终身榜样的一类
人的典范！
老李曾答应我，会把他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都给我一份。因此近几年每次遇到，
他都会问我他的哪些哪些文章我有了没有，由于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比较出名的
文章我都有了，他就会把我没有而他手头还有的文章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给我，几乎
次次如此。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今天回想，他竟然把十几年前，好像是
随口答应的事都记得如此清晰，这样的“贵人”，人生一世，遇上一个已是大幸矣！
此生足矣，夫复何求！
老舍的《四世同堂》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虽然人名都记不得了，但那对话一直
烙在我的心里。世代看祖坟的老汉向爷爷告辞，日本人马上要打进城了，音讯难通，
此一别何时能再见，谁也不知道了。两位老人都很伤感。临别，老汉说，没事儿，
只要咱们彼此心中互相念叨着，就跟见面儿一样。是啊，老李！我知道你一直都念
叨着我们，我们也一直都念叨着你呢！难怪我一直都没有再也不能与你相见的感觉！
老李！如果真有下一世，我愿再当你的部下！你听清了吗？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 ＊ ＊
作者简介：王奔，原美国所经济室助理研究员。１９８１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新
闻系毕业后，调入美国所；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５年在美国麻州波士顿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攻读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Ｂｒ
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做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６年到香港中文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一年后周转于香港几家公司，从事研究及管理工作。现栖身香港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ｒｏｕｐ，任名誉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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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止境，始于足底
──回忆李慎之关于青年学子治学见解点滴
─王大新─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８年，我曾在李慎之主持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
所工作。在李慎之任所长期间，由于当时我们几个刚从校门出来的年轻人就住在办
公楼，而李慎之又常常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我们有很多机会与李慎之交谈，讨
论学术与非学术、国事及非国事等等话题。李慎之谈锋甚健，大多数情况下是你
“ 讨教”，他“论述”。这里记述的是自己体会的李慎之关于青年学子治学见解的
点滴。
潜心与多耕
跟李慎之交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坐冷板凳” 理论。理论两字当然是我们
所里的年轻人开玩笑时给安上的。李慎之借用范文澜的话强调，青年人要想事业有
成，首先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和耐力。古今中外大学问家的成长过
程，鲜有例外。
据我理解，李慎之冷板凳理论的核心可能是“静心多思” 四个字。做学问是一
个特殊行业。它需要热情、想象力，更需要一颗平实的心、清晰的头脑、敏捷的思
维、不断探索的毅力。对一个课题，你要理解问题所在，了解前人所为，辩别检验
现有方法优劣。所有这些，都需要踏踏实实地去调查研究。只有你的“笨拙” 功夫
下得越深，你研究结果的结论离“真理”才越近。
冷板凳理论在治学上的另一个含义是从小课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课题做起。李
慎之有时会引用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来阐述他的关于青年人应该树
立怎样做学问的态度。形像地来说，做学问就象是盖一个楼。一个人如果一个小房
子都不会盖，很难想像会盖得起高楼大厦。盖小楼、做小课题坐“冷板凳”的意味
很重。李慎之认为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个人通往做大学问的有效途径。
提倡坐冷板凳，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面壁十年”，只研究不结果。记得当时在
美国所，每年年底都有一次个人研究成果或出版物统计汇总。李慎之还是很重视这
些统计数字的。他认为，一个研究所有没有存在的理由，一个硬指标就是这个研究
所出多少活，出多少好活。如果一个研究所长期默默无闻，没有研究成果，或不足
以多到或好到社会认知你的程度，你就无法向社会证明你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对社
会没有任何贡献，国家也就没有必要养这么一个研究所。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个人。
潜心多思与勤耕多作两点要求，初看似乎有点矛盾。时间长了，跟他聊得多了，
慢慢体会到他强调的是两个不同方面。前者强调潜心探索，避免心境的浮躁，研究
上的疏漏。后者强调工作的勤奋，社会的贡献。实为相辅相成。
兼容与创新
取众家精华，融而用之，是李慎之常提到的一个治学方法。
用某一理论分析现实社会的一个现象，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记得美国所建立之初，正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适应大环境，美国研究也集中在两
个方面。一是美国国情国力研究，知己知彼以利经济开放。二是美国国政国体研究，
洋为中用，推动经体改革。后者有时就涉及到用什么理论或如何进行美国经济体制
分析研究。类似这些问题，李慎之认为不要墨守成规。只要你能把一个问题分析到
位，自园其说，这就好。
据我理解，李慎之认为理论是重要的。缺乏理论分析就会没有深度。不过，一，
理论的选择要以是否能最有效地帮你分析问题为原则。二，在具体问题上，思考方
式不一定要受其束缚。三，要谨慎大胆尝试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人员应该让
社会，历史去判断你的研究结果，自己不一定要束缚自己去限定研究方法的取舍。
除了不要拒绝使用外来理论，李慎之更看重融汇创新的概念。新的理论往往是
老的不同理论的重新组合以适应新的问题。如果一个研究人员能够融汇贯通各种理
论派别，综合自立一说，那就是一个大学问家。按照李慎之的说法，作为一个研究
人员，并不一定都要或都能达到这一点。如果做到了，那他就非同小可。
李慎之还强调要多学科、多角度去研究一个问题。科研方法的兼容不一定是同
一学科不同理论的融汇，还可以是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方法综合。李慎之认为这
样可能会找到人们意想不到的，甚至更富有启发性的结果。记得在一次讨论日本二
战后经济增长的原因时，他指出，很多人把重点放在日本经济体制、政府政策、外
部经济环境等等因素上。但有一点大多数人可能没有好好注意到，这就是日本民族
的忧患意识。日本是一个岛国，缺乏自然资源，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在不利地位。
正是这种压力，促使日本民族努力工作，不断扩张，最后变劣势为优势，走上经济
大国之列。李慎之没有说这能解释一切，但作为一个因素应该受到重视。
不要摒弃国外被历史证明为有效的方法，是李慎之兼容理念中的又一内容。他
常用的比较通俗的话就是“洋为中用” 。在你研究外国问题时，不要光盯着别人的
缺陷，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后者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更形像一点，当你自己不会
走路时，看看别人怎么走就行了。这样既经济又省力。如果别人走路的方法经历长
期实践证明走得不错，不管你认为自己的路走得怎么好，结果不如人家，那就老老
实实地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
理论上融汇创新，方法上综合探索，内容上博取精用，是我理解的李慎之治学
方法上的几个内容。其背后的道理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取人之长，补我所短，
不仅是研究，也是社会改革的一个有效方法。不过李慎之常告诫道，有些东西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做到兼容并蓄，并达到好效果，关键是要融汇贯通。思想要
开放，不能总是用批判的眼光看新世界。不能吃夹生饭，要扎扎实实把人家的东西
吃透。兼容在学术上与其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境界。
逻辑与文采
如何写文章，如何写科研报告，是我们与李慎之聊天中常论及的一个话题。有
时你把你写好的问章让他过目，无论文章大小，只要他有时间，他会认真帮你看，
也乐于给评语。总的来说，他认为只要你的文章有内容，你把事情讲清楚了，而且
读者也看明白了，这就是好文章。
记得一次他对文革中的反对“八股文” 的运动聊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八股文
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中存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人们的思维模式
有其共同性。文章作为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遵循人们思维的共通性来阐述，有可
能提高文章作为思想交流工具的效率。从这一点上来说不能一概摒弃。
李慎之认为，有人把八股文比作开中药铺。这个比喻应该说挺恰当。但是如何
看“开中药铺”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说八股文泄5c燥无味，结构格式化。这
种批评不完全错，还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至少人家通过一二三四、
甲乙丙丁这种方式，把事情讲得头头是道。这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在社会科学研
究中，需要更多的是阐明道理的文章，不是仅供人们欣赏的文字。
当然李慎之并不是说开中药铺是唯一把事情讲清楚的方式。我的理解是，他要
说的是假如别的做不到，就先从这里开始。而这不是一个太坏的选择。记得来美国
不久，赶上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从电视上，常看到克林顿用ＡＢＣＤ方式向美国
公众解释美国的问题、治国的理念和方法，与公众交流很有效果。当时就使我联想
起李慎之对中国“八股文”的评论。对照现实例子，自己深有感触。
李慎之认为，文章的格式并不是要千篇一律。假如你对研究对象有更深的、更
宏观的理解，你的阐述逻辑不一定是一一摆开，也可以层层深入，从表到里慢慢展
开。这样文章能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好的文章，除内容和逻辑外，还要有好的文采。文章有内容读者会愿意看。文
章有逻辑读者能看得懂。文章有文采，读者会有更深的印象。李慎之认为，文采可
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能够帮你更好地“说服”读者。在承认文采的重要性后，他
指出，１，作为科研人员，相对于内容和逻辑，文采应该是第二性的。２，文采是
作者综和文化修养的反映。可望不可即。３，能写出好文采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
好的研究人员，反之亦然。所以，每一个青年研究人员要以研究目的、个人能力考
量尽自己最大努力。文章写清楚就好，不一定要十全十美。
灵感与深度
在我们刚入所时，李慎之告诫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许多刚入门的青
年学子，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如何找课题，如何做课题。他说，刚开始时你会觉得什
么事情都很新鲜，什么事情都值得研究。经过一段时间，你对你研究的对象范围知
之越多，你对事务的敏感度就越低。这时你反而觉得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什么可
研究的，或没有什么可写的。
自己个人的经历证明确实有这么一种现象。当时跟所里其他几个要好科研人员
交谈，他们也有类似感觉。作为这一现象的结果，你可能会写出很多东西。但由于
你自己对你所写的东西看得比较表面，写出来的东西就可能缺乏深度。反之，你在
科研上会变得谨小慎微，影响你的科研数量。
尽管有这种研究深度问题，李慎之的看法是，青年人还是要重视自己对新事务
的新鲜感。不要认为这是青年人的缺点。不要自“装”深厚，认为这没什么，那没
什么。如果是这样，那你自己就真的什么也做不成。对陌生事情有好奇心、探索心，
是科研人员应该有的素质；也许这种好奇确实是由于自己少见多怪。但从好奇到知
之，也是对青年人自己知识的一种积累、提高。刚开始时不能，也不要怀疑自己对
新东西或新课题的选择是否太幼稚。
实际上，当你成为资深研究人员时，你也应该有“好奇心”。只不过你应该从
不同深度去发现研究对象的新鲜感。改变自己“麻木”状况的最好办法是对通常认
为平常、自然的东西多问几个为什么。他说现在小学生都熟知的牛顿的“苹果为什
么从树上掉下来”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只要你自我保持警觉，科研的好奇心
不一定会因为你知识积累得多而消失。
为了既避免失去新鲜灵感，又避免研究过于肤浅，李慎之建议可以试试“动三，
想二，做一”方法。
所谓“动三”是指，当你一旦发现有新的问题值得研究，就随手把它记下来。
平常见到相关文献则随手收集归档，积累材料。所以你可以在同一时间准备多个课
题。
“想二”是指在你准备不同课题时，随着材料积累和平常无意识的浏览，可能
在你准备着的众多课题中有几个你会特别感兴趣。这时你可以有重点地去思考，跟
人讨论。获取更多知识，理清大思路。为下一步更系统更详细的研究做准备。
“做一”是指在一个时期，只做一个课题。这样能保证你集中精力深入研究。
因为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干不同的课题而不影响质量的。
“动三，想二，做一”是我对李慎之建议的粗略归纳。这里的一二三不是一个
次序，而是一个数量关系，即做着一个课题，想着多个课题，准备着更多的课题。
次序则是先动三，再想二，然后做一。有次序，有主次，有积累，可提高自己的科
研效率。既可避免新鲜灵感的消失，又可不失科研的深度。
李慎之还建议，写好文章后最好把它锁在自己的抽屉里几个月。不要急着拿去
发表。几个月后再拿出来自己看看，你就会有对你的研究是否有价值，结果是否正
确有更好的评价。只有在你第二遍审阅你写的东西仍然觉得还不错的时候，你再找
同行评论，做最后修正。
结语
与李慎之聊天，在精神上是一种享受。他纵古论今，横贯中西，使你增加不少
知识，得到不少启发。这里记述的仅仅是自己记得的李慎之关于青年学子治学态度、
治学方法上的几点见解。记述的内容不完全，自己的理解也不一定准确。但是正是
他的鼓励和引导，使自己当时一步一步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今自己虽已转行
他业多年，他的关于脚踏实地、不断追求的勉励仍然使自己受益匪浅。
故以此题为文，纪念和感谢我的良师和所长──李慎之。
＊ ＊ ＊
作者简介：王大新，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从
事美国经济研究。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为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
大学访问学者。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为美国北卡大学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
经济系研究生。１９９６年后，在不同私营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和数据分析。现从业
于美国旧金山一家机构投资公司做投资模型研究中的软件开发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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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良师
─温洋─
每次和家人朋友讲起慎之时，总是要说到他底气十足的笑声和那微微扬起的头。
他的目光微微掠过你的头，看着远处，充满了自信。这是我见到慎之的第一个印象。
记得８３年５月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匆匆赶到美国研究所报到。自以为整个
中国都等着我去改变的我，对慎之脱口说道：“如果美国所不想要我，我可以到别
的地方去。”没想到，慎之扬起头，哈哈地笑道：“据我所知，在目前中国的人事
制度下，你进来就走不了了。”他的笑声是那么地特别，象一口钟，在耳边久久回
响。
那时是美国所刚组建不久，慎之广招各路人才，对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更是表现
出格外的兴趣。他常常把我们招到他的办公室，听我们这些不知深浅的晚辈的狂论。
我发现，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记得大概是在１９８７年左右，慎之写了一片论述
美国、大陆、台湾三角关系的文章。文章一反人民日报官话指责的模式，以理服人，
奉劝美方，讲述了处理好上述关系对美国国家利益得重要。在文章发表之前，慎之
把美国所的一夥年轻人聚在他的办公室，文章初稿，人手一份，让我们放开地对文
章品头论足，越刻薄越好。大家都谈了各自的看法。我说了什么，记不起来了，但
我记得，慎之听得那么开心，而且偶尔还跟我们争论一番。那次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闲谈，是慎之在酝酿着一篇风格独特，且意义深远的文章。
也是在政治学术气候宽松的那几年，美国所的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无知社”。
取名“无知”，是因为我们自认知识有限，常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懊恼，愿以
此激励进取。在图书馆阅览室举行的成立仪式上，慎之勉励我们，做学问切忌傲与
躁，要坐得起冷板凳。他从古到今，从西到中，带我们这群无知的求知晚辈遨游了
一个小时，最后他以一句“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乃知也”勉励我们。
也就是在这些交谈中，我真正领教了慎之的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思路是大幅
度跳跃性的，足见他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宽阔。在一次闲谈中，慎之对当时世风日
下，公益心淡的状况忧虑万分。我们谈到了宗教、政改、教育的出路等。最后，慎
之感慨地说，共产党最终应该成为道德党。这样，它可以起到宗教在西方社会中所
起的稳定社会的作用。我不敢妄自猜测慎之内心所想，但我深知他懂得宗教和共产
党水火不容。希望政府敞开胸怀，容忍“精神鸦片”起作用，无异于于虎谋皮。二
者之间没有妥协，任何一方取代另一方，都只能以动荡或流血的革命为手段。反之，
共产党不失其党名，仍是中国一统之党，却能带头树道德模范，行稳定社会、纯净
人心之实，这是共产党的最理想的出路。这不恰恰符合慎之力主渐进改良的意愿吗？
但是，可以看出，慎之在出此“狂言”时，忧虑多于欢欣。
１９８８年，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慎之建议我写一系列介绍美国文化价值观的
文章。第一篇首推“个人主义”。为了把美国个人主义的实质介绍给国人，以区分
国人普遍误解的“自私”，更为了国人能从几十年的“大锅饭心态”中解脱出来，
通过实现个人的价值来振兴社会，慎之亲自审阅，反复修改。最终，一个全新的、
内涵进取的“个人主义”展现在国内读者面前。顿时，许多家刊物相继转载，可见
文章的反响之大。一天中午，慎之经过我的办公室，见屋内无人，我一人独自发呆，
便转身进来，谈话很快转到“个人主义”上。慎之站在办公室中间（我也起身陪站），
不无感慨地说道，中国的圣贤一直讲修身，齐家，治国，最后才是平天下。可是，
我们却偏偏把这个顺续颠倒过来。其实，个人主义岂是“自私”二字所能解释的呢？
它是要人们先去完善自我的人格，懂得自身的价值，然后再去谈什么社会、国家之
类的事。每次听慎之谈话，总有紧赶慢赶，仍追不上他的思路，这次也是一样。慎
之从个人主义，一下子跳到计算机，真让我来不及接招。慎之说，现在计算机是个
时髦的东西，好像手里有了计算机，脑袋里就有先进的东西了。非也！你要是算盘
都搞不清楚，计算机照样玩不转！以前香港的会计用算盘理财，照样理的好，是因
为脑袋里的东西有条理。到了计算机时代只是换了工具而已。听到这里，我才恍然
大悟，原来，计算机和个人主义是一个道理。最根本的搞不通，就无法搞好高一层
次的。个人天下同理，算盘计算机也同理。
１９９２年慎之到美国访问，落脚在首都华盛顿。我们散居在美国的昔日美国
所同仁，为报答慎之对我们的教诲，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华府，再一次聆听慎之对国
家、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见解。慎之和夫人坐在中央，两旁是一群朝气蓬勃的晚
辈。那天虽然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大家的热情和企盼硬是让我们对酷暑毫
无察觉，早早地就都聚在饭店。果然，慎之刚刚坐稳，就有人提出让慎之给我们讲
讲。讲什么，在座的人自然心里有数。只要慎之开口，没有不受益之说，而且留给
你的震撼久久不会消失。
慎之用他的智慧和独特的气质带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志追求真理的年轻学人，他
们又在各自的领域里再现慎之播下的智慧。
（本文作者于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９年在美国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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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中的教诲
──怀念李慎之老师
─赵梅─
李慎之老师走了。
噩耗传来，脑海一片空白。
自从得知他病危的消息以来，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有奇迹发生。我很难相信，
在ＳＡＲＳ肆虐中华大地的时候，他会撇下他挚爱的亲人、朋友和多难的祖国而离
去。他的声音，曾经总是洪亮而直率；他的目光，又总是智慧而慈祥；他人格中的
坚韧和坦荡，曾经助他度过了生命中多少次难关然而，奇迹终究没能发生，他真的
离去了。
此刻，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用翻检旧照片来唤醒记忆，填补空白的大脑。
一
如果从１９９０年秋我来社科院美国所工作算起，我成为李慎之老师的部下和
非正式学生已经十三年了。我负责编辑《美国研究》，李老师是这份杂志的创办人，
也是当时的主编和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好长一段时间，我既“怕”他，又尊敬他。是因为他从延安一路走来、曾经辅
佐周恩来、邓小平等“三朝元老”，是政府的重要“外交智囊”；更是因为他的风
骨。他有时会“高高在上”地“教训”我，我从不敢反驳，因为他的博学和深邃，
时时提醒着我的无知。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0年的秋天，当时，我才来美国所不到两个月。在楼道
里，我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研究》新来的编辑。原以为他会以主编
的身份指导我几句。没想到他听我说完，抬眼看了看我，大声说：“我早就建议换
掉我这个主编，因为我根本不懂美国。”我愣住了，没想到他如此直爽。从这天起，
我称他为“李老师”，至今未改。
后来与他接触多了，也自然熟悉起来，但敬畏之情从未改变。
他很关心“知识分子”和“全球化”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
‘知识分子’吗？”我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当然不敢轻易作答。他说：“以
前我们把‘知识分子’的定义宽泛化、庸俗化了，以为大学或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就
是‘知识分子’。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那些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比如
说我。而你呢？可以算是个小学国文教员。不要以为这样说是贬低了你，我是在夸
你呢。现在人的国学基础很差，能达到以前小学国文教员的水平的人实在不多。”
1994年的一天，他把写就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交给我，希望在《美国
研究》上发表。他明确地告诉我，他已同时把稿子交给《太平洋学报》等其他刊物
了。他说：“我从来不反对好文章一稿多投，因为每份刊物都有它不同的读者群。
研究美国的人应当对全球化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考虑到文章主题和体例等
一些技术性问题，我把文章放在“随笔”栏中发表。他对此很有意见，以至于在以
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对我发出“诘难”的机会：“我那篇文章
是认真的学问，绝对不是‘随笔’！”后来，另外一位我十分尊敬的陈乐民老师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也加入了他的阵营。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
“就是因为李慎之文章中没有注释，赵梅就把它放入了‘随笔’栏，还用小字排。
可这是一篇多么有份量的文章！”
１９９７年秋，《美国研究》创刊十周年，那时李老师已不再担任杂志的主编，
而是编委。在纪念会上，他除了对我继续“攻击”之外，还对我颇为得意的版面改
革提出意见：“我认为低级杂志才份栏目。当初创办这本刊物的时候，我的要求是
第一不分栏，第二饿死也不登广告。”我解释说：分栏的目的是让杂志容纳更多题
材的文章，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听罢，他大声说：“我明白了。那我现在无话
可说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大，很坦诚，丝毫没有怕在众多晚辈面前丢面子的感
觉。这些年来，《美国研究》的栏目设置坚持下来了，而在其他方面，我们一直秉
持着老师当初的办刊理念。
我也曾得到过他的夸奖。１９９８年年底，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所在北京举办
“纪念中美建交20周年学术研讨会”，那时我正在从事美国人有关堕胎问题的研究。
会上，有学者提出美国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指责是出于美国国会中少数反华、反社会
主义议员的鼓噪。我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保守和自由两派都反对中国的人
口政策，这与美国源自欧洲的宗教和自由主义的深厚传统息息相关：“重生命”派
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工堕胎是不尊重生命；“重选择”派从妇女个体权利的
角度着眼，认为强制流产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以
“反华”和“反社会主义”来简单划线，就不可能准确理解中美在相关问题上的冲
突。
我至今没有忘记发言时他投来的赞许目光。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在会上大声说
道：“当年我建美国所的时候，以为好不过三代。现在看来，后继有人啊！”得到
他的肯定，我当然是受宠若惊、备受鼓舞。
二
在李老师面前，使我完全忘却了“怕”字的机缘，是我们在美国一起度过的那
两个月。
１９９９年上半年，我在总部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的美国凯特林基金会（Ｋｅ
ｔｔｅｒ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工作。这是一个非政府、非党派、非赢
利性的私人研究机构，创建于1927年，创始人查尔斯凯特林是美国著名的发明家，
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长期以来，该基金会致力于美国国内公共政策和国
际问题的研究。现任总裁戴维马休斯（Ｄａｖｉｄ Ｍａｔｈｅｗｓ）曾任福特政
府卫生、教育与社会福利部长，国际项目部主任哈罗德桑德斯（Ｈａｒｏｌｄ Ｓ
ａｕｎｄｅｒｓ）是美国前负责近东及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曾陪同基辛格博士秘
密访华。该基金会与中国的“中美长期对话”项目始于1986年，李慎之老师是该项
目的中方最重要推动者。中国前驻美大使章文晋先生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先生
都曾参与此项目。
李慎之老师应邀赴凯特琳基金会作为期两个月的研究，本应在１９９８年８月
启程，但由于签证等原因，直到１９９９年春才成行。这一偶然的机会，使我近距
离地走入他的世界。
在他抵达之前，戴维马休斯让我写一个他的英文简历。凭着记忆，我把他在延
安、新华社，陪同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参加板门店军事谈判，反右
期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进“牛棚”，随邓小平访美、创办美国所、出任社科院副院
长等一股脑地写了出来，贴在基金会的内部网上，传给每一位工作人员。他来的前
一天，基金会的行政主管豪施瓦茨霍夫驱车载我到几十英里以外的一家越南人开的
杂货店，买了一些电饭锅、茶壶、筷子、茶叶等中国人居家常用的东西，准备迎接
他的到来。路上，豪对我说：“看了简历，我非常尊敬李慎之先生。很少有人像他
那样有这么丰富的经历。”
就在他来的当天，基金会的高层主管都到华盛顿开董事会去了，我和基金会的
勤杂工特里尼克斯（Ｔｅｒｒｙ Ｎｉｃｏｌｓ）去机场接机。特里五十出头，是
三个孩子的父亲。平常在基金会话不多，总看见他穿着工装修理门窗、在花园里除
草或是在路上扫雪。到了机场，我们才知道航班延误，原定傍晚抵达的飞机，要晚
上十点才到。待把老师和师母送到寓所，已近晚上11点。我劝特里回家，不要等我，
因为我要去中国餐馆给他们买饭，然后还要教他们如何使用寓所里的电器，会很晚
才能回家。特里说：“我回办公室，你忙完之后给我打手机，不管多晚我都来接你。”
等我忙完，特里把我送到家时，已经是深夜１２点多钟。我对他一再表示感谢，他
的回答让我感动至今：“如果你是我的姐妹，我不会让你这么晚自己回家的。”
第二天，我把特里的话讲给李老师听，并称之为“宗教情怀”。他听了之后，
大为感慨：“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敬业精神！我们国家现在缺乏的就是这种精
神。以前我们有，可是‘破四旧’给破没了。”
基金会里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在生活上照顾他们夫妇，在工作中作他的助手，
自然非我莫属了，我也乐于为之。每天早晨，我先到他的寓所，陪他走路到基金会
上班。由于他中过风，步履有些蹒跚，一般人走不到十分钟的路，他要走将近15分
钟。到了基金会，我先去地下室给他泡一杯红茶，端到他的桌子上，然后才开始我
自己的工作。
他当时正在写《重新点燃“五四”的火炬》这篇文章，开了个书单，让我帮他
去图书馆查资料。我告诉他，在这里不需要像在国内那样亲自跑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州内所有图书馆都已联网，只要登陆ｏｈｉｏｌｉｎｋ网站，就可以查到所需资料
的摘要、馆藏位置和借阅情况。然后把索书条交给基金会的资料员去办理，图书馆
会把书寄来，看完后交给资料员寄还即可。我们真的通过这种方式借到了一些资料。
依稀记得是些有关“五四”运动的史料和郭嵩涛等人的著述。对于这样便捷的服务，
他非常感慨。
他不用电脑，而是用笔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由于近视，再加上思考和不断地
修改，写得很慢。于是我主动请缨，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帮他把初稿用电脑打
了出来。他看完我的打印稿，说: “同社科院的打字员比，你打字的速度不如他们，
排版和字体变换也不如他们熟练，可你出的错比他们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
文化水平比他们高。”
刚来的时候，他经常让我帮他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谈国内国际局势。后来，
我建议他用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他们联系，因为这样最便捷经济。凭着记忆，在他的
办公室，我以他的名义，给他非常器重的一位北京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并打赌说明
早保证会收到回信。果然，次日清晨，那位朋友回信了，表示很惊讶收到他的电子
邮件。我始终记得他当时对着电脑露出的孩子般的欣喜而又神奇的表情。
从那以后，我每天的工作除了帮他倒茶之外，又增加了帮他接收和回复电子邮
件。一次，因为要准备上午会上的发言，给他泡完茶以后，我急忙回到自己办公室
的电脑前。不一会儿，只见他站在我的门口，拐杖用力地戳着地，怒不可遏地对我
说：“你怎么还不帮我ｃｈｅｃｋ ｅｍａｉｌ？！”
时隔不久，美国开始了对南联盟的轰炸。接着，又发生了中国使馆被炸事件。
看到美国媒体上出现的美国驻华大使萨瑟透过打碎的窗子露出的焦虑神情，以及包
围在使馆前抗议的愤怒的青年学生，他非常焦虑。接着我们又读到了刊载在一些中
文网站上的措辞强硬的批评文章，大意是说一些所谓的中国美国问题智囊，拿着美
国基金会的钱，替中国政府出一些卖国求荣的政策建议，才导致今天的恶果。在我
陪他走回寓所的路上，我们谈论著所发生的一切，走得非常慢，他那本因中风而蹒
跚的步履，那天显得格外沉重。
一天，他让我打电话给在香港的一位前美国所的研究人员，说香港报纸登了傅
高义（Ｅｚｒａ Ｖｏｇｅｌ）的一段关于“炸馆事件”的讲话，很重要，让那位
同事帮他查出原文。我对他说，不用那么麻烦，我在网上就能查。于是，我用他办
公室的电脑登陆到香港《虎报》的网站，准确地把傅高义的话查了出来，然后通过
远程打印机打出来。在我返回他的办公室、把全文交给他的时候，他欣喜地对夫人
说：“张贻，你看看，这就是现代化！”然后对我急切地说：“你快给我老伴演示
一下！”
在凯特林基金会工作期间，我从事美国“婴儿潮”（Ｂａｂｙ Ｂｏｏｍｅｒ
ｓ）一代人的研究，有幸赴伯克利附近的“人民公园”等当年反抗运动发生地进行
实地考察，并采访了一些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亲历者。每次回来，我都兴奋
地把研究心得与他分享。他听得很认真，并不时给我以建议。一次，我对他说，我
发现了中美外交政策差异的哲学原因，那就是中国人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圣经》中的“黄金律”──“己所欲，施于人”（在美国深入人心，这也就解
释了为什么美国那么爱插手国际事务的哲学原因，即民主在美国是弥足珍贵的价值，
所以美国人渴望将其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他听了，很赞同，鼓励我写成文章，在
国内发表。
一次与他闲聊，我说，当初我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探求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美
国把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凝聚在一起达二百多年。我感谢他当初创办了这
样一个研究所和这样一本刊物，使我有了愿意终生为之的事业。他笑着说：“你知
道吗？我当所长的时候，被你这样的小姑娘教训过。你的前任邵宏志学历不高，严
格说来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可她很有股子干劲。我把她从人民出版社调来编
《美国研究》，那时杂志处在草创阶段。一次，她改动了我的文字，我极为不满，
就倚老卖老地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没想到，
她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们现在说的是文章，而不是过桥与吃盐和饭的问题。’”
说完，他哈哈大笑。
有时候，我也和他开玩笑。他的夫人张贻，早在延安时期就参加对外宣传工作，
后一直任职于新华社国际部，英文非常好，只是耳有些背。我们一起在商店购物或
是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我是她的嘴和耳朵，她是我的活字典。我见她第一面时，就
叫她师母。对我来说，她就像一位慈祥的妈妈。一天，我问她为什么会嫁给李老师。
她回忆道：“我们在燕大的时候是同学，我大他三岁，高他几个年级。我在英文系，
他在经济系。我早他几年到延安，后来他也来了，对我很好。有一次我生病了，腹
泻得很厉害，卧床不起。组织上派他来照顾我。一个月里，他不嫌脏，不怕累，无
微不至地照顾我。后来，就不走了。我想，他人不错，不走就不走吧。再后来，经
组织同意我们就结婚了。”“那时侯你们有结婚证吗？”我接着问道。“在延安哪
有结婚证啊！组织上同意，就算结婚了。说来还很滑稽。改革开放初期，我陪他去
外地讲学。住店时登记，人家要看结婚证，可我们真的没有，只好请邀请的主人作
证我们的确是夫妻。”她说。“噢，原来你们‘非法同居’凡五十余年！”我笑着
说。“是呀，还生了四个孩子呢！”她接着说道。在我们对话的时候，李老师在旁
边笑咪咪地听着，没有插话。
周末的时候，我陪他们夫妇在外面吃饭、散步，不太熟悉的朋友见到以为是父
母来看我。每次，老两口总是抢在我的前面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女儿。”尽管知
道二老是在开玩笑，但我还是感到温暖且有点骄傲。
他观察事物很仔细。一次，他拿着一张一美元的纸币，说要交给我一个“研究
课题”，就是搞清楚纸币背面左边金字塔上睁开的眼睛的上下方的两行文字的含义。
我请教了几个有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同事，都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他们说，对这两
行字太熟视无睹了，未曾想过其含义。后来，开出租车的吉姆莫特（Ｊｉｍ Ｍｏ
ｌｔ）告诉我，他查了资料，这两行拉丁文出自古罗马诗人弗吉尔的诗文，上行是
说“上帝称颂我们之所为”（ＡＮＮＵＩＴ ＣＯＥＰＴＩＳ），下行是“新的世
俗秩序已经开启”（ＮＯＶＵＳ ＯＲＤＯ ＳＥＣＬＯＲＵＭ）。这是总统印章，
意为美国保护信教自由、不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老师听了，笑着对我说：“你告
诉吉姆，他选错了职业。他应该是个哲学家！谁说美国的历史短、没文化，其文明
可上溯到欧洲几千年！”
他很重感情。他说鲍大可（Ｄｏａｋ Ｂａｒｎｅｔｔ）先 生去世了，坚持要
去华盛顿看望他的夫人，以表慰问。我帮他办好机票，他真的拖着病残身躯、携夫
人去了华盛顿。他还说要去旧金山、渥太华去看老同学，然后再去纽约看孙子，他
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他也真的去了那些地方。
回国前，他应邀在基金会演讲。他谈了中国社会的五大思潮，即儒家，法家，
马列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回国以后，由于杂务缠身，又住得远，我和老师的接触不像在美国时那么多了，
但总能接到他打来的电话，问候家人或是讨论问题。２０００年，我为资中筠、陈
乐民先生等写的书评《通向自由和繁荣之路：读『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在
《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后，第一个打来电话鼓励我的是老师。他说我进步很大。
他也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与我探讨关于自由主义的一些问题。
回国以后的每年春节，都能接到老师打来拜年的电话。如果那时我没有在北京，
回来后总能听到他在留言机的拜年。这实在是晚辈应该做的，可他总是抢在我的前
面。今年春节，他给我打手机拜年。我当时还笑他挺时髦的，会往手机上打了。没
想到，这竟成了永别！
对我来说，他是恩师，是前辈，又更像是父亲。
他走了，但他留下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将永驻人间！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及《美国研究》杂志执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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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慎之所长
─赵归─
我第一次听到李慎之的名字是在八一年深秋的北京大学校园。我当时在北大的
一位同学绘声绘色地告诉了我他在公共汽车上的奇遇：“一位极有风度的学者看见
我胸前戴的北大研究生校徽，就问我认不认识学美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我说我认
识。他说他是社科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所长，叫李慎之。他请我转告在北京大学
学习美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如想申请到美国所工作，请打这个电话号码找他。”
我当时是北大经济系美国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写毕业论文。我拿着李慎之的电
话号码去问我的导师洪君彦，洪老师告诉我了一些有关李慎之的背景情况。我当时
就被这位素不相识的神奇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拨了慎之所长留下的电话号码，约
定了在毛家湾面试的时间。
林彪故居毛家湾就在我的母校北京四中附近，我骑着自行车丝毫没费力就找到
了慎之所长当时办公的毛家湾。我当时的心情与其说是去面试，还不如说是去见识
见识这位神奇人物。李慎之当时被胡乔木点名参加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外交部分，
写作班子设在毛家湾西院，听说是当年高岗住过的房子。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
听到他那底气十足、洪亮的声音，他看着我的目光是那样的自信而慈祥。慎之所长
首先向我大致介绍了美国所的组建宗旨和过程，然后问我为什么选学美国经济专业。
我说，美国是如何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这值得我们研究。慎之所长微微
点头，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赞许。面试结束时，慎之所长明确表示欢迎我明年北
大毕业后到美国所工作。毛家湾的面试，慎之所长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可亲、
可敬、可信。
八二年秋，我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做美国经济研究工作。我没服
从毕业分配，而是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报到了。在国家负责毕业分配的１９８２年，
我愿当李慎之这位超凡脱俗、我行我素的神奇人物的部下。到美国所报到后，我被
分到经济室。在向慎之所长报到的第一次谈话时，我说我在北大就向美国的大学递
交了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申请，等我得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想去美国读经济学博
士学位。所长听后扬起头，哈哈地笑道：教育部有规定，研究生毕业后要工作至少
三年才能出国留学，既来之，则安之吧，哈哈哈。他的笑声是那么地爽朗，那么地
开心，笑得我不知说什么好。慎之然后站起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在美国所坐上
几年冷板凳，打下坚实的基础最重要。在美国所工作，去美国学习的机会多得很。
不知为什么，他三言两语就把我心服口服地降服到美国所经济室的冷板凳上。我从
到美国所报到的第一天起就叫他所长，直到今年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通话。到美国
所报到时我为能叫他所长而感到庆幸。对我来讲，“所长”已不仅是下级对上级的
尊称，“所长”的为人一直是我做人的楷模。到美国所工作后以至今天，我为能叫
他所长而感到自豪；它代表了我人生中一段无可替代的、刻骨铭心的经历。
所长对部下的指导言简意明，奖（鼓励）惩（鞭策）分明，话点到为止，回
味无穷，一生受益。刚坐上经济室的冷板凳，所长就让我把一份文件尽快翻译成中
文。我知道这不仅仅是让我做的第一件工作，也是他在考查我的翻译能力。我过后
听说，所长对我的翻译质量与速度都很满意。在美国所首战告捷并得到他的肯定，
我备受鼓舞。所长曾对我说，好的翻译文章，要做到“信、达、雅”。“信”即要
把原文的内容如实地翻译出来，“达”即要把原文的内容与逻辑畅达地以另外一种
文字重现，“雅”即要把原文的内容和逻辑以优雅的文采表现出来。所长还对我强
调指出，“信、达、雅”也体现其重要性的优先次序，即“信”是第一位的，“达”
是第二位的，“雅”是第三位的。所长还说，翻译文章如此，做研究写文章也是这
个道理，文章内容是第一位的。进美国所第二年，当我的一篇小文章在《了望》志
杂上刊登后，所长比我还高兴。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我文章的
内容与所长的观点不谋而合。文章题目是所长出的，所长要求我基于１９８３年的
美国经济状况预测８４年美国总统大选。“里根会连任美国总统”也是所长当时的
观点。我在美国所，也受到过他的“敲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敲打”是，他说，
美国所的研究生不如大学生工作努力。生性懒散但又不甘落于人后（这是我父亲和
洪君彦导师对我的评价)）的我，只好对号入座。我当时也暗下决心，绝不负所长重
望。另一次是所长对我说，赵归，你结了婚再出国留学吧，哈哈哈。我也是借所长
这支令箭在出国前结婚的。
在我得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奖学金以后，所长批准我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波士顿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学业繁忙，与所长的联系就少多了。九三年七月所长
来华盛顿访问。温洋和我组织了一次原美国所成员在华盛顿的聚会。当时能通知到
的都通知到了，能来的也都来了。温洋还在聚会的餐馆墙上挂起了一条横幅，上面
写着：“久违了，慎之！”久违了，是啊，这些年来，我们既不能与所长朝夕相处，
聆听所长的谆谆教诲，也不能与所长同舟共济，穿过惊涛骇浪，驶向胜利的彼岸。
虽然您不在刺刀下做官了，可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敬爱的所长。
“久违了，慎之！”一条横幅，当时的确道出了我们在座所有人的心声。
一九九五年我父母双双长眠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回国期间曾去所长家拜访
所长，我的见面礼是我参加翻译的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的经典著
作《国家间的政治》那是我在美国所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与王燕生、林晓云等
朋友合译的，在我出国后多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我们的译本。见了我，所长
很高兴，招待我在家里与他家人一起吃了顿便饭，然后兴致勃勃地领我到他那间古
色古香的满是书柜的书屋里聊天。所长聊天涉及故友新朋、天南海北、古今中外，
父亲去世后，好久没与可亲可敬可信的长辈聊天了，与所长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
聊，我失去父爱的心灵似乎找到了某种依托。
一九九六年我在波士顿大学毕业，所长当时正好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波士顿
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只是一河相隔，我邀请所长和当时照料所长的高文谦出席波士
顿大学的授学位典礼。在查尔斯河畔的波士顿大学校园，所长高举酒杯祝贺我完成
博士学业的高兴劲，令我的那些父母未能来的中外同学们羡慕不已。我当时也没必
要纠正他们的想像。授学位典礼结束后，我和所长也在波士顿大学入口处的马丁·
路德金记念碑前合了影。在波士顿大学的入口广场，所长微微仰着头，注视着马丁
·路德金纪念碑，若有所思。所长似乎在回忆马丁·路德金三十三年前在华盛顿的
著名讲演“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当年的梦想是自由有一天能在全美实现。
所长当时在剑桥正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
义传统文化中实现自由。这是所长的梦想。在马丁·路德金为自由献身以后，他自
由的梦想在全美实现了。从所长对马丁·路德金纪念碑注目的炯炯目光中，我似乎
看到了一种使命感。对六四后的中国，所长虽然是“已知诸相皆非相”，但他仍然
是“欲待无情还有情”。这也是为什么所长要在“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国庆大典前
夕，向世人大声疾呼历史的谎言、民族的耻辱和人民的自由。所长的这篇题为《风
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的文篇当时震撼了中国的各界人士。记得当时我接
到朋友寄来的这篇文章后，一遍一遍地读着，天都快亮了，我都没察觉。
我和所长在电话里的最后一次聊天是今年春节期间。所长当时委托邓林通知我
们原美国所成员他搬到潘家园的新地址、电话。我接到邓林的电话后、就给所长的
新居拨了一个电话。所长接到我的电话格外高兴，像我们每次通话一样，我们谈到
了原美国所成员以及家人的近况，所长和我一样，每次通话都要讲讲自己的儿子。
所长对子女爱得很深，总想在晚年多为子女做些什么。所长在电话里还与我提到他
今年要为子女前程做的事情。所长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笑声还是那么爽朗，
但言谈话语之间，不时流露出对美国所成员及其子女前程的期望与忧虑。所长历来
惜墨如金，我当时借题发挥和所长说，那就请所长为我挥笔题词，我要高挂在我家
客厅里以做留念。所长说，我的毛笔字不行，我有毛笔字写得非常好的朋友，我可
以请他们代笔。
与所长的通话还犹然在耳，所长还没来得及做他今年要做的事情，他在今年春
天就走了。至今我每每思念所长的时候，总要翻出原美国所“年轻人”在所长遗体
告别仪式上的悼词看一遍，念一遍。这是我们（邓林、侯玲、胡亚非、林晓云、浦
宁、温洋和其他原美国所的“年轻人”）当时在电话里，传真上，ｅｍａｉｌ里字
字推敲，反复几稿的悼词。悼词回顾了所长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悼词凝聚了我们对
所长的深深怀念，悼词传达了原美国所“年轻人”的心声。所长，愿我们送您的鲜
花蓝的花香永远伴随您，这是温洋提议、 侯玲代表我们为您精选的最大的鲜花花篮，
都是最名贵的花种，绿掌、粉掌都是心形的花瓣。那最外一圈的粉掌， 按侯玲的话
说，权当是我们大家的一片心吧。所长，让我再给您念一遍原美国所的“年轻人”
为您写的悼词：
慎之所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 来自原美国所“年轻人”的悼念
慎之所长去世的消息，传遍了神州大地、香港和美国的东西两岸。我们这些原
美国所的“年轻人”（现在也都不再年轻了），从心底里深深地怀念我们的所长。
我们怀念所长的音容笑貌，我们怀念所长严师的教诲和忘年交的深谈。
所长，八十年代初，是您把我们从校门带进您亲手创建的美国研究所。我
们都曾耳闻目睹过您的才华，我们都曾为您的渊博学识所折服，我们都曾为您的敏
捷思想、独特见地所震憾。您身上集中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您先天
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您关心世事，不随波逐流；您学以致用，不趋炎附
势。 直到晚年，您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反思，从来没有忘记过国家的前途。
您一生坚持不懈地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坚持自己对中国和国际事务的独立见
解，您帮助发展了中美关系，推动了中国在各方面与世界的接轨。
您走了，所长。您之后的中国，又少了一个最肯深思、最有洞察力的真正的知
识分子。
十年前与您在华盛顿聚会时，我们曾挂起横幅，对您说：久违了，慎之！那时，
我们心中有与您久别重逢的喜悦，也有对辜负您重望的歉意。十年后的今天，我们
知道您不能再参加我们的聚会与庆典了；我们知道，我们将不再收到您寄来的文字
和信件了，我们将不再听到您的声音了，我们将不再看到您侃侃而谈、神采奕奕的
形像了。但是，所长，您在遍布天下的晚辈学子的心中，永久地竖立起了一个真正
的知识分子的榜样：我们将像您那样，态度鲜明地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走自己
的路，做一个肯深思、有作为的人。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所长有灵，当含笑于九泉之下。永别了，慎
之所长！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邓林、邓芳、段牧云、顾宁、何迪、侯玲、胡亚非、李小兵、林晓云、浦宁、
任东来、任越、师枫燕、王奔洲、王大新、温洋、张跃宏、张毅、赵归、赵毅、朱
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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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夏维东 责任编辑：雅 非
副主编：张 吉 本期校对：晚 霞
胡亚非 网络发行：寒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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