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激荡岁月——杨小凯周年祭
杨晖
我二哥杨小凯去世一周年，激荡岁月的往事涌上心头。小凯文革中身陷囹圄时，母亲受牵连自杀，但他在狱中自学成才，出国后终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翘楚。小凯病重时曾许愿，若能活下来，就做普通人，重操狱中学会的泥水匠手艺。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国际经济学界学者、文革著名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我二哥杨小凯去世转眼已是周年了。
去年我两次到澳洲。七月，在墨尔本瑟瑟的冷风中，我再次来到小凯郊外那幢红砖楼房时，与那么可亲、优秀、年轻的二哥告别。院篱边，小凯亲手种下的那排松柏依旧挺拔、青翠，思念的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在心中千万次地呼唤:回来吧，小凯！
去年七月五日中午，我接到嫂子吴小娟的电话得知小凯生命垂危，马上订到了七月六日晚飞澳洲的机票。飞机于七月七日墨尔本时间六点五十五分落地，行李却等了很长时间，更不巧的是我的行李被抽查，出机场大厅已是七点三十六分。再驶完了近五十分钟的车程，于八点二十六分走进家门时，小凯已耗尽最后一点气息而离去，那是在澳洲时间七月七日七点四十九分，这时北京还只是五点四十九分。
抚着小凯不闭的眼睛，握着他仍然温热的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悲痛欲绝，其他的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地、含混不清地重覆:小凯！小凯！小凯……
墨尔本的七月是冬日，冷冷的阳光撒满整个房间，有一段时间房间里只剩下悲伤的我和安静的小凯。我呆坐在他床前，坐在那张年初农历春节我来澳洲陪伴小凯、曾许多次给他朗读圣经篇章、让他能静静休息一会的椅子上，看着如今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和迅速苍老的小凯，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坚强、从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的小凯，怎么就无法抵挡癌细胞的攻击，溘然而去！小凯，你要知道，你是老父最后的希望，母亲心中的痛惜，兄妹眼中的骄傲。你也是你家庭的支柱，更是你所开创事业的领航员。你付出最多，可却没等到收获，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你壮志未酬，你的妻儿还那么柔弱，你走得实在太早……
我的思绪回到了与小凯共同度过的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的童年，回到敢想、敢说、敢干、充满理想的青少年时代。
在我们同龄人的眼中，小凯是能干大事的人，起码也是准备干大事的人。从小学三、四年级起他就开始记日记，对「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儒学警句牢记在心。寒冬季节，他洗冷水浴，坚持跑步上学，还畅泳和横渡湘江。
父亲是「右倾余孽」
小凯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心与思考很早就开始了。这与我们家的经历有关。父亲杨第甫一九五九年被打成「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右倾分子余孽和六二年的甑别平反给小凯的印象很深。六七年年中，长沙的文革形势混乱，哥哥基本上是红卫兵造反派默认的「思想家」。六七年下半年随着湖南省革筹的成立和长沙「工联」的「正统化」，与之相对立的「省无联」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舆论压力。
到小凯的《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相继写出来的时候，对当时长沙「省无联」类的「极左」造反派的批判舆论已如黑云压城。我听说哥哥这时离开了长沙，想避避风头，而我则在「一·二四」批示的前夕――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早晨听到母亲自杀的讯息。
我第一个跑到母亲的单位，闹着要见母亲。记得当天下午母亲单位的人叫我去时，我首先见到是满院的「揪出省无联“黑手”――陈素」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我先被叫去谈话，单位造反派头头是看着我们兄妹长大的很熟的人，在一通「革命道理」之后，他突然感道:小凯我看着长大，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成绩又好，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晚上他们叫来了父亲，我们一同去看了妈妈的尸体并收拾妈妈的房间，默视着母亲被收殓。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曾就着月光流着泪写日记，可惜那几页日记后来怕被工作组当「罪行」而被撕掉了，但我肯定是指责了哥哥，我不知道那时他在哪儿，但我知道妈妈的死与他有很大的关系。我能体会到体弱多病的妈妈在当时的气氛下，对心爱儿子可能的黑暗前途已产生绝望，对当时的形势也没了任何指望，用后来爸爸的话说，「妈妈是被逼死的」。在单位他们给我看了据说是妈妈遗言的笔记本，那应该是在六七年年底左右写的，很短的一段话，除了对我已成婚的大哥大嫂有几句交待外，对三个小的就是让我们当个好农民和好工人，在那时她希望的是我们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妈妈这个遗言我传递给了二哥小凯，在他逃离长沙前曾给我带过一个条子，写了很多关于妈妈的话，伤心之情跃于字里行间，但他却没有妈妈悲观，他对他的观点与理论仍然是坚信。
大约是批示后，红中会一个与我哥哥很接近的同学在我们学校门前的路上堵住了我，递给我一个条子，是哥哥的笔迹，说他现在很好，想到外地去，问我能不能给他搞到一点钱。父母的工资当时都冻结了，机关给我们每月十八元的生活费，我手上没有余钱，所幸我在家里找到父母夹在藏书中的几百元钱，我给了小凯两百元。
一九七零年冬天，我在插队的湘西南村落接到一封写到我的中学再转来的信，我惊讶地发现这是哥哥的来信。信的大概内容是，他已到了劳改农场，很长时间没有接到家人的音讯，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不希望家人与他断绝联系。我至今仍清楚记得读信的心情。我很感谢我的母校能把这封信转给我，我马上决定这年春节一定回长沙，并去农场看望哥哥。那时的我从六八年十二月到达农村后还没返过一次城，正处在情绪十分低落只埋头干农活的状态中。
那年春节我回到长沙，并根据信上的地址奔到岳阳再渡过洞庭湖来到建新农场。第一次农场之行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那天我找到哥哥所在的三大队时天已很晚，随便在大队的食堂吃了点剩饭菜，就等着与哥哥的「接见」。在大队部的一间办公室，哥哥被带来与我相见，他很高兴，一口气问了家里很多事情。两年多没见，我觉得哥哥变了很多也瘦了很多，劳改队的管理没拘留所那么严，我们可以比较随便地说一些话，直到管教干部说「号子」里已熄灯催促哥哥回去为止。
那一夜，劳改队安排我住在他们大队部晒坪中的一排茅草房内，一排草屋仅住我一个人，冷彻的湖风从满是缝隙的芦苇墙灌入，昏暗的灯泡随着风声在屋子的上空晃来晃去，床上的被子又黑又硬，我和着衣躺下，根本不敢入睡，几次走到坪上遥看不远处哥哥他们居住的那个有着高墙铁丝网、还有岗楼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的犯人驻地，我无法想像哥哥他们在那里面的生活，置身寒风飕飕的草屋，我自忖他们的情况应该更加糟糕，那一夜我心情十分沉重。第二天早上我要求与哥哥再见一面，可没被允许，他们说他要出工。我跑出去，正看到他们从高墙的小门洞中鱼贯而出，走向远处的田野。
其后，我每年都在春节回长沙时去到农场看望哥哥，逐渐适应了建新农场那种阴冷的空气，认识了哥哥的小师兄――卢国安。哥哥总是事先给我写信需要些什么东西，要得最多的是书籍，我每次都用旅行包给他拎去《资本论》、英文辞典和数学书等，七四年父亲回长沙恢复工作后更带去了他的关心与爱护。
七八年四月，哥哥终于被释放可以回家了，我在单位请了假去农场接他。记得把他从出监队接出来时，他满面喜悦，坐上回岳阳的汽车，哥哥心情雀跃，一路上对什么景象都看不够似的。我在岳阳给父亲打了电话，看得出父亲一直在焦急等待，见到哥哥连声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其实我是在很多年后才看到香港版《牛鬼蛇神录》，我很感慨小凯能将那一段经历记下来，他还是那么「勤于思、敏于行」。文章中几处提到了我，看过书又认识我的人总是给我打来电话，感叹我们的不易。我却十分惭愧，那几年我并没给哥哥更多的支持和安慰，我就像他在书中所批评的那种「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的人，在与他的相见和与他的信中常常讲「大道理」，俨然第二「管教」。我知道他很不喜欢这一点，可是出监后他对很多人说及对我的感激，嫂子小娟也多次与我说起小凯很珍惜我们的这段经历与情谊，就连小凯去世前还记着我，接到嫂子小娟的信我真是热泪涕泣。她在信中告诉我，在小凯的遗嘱中也有关于我的段落。
出狱后，小凯还是那么满怀抱负与追求，父亲这时对他的支持最大。因为杨曦光的名声太大，小凯在出狱后找工作和想参加高考的努力总是因政治问题而受阻，父亲就带着他和后母等出去旅游，说是让哥哥放松心情，见识大好河山。
出狱后求知欲更炽
小凯曾多次告诉我说，那一段庐山、苏、杭之行确实使他心境开阔，重拾勇往直前的信心。这时的小凯很想补足在牢狱中并不系统的知识学习，考大学不让考，他就到在湖大任教的父亲的老同学彭教授手下旁听了一年的大学课程，后在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湖南省出版局长胡真的帮助下，在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了一名校对工，结识了后来的太太吴小娟。在新印二厂时，哥哥仍不放弃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他在监狱中开始钻研的经济学理论，准备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考试，谁知仍不发给准考证。这时在父亲挚友、老干部李锐的帮助下，请着名改革派学者于光远过问了小凯的处境，八零年于光远筹建「技术经济研究会」时把小凯借调到了北京，并参加了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考试，结果以较好的专业成绩而被录取。
那真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复出，学界思想开放，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使小凯有机会参加了很多交流会。更重要的是，小凯自己在这两年学术上也异常活跃。
在清理小凯的遗稿时我发现，就是在数量所那时他一年中就发表了二十三篇有关经济学的论文，还参与了对国民经济线性规划模型的设计。正是由于他的这些成绩，八二年武汉大学聘请他到新成立的经济管理系任教，而小凯决定去武汉更因为他能与太太小娟和刚出生的女儿小溪共同生活，因为他的政治问题他根本进不了北京户口。他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也一直在为他的「反革命罪」进行申诉，甚至把状告到中共中央，直到胡耀邦出面干预，几经周折，直到八三年出国前夕才获完全改正。
历经劫难的小凯对父母倾注了深重的感情，而父亲对「尚能争气的小凯」更倍加关爱和引以自豪。八二年《光明日报》在头版第一次公开报道杨小凯时，父亲高兴得到处打电话报告亲友；八三年小凯出国前，父亲作下了在家族内广为传诵的《甜甜苦苦一家尝》的七律；九零年父亲得知小凯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被收入《世界名人录》更写下《沁园春》一首，以「喜获佳儿，八载相约，此愿得酬」而告慰先去的母亲。（父亲与母亲曾相约，为投入抗日战争，暂不要孩子，直至到东北后才有了小凯）
嫂子小娟曾对我说，小凯拿到博士学位后，有一美国大学想聘请他，但因身份问题而拿不到工作签证，有人提议小凯以他在国内的经历，申请政治避难即可都解决，但小凯不肯这么做，因为他还要回国看望父亲。九五年小凯接八旬老父到澳洲小住，让父亲尽享天伦之乐。
零二年九月至十月，父亲病危，小凯不顾病重和旅途劳顿，一月内两次赶赴长沙看望和送别父亲。他鼓励父亲与疾病作斗争，父亲则笑着说要等到看小凯拿诺贝尔奖。父亲不知从哪里听到了这种说法，这个希望最后真成为父亲临终前的期盼，在我陪伴父亲的最后一夜，父亲曾悄悄告诉我，他不会走，他要等到那一天！
早逝并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母亲，一直是小凯心中的痛。出狱后、出国前和每次回国时，在望江陵园为母亲上坟时，小凯总是沉默不语。他悄悄地在家中找到父母在延安时期的一张珍贵合影带回了澳洲，下次回国时，一张修整一新、加工放大的父母历史照被他放到父亲书柜中最显眼处。
如果说小凯的自信与坚强来自于父亲，那么他的善良、仁慈、厚道与谦和则出自母亲，母亲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十余年，一直是亲和力很强受人爱戴的干部。九八年小凯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国内出版，扉页赫然署着:献给我已经逝去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对父母的的敬重和对母亲的追念尽在其中。
定要三十五岁前出国
八三年我出差路过武汉去看望小凯，火车在凌晨二、三点到达武昌，小凯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们在寂静的东湖边边骑边聊。小凯告诉我，他一定要在三十五岁前出国，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他一定要想办法抓住。还好在他出国的问题上，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邹至庄教授、赵紫阳总理、刘道玉校长，都给了他帮助。我这时才感觉到，除了我们的亲情、友情外，他已进入更高的层次与境界。
小凯出国后，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的联系很少，包括他写给父亲的信也又少又短。我们只知道由于英语基础不好，上完课后他常常要借别人的笔记抄，每天二、三点钟睡觉是经常的事。他在信中给我们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他现在正要拚命在战场上奋斗。在小娟和小溪去了美国后，为恶补英语，他规定在家不能说中文，他后来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不看中文，不写中文，不讲中文，难怪在他写回家的信中总有空着字的句子，那是他忘记写的中文字。我们曾对小凯的这种「全盘西化」不甚理解，只到他生重病后与我聊起那一段生活，才知道他那一贯坚持的「先爬进去，再走出来」的自律，我这才理解了他「全盘西化」的良苦用心。
小凯告诉我，他在海外谋生的压力下坚决不吃「中国饭」，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在西方主流学术界搭建中国人自己的平台和道路，他虽然批评政府，但他从不参与组织，他要做独立知识分子。出国十年，他终于有所成就，也最终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出中国国门。
二零零二年九月，小凯因久咳不愈而作了体检，结果验出肺癌四期。告诉我此结果的，是小凯自己，电话那头的声音十分缓慢与平静。小凯说，在各种癌症中，肺癌还是比较好治的，但医生不给他动手术。小凯要我在中国给他找医生，给他开刀。看得出，癌症的诊断虽然对他是个打击，但他对命运劫难并不服输，不甘澳洲医生对他的「悲观估计」，他像研究学术一样开始钻研癌症的防治，更以极大的毅力与耐心开始了近两年的「步行锻炼」。可惜，小凯癌症发现得太晚，虽然经过他与大家的努力，他的病情也曾经得到控制，但终因癌细胞扩散至骨髓而陷入无药可治的境地。
我发现，病中的小凯，在基督教教义的感召下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包括他对功名名誉追求的太过强烈，包括他对事业太拚命而疏忽关怀家人和孩子。他对我说，得病信教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平静的几年，如果「自然疗法」（指练深呼吸的气功和行走锻炼）真能医治好他的病，他可能放弃他钻研的经济学，去当一个普通的人，或者重操他在监狱所学的泥瓦匠手艺活儿。
小凯希望我和妹妹晓成都能信基督教，都能在天国相见。这似乎成了小凯最后对我们的希望。我跟小凯说，你相信天堂，我们就相信有天堂，只要我们都信它的存在，我们就一定能在天国相见。其实我要说的是，不管有没有天堂，哪怕你的身形不复存在，但你的智慧和思想将永远照耀我们，你的精灵不论是人间或是天堂，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 《亚洲周刊》二○○五年第三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