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报纸：中国“人大”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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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07-03-08 11:00:06
德国之声消息，科隆城市导报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的全国人民大会。文章在描写了会议现场的见闻后写道：
“乍看起来，中国人大与世界上其它议会一样：政府首脑做工作报告，也有议员、法律草案和讨论。但是，如果触摸一下 ，就可以知道，人大其实是在上演一出大戏。
中国人把招待会和节庆活动时穿着亮丽服装、作为装饰立于两侧的年轻妇女称为‘花瓶’。中国人大代表的任务与此相似：他们看上去像议员，造成人民参与议政的印象，但他们不能做出决策。人大从来没有否决过独自执政的共产党提出的法律草案。由于代表们很晚才收到法律草案，几乎没有时间阅读，所以也往往不知道表决的内容。少数民族代表的主要任务是身着色彩鲜艳的服装登场，以显示各民族大团结。如果国家媒体把话筒伸到他们面前，他们就对领导人的政策发出一片欢呼声。”
商报也介绍了中国人大代表有职无权的状况，并指出，人大这个庞大无比的议会不过是“虚假民主的外包装”而已：
“人大代表可以提出建议，但真正活跃的民主当然不能进入人民大会堂。在宽阔的走廊里、巨大的大理石柱子之间，言论自由的精神不受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列入日程。
而此时，对党的一言堂持反对意见的声音并不遥远。他们冒着严寒宿营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公里的北京南站。每年人大开会时，他们像古代中国那样，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抗议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对于许多人来说，铁轨后面的这片地区是他们的最后希望。民权人士估计，有十五万绝望的人聚集在这里，这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居住的鬼怪之城，大于德国城市海德堡。他们向来访者展示盖有公章的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是司法部门胡作非为和腐败的证据。一位姓魏的男子八年来为反对一项判决而抗争，他认为这一不公正的判决把他父子二人推入了贫困的深渊。他身旁的一名四十岁的出租汽车女司机也从远方来到首都的人大，希望最终找到倾听她申述的人大代表。
但是这样的例子很少。只有少数人能进入戒备森严的人民大会堂前广场，试图递交抗议信。大多数情况下，要不了一分钟，他们就被关进警车。对此，大厅里的人大代表们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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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占代表总数70% 人大无法代表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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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07-03-08 09:04:47
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进行之际，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抱怨，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成为官员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星期三驱赶中外记者，不许他们旁听，人代会的透明度受到外国媒体的质疑。
美国之音认为，中国执政党共产党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名义上的宗旨是通过人民代表反映民意，对政府进行监督。然而，从一开始，中国的人代会就充斥着大量的政府官员，从而使人代会的人民性大打折扣，近年来中国国内许多评论家戏称人代会为“官代会。”
来自中国的报导说，政府官员现在占代表总数的50%以上。中国作家、评论家田奇庄对中国的人大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他说，根据他的计算，人大代表当中官员的比例其实是70%以上。
田奇庄认为，无论是50%还是70%，政府官员在人民代表当中比例如此之大，从制度上来说就是跟人代会的宗旨相违背的，从制度设计上来说，也是荒谬的、不合理的。
田奇庄说：“这样的一些官员，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怎么能指望他们公平地为社会办事？”
*‘三手代表’与‘三不候选人’*
田奇庄说，在很多中国民众看来，如今的人大代表多是“三手代表”：“‘三手代表’是什么呢？就是见了面握手、听了报告拍手、然后是见了名单举手。”
田奇庄说，中国人大代表当中除了官员众多的之外，还让中国公众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人大代表不反映或是很少反映民意，因为当初人大代表的选举，就很成问题，人大代表候选人都是从所谓的“三不候选人”中挑选的。
他说：“什么是‘三不候选人’呢？就是不和选民见面，不徵求选民意见，不向选民做任何承诺。”
*新闻透明度受质疑*
在另外一方面，每年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都借以努力宣传中国政府对人民开放，对新闻媒体开放。在奥运会即将在中国举行之际，今年中国更是大力宣传中国的开放和透明。
然而来自北京的报导说，在星期三举行的人大会议上，原本对新闻媒体开放的上海人大代表团会议把记者清除出会场。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话说，上海代表团的这种举动引起在场等候采访上海市长韩正的中外记者的公愤，气氛一度火爆。
橡皮图章 举世无双 英国媒体评论中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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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07-03-08 00:35:37
万维读者网记者捷夫编译报道: 日前，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在北京隆重召开。英国各主要媒体对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评论，其中主要报道目标是全国人大，具体内容是全国人大本次会议正在和即将讨论的重要议题。
中国人大：一枚巨大的橡皮图章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07年3月6日报道，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在北京开幕。作为中国宪法所授权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拥有三千名代表，是全世界最大的议会。虽然人大的法律地位似乎至高无上，但是它每年只有为期十天的全国代表大会，而且代表并非专职。
这个举世无双的立法机构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从来不拒绝政府的任何预算和议案。中国人大所反映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民主”----以一个庞大、用于炫耀和软弱无力的议会(a congress that is huge, showy and toothless)来贯彻这种“民主”。如同西方媒体经常所说的，中国的全国人大是一枚巨大的橡皮图章，它眼下的“立法实践”其实只不过是在进行一场预演----而中国政治的真正决策还必须等到今年秋季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这一点，人们恐怕很难指望有所改变。
全国人大讨论议案令人关注
然而，本次人大的确有所不同，它的某些议案正在受到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其中之一即所谓“物权法草案”。尽管该草案历经七年的草拟，并于2005年7月正式向中国社会公布并征询意见，但还是在大陆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弹。据认为，草案标志着给予中国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相等的法律地位，将首次确认私有财产所有权纳入民法细则。
对物权法草案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草案内容与社会主义方向背道而驰，将有利于保护贪官在私有化过程中的非法所得。而草案的支持者则认为，物权法的实施是向经济可持续繁荣发展过度的必不可少的一步。据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活动是在人大十五届五次会议召前夕，三千多人参与联署，其中包括近三十名中共退休和在职高干、十余名解放军退役将领、以及五十二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教授签名表示反对实施物权法。
虽然物权法草案有可能在本次人大上获得通过，但它并不会给外部世界造成一种假象，即中国正经历着政治改革。就在前不久，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中国共产党的刊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国际舆论广泛注意的文章，在倡导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告诫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人们重视温的文章还有另一层含义：温是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许多人认为，有关物权法草案的激烈争论已经远远超过了立法和社会的层面，实际上是政治之争。
本次人大的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对“劳教条例”作出修改。这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议题。劳教条例最初实施于1957年，规定警方有权不经审讯即可将嫌犯送往劳改营。这一法律长期以来被用于整治和处理政治与宗教异议人士，最长的劳改期限可达四年之久。
人大橡皮图章是否在“变硬”？
近年来，中国官方有一种说法，似乎全国人大的“作用”在加强。据大陆官方媒体的描述，人大不仅有立法功能，还有“监督功能”，这主要表现在对政府的监督上。在过去的十年中，的确有些全国人大代表对政府主管部长的报告提出尖锐质疑、反对意见乃至投出反对票，为死水一潭的人大带来了一线生机。
但这并不足以使人大这枚橡皮图章真正变硬；相反，许多新老问题却接踵而至。
大陆许多政治学者都在探讨人大代表的素质问题，就是其中一例。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太大，民间代表中的一些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提案，使人大立法功能的质量受到极大的损害。在西方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都是专职议员(the lawmakers)，每年至少半年甚至大半年为议会工作，在议会休会时还要做许多调研工作，酬薪由国家支付；而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会期仅为十天，绝大多数代表也都是兼职。
人大代表的提案数量和质量也是一个问题。据悉，相当大的一部分提案的质量非常差。最近又有报道说，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地渗透到人大代表的提案内容之中。因此，即使是实现“中国式的民主”，全国人大也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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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教授：中国物权法讨论很不公平很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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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07-03-07 10:51:20
正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将审议并通过两部重要的经济立法，并极有可能批准通过。一部是企业所得税法，将统一中资、外资企业的税率，另一部是倍受争议的物权法，主要内容是保护私有财产。该法律草案在5年之内修改了七次，如果通过，将对名义上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德国之声记者安露就物权法访问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法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霍伊泽。
德国之声：中国司法史上没有哪一部法律象物权法这样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如此激烈的争议，物权法为什么这么重要？
霍伊泽：这部法律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因为它会带来一种法律上的保障。私有财产将不再受到质疑。该法将为土地的使用权、农用田的使用权、城市建筑土地的使用权等等这些迄今很棘手的问题提供持久的法律基础。
德国之声：本来上一届人大会议就计划通过物权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的一封公开信使这一法律制定程序搁浅，一封信怎么会产生如此大的效应呢？
霍伊泽：一封信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很多人大代表却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这位教授显然不是作为一个个体在行动，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围绕改革路线展开激烈斗争的表现。他所代表的一派认为，经济改革将私有财产置于过分重要的地位。一些人显然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
德国之声：物权法的反对派在今年人大前夕又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浪潮，3500名学者和退休高官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要求停止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他们反对物权法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
霍伊泽：反对者的依据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想明确国有财产是神圣的。中国宪法就有这样的字眼，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2004年修宪的时候，很多人说私有财产也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最后宪法只增加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字眼，巩教授认为这说明共有财产更应受到保护，说这样的区别也应写入物权法。这实际上只是意识形态的游戏，没有任何的实质内容。这场辩论说明中国各派在改革路线存在的争议。一些人思想更开放，另一些保守的人士希望保留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在财产秩序方面，保守派坚持保留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划分，而现代化的法制国家是不做这样的区分的。物权法草案则保留了这一非常保守的成分。所以，巩教授应当感到满足了。
德国之声：可以说中国的保守派学者和官员借物权法对改革路线进行总清算吗？
霍伊泽：也许可以这样说。保守派终于将积蓄已久的不满发泄出来。选择公开讨论的方式很好。这是制定法典过程中很正常的争论。德国制定民法典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争论，日本也有过，还有清末推出大清民律的时候。这种时刻总是会爆发保守势力和开明人士之间的冲突。在重大立法过程中是很正常的。
德国之声：保守派与改革总清算选择的时机应当说很不错。中国的贫富悬殊日益加剧，巩献田提出的“穷人打狗棍不能与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的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霍伊泽：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不过物权法不是福利国家的机制。物权法属于司法范畴，而旨在建立社会公正的福利国家的考虑完全是另外一个范畴。通过一个调整财产关系的物权法不但不会使社会公正受到威胁，相反，确定清楚的财产关系之后，正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福利国家的尝试。我认为这场讨论很不公平，因为在讨论中，一些人将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给人感觉是，缺乏社会公正完全是物权法的责任。这样的讨论实在很不专业，因为它将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