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杨雷生

王友琴



杨雷生，复旦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1963年入学的学生。1968年初，他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并遭关押，跳楼自杀。死亡时年龄为21岁左右。

杨雷生自杀前一天的晚上，他所在的年级开他的“批斗会”，说他是“反动学生”，“小爬虫”，宣布对他“隔离审查”，限制自由。

杨雷生被关在学生宿舍七号楼一层的一个房间内。第二天早上，他由一名看守他的同学押着一起去食堂吃早饭。杨雷生在前面走，那个人在他身后跟着。走到宿舍的边门那里，还没有出门，杨雷生忽然转身上了楼梯，很快地往楼上跑，一直跑到三楼。看押他的同学在他后面追，也追到了三楼。杨雷生是从三楼走廊尽头边门上面的窗户里跳下去的。追他的人刚刚伸手触到了他的后背，杨雷生已经跳出了窗口。

目击者说，那天早上，他和其他学生们出过早操，到宿舍去拿饭碗，要到食堂去吃早饭。走到边门口，就看到了杨雷生的尸体在地上。

杨雷生从三楼窗口跳下。窗口下面，是坚硬的水泥地。杨雷生的头先着地。他的头边有红的血，血不太多，还有白色的脑浆。

杨雷生被“批斗”和“隔离审查”，据说是他私下说了什么“反动话”，被别人“揭发”了。

杨雷生不是同一时期复旦大学外文系学生中唯一的自杀者。

叶逢，女，1966年时是外文系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1968年3月，她也被攻击为“反动学生”，也被“隔离审查”。叶逢被关在学生宿舍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她就从关押她的那个房间的窗户里跳了下去。她落在泥地上而不是水泥地上，没有死，摔断了大腿骨。

叶逢成为“反动学生”，源起于文革前她在一年级的时候。叶逢平时是个有些丢三落四的人。一天在教室上完晚自修后，她回到宿舍，却把一个练习本子忘在教室里了。坐在叶逢后排的男同学，是“革命干部子弟”，班里的共青团支部委员。他翻看了叶逢留下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上有叶逢写的一些类似日记或者读书笔记那样的文字，记录了她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和感想。这个男同学看了以后，认为有问题，把叶逢的笔记本交给了政治指导员。

当时，为这个练习本里写的内容，叶逢受到了批评。政治指导员对别的学生说，“叶逢思想复杂。”“思想复杂”虽然还没有等同于“思想反动”，但是当时一个相当贬义的说法。

在这一事件中，偷看别人的笔记本并向上报告，把私人笔记里本来不准备给人看的文字当作整人的材料，把一个年轻人思考问题当作罪过，这是一系列的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错误的事情。但是发生了，而且，没有人怀疑这样处理的正当性，或者有人怀疑了也不敢发一言。对大学生的这种思想控制和镇压，和文革中大量发生的大学生的愚昧和野蛮的行为，显然和直接的关系。

在文革中，这种对人的思想和人身的残酷迫害，愈加恶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大学一年级发生的事情。文革开始的时候，叶逢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因为这个被偷看了的笔记本，叶逢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并且被她的掌了权的同学宣布“隔离审查”。

1968年3月，外文系的学生被召集回校。那时候，有的学生在学校或者学校外，积极参加文革的各种权力搏斗、厮杀和阴谋，有的则成了所谓“逍遥派”，他们不热衷于“革命”，又没有课可上，也没有工作可做，在闲散中打发时间。他们被召集回到学校，知道前一天叶逢已经被系里的权力当局宣布作为“反动学生”“隔离审查”，被关在女学生住的宿舍9号楼，三楼的一个房间。

学生可以关押别的学生，学生宿舍可以变成监狱，三年前写的一些感想可以成为被关押的“罪证”。这就是文革在迫害人方面较之文革前的“进步”。

叶逢是从她被关的房间里跳楼自杀的。她从三楼落下，落在下面的泥地上。如果是像杨雷生那样落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她可能已经死了。泥地比较软，她没有死，但是大腿骨骨折。

叶逢被送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的长海医院。复旦大学外文系组织她的同学到医院里开“批斗会”。开始的时候，医院不同意，说这会影响其他病人。复旦大学方面坚持要开。医院同意了。批斗那天，全年级的同学都被组织去了。医院提供了一个会议室模样的大房间。开会的时候，叶逢是在医院的有轮子的床上被推进来的。

叶逢出院以后，在女生宿舍的房间里，又开过对她的“批斗会”。她还不能走路和坐起来，只能躺在床上。

“批斗”她的是她的同学。发言都是预先组织安排好的。叶逢的“反动言论”被分发给学生，每个人发到一段，要写批判稿子发言，连叶逢的男朋友也在内。

普通同学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笔记本。“专案组”的人把他们认为要批判的段落从那个本子里面摘抄出来，发给每个人一段。

据一位被访者说，他分到的一段，是叶逢看了一个电影之后写的。叶逢在笔记本上写到，电影里，俄国的犯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叶逢的感想是，在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事情。他奉命批判这一感想。首先，这样的看法显然符合事实，同时，奉命批判的人只拿到了这孤零零的一段话，根本不知道上下文是什么。

这种做法是很普遍的。先把“反动”罪名定下，不准任何人质疑，然后，就罗织罪名，包括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等等手段。笔者调查中听到的一个故事是：四川大学的一班学生，在文革前夕，被组织批判文艺理论家巴人的一本书。那本书他们只有一本，那时候又没有复印机，所以，就把书页拆开，每人分得一两页，用来准备发言稿。

有一个学生上台发言的时候，稿子快要念完了，才有人发现他批判的那段话，是列宁说的。因为“列宁说”印在前一页上，前一页分发给了别的学生，他没有能看到，就把后面的列宁的话当作“反动观点”批判起来。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而且，在叶逢的案例里面，被直接攻击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

比叶逢更不幸的是外文系比她低一届的女学生张晓梅。她也被“隔离审查”。她从楼上跳下来，落在水泥地上，骨盆粉碎，以后终身坐轮椅。

作者惠寄 原载《文革受难者》
Thursday, September 0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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