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一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向张闻天发起试探性的攻击遭到挫折，这表明在通往中共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还有待克服重重障碍。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剧变，毛泽东迅速搁置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抗战之初，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这就是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共的实力，尤其是中共军队的实力借抗战得到发展；以及如何统一在新形势下党内高层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围绕国共合作方针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洛川会议上首次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与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总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军队领导人共二十三人。数十年来，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这次会议都被解释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历史事实是，毛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周恩来等的主张却获得与会者的普遍共呜。
洛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及确定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原则；中共究竟应以「山地游击战」、抑或是「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
分歧的一方为毛泽东、张闻天，另一方为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分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 209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除了得到张闻天一人的明确支持外，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均表示异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
周恩来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210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211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212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的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 213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 214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215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216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217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 218
毛泽东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用妥协的办法，尽量弥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在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问题上，张闻天声称，国民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极大危险，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则是肯定的。 219张闻天的这种折衷性的表述，被与会者一致接受。
洛川上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 220
在洛川会议上，毛与周的分歧以双方的互相让步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虽然对毛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分意见与周恩来并无冲突，周也同意在两党关系上要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要坚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221然而，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的主张将会对红军将领产生影响，但是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组织措施，又减缓了毛泽东的忧虑。1937年8月23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洛川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领导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将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这项安排也有利于毛，从而为毛泽东加紧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迅速开进山西。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果然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游击战」又称「游击运动战」）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月29日抵达西安，原准备和博古、彭德怀去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要周勿去南京转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有关红军入晋事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因不满意洛川会议，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说有误，盖因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间的秘密联络。 222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刻，毛似乎只图发挥周的外交与组织才干，而疏忽了周恩来留晋可能将对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产生的复杂影响。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代县会谈，随后又转赴大同会见傅作义，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与阎、傅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八路军将以游击运动战作为作战原则。周并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9月13日，周恩来将和阎锡山谈判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223
此时周恩来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已从原先的「运动游击战」后进一步，显示了周对毛的让步。尽管周恩来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但是，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与国民党合作的热情仍使毛泽东极为忧虑，毛泽东没有回复周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援晋的电报。 224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连电示周、彭等，反复强调中共应保存力量，「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225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行动自由，「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 226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进击战争的决定作用。227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任弼时、邓小
平等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彭真等人开会讨论八路军行动方针问题。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再电彭德怀，以极为强烈的语气，分析了华北抗战的形势，指出不管阎锡山与日军「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评党内有个别同志被暂时的情况所迷惑，没有深刻认识「这种客观必然趋势」而把红军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军的正规抗战。毛警告道，如果照此办理，「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228毛责成彭「对个别同志不妥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并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着想」。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反复告诫道：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具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
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产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229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230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匆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231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 232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年9月23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233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馀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月23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月24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覆电。 234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平型关战斗长期被描述为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获胜利的一个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指控在抗战初期违背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而遭受严厉指责，朱德、任弼时等也被迫对此作了「自我批评」235林彪却丝毫未受牵连。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官方才把林彪与彭德怀并列，指责彭德怀、林彪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仍未公开批评平型关战斗，因为在批判了彭德怀领导的1940年「百团大战」后，再否定平型关战斗，将有损毛泽东和中共抗战的形象。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突出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坚持「运动游击战」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泽东对原坚持的观点产生了稍许动摇，毛在固守原有的游击战主张的同时，对运动战不再绝对排斥。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236
自平型关战斗获胜后直至10月中旬，毛泽东对周恩来有关建议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的电报转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4日，毛致电朱、彭、任弼时等，指示「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237次日，毛覆电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关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阎军抵御日军进攻忻口的建议。10月14日，毛覆电批准周在10月12日有关调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日军后方，配合晋军中路作战的建议。238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239
毛泽东对运动战态度的松动，大大鼓舞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针。240这份文件还含蓄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抗战必然导致失败的观点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配合、支持友军作战。241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和毛泽东的默认下，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取得重大战果。
毛泽东对八路军采取「运动战」作战方式的默许和宽容，随着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很快结束。1937年10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毛泽东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立场，重谈游击战，毛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批判起「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毛、张在这封电报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责「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10月17日，毛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242同日，毛、张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 243毛泽东、张闻天虽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电文和中央书记处10月17日指示所内含的对周恩来警告之涵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张闻天方面的讯息迅速作出反应，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于10月21日给延安覆电，声称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针，在党内军内既反右倾，又反『左倾』」。244
周恩来的辩解在山西抗战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11月18日，日军侵占太原，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八路军配会国民党军作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客观形势迫使八路军开始分散兵力，逐步从运动游击战转到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自己原先对国民党抗战的分析和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他针对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中对抗战「宿命论」的批评，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 245尽管华北军分会所讲的「宿命论」主要是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电报中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因而毛将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自己的。使毛难以容忍的是，八路军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进行了几次集中作战。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和在晋东南为粉碎日军九路进攻，继续采用了集中作战的运动战形式。周恩来则走得更远，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从汉口给毛发电。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毛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也可以打运动战。但他的主旨与周恩来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避开周的具体要求，告诫周在具体作战方面「需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246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37年8、9、10三个月，毛与周等围绕共产党军队是否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及中共应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对毛、周关系，尤其对毛、彭关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在中共核心层，除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站在一边，只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毛。
二 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看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分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247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248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249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250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251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都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252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253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254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255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 256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257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令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 258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看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259
三 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馀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260「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261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262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263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
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侩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264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265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266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267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268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269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王明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请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270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63 271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272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273 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看「谁吸引谁」的问题。274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275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自己的进攻。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276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277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278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279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看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280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对于张闻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毛且作好准备，等看看他们互相火并。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281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282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 283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也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人失望。 284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285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 286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中共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呜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四 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年12月18日，仅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年4月调入的凯丰。在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287由于长江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看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288
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中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且认为中共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289
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对中共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实质前，中共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生了影响。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中共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参加政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中共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月1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于1月21日再电中央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覆电。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2月6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 290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看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提议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题」。291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年1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月23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月17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一批身分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292
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长江局的建议。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293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春发生的这次事件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294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周恩来在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295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296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似有警觉，他在3月1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297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298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299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月1日给延安覆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300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覆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301在延安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302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303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304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305 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分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和陈云。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306 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307对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一 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年12月24日，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308 1938年1至3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与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弹」就是他在5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主张。 309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310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准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造冀晋豫边区」。311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 312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须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已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各项主张，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313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314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315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时表示。令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 316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对于毛泽东，这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317
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了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共产国际在6月11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须，或将其搁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 318
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月17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补充说明」，而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层特别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 319 因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不久，任弼时未竟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
二 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320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馀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联轮船前往苏联的。 321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322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科的。 323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324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1938年3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据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
「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325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请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
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326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例如，在共产国际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录？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1938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327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年7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
三 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选举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时，把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相提并请，称之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328 六中全会的召开与王稼祥回国有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苏联军用飞机经新疆迪化飞抵兰州，经陆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泽东转达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现在毛泽东认为到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的时候了。
然而，召开什么样的会议，却令毛泽东颇伤脑筋。本来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都已通过决议，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王稼祥已带回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季米特洛夫口信，眼前正是国共合作比较顺利的时期，参加七大的代表前来延安并不特别困难，召开七大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共七大，因为此时召开七大，还不足以一举消除王明及其势力。毛泽东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没有把王明搞下台的意思，他只能在莫斯科划定的范围内活动。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虽然提及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为首解决问题，但同时又强调中共领导层应加强团结，「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对于总结十年经验，「要特别慎重」。共产国际尤其告诫中共领导层，要谨防日寇挑拨中共主要负责人之间关系的阴谋。 329这就是说，利用共产国际的招牌，孤立、打击王明的时机尚未到来。在王明影响仍然十分强大的1938年秋，如果冒然召开中共七大，很难保证毛泽东能获得全党的一致拥戴，从而一劳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权力。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不开党的七大，而是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开好」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做了精心的准备。在8至9月间，毛抓紧起草在中央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这是毛参加中共十七年后，第一次在党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毛还向长江局发电，通知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们严密封锁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内容。330
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站在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队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还是毛泽东，却在少数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语言，不指名地讽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讨好国民党）。331但是在欢迎王明等的队伍里，毛泽东却显得热情诚恳，俨然在迎接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确定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运用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对中共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会议决定撤消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来任书记，王明的长江局书记一职被无形中止；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东南局直属延安领导；继续保留北方局，并新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一身兼任这两个中央局的书记。332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这次会议具有比较隆重的外观形式，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员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迪化，凯丰在武汉留守中共代表团。原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已脱离中共，投奔国民党。大会主席团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秘书长由李富春担任。全会前后共开了四十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召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发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
六届六中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会议之初，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333毛为什么意欲人们忘掉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论新阶段〉中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照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泽东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与王明几乎类同的语言，毛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334并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记了他本人自洛川会议以来一贯宣传的「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而谈起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毛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看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毛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335
毛泽东为了充分显示中共和他本人对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向国民党提议，共产党员在保留中共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毛并表示，中共将主动向当局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毛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支部，也不在国民党党员中征收共产党员。336
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337毛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但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布该信的内容。 338
毛泽东自抗战前夕就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七七事变后，毛更是坚决维护自已的这一政治主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虽有稍许软化，但其初衷始终未变，为什么到了六届六中全会，毛竟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毛难道真正转变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所有这类言论都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礼物。毛清楚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对此问题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实上已承认毛为中共领袖的形势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从的姿态。毛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显示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谁还再能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缺乏合作诚意！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高领导权，对国民党说什么好话都无所谓。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其目的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但是毛这次却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和毛绝不信任国民党一样，蒋介石也丝毫不相信共产党。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蒋介石在接到了周恩来转交的毛亲笔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 339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的见周恩来，对10月4日周转交的毛泽东亲笔信中的四点建议作出答复。毛在信中提议：一、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党籍。蒋介石提出，跨党不赞成，共产党既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组织。如果办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蒋介石的建议被周恩来拒绝，周表示中共除了跨党外，不可能加入国民党。 340
毛泽东以虚虚实实、半真半假的态度试探蒋介石，蒋介石则以不硬不软的态度回应毛泽东，其实两人心中都有谱，国共两党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党内合作的年代。毛泽东本来就没有对此当真，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原本就是作给人看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蒋介石不愿上钩，毛泽东也就顺手将其搁置一边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数十天内，毛泽东四面八方。席不暇暖，为应付内外形势，费尽了心机。一方面，毛要虚应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国民党；另一方面，他更急于利用来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毛深知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很不牢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难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后还不是都被莫斯科所废吗？眼下，共产国际虽然承认了毛的领袖地位。但是，说不定转眼间莫斯科就会改变主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赶快造势，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领袖的既成事实，并使之不可动摇，即使莫斯科日后反悔，也将对毛无可奈何！
毛泽东必须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以集合同志，把王明孤立起来。然而，在1938年毛泽东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不久前毛泽东刚做的报告〈论新阶段〉还在与会者的耳畔回响，由于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已被淹没在王明理论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数与会者尚不能分辨毛与王明的差别。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当着他们的面，亮出自己的观点，又与〈论新阶段〉自相矛盾，一时似乎又拉不下脸面。毛泽东终于想出一条妙计。9月30日，毛以转交致蒋介石亲笔信为由，先将周恩来支去武汉。10月初，周恩来、凯丰自武汉来电，提议王明等速来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341毛顺水推舟，又让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庆（国民党中枢机构此时已从武汉迁至重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不在延安使毛泽东大畅所欲，这样，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在党中央全会上和盘托出。
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缺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闭幕式发表了不指名抨击王明、周恩来的重要演说。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泽东的威望迅速上升，许多烦导人，包括王明都发表了支持毛为中共领袖，赞颂毛的言论。毛泽东利用会议期间这种有利于自己的气氛，将批评矛头骤然转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场合，刚刚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谈过加强统一战线的意见，现在他却直言不讳地宣称，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342
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前，在同样的党的高级干部面前，亲口说过拥护蒋委员长一类话，现在却改口抨击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六中全会闭幕式上完全成功，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毛终于看清自己在中共党内的主宰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势」既形成，其「威」立时显现，即使党内仍有不同意见，在毛的权势下，也只得噤口。
毛泽东在11月5日至6日的闭幕式上还拉上刘少奇，毛称赞刘少奇道，还是少奇讲得对，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经过国民党」。毛指责道，这是忘记了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提出对国民党应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不斩不奏」、「只斩不奏」的灵活策略，最终目标是争取壮大中共武装，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毛泽东终于讲出了被压抑很久的心里话！
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批准了「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宣布，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愿向国民党当局交出中共党员名单。决议案再次重申，「不在国民党中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决议案没有充分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而是根据〈请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343决议案还正式宣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344毛泽东对于这个结论虽然很不情愿，但在当时也只能违心接受。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显示，毛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毛泽东还需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毛终于找到了这个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四 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看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持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喝，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45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对于参加六中全会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来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毛的这番讲话实际上已标志中共战略思想正发生重大改变。他们也没有觉察到毛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讲话掩藏着不久后将向党内留苏派势力开刀的预兆。时下，他们都乐意听到毛这种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民族自尊感的话语。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积蓄已久看法的总结与升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论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注人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创造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的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负有解救中国人民、再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这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与坚强的个人意志力一旦结合。确实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能强迫历史朝他的理想迈进」的力量。 346 1935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换言之，有「君」之实，而未有「师」之名，是令毛泽东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样创建「师」之理论体系，如何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表明毛泽东的解释系统已初建成功，而且标志着毛为确定自己的「导师」（教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年1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347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锺，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348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349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 350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呜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须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1938年，真正能够一眼看穿毛之动机的人，在中共党内唯有王明。1938年10月20日，王明应部分与会代表的要求，在前一阶段作过〈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后，再一次在六中全会上做〈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王明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的意见，但是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忧心忡忡。王明提出，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辨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351王明的上述看法显然出自其亲莫斯科的立场，表达了中共党内留苏势力对毛泽东有可能利用这个口号背离正统马列的警戒和担心。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人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
但是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无以自拔的窘境。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一 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1935-1938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于」。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O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352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攻「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353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年末，来自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着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 354几个月后，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355
从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
《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356
1942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一1956年，《联共党史》甚至成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泽东选集》所取代。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年5月20日，王明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357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
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达到顶点的1938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 358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的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明、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分，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馀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时、胡乔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45年8月修改稿中，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的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史》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
1937-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沉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359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
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着〈实践论〉和〈矛盾论〉。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话中，获取灵感，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着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实。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所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经过政治上、理论上的艰苦努力，1940年毛泽东通过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易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已嬴得首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现在毛要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对中共理论宣传部门的控制。
如果对王明等在中共党内发迹的历史稍作回顾，不难发现，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起家的。他们首先因为熟读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从留苏学生中脱颖而出；继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为中共领袖；复以意识形态开道，得以巩固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是故，意识形态成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唯一真正具有优势的领域，也是他们看家护院仅有的一块阵地，中共理论、宣传部门长期由王明等留苏派把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张闻天等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的失势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识形态主要部门仍由留苏派或与留苏派关系密切的人所掌握：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凯丰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张闻天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邓发
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
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张闻天360
对于王明、张闻天等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的现象，毛泽东一直予以相当的容忍。毛作为「策略大师」，十分明白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张闻天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深知，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终于使毛如愿以偿地成为党的领袖，张闻天正式被剥去了党的总负责人的头衔，转而负责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泽东召回延安。为了将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又不让他掌握实权，毛让王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从表面现象上看，六中全会后，留苏派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泽东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继续拉住张闻天，竭力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同时对张闻天领导的部门，「挖墙角，掺沙子」，提拔一些在党内根底较浅的青年理论新手，为日后取代张闻天等留苏派，储存干部队伍。
张闻天自六中全会后，在党的核心层内的影响已明显下降，他转而将全付精力转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此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延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十册，和《列宁选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研读原典，一时间，学习马列理论在延安蔚为风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开展，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包含了王明大量的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忠诚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泽东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看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对张闻天的不满更加强烈。
站在毛泽东的立场，张闻天旧错未改，又添新错，十足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分子。「学习运动」开展以后，张闻天不仅没有运用他所擅长的理论知识鼓吹毛的新贡献，也没有将其对王明的不满上升到理论批判的高度。更有甚者，张闻天一手掀起延安学习马列原著的热潮，言不及义，纸上谈兵，竟给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实质，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导，目的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党阀」继续霸占党的文宣阵地。
其实，1938年后毛泽东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已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张闻天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张闻天的副手吴黎平（即吴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刊物发表重要文章，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361而毛的讲话、文稿无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泽东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已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张闻天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毫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请取其地位而代之！
毛泽东对于张闻天的个性和为人都了解其深。尽管在毛内心中，一直将张闻天与王明等量齐观，均视为是莫斯科教条主义集团的一路货色。但是，张闻天毕竟与王明分手较早，多年来对自己言听计从，骤然对张闻天下手，必定会引起党内高层的震动，反而对自己不利。因此，毛只能继续留用张闻天，再徐图良策。
1939年3月22日，经过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的出版科（解放社）从党报委员会中划出来，另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据地党的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管理事务，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部长一职。李富春是毛泽东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职，是削弱分散张闻天权限的一个重要举动。
然而，李富春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并不擅长马列理论，他所领导的出版发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虽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论，在宣传毛的贡献方面，一时乏善可陈。
毛泽东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脱节」的局面，他并没有显出任何紧张和焦虑。因为此时在他的周围已经采集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只是这些人历练尚浅，还不能将彼等马上擢升到文宣部门的领导岗位。
被毛泽东慧眼发现，日后成为他的理论班子中坚的「秀才」由两类人组成，第一类：有留苏背景，但又与王明、博古等无历史渊源的陈伯达等；第二类：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艾思奇、胡乔木，何干之等。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未参加过苏区的军事斗争，在党内地位不高。
在毛泽东身边的这批「青年学士」中，较受毛欣赏和重视的是陈伯达和胡乔木。陈、胡二人因对毛助力最大而备受毛的信赖，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调入身边，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秘书，从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
被毛泽东所吸引的正是陈伯达著述中所显示出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达、陈翰笙、王亚南、胡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述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但是陈伯达与李达等有所不同，陈伯达不是一般性做些马列著作的译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看明显的独创性。陈伯达师承著名的文史专家吴承仕教授，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
陈伯达在1933年秋撰写的《论谭嗣同》小册子里，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去解释谭嗣同思想，提出在谭嗣同思想中「有初级唯物主义和不完美辩证法的痕迹」。362陈伯达甚至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中国伟大思想继承者的看法，363实际已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无疑是空谷足音。
陈伯达著述中所体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倾向，在由他参与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364「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陈伯达、艾思奇、周扬、何干之、胡乔木等左翼人士，为反对国民党倡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北平、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陈伯达虽然高度评价了「新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但他同时又尖锐批评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严重不足。陈伯达认为，左翼人士应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不能用辩证法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生活」，没能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365以至国民党仍然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愚弄中国人民。陈伯达强调，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应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优秀美好的成份；另一方面，应吸收世界伟大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先进的外国文化结合起来。 366
陈伯达所具有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学养和对民族化共产主义问题别具一格的看法，终于被毛泽东所发现。在民族化共产主义方面，毛泽东和陈伯达有着太多的共呜。毛一经识得陈伯达，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时，毛、陈书信频频往来，纵论孔孟、墨子思想。367此时的毛泽东正急欲把自己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只是苦于没有助手，陈伯达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达延安一年半后，陈伯达被毛泽东从马列学院教书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一步跃升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从此正式成为毛的首席理论助手。当陈伯达跨入权力中枢后，他的个人品质迅速被他周围的权力至上的气氛所毒化。陈伯达在这种「中国化」的环境中，也从一位朴素的教书先生，很快堕落成为一个利欲熏心的权力崇拜狂。368
与陈伯达以理论学养获知于毛泽东不同，胡乔木主要是凭其走笔成章的能力及简练的文字功夫被毛录用为政治秘书的。胡乔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因长期身居幕后，其文名远逊于当时的周扬、艾思奇、陈伯达。当胡乔木于1937年秋初祗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对他并没有特别重视，而是将其分配到远离延安、位于陕西泾阳县的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作冯文彬的助手，担任青训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联合会（共青团解散后，中共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代行共青团职能）宣传部长。369
在安吴堡的两年，是胡乔木政治上失意的两年，胡乔木几乎没有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青训班的主要干部大多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与胡乔木的气质、兴趣相去甚远。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来的中央青年部，由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胡乔木也被吸收进中央青委，370从而和陈云结上了工作关系。1939年7月，胡乔木在安吴堡闲置了两年后，371终于回到了延安。此时陈伯达已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胡乔木仍默默无闻。但是有了陈云的扶持，胡乔木渐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193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胡乔木参加了该刊的编辑领导工作，逐渐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吴堡青训班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由陈云任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成为该校的实际负责人，从此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41年，胡乔木正式被调入杨家岭，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主要为毛的演讲稿做文字修辞方面的加工整理，根快成为毛须臾不可离开的助手。刚入中枢的胡乔木言谈举止极为谨慎，较少抛头露面，直到1942年整风高潮中，毛把胡乔木派往中央宣传部。代行原由凯丰代理的部长一职， 372使胡乔木一夜之间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
与陈伯达、胡乔木相比，同胡乔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为逊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们刚抵延安的头几年，也蒙毛泽东的热情款待，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贴二十元和配备一名警卫员的待遇，373毛泽东并不时移樽与他们就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一段时期内，毛对艾思奇特别重视，除经常书信往来外，还不时邀艾思奇在毛的窑洞挑灯夜谈。但是时间一长，毛对艾思奇等的兴趣就大减了。毛虽然欣赏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解释，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没有丰厚的底蕴，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条主义，「通俗化」几乎成了「教科书化」的代名词。何干之虽然著述颇丰，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经想请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但何干之一则书生气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 374二则何干之为文过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顺其意愿，不再强邀何干之入幕。王学文资格最老，革命历史和理论学养都较深厚，但为文为人都过于学究气，「教条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也不适合放在身边工作。375
毛泽东虽然对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有所失望，但在当时，毛对彼等并不求全责备，相反，毛积极吸取他们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内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小册子中，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观点，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其表述简洁、明了，对毛以后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于这些不属留苏派、来自于上海亭子间的理论家，毛泽东用其长，弃其短，1938年后，他们陆续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门的领导职务。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为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马列学院成立后，艾思奇又担任了该院的哲学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担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他又被任命为新创刊的《中国文化》主编。何干之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学文则在1938年秋担任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
1939-1941年，毛泽东采用「挖墙角、掺沙子」的策略，步步为营，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渗入到由留苏派控制约中共理论宣传教育部门。毛将陈伯达、胡乔木网罗在身边，犹如猛虎添翼，现在毛泽东要将「学习运动」引向纵深地带──为开展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直接向王明等发起挑战制造炮弹。
三「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1940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人到对敏感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
1940年1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判断。376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月25日，毛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377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378只有张闻天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1941年6月，全书编成于1941年12月。379《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到1941年11月。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分，作为「反面教材」收入读书。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一小部分，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其收入《六大以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1931年3月。380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1931年3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线沾过边。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381毛泽东的这个大行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两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7、8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时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智能和谋略愈益钦佩，认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堪负领袖重责，并且相信只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时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较早就作出了选择，在毛泽东比较困难的1938年初春，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从而获得毛的信任。
任弼时也有其难言之隐。尽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时曾与毛泽东真诚合作，一同联手反对项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后，却是由他具体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路线，给毛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任弼时对三十年代初期曾经给毛造成的伤害一直深感内疚，多年来主动与毛靠拢，试图争取毛的谅解。1938年3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后，为突出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竭心尽力，成效显着。返回延安后，任弼时更是全力辅佐毛，处处从中共的长远利益着眼，对毛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时出于维护党的利益而支持毛泽东，这并不意味他就欣赏毛泽东的一切。任为人正派，有时颇看不惯毛的所作所为，382只是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对毛的一些过份之举，任弼时多佯装不知而已。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江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绝不会把他主持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期忘记，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妥协态度，毛才敢于公开修改那次会议的日期。
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义，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春，1941年6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分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383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别无其它出路。
从1941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384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言可说。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消由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且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