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著名学者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


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这是历史的唯物论，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会依任何人的欲念而转移。《冰点》坚守理念，十年不易。他们编发广大作者的智慧和良知，体现出舆论监督权力、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受到了广泛、持续的赞扬。这样一份显示着先进性的党报周刊，竟遭蓄意封闭，消息传出，两岸舆论震惊或出意外，全球为之震动则属必然。
事出有因。它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环球经济导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等等等报刊杂志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其源大多出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钳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黑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相对方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央16届5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励行法制，以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提出问题：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试看他们得胜称庆之后，人们得到的却只是舆论界尽失活气，新闻业几近枯萎。人们听不到争鸣，看不见和谐。“主流意识”也不知流到了何处。
然而，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于是愿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我们怎能失忆？
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线恰恰在于保障而不是给予，更不是赐予。而保障的基本要求应是：政权不得以国家的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不能借口“稳定”予以剥夺。经验证明：广开言路有助于“稳定”，处置孙志刚事件的经验是最好的例证。自由的舆论释放了冤抑，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缺陷。汕尾事件的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保守固有文明，而在于能够导向不断的创新。取消言论自由注定会妨害创造力的发挥，因而应当尽快立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促进国家的进步兴旺，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二战后出台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此都有示范性条款，何不接轨仿效？概括以上申明，提出如下要求——
一、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
二、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三、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签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平 朱厚泽 李锐 李普 何家栋 何方 邵燕祥 张思之 吴象 钟沛璋 胡绩伟 彭迪 戴煌
2006年2月2日，于北京




2005《亚洲周刊》全球十大中文好书揭晓


中文十大好书是《半生为人》、《丁庄梦》、《战废品》、《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遍地枭雄》、《土与火》、《红楼望月》、《天工开物》、《阅读的故事》和《回到诗》，显示全球华人知识界的精神追求和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承担。 进入新春，回望旧岁，浮上心头的不只是过去一年的人与事，还有墨香袭人的书籍。尽管近来中国大陆言论审查更趋严厉，但「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鲁迅语）。二零零五年的中文优秀出版物，无论在追寻过去，还是抓住当下，或是前瞻未来的方向上，仍显示了全球华人知识界可贵的精神追求，以及对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份承担。这也是二零零五年中文好书特有的历史烙印。
亚洲周刊评选的二零零五年中文十大好书是：徐晓的《半生为人》、阎连科的《丁庄梦》、哈金的《战废品》、章诒和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王安忆的《遍地枭雄》、黄锦树的《土与火》、刘心武的《红楼望月》、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和南方朔的《回到诗》。
徐晓把她的《半生为人》献给已去世的丈夫周□英、启蒙导师赵一凡和老同学刘羽，也通过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人群体过去岁月的追述，拷问内心世界，反思民族精神，更再现八十年代初中国现代化极为关键而珍贵的历史变迁。长身体时碰上大饥荒、受教育时遇上文革的徐晓这一代人，寻找迥异于「革命接班人」的独立人格，要吸收「毛泽东思想」以外的真理。徐晓说，「崇高与神圣……对我来说奢侈而遥远」。她谦卑，是因为在中国大地矗立着一批舍身取义的平民英雄，「有林昭在，有王申西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徐晓告诉人们，在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中国平民阶层曾飘扬理想主义不灭的亮丽火焰，那也是集权制度下个人自由与创造力的光芒，岁月不可能将它们湮没。
曾是大陆军方创作员的阎连科，怀着沉痛得「几近崩溃」的心情，向二零零五年的中国文坛交出小说《丁庄梦》。书中揭示河南艾滋村悲剧的两大源头：愚昧与贫困。八十年代中期，在政治动员的压力下，贫困的丁庄农户加入了卖血行列。对极度贫困的村民而言，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教导也不再起作用，而仅数百户人家的丁庄竟出现十几家「公家」单位的血站和多家私人血站。十年后艾滋病爆发，原因是，采血方不肯更换抽血针筒及共用止血棉球。针筒与棉球的成本在巨大利润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在贪婪的秤盘上却重于泰山。自称代表「先进文化和生产关系及人民利益」的党政机关提倡卖血，却放弃监管，无异于犯罪。受害村民格外贪恋生命，寄望于「新药马上就要到了，打上一针，病就没有了」的传言，并追问「马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是不过多久」，「不多久是多久？」「就是没几天」，「到底是几天？」在悲苦而绝望追问的背后，是连续不断的死亡。《丁庄梦》是一尊「血碑」，它像数千万人消亡的大饥荒那样，将定格于中国历史的永恒记忆之中。
战俘遭遇残酷政争
旅美华人作家哈金一九八二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八四年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九二年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他反思战争、追问人性的英文长篇《战废品》（War Trash，前译《战争垃圾》）曾受到英美读者激赏，被《纽约时报》评为二零零四年的十大好书，中译本由季思聪执笔，赶在二零零五年底在台湾出版，中国大陆难以面世。评估战争常把有血有肉的人简化成数字，而文学却发现统计数字里铺排着阵亡军人的枯骨，凝聚着战俘的血泪。《战废品》是一部讲述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苦难遭遇的书，主人公俞元腹部剌青Fuck Communism（操共产主义），回国后被删去几个字，巧妙地改为Fuck
U.S.（操美帝国主义），标志着被俘者的命运变迁，更显示了残酷的政治黑色幽默。在战俘营内，为争夺战俘去向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势力斯杀搏斗。政治光谱右左两极的国共双方，思考方式竟惊人地相似：阴郁、冷酷、不择手段，无视个体生命的尊严，尽显政治绞肉机的本色。主人公俞元表示，「我敢说，国民党是因为太缺人了，才不得不把战俘当宝贝；而共产党把我们拉回大陆，只是为了保住脸面」。二万四千名志愿军战俘中六千人选择回大陆，其中包括曾有过犹豫的俞元。战俘在异国吃尽千辛万苦，有关部门却以祖国的名义审查他们，责问为何被俘而不是阵亡？战俘在西方受到英雄式的欢迎，而在中国却被视为叛徒，这种人格摧残不是比敌人的侮辱残酷千百倍？僵化教条的价值观何其野蛮愚昧！读者与主人公感同身受，一道欢笑与悲泣，也一道思考，这是文学的魅力。
国宝大师千古绝唱
二零零五年，章诒和推出《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护送京剧大师马连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庚的英灵，回归《最后的贵族》（大陆版书名为《往事并不如烟》)人物画廊。互联网上曾有人抨击作者对体制怀有刻骨仇恨。但章诒和长年敬重、爱戴着体制内官员、延安年代老干部张庚，景仰他坚定朴拙的人格底色。张庚肯定「问题」传统戏《目连传》主人公罗卜，赞扬他劈山救母的坚韧意志。至于戏中的「反面人物」刘青，张庚说她游十殿阎罗，受尽惩罚，浑身是血，她质问：「我不就是吃了几块肉，为什么受这样多的惩罚？有些人为非作歹，却享尽富贵荣华？」不能不让人联想集权体制下的万千牺牲者，及他们「泪眼望青天」的追问。马连良又是何等光彩照人！他是功勋卓着的国宝级艺术家和京剧改革家，艺术上光芒万丈，他的苦难却超过《最后的贵族》中的任何一位。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来抄家，马连良家的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主人瘫坐在厕所地上，脸上身上全是伤。他在舞台上，举手抬足全是戏，赢来满堂喝采，此刻「连个人的样子都没有了」。马连良家的四合院今天成了一家餐厅，尽管布置典雅，但「怎么看都似乎都透着一缕凄怆，令人联想到北京秋日里不肯隐去的如血残阳」。作者写道，「杜宇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虽啼血，却深知那东风，是再也唤不回的」。这是浸血透泪的不同凡响的文字，写反右与文革大悲大痛，但不流露半点哀怨，热烈与冷静融贯一气，鲜明而独特的风格，是过去的「伤痕文学」绝难望其项背的。
指点江山枭雄本色
王安忆的长篇《遍地枭雄》，讲述三个劫匪与一个迷魂者亡命天涯。反面人物匪首拥有非凡智慧，思维缜密，出口成章，更具性格魅力，吸引喽罗们同生共死。但干尽不齿勾当的匪首，却自认是万世雄主，心头激汤指点江山的「豪情」。精神具有个人属性，也诚如俄国民主派作家赫尔岑所说，它是变幻莫测的海神，称它在，它就在；认为它不在，它就不在。但匪首精神成长的轨迹却清晰可循，那就是中国改革中农村衰败、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笑贫不笑娼」的重大失误。八十年代中期的电视辩论中，为小奸小坏诡辩的喝采鼓掌，对忠厚正义的无情嘲笑，也足令主人公怀才不遇的郁闷发酵、蔓延、加速败坏，加上个人对成吉思汗、朱元璋和毛泽东这些「伟人」的长年仰慕，岂能不引发病态的自恋？《遍地枭雄》不啻是一声悠远而苍凉的警世钟。
近年文学受冷落，小说家意兴阑珊，而赢得尊敬的是旷日持久、心无二用、辛勤笔耕的作家。黄锦树就是这样的文学人，近年他已被台湾、大陆和大马学界称为「当代马华文学最重要的点火者」、「他方块字的种籽让我们一唱三叹，感慨万千」、「为华文文学增添不少版图」、期望他「对人性有更宏观的体察」。黄锦树二零零五年推出的短篇集《土与火》里，写地震、异想、雨林、原乡、色情、欲念、流浪、灾疫、残虐和战争，文字的五彩笔简直就像挥动自如的魔杖，令读者敛声屏息地紧张阅读，又时不时爆发大笑。譬如，书中描写贱民阶级的印度女人，「在床上，她真是个绝色」；「搞到我都想化为女身，为她生十几个孩子」；「真不愧是湿婆之后，古老文明。有此神器，别说是人，神都生得出来。难怪她们创造出那么多神」。《土与火》里篇篇都写得认真、厚重，字字句句都灵气飞扬，尽显作者的难得文学才华。
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发韧之作《班主任》的作者刘心武近年醉心「红楼梦研究」，更亲赴电视台为观众评析这部中国「天字第一号」的伟大小说。刘心武从「金陵十二钗」中最神秘的一位秦可卿入手，解剖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政治。二零零五年，他的《红楼望月》问世，这是极具学术份量的专门着作，又是带给读者酣畅快意的「大散文」。书中分析贾链在悍妻王熙凤生日那天跟鲍二家偷情，「不仅是肉欲旺盛，追逐皮肤滥淫，而且，也是对平日在王熙凤那强悍性格压抑下爆发出的一次大反叛、大发泄」。这种淋漓尽致的文字表述，正是小说家刘心武「文学即人学」的悟性与流畅文笔的「绝活儿」。但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引来学界的质疑，认为他不懂学术规范，更有人痛斥他研究秦可卿，「与富人们造楼包养女明星有异曲同工之妙」，「引导读者和观众跟着往无聊、虚无的情色文化中沦陷」。刘心武反击称人格尊严受到玷污；更伤心地表示「英国人直到今天还在研究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不明白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普及经典名着怎么就是文化腐败呢？」
香港作家董启章的长篇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以清晰的时代意识，梳理自身和家族的历史，也带出香港的人文脉络，作者的充溢才气甚为瞩目。在书中，不约而同迷恋金属饰物的一对恋人，在心灵与身体坦然相见的时刻，解下各自的饰物坠子，竟然一个是锣栓，另一个是锣帽，「早就坚信它的另一半在哪里」的双方，「捏着属于自己的一半，拼合在一起，沿着纹坑的轨迹，旋进去，直至最深，直至尽头」。全书结构像一部二重奏，作者一方面以写信方式，回溯上几代香港人的人生历程；另一方面，对收信人香港少女栩栩、另一位生于大陆的香港少女如真、及作者个人生命现状作精致描述。董启章的灵感来自一本中国古代奇书《天工开物》，作者为明朝文人宋应星，介绍三百多年前的农业与作坊技术，文字的详细解说及古朴生动的插图，令作者发现自己的文字工厂与该书之间有「潜在关系」，令他顺畅写出这部华丽多采的二重奏，再现了正直与扭曲的价值观、过去与未来、生命史与心灵史。作品忧伤而优美，文字从容大气。这是经典作家才具备的语言功力，也是香港终于修出的文学「正果」。
引人入胜文学魅力
二零零五年，台湾作家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受到两岸读书界的重视。翻开这部书，「故事」果真扑面而来，好听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一扫评论文章的沉闷。唐诺的「强项」不在记忆力，而在谈天说地的「随意性」，尽管叙说主线不离书、阅读与写作，也谈政治，但唯其娓娓道来的恬淡，才深具震撼力，才能谈出创意与精采，道出真理。譬如，唐诺剖析社会走向自由开放，「无可避免地搞出一票让你惨不忍睹的烂书来」。这些制作快捷的烂书投合庸俗的市场机制，在书店占据最好的位置，就像不良少年「杵」街头的显眼处，令你兴趣索然，黯然退避。不过，唐诺力劝读者要坚韧、要勇敢，要像坚持看到美丽坚贞妻子的尤里西斯那样，不被怪兽吓倒，不受海妖诱惑，「走向那不作声、不叫嚣、不搔首弄姿的寂寞书架的一角」。
二零零五年与读者见面的《回到诗》，是台湾评论家南方朔第六本读诗笔记，原来他同时也是英美诗、中国诗和日本诗的资深监赏者。南方朔近年穿梭两岸三地书展作演讲，他的学问、文字和情怀，像指南针那样顽强指向当下，展示普世关怀，也流露浓郁诗情。他关注新一代人的成长，批评台湾青少年要酷要帅，「再怎么穷也要……」，最终刷爆信用卡，「遂有了卖护照和卖自己的恶果」。他告诫恋人，「爱情固然有乐的成份，但翻脸分手，却难免另成一种故事，尤其是不纯的爱，那种分手的故事就更难看」。南方朔一贯乐于跟朋友、跟天下人分享读诗心得，他提倡众人在日益忙碌之际，「回到诗，回到诗的世界」。因为诗是感性与视野的凝聚，是心灵的智慧，是价值和未来的立法者。二零零五年涌动的书潮中，也有不尽人意甚至非常不尽人意之处。这是许多人流连两岸三地书展，郁闷不时袭上心头的原因。但是，在浩如湮海的出版物里，好书绝不会失去踪影，犹如有强劲而美丽的音符，会从杂乱无章的交响乐中穿透出来，直取你的心灵。《亚洲周刊》章海陵






藏人响应达赖喇嘛呼吁，以实际行动扭转恶劣风尚

达赖喇嘛不久前在印度举行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时，批评在西藏境内出现的买卖动物肉类、走私和使用动物毛皮的行为，强调藏人不可做有辱民族尊严之事。达赖喇嘛说："当今知识发展、经济发达的时代，藏人的思想和行为却一步步落后。很多西藏境内的藏人，虽然没有什么内在的修养和知识，但却喜欢腰带长刀，身上裹着用大量虎豹等珍稀动物的毛皮装饰的服装，手、脖子上和头上戴满沉重的各种饰品，进行炫耀，并且戴很大的戒指，手指不能活动，如何吃糌粑？这些是一种庸俗、缺乏文化的表现，是藏人的耻辱。在座的境内藏人，在返回西藏时一定要告诉所有藏人说，达赖喇嘛对在西藏买卖和使用动物毛皮的行为感到非常羞耻，藏人也因此背着坏名声，这是不好的，应该要制止。"
达赖喇嘛的讲话传至西藏各地之后，在藏人当中引起强烈震动。据一些藏人网站报道，2006年2月7日，安多黄南热贡地区的农民举行公开焚烧藏装镶饰水獭、狐皮、豹皮等的系列活动，并向在场藏人宣传他们的发心及缘由，期望一起携手改变目前藏区日益高涨的服饰、项饰的攀比风，活动将持续到2月12日，拟将在此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焚烧藏装镶饰的动物皮毛。热贡本地的大学生联合会和热贡智源网，也掀起在热贡地区开展拒穿昂贵皮饰、拒戴昂贵项饰的宣传活动。一些在北京等地的高校学生正在筹划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型抵制动物皮毛的活动，大概在四五月份时推出，表示"希望能以理性而又不失效果的和同胞们一起把这项意义远大的事情进行到底！"认为"也许这就是又一次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服饰和消费观念的碰撞，也是一次藏族服饰改革和简化的机遇和要求"。在拉萨冲赛康，一位买卖动物皮毛来做藏装的康巴商人，把他的店铺中价值五十万的獭皮、狐皮等（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动物皮毛）当众焚烧，并发表讲话：过去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如今知道钱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生命。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其他动物的生命也是珍贵的。很后悔自己过去做了不少不利于其他生命的事情，从此再也不做这类生意。这位康巴商人的行动已经引起很大反响。
但焚烧皮毛之举也在网上引起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无此必要，"在过去动物植物资源不缺少的情况下，我们镶嵌皮毛并没有什么过错。现在把过去重金购买的皮毛拿出来焚烧，是一种冲动的行为，非常幼稚和不理性，不是一个平和、智慧的民族应该的行为，为此感到不安。"有人认为可以捐给寺院，就像传统中把刀枪捐给寺院以示忏悔。有人认为应该组织一个民间团体，专门收集此类镶有皮毛的藏装，然后建立博物馆，展示在藏人的生活阶段中，曾经有这样一种以动物皮毛为炫耀和攀比之风的现象。有人认为可以捐给学校做标本，或捐给医院入药。
但有很多人跟贴表示支持，认为不烧不行，不足以震慑人心，只要留着就会想穿，只要想穿就会有人想要买卖，只要有人买卖就会有动物遭殃，因此称赞焚烧之举乃是"终于有实际的行动了，说起来容易，但真的做起来好难，我敬佩他们。特别是那些有勇气拿出自家皮子焚烧的人。""他们选择了、决定了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应该说这是最适合他们的方式。向他们致意。""仅此几家焚烧镶饰的活动，并不能代表全体的意愿，也不是督促大家一起焚烧！只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我们一直以来的愚昧还有长久的虚荣！虽然这种方式并不完美且不精致，但也只有这种方式适合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当时圣雄甘地组织的那场烧洋布的世纪活动，也是采用烧而没有采取捐给什么博物馆之类的行动，……烧的功能完全在于震慑，藏族需要这种的震慑！""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好好震撼一下老百姓是对的。如果这次不烧，下次照样会买，因为我们的民族是个善忘历史的民族。 这不仅是环保问题，而是他们的收入与服饰是很不相称的。因此，这种风俗使他们变的更加贫穷……为了藏人从此不再穿动物的皮毛等， 我们应当采取热贡同胞的这种精神，把它传播到每个有藏人的地方。为了他们不再贫穷，也为了减轻他们承受不了的经济负担。"
安多热贡藏人焚烧藏装镶饰的活动也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地安全部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强调要"反达赖集团，坚决处理在公共场合焚烧水獭的活动"，并且几次派人警告组织者，严禁再次举行此类活动。有网友讥嘲道："老百姓烧自家衣服上的皮子，又没有烧别人家衣服上的皮子，更没有烧'公家'衣服上的皮子，至于如此惊动吗？动辄就与"达赖集团"联系，其心理也未免太虚弱了。"也有人说，他们怎么会不恼羞成怒呢？"三讲"和"保鲜"讲了一年两年也无人理睬，而达赖喇嘛一句话就能激起这么广泛的响应，他们当然坐不住了。

张德江紧急部署自保，利用香港三报内情


最新一期《多维月刊》刊文详细披露了张德江紧急部署自保，利用香港三报的内情。文章说，北京不但没有支持张德江，反而以强调“群众利益”的说法，对张德江和各地蛮横的诸侯进行警告。半官方的《财经》杂志发表了颇有来头的“皇甫平”文章《改革不可动摇》。“皇甫平”的文章实际上代表了北京中央高层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一种判断，他代表的是北京中共高层决策核心的声音，代表了一种意志。
文章说，广东省民众和海内外知识界月前开始的“驱张（德江）运动”，历数了广东省近三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包括不久前发生的汕尾军警开枪镇压民众示威，导致数十人死伤的流血惨剧，已经对这个位居中共政治局委员高位的“南天王”产生了极大冲击，令他意识到他这三年多来带到广东的政治文化，已经在广东省社会埋下的巨大危机。张德江日前紧急采取措施进行“危机处理”，但他不是从根本上检讨问题的根源，而是动用特务系统对有关消息来源进行追查，以及对香港有关人士和媒体利诱“公关”，以图进行表面上的形象修补。 获悉，张德江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有三项，首先是动用国家机器，下令广东省国家安全部门密查香港《亚洲周刊》不久前刊载的有关张德江向北京中央作检查不获通过文章的消息来源和作者背景，以及《多维月刊》一系列有关“驱张运动”文章的来源，尤其是有没有政府内部的官员“吃里扒外”，向这些 “境外媒体”提供“驱张”的“炮弹”，把是否拥护张德江当作广东省中共党员“保鲜”教育的重要指标，要以特务手段从政治上防止“驱张运动”的蔓延。 其次，张德江授意广东省委宣传部门，对香港“二流”左派媒体部署反击。于是不久之后，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东方日报》和该报的子报《太阳报》上，就出现了内容和格式几乎一模一样的“保张”报导。这些所谓的报导引用广东省的“内地权威人士”的说法，指“近日有媒体流传港人熟悉的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在中央做检查并不获通过的消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传闻，旨在对张德江进行人身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央级的“一流”左报《文汇报》和《大公报》并没有登载这一报导，显见报导中的“权威人士”并非“中央级”，而是来自广东省。报导引用的这位广东“权威人士”称，张德江是在2002年11月由浙江调到广东任省委书记，是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作出的决定”，却没有引用江泽民2003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特意到广东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德江同志到广东我放心”这句更具权威的说话。 北京中央并没有支援张德江，反倒是看到了广东省暴露的问题，恰恰证明了中共政治的一个重要定律，即“政治路线”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效果，出现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而张德江带到长久以来“闷声搞经济”的广东，并实施的“政治路线”，就是一种脱离了文明、脱离了地方实际、不是 “以人为本”的政治文化，即典型的东北地方“悍匪文化”。
“悍匪文化”不是以沟通或谈判作为基础，以百姓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去处理问题，解决矛盾，而是以高压、强制甚至是暴力为手段，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激化了矛盾。三年多来，这种“悍匪文化”的后果，就是产生了类似“南都报”总编辑、副总编辑被丢入大狱、三千镇暴军警开进“太石村”，强力扼杀村民的选举权利，并动用黑社会对付协助村民维权的知识份子，最后就是发展到汕尾军警公然开枪镇压抗议土地被剥夺的村民，导致数十人死伤，被海内外称为“小六四事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据悉，“皇甫平”的文章实际上代表了北京中央高层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一种判断。而且，今天的“皇甫平”绝非昔日上海地方的“皇甫平”，他代表的是北京中共高层决策核心的声音，代表了一种意志。对中国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否定改革和反改革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的说法。


香港三报登“保张”文章内情

据《星岛日报》知情人士对多维表示，广东省有关部门是“透过有关管道直接将稿件给报社高层”。他证实这篇所谓的“报导”，并非报社记者所写。而据广东省消息人士透露，广东有关部门让香港三家“二流”左报登载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有利益交换的承诺。更有消息指，广东省有关部门是透过香港电视媒体的一位大佬介绍，将稿子由一位港商交给上述三家港报的记者，其中据称涉及金钱成分，但这种说法被《星岛日报》一位高层否认，表示“广东让登稿子还需要钱吗”？
这篇由广东官方“炒作”的所谓报导，指媒体“倒张”和“驱张”的消息，“只属炒作新闻”，认为广东近期发生的一些大型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于多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所引发，不独广东有这样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咎在张德江身上，所以根本不存在张德江在中央做检查不获通过的事情”。报导还引用广东“权威人士”表示，群众性冲突事件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徵，已引起胡、温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正在逐步研究解决，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社会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全部解决，广东所发生的问题只是全国缩影，并非独有。
邀请香港中共元老壮胆
广东省方面在张德江授意之下，除了上述两项措施“保张”之外，另还采取了第三项措施为张壮胆，充当门面。当“驱张”的消息传出后，该省有关部门在1月中旬突然派车到香港，邀请中共在香港的元老庄世平到广州参加一项活动。张德江刻意邀请九十六岁的庄世平老先生到广州住了两天，不顾其是否舟车劳顿，被认为是想利用庄的中共大老身份，先行沟通，也利用庄与各界进行沟通，希望庄为其说好话，表示他还获得“港人”的支援，并把消息“出口转内销”。据称这是张德江在面临问题时一贯的手法。2003年的那场“非典”结束后，为推卸责任，向中央交待，张德江当时也邀请了中共在香港的大老级人物徐四民到广州出席活动，让徐为其说好话，并许诺将允许徐在香港办的《镜报》月刊在广东省发行。但当“非典”过后，香港的左报《文汇报》登出了“张德江铁腕治非典”的总结颂扬文章，徐四民也为张向北京中央说了一番赞扬的话，结果张德江平安无事之后，之前给徐的承诺早已经放到一边，令徐世民非常不满，发现原来是被张德江“耍弄”。 因此，此次邀约香港大老到广州出席活动，据称徐四民就以身体的理由拒绝了张的邀请。但张德江的形象修补工程还是照常进行，除了香港的“二流”左报，据称他也派人到北京活动，希望能将他有关重视农民权益的讲话放在《人民日报》头版，但无奈无法实现。实际上，无论张德江如何活动，如何想方设法修补其形象，其“悍匪”作风已经给广东人民带来灾难，也给香港和全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揭内幕“左派”领袖邓力群著书自辩

(星岛网讯) 现年九十高龄的“左派”精神领袖邓力群，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了近三十七万字回忆录——《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追忆自己在中央核心层工作12年的风风雨雨，旨在“说明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在书中，他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包括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政治人物的交往，他坦言曾经向邓小平建言：胡耀邦主要精力用在如何让自己的讲话调动人们的情绪，不切实际；赵紫阳则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实在让人担忧。据《星岛日报》消息，邓力群在1980年代初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致力维护传统意识形态，因此被海外称为“左王”。邓在自传中谈到，他几十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矢志不渝。邓力群自言：“晚年，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侮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说：“虽然个人的遭遇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有责任说明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邓力群此书数易其稿，历经五年形成。据了解，中央一方面顾及邓风烛残年坚持向党交心的一番好意，一方面却又碍于此书的敏感度及可能引发的争议，因此采取了折衷的决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限量印行了两百册作为“征求意见稿”，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传阅。此外，邓力群本人将书稿散发给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同志交流，并迅速在京城知识界流传，一时洛阳纸贵。据介绍，该书自述了1975年进入京城到1987年十三大中央委员落选所经历的政坛事件。1986年9月，中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稿，删除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邓力群则力主保留。邓小平约见邓力群，批评邓力群想把党“往‘左’的方面拉”，要求他赞成《决议》草稿，但邓力群拒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询问了邓力群对一些政坛人物的评价。对于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胡启立，邓力群评价说：“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对于时任副总理的李鹏，邓力群则评价较高，认为他留学苏联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步上来的，管工业是有经验的。邓力群说：“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至于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邓力群说，以前乔“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邓小平则回应说：“这就是进步啊。”谈到对胡赵的看法，邓力群认为胡耀邦“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赵紫阳同志不如他。在书记处的会上，对于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批评胡耀邦最大的特点：“是主要精力用在如何让自己的讲话调动人们的情绪，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邓小平响应说：这是他（胡）的老毛病，一向如此。对于赵紫阳，邓力群认为他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但赵紫阳搞经济工作，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邓力群直言：“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邓力群是湖南省桂东县人，1915年出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长，后来担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在文革受到迫害，1980年代初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共同执掌意识形态，致力维护传统意识形态，主持“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胡耀邦下台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被海外称为“左王”。中共1987年十三大选举，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只担任中顾委委员。1990年代之后，他成为左派的精神领袖，曾经上书中央反对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共。邓力群一直是毁誉参半的人物。前中宣部理论局长李洪林如此评价邓：“他思路清晰，能够组织力量写出大块文章。他善于用人，也善于整人。他对于投靠者爱护备至，而对于异己者的打击也绝不留情。他深沉持重，信念执着，不像胡乔木那样朝三暮四。”不过，左派理论家何新则认为：“我钦佩他。我认为他是一位坚定的、罕见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外交部的专用词 焦国标


要论语言素养，诸行比赛，外交行理应拿第一。其他行当只懂母语即可，而外交行当起码还要精通一门外语，通常另修二外，不少外交人才甚至通晓多门外语。按此推理，外交业者语汇之丰富程度，理应是其他行当从业者的二倍、三倍或多倍。可是遗憾得很，你看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辞汇那个贫乏，简直就像刚学会三个单词儿的原始人 这仨单词是甚么？一是「无中生有」，一是「蓄意歪曲」，一是「说三道四」。上月十六，我在网上搜索「说三道四外交部」，找到相关网页约二万六千八百篇；搜索「蓄意歪曲外交部」，找到相关网页约六千零七十篇；搜索「无中生有外交部」，找到相关网页约一万六千七百篇。
翻来覆去三个词儿
「香港事务是中国内部事务，英国外交部官员就此说三道四，干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我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人权观察发表所谓『人权报告』 ——造和歪曲事实，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蓄意污蔑和恶毒攻击。」「韩国《朝鲜日报》关于澳门洗钱的报道，纯属无中生有。」 只要说她人权有污点，她就骂人家说三道四；只要说她不爱听的看法，她就骂人家是蓄意歪曲；只要报道不同于她所认可的事实，它就骂人家无中生有。
人家都是无中生有
且不说母语，单说你们读英语多年，背无数的同义词、近义词，难道就不能换换词儿？当下中国道德沦丧，看来外交部要一木支天了，这是道义感多么强烈、义多么正词多么严的三个词啊。外交部发言人哪像专业人士呀，简直是意识形态战场上濒临神经质状态的冲锋陷阵的勇士。滑稽呀不滑稽！祖国的语言文字那么丰富多彩，全让你们中饱私囊了，一个也不骚出来。 单说新闻报道，谁能保证永远准确无误？《人民日报》、新华社如何？就没出过差错，一出差错就是「无中生有」？即使人家是蓄意歪曲，又有甚么可谴责？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还不天天蓄意歪曲？世界不只你共产党一个利益集团，你《人民日报》、新华社连无意的时候都在歪曲，别人偶尔蓄意歪曲一下要大惊小怪？说点不中听的只不过是不忍心看着你下地狱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是人类外交部，不是万国外交部。怎么别人说几句你不中听的话就成了「说三道四」？指出你不愿承认的事实就是「无中生有」？发表一点不同于你的意见就成了「蓄意歪曲」？惟你说的是真理，别人都是蓄意歪曲；惟有你是金口玉言，别人都是说三道四；别人都是无中生有，就你能有中生无。 的确，远如六四杀人，近如汕尾杀人，外交部都唱过有中生无的调调，「无可奉告」，「情况不清楚」。你能有中生无，人家怎么就不能在你生的「无」中发现出「有」来？
外国人权一塌糊涂
莫恨别人不随你的魔笛跳舞，等中国「和平崛起」了，等美国、欧洲也被你们的「人民子弟兵」占领了，数说你的那些国际长舌妇们自会闭起他们的鸟嘴。届时，谁不听你的，无论是华盛顿国家广场，还是伦敦的海德公园，立马给它来个六四天安门广场化，看他谁还敢对你「说三道四」对一个疯子来说，世上只有一个神志健全的，那就是他自己（To a lunatic there is only one same man in the world-himself）。对中国官府来说，欧洲美国的人权也是一塌糊涂，全球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如今外交部则把大炮调换了角度，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西方人。 ——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戴秉国是中国政坛明日之星

亚洲时报在线方德豪撰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绝对是值得注意的明日之星。戴秉国在处理最敏感的外交问题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都放心让他独当一面；他1997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在执政党内他较外长李肇星更资深；他现在还是中国外交部的党组书记；他具备少数民族的背景，也让他站在十分有利的位置。分析家指出，近年最敏感的外交工作，包括中美高层对话、处理北韩问题、中印边界纠纷、以至近日举行的中日战略对话，莫不由戴秉国领衔担纲。身为外交部长却不是外交部党组书记的李肇星也很忙碌，但他一般都是跟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要不就是替胡锦涛在会见外宾前先行热身。戴李之间，谁才可以独当一面，似乎十分明显。
中国观察家指出，今年3月满65岁的戴秉国，在2007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后，绝对有可能更上层楼。文革之后的中国外长黄华华、吴学谦、钱其琛均顺利当上副总理，之后到唐家璇只能升任国务委员，算是较副总理职位“矮了半级”。到十七大换届时，外交部党组书记戴秉国是否可以再上层楼成为副总理，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一种意见认为，除了近年外交工作出色，戴秉国行情看涨，还有多个原因支持：戴秉国早于1997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在党内他较外长李肇星更资深；戴在十五届已是中央委员，当时李肇星才是侯补中委；戴秉国现在是外交部的党组书记，反而外长李肇星不是；外交部长不兼任外交部的党组书记，文革以降从未出现过；另外，戴秉国是土家族，符合中央提携少数民族的方针。
据指出，李肇星被指在处理外交事务不获中央信赖，很大程度上跟他的硬朗作风有关。作为外交官，李肇星在面对一些不同意见时，每每表现十分强悍。例如2000年一次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著名的亲台议员杰西．赫姆斯（Jesse Helms）致函中共驻美大使李肇星讨论《台湾安全法》，李肇星竟然挖苦说，“连小学生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很多从政者似乎不知道这个事实”。即使他说的是事实，但他不顾外交礼仪批评对方“不如小学生”，却让各国外交官侧目。美国外交界有人称他为“红卫兵型外交官”。也有美国中国留学生笑称李肇星是“肇事的克星”。形成对比的是，戴秉国作风灵活，身段可以放得很软，也长于跟各国政要建立互信。面对美国不断制造的“中国威胁论”的声浪之际，他跟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佐利克会谈后，佐利克曾于去年12月初的中美高层对话后公开表示：“我期待着再次与戴秉国副部长会见”。
除了跟美国关系良好外，戴秉国也能跟平壤保持良好关系。戴秉国过去多次以特使身份到平壤访问，是胡锦涛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日之间的重要传话人。因为戴秉国的工作，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2003年7月18日指出，“近来有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发展突出显示了中国试图解决危机的作用”。戴秉国在中联部主政期间，中共的对外工作也做得十分出色。在他担任中联部部长期间，中共派出约400个代表团组出访世界各国，接待了800多个来访的外国政党代表团。截至2001年底，已有147个国家和地区的418个政党和组织跟中共建立了联系与交往。敏感的日本人，似乎是留意到戴秉国的潜力：戴秉国最近在日本，东京对戴秉国的接待被形容为“超越了规格”，戴秉国的连串会谈对象，都是现在被认为今年9月可能接替小泉、出任首相的候选人。戴秉国实在是值得留意的一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