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肃AB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富田事变问题。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年l-2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真相，43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体都是真实的。44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周恩来在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人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45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46
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
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起草的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47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推翻了1930年1O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项英。
第一，否认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而刚刚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剥夺了项英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第二，明确规定，在中央代表团抵达之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享有指挥一切的最高权威，重新恢复了被取消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否认了1月中旬刚成立的项英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合法性（事实上，1931年1月30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已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的新的七人中央军委）。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立即动身前往江西苏区。作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享有明确而全面的授权。为策安全，议定任弼时于3月5日出发，王稼祥3月7日启程。
关于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至今没有详尽资料。1931年春，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机构是设在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系德国人，其人在共产国际地位较低，他的意见经常不被中共中央领导人重视和接受。早在1930年春由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在「富农问题」等意见上的分歧，周恩来曾专程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汇报。1931年夏秋，由于罗伯特向莫斯科汇报了李立三试图把苏联拉入中国内战的情报，以及远东局对李立三的抵制，罗伯特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备足够的权威，以至于共产国际专门派遣米夫秘密来华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据有关资料透露，米夫于1930年12月抵华后，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时间，但迄今也未发现有关米夫对富田事变发表看法的任何资料。
只有一两份资料间接透露了有关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根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透露：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至于远东局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何，该书未作任何披露。但笔者根据周恩来在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次日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判断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大概意见是：一、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二、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
笔者的这个判断可从另一份资料中得到证实。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透露：在1930年2月20日讨论富田事变的政治局会议后，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相异，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贸然肯定总前委反「AB团」的行动，因此在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月23日的信中，没有写上总前委反AB团「一般是正确的」这句话。但是到了3月27日，远东局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前委领导是对的」，甚至要求政治局与远东局联名发表对富田事变表态的决议。48 这就是次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决议》究竟是谁起草的，迄今仍无直接资料予以证实，笔者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工负责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从1931年1月起，周恩来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号通告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约七份有关涉及全党政治路线、红军与苏区工作，以及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和电报。举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来参与起草。《决议》体现了周恩来所特有的虽具强烈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维及行事方式的风格，与周恩来在讨论富田事变的2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基本一致。《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决议》又说，「同时过份的估量反革命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491931年2月以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在对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以任弼时为首的赴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周恩来的方针，而根本不知道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具体改变肃反政策及纠正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则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带看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经闽西到达赣南，和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会台。在任弼时等未抵达江西苏区之前的3月18日，项英曾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是项英为加强苏区内部团结而开的一次会议，也是巩固其在苏区领导权威的一个重要行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刚刚收到的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的来信，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富田事变和「一、三军团过去工作的检阅」等。项英在谈到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时，进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所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AB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50
然而，项英的意见在中央代表团抵达后立即被推翻。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下车伊始，马上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的意见，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4月17日，由任弼时主持在宁都的青塘举行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项英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调和路线」下成立的，指责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
（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车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1931年5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8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由毛泽东正式取代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
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派别斗争，工作肱力不够领导。因此丧失信仰，中央局决定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51
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
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52
处决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并不意味「肃AB团」运动已告「胜利完成」，相反，它标志着更大的「打AB团」风暴的袭来。1931年7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在政委曾炳春和继刘铁超之后任军长的萧大鹏的说服教育下，服从中央局决定，回到苏维埃中心区域的河东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处决。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士兵被分编到四军、三军团去」。被扣押的红二十军干部，大部分被当作「AB团取消派」受到r处置」（即枪决）。
在地方，「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团分子」，「有的被错误处置，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53继毛泽东在1930年发动「打AB团」运动后，江西苏区的「肃AB团」只因项英的坚决制止才停顿了四个月，又在1931年4月后如火如荼全面开展起来，并在五、六、七三个月达到最高潮。
为了贯彻落实苏区中央局4月17日《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提出的对「AB团」分子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的精神，加紧了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54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55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56
然而，在「肃AB团」的基础上，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仅维持了七个月左右，一经解决了毛泽东与项英在「肃AB团」问题上的矛盾后，中央代表团和毛之间又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个人权力与中央代表团权限的不明确，也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至少在法理上，毛泽东是江西苏区党、军队、苏维埃政权的最高领袖，而中央代表团的地位则不甚明确。从中共中央授权讲，任弼时应是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但毛泽东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因此，无论是从实力基础或是从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法理权限讲，毛已是苏区最有权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团虽具权威，但只是处在一个监督者的地位。于是，在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蜜月终于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结束，从此双方开始了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对抗和冲突。
三 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者。
其实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但是随看周恩来等较深人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
1931年3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启程赴赣后，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富田事变「反革命性质」的同时，开始提及防止肃反「过火化」的问题。1931年7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57
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略去周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受到严厉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责。 58
周恩来的这封信之所以使毛泽东不能忘怀，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纠正「富农路线」的精神开始了对毛的不指名批评。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时已深深地卷人到「肃A13团」运动，因此赣南会议把重点放在检讨土地政策方面，而没有深入检讨肃反工作。虽然在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和1931年12月5日苏区中央局致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都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并且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极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口号，但中央苏区的乱打乱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得以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从闽西进人到赣南的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团」平行的肃反运动──「肃社民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
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起始于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AB团」难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总数达6352人。59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脱离共产党，拥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变」。经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60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央代表邓发、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各有其不同的责任。
受到共产国际「反右倾」路线影响，中共中央对待闽西「肃社民党」的态度和对「肃AB团」完全一样：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后，在继续肯定「肃社民党」的同时，重点转向防止肃反的「过火化」、「简单化」。
1931年4月4日，经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发出，要求福建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61中共中央同日根据闽西给中央的报告，发出致闽粤赣特委信，对肃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62
中共中央的4月4日来信，对闽西的肃反起到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这封信究竟是谁起草的，大陆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据有关线索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管苏区和军事工作，凡涉及苏区及军事方面问题的中央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来草拟，就在发出给闽粤赣特委信的当天，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发出。同日，周恩来还出席了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作为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对闽西肃反的「过火化」、「扩大化」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31年夏，周恩来对苏区肃反问题的认识发生明显变化，在批评「肃AB团」问题上的「简单化」、「扩大化」的同时，周恩来也对闽西的「肃社民党」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较为直接的批评。
1931年9月中旬前后，由周恩来于8月29日起草的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送达闽西。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党在闽西和其它地方是存在的」，又对闽西肃反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
（社党分子）既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捕以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分被欺骗的群众抱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从你们一系列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最圆满的回答。63
周恩来在肃反问题上的这种新态度，为他在抵达苏区后对恶性肃反进行紧急纠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然而，在当时具有像周恩来这样有灵活眼光的苏区领导人少之又少，闽粤赣党的最高负责人邓发，就缺少周恩来的学养和眼光，他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
1930年12月，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选的中央委员邓发到达闽西的龙岩，担任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从隶属关系上，邓发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领导，但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1931年9月，闽西才与赣南苏区打通，连成一片），邓发实际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权。邓发抵闽西后，即和当地干部邓子恢、张鼎丞、林一株、罗寿春等组成了新的党与苏维埃领导机构；全面负责起闽西苏区的工作。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的。项英在前往赣西南的途中路经龙岩，曾与先期抵达的邓发见面。项英抵达赣西南后，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
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一时颇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中盛行的「流氓现象」和「流氓作风」，当邓发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就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人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当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战员在大会上呼错口号的事件发生后（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有十几名红军指战员由于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邓发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同是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
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人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1931年3月2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开了闽西苏区肃反大恐怖的帷幕，肃反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64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中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二十四岁。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队、儿童团员，最小的只有十六岁。65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由。
在闽西肃反的牺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也反映了苏区肃反运动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运动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在1931年3月2日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公审处决大会上，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 66
由「肃社民党」造成的空前「红色恐怖」使闽西苏区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许多干部和战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飘洋过海以求避难，更多的人则纷纷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区。
傅伯翠是蛟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因在其家乡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闽西党组织的批评，其后，又因拒绝出席党的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党组织指称为「第三党观点」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邓发担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后。在1931年2月宣布开除傅伯翠的党籍，并派红军攻打傅的家乡古蛟区，逼使傅伯翠走上拥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伯翠为闽西「社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区成为大批红军干部战士逃避捕杀的避难所。67
1931年春夏之交，闽西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已发展到动摇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危险地步──在闽西政府所辖之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在傅伯翠拥兵反抗之后，1931年5月27日，又爆发了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兵变」。
「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辙。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拔乡）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坑口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至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闽粤赣省委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68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5月29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极度愤怒。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69
邓发作为中共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在闽西肃反问题上，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与充满肃反狂热的邓发相比，其态度要相对温和一些，但是他最终还是屈从于邓发的意志。
张鼎丞是闽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创始者，极为熟悉闽西革命历史和干部状况，是闽西地方干部的代表人物。邓发抵达闽西后，张鼎丞作为邓发的副手，有责任向邓发介绍他所了解的闽西干部的真实情况，并在肃反袭来时尽全力保护干部。但是迄今为止，这类事例还很少披露。相反，所能发现的，尽是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的名义所发布的肃反通告。在这类文告中，尤以张鼎丞在1931年2月21日发布的「裁字」第一号、第二号给闽西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
在发动「肃反」之初，张鼎丞曾在文告中规定，社党主要负责人，应扣留严办，一般成员在交待其行为后，令其自首，处以禁闭和警告。70闽西政府还曾公布《反动政治犯自首条例》，明文规定凡在半个月内自首者，不论其职务高低，概行免去处罚。然而，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实行，随着处决权迅速下放，这类政策条令形同一纸废文。
1931年3月18日，闽西政府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修改了处决人犯需报请闽西政府批准的规定。明确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先行刑，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71这个新规定，造成大处决迅速蔓延，苏区各级组织甚至包括医院，都有权随意逮捕、处决「社党分子」。而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下，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结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乱招供，形成恐怖的「瓜蔓抄」，甚至在少先队、儿童团也多次破获「社党」。
自1931年3月处决权下放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肃反成了闽西一切工作的中心。闽西政府要求各地在两个月内肃清「社党」。在上级号召的推动下，各级组织均以捕人愈多，处决愈快为革命最坚决的标准，一些对运动稍有怀疑的干部，迅即被草率处决。永定县委负责人谢献球、卢肇西、曾牧村等因「对特委将社会民主党名单要他拘捕，完全犹疑不坚决的态度」，而被冠之以「杜党」罪名处死。 72为自保性命，各机关实际上展开了一场杀「社党」的大竞赛。一旦开了杀戒，杀一人与杀一百人都一样，肃反干部的疯狂与内心恐惧交织在一起，只有通过杀更多的「社党」才能舒缓心理的失衡。于是，「肃反」野火越烧越旺，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周恩来抵达闽西后才被扑灭。
张鼎丞对闽西肃反惨祸应负的另一份责任还在于他对主持肃反大计的林一株没有发挥应有的约束力。林一株为闽西地方干部，是闽粤赣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闽西肃反中，担任权势极大的闽西政府肃反裁判部部长，是一个令无数人闻之色变的人物。有论着称，林一株「在处理一系列重大案件时，完全背着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73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真实性，因为林一株直接听命于邓发，且有擅权之恶名。但是作为闽西党的元老，张鼎丞应对本地干部出身的林一株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将闽西肃反惨祸的全部责任推到邓发和林一株身上，似乎张鼎丞与此毫无关系，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在闽西肃反中，张鼎丞始终处在安全和有权的地位。而在肃反高潮中，许多受害者都曾寄希望于张鼎丞能对林一株发挥某种约束力。
在收到周恩来起草的批评闽西肃反扩大化的8月29日来信后，闽西最高领导对林一株的约束力立时就显现出来。邓发等把肃反干将林一株等抛出来，送上断头台，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林一株在肃反传送带上终于走到了最后一站。9月29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九十七号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闽西「社党」特委书记，同时指称罗寿春（闽西政府秘书长）、张丹川（闽西政府文化部长）、熊炳华（闽西政府劳动监察部长）等八人为闽西「社党」核心人员，分别予以处死。
张鼎丞在闽西肃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受到赣西南「肃AB团」的严重影响。这个时期，闽西与赣西南的交通虽未打通。但两地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张鼎丞与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相识。率先在闽西打「社党」的闽西地方部队红十二军的主要领导人谭震林、罗炳辉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派来支持闽西的。在赣西南发起「肃AB团」，尤其在富田事变爆发后，张鼎丞的思想受到波动，继而「头脑发热」应是不奇怪的。
对于闽西肃反惨祸，任弼时也有其间接的责任。1931年3月15日，正在闽西肃反走向高潮之际，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在前往赣西南途中路经永定县的虎岗，任弼时向邓发等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闽西「集中火力反右倾」。闽西本来就左祸严重，如今又再「反右倾」，只能使左祸连天。任弼时在对待邓发与项英的态度上也完全不同，任弼时在抵达赣西南后，不满项英对肃反的消极态度，下令免去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而邓发则继续担任闽西最高负责人的职务，这助长了本来就够左的邓发，使其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毛泽东与闽西肃反有无关联，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从时间上判断，项英进人赣西南后，毛泽东被免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毛并很快领导红一方面军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毛似无机会过问闽西肃反一事。
在另一方面，闽西肃反又是一件发生在赣西南眼皮底下、震动苏区全局的事件，毛绝无可能不知道。1931年4月后，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批判项英，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再掀高潮，而此时，闽西「打社党j运动正方兴未艾，此恰可证明开展「打AB团」的合理性。毛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场与「肃AB团」平行展开的「肃社党」运动。
毛泽东深深卷人赣西南的「肃AB团」，没有或较少涉人闽西「打杜民党」的事件，这些都决定了毛在对待这两个事件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1931年9、10月后，周恩来起草的、包含有对「打AB团」过火化批评内容的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已经传到江西苏区，毛开始受到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的冷遇，毛逐渐调正自己的姿态，以摆脱不必要的干系。1931年11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向毛汇报闽西肃反工作，毛指示张鼎丞，必须立即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拨款五千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削夺与周恩来关系较为密切的邓发的权力，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又利用闽西肃反「扩大化」一案，进一步打击邓发。对于自己未曾直接卷人的闽西「肃社党」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肃反之必要性，将其问题定性为「扩大化」。
邓发作为此案的直接当事人，在1945年就曾明确表示，「今天来看，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连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74然而毛泽东却不愿直接承认闽西「肃社党」是一件冤案。
在1945年5月31日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75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提到了肃反的痛苦性，但没有正面涉及为「打AB团」和「肃社党」冤死者平反的问题，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个人责任问题。即使这样，毛泽东的这段话也长期未予公布。
毛泽东长期不为「肃社党」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赣西南「打AB团」与闽西「打社党」有极大的关联，如果为「肃社党」全面平反，势必牵扯到为「打AB团」翻案，从而有损自己的声誉。
1954年，中共福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对在闽西肃反中被错杀的3，728人予以平反昭雪，并追认为烈士。76但在根本问题上，即闽西苏区是否有「社党」，「肃社党」是否是冤案，则全部维持1931年的结论。直到1985年，在毛泽东去世九年后，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阐西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闽西「肃社党」运动不是什么「扩大化」问题，而纯属历史冤案。1985年，原被定为闽西「社党首领」的傅伯翠也得到平反。
赣西南的「肃AB团」案也是在八十年代隐去了毛泽东历史责任后，才得到澄清。
勿庸置疑，周恩来对于苏区肃反造成严重后果方面，应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肃反问题上，周与毛的态度有着显着的差别。
种种迹象表明，周恩来是从推行共产国际「反右倾」的理念出发而支持苏区肃反，而无任何个人的动机；毛的行为则很难摆脱利用肃反剪灭异己的嫌疑。
周恩来正是因为从理念出发，当发生了赣西南「肃AB团」和富田事变后，在未深入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出中央指示信，客观上助长了苏区内已经蔓延的左祸。然而，毛则是极端的肃反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发动在前，周支持在后。
周恩来在1931年8月就已把重点转到纠正肃反扩大化方面，在进入中央苏区后，用了几乎三个月的时间，才使疯狂运转的肃反机器停了下来，毛则鲜有类似的表现。正是因为苏区肃反问题牵涉面广。涉及到领导人的过失责任等敏感问题，周恩来小心翼翼，既要显出纠偏的决心，又随时作出妥协，尽最大努力来维持党的团结。
1931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目睹了闽西肃反惨祸、从永定赴长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决议，制止闽西的恶性肃反。周在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恶果非常严重」，「目前问题已很严重，转变非常困难」。周表示，自己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77
1932年1月7日，周主持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的第一次中央局会议，会读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总前委领导时期」在「肃AB团」问题上滥用刑法、「以杀人为儿戏」的严重错误，强调纠正「肃反工作中的路线错误」 78
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后，上海中央于1932年1月21日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一封与周意见一致的指示信，责令邓发领导的省委必须深刻检查「过去在肃反的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苏区中央局还在1932年2月29日致信闽粤赣省委和即将召开的省党代表大会，再次批评闽西「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周恩来并派任弼时代表中央局前往长汀指导在3月初召开的闽粤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又派李克农具体负责纠正赣西南、闽西及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冤案。在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在1932年3月才告基本停止。
周恩来虽在肃反紧急刹车方面措施有力，但在处理有关责任人时，态度却极为谨慎。1932年春，对闽西肃反惨祸负有直接责任的邓发被调至瑞金，担任权力极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一职。79任弼时则在周赴任后，出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周恩来。邓发与任弼时的过失，也许被视为是「好心办坏事」，因为对于这两人而言，都不存在利用肃反剪除异己的不良动机，因此与共产党的党道德和党伦理并无冲突。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不宜开展过份的党内斗争，这或许是周恩来对任命邓发、任弼时新职的考虑。
至于毛泽东，问题则比较复杂。周恩来小心翼翼，不去触及毛泽东，而是将苏区中央局、闽西省委（前闽粤赣省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放在一起进行批评。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周严厉批评了上述单位在肃反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1932年5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将毛泽东的老对头、原赣西南党和地方红军负责人李文林处死。1932年1月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周知道李韶九是毛泽东的老部下，是造成赣西南肃反惨祸的祸首之一，80但只给予李韶九留党察看六个月的极温和的处分。周恩来主持的所有这类纠偏会议和主持制定的文件，均未直接批评毛，对曾山、陈正人等基本上也没有触及。1932年初，因原先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患病，苏区中央局任命李富春接任，曾山继续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老部下周兴虽「有助长李韶九错误的事实」，也只是由江西省委给其「留党察看」的处分，81张鼎丞也在1932年3月后，继续留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
尽管如此，周恩来实际上对于毛泽东已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以后又成为迁移至瑞金的中共中央一班核心人物彼此心照不宣的看法。1932年春，周恩来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李克农、李一氓先后都担任过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钱壮飞还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
在被称之为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1932-1934这几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承担中央苏区内部的肃反事务，不再由各机关、单位和军队自己大搞肃反。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32年5月30日处决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一批「AB团」首犯，以后又杀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82但总的「工作情况比较平稳」。 83中央苏区再没有开展过像「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一类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尽管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反」在1932年后已经基本停止，但是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内部仍然时断时续地开展「反右倾」、「反托派」的斗争，l932年6月后发生在瑞金的「工农剧社事件」即是一起典型的事例。
1932年6月，瑞金红军学校内的一些党员知识分子发起组织了「工农剧社」，因在剧社章程中有「在总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下，配合红军目前的伟大胜利」几句话，很快被苏区中央局指控为进行「托派」活动。8月13日，邓颖超代表中央局主持反托派斗争大会，判定「工农剧社」偷运托洛茨基的「私货」，因为所谓「社会主义」云云，就是否认了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全是托派的说法。邓颖超还说，剧社章程没提农民问题，这也是从托陈取消派的观念出发的等等。在这天的斗争会上，对工农剧社党团会干事张爱萍等人开展了严厉的批斗。邓颖超指责张爱萍「在反对反革命政治派别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他表现消沉不积极」，「非但未在党的领导下，去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去深刻揭发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的，在会后不久，……对中央局将此事通知红军学校政治部表示不满，……企图转移斗争的中心」。邓颖超还指控张爱萍与「有重大嫌疑的人们（危拱之、王观澜）接近」，并说这是「他对托洛斯基主义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根源……。」84在这次批斗会后，少共中央局于8月17日给张爱萍书面严重警告处分，12月，苏区中央局宣布开除危拱之等人的党籍，给左权、张爱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85所幸张爱萍、王观澜、危拱之等人犯事的时候已是1932年，如果早一年，他们一定会因此而命丧黄泉。1932年后，中央苏区的肃反已用较缓和的方式进行，但是在鄂豫皖、湘鄂西，类似「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的大肃反运动仍继续进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由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和由夏曦、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是两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战略根据地，「天高皇帝远」，中共中央对两地的领导必须通过张国焘、夏曦来实现。而此时的中央并没有威权十足、足以号令四方的「皇帝」。加之张国焘也是具有某种臬雄气质的领导人，一旦「肃反」成为其消灭异己、树立自己权威的有利工具，他自不会轻易放弃使用。夏曦原是湘省一激进青年学生，全凭杀人树威，才建立起他在湘鄂西的地位，当夏曦尝到肃反的甜头，已犹如鸦片上瘾，非一般手段就可以让其自行终止。
鄂豫皖（继而在川陕根据地）、湘鄂西等地的恶性肃反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最终原因，是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立场。中共中央是在肯定肃反的前题下，提出「扩大化」及「纠偏」问题的，因而使张国焘等有机可乘。1932年10月后，张国焘率部突出国民党军的包围，从鄂豫皖根据地向川北作大规模战略转移，中央对张国焘更是鞭长莫及。到了1933年，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也频频告急，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成为博古、周恩来等考虑的第一位问题，从而再难关注到对张国焘部及湘鄂西肃反的「纠偏」。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对苏区肃反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一无所知，却从阶级斗争的理念出发，大谈苏区「肃AB团」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王明甚至认为1932年后中央肃反已不如过去那般坚决有力了，批评苏区中央局「对于反对反革命组织及其活动底斗争和警阳性有减弱的倾向」。86如果是在1930-1931年，王明的这番话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好感，只是现在形势已大变。1932年后，毛泽东不再位居中央苏区核心决策层，他已不需要为中央的政策承担责任，而党内对肃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几年后，毛泽东把这股情绪导引至王明、博古、周恩来，以及邓发、张国焘、夏曦的身上，俨然自己一身清白。当毛将党和军队大权牢牢掌握后，知情人纷纷三缄其口，最终，肃反问题反而成为毛泽东打击王明等的一根大棒。
四 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诸多分歧中，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931年11月l至5日于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指名的批评了毛的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从而结束了中央代表团与毛长达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1927-1931年几经周折，发生过多次变化，其间毛曾一度制定过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还要激进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年后适时作出调整，转而采取较为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但是，毛有关土地政策的思想演变过程十分复杂，即便在毛的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十分激进，极左的色彩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只强调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冲突和抵制的一面。完全不提毛在土地与富农问题上曾持有的极左立场）。
标志毛泽东土地政策从较左的立场，转向较具现实主义立场的文件，是1930年2月7日由毛亲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
〈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实风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中的过左内容，明确宣布所有农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属也可得到土地。后一条规定，是对共产国际有关主张的重大突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在修正了共产国际某些极左方针的同时，又坚持了共产国际另一部分极左的方针，而与当时相对务实的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包括没收农民土地；而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决定，则提出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并不主张没收农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导致毛严厉镇压赣西南党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赣西南方面坚持中共六大有关「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立场。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恰又与共产国际的精神相符合。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决议案草案〉，明确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农民的私有土地。毛泽东在土地与农民问题上的某些相对务实的主张，往往与更激进的极左主张相依相存。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看法，就具有这种特征。
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方针。
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批评了违背农民意愿兴办「模范农场」的错误，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言辞更为激烈。
毛泽东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种土地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J富农，号召要像对「第一种」（「半地主性的」）、「第二种」（「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一样，「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对于债务问题，仅仅四个月前制定的《二七土地法》还规定，工农贫民之间的债务仍然有效，到了此时，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张，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毛并认为「废除高利贷」的口号是错误的。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份」，要求将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87
对于毛泽东在富农问题上的极左主张，六届四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极左的方向急剧转变。此时的中共中央已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改变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面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根据共产国际新制定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和王明于1931年3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时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读案〉，开始贯彻比毛更激进的土地政策。该决议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但随即又将其贴上「非阶级的」标签。同时严厉批评给地主分田的方针「离开了土地革命的观点」，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给地主，富农只能分坏田。 88同年8月30日，周恩来起草的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信，批评中央苏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和没有没收富农的剩馀农具）。89
接着，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按照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精神，对毛泽东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制定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随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
从1932年3月开始，在中央苏区又展开了「土地检查运动」，1933年，转人查田运动。毛泽东虽被中央局责成领导这场运动，但毛因参与指挥战争，继而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随后长时间告假休养，直到1933年春毛才着手领导查田运动。
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的得力助手是王观澜。1931年王观澜自苏联返国进人中央苏区，不久，被任命为《红色中华》主编，但在1932年秋，王观澜被苏区中央局指控有「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红色中华》主编职务，调到中央临时政府，协助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毛派王观澜深人到叶坪乡（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调查研究，为毛提供了许多生动具体的统计资料，把运动「搞的有声有色」。 90
在已被削弱了部分权力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有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没有公开反对这项政策，因而，毛的若干主张也随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年6月2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了毛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在以划分阶级成分为重点的查田运动全面推开后的七、八、九三个月，中央苏区一共补查出一万三千多名「地主」、「富农」，91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
然而毛泽东毕竟长期在农村战斗，对农村状况远比博古、周恩来等人熟悉。在查田运动中，毛较多注意防止「过火」的倾向。由于运动遭到群众的「冷淡」，中央局在不违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下，接受了毛的意见，对查田运动作局部调整。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毛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由毛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开始纠正查田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例如，胜利县在毛的两份文件下达后，就改正了错划地富共94户。 92
但是毛泽东对查田运动所作的调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转，中央局怀疑毛的调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线。1934年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训令中字第一号」──〈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其基本精神是「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训令规定，「不论地主、富农提出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无效」，「地主、富农利用决定上的任何条文作为翻案的武器，必须防止。他们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苏维埃法律的制裁」。随着这个训令的贯彻，苏区各地阶级成分已经改正的农民纷纷又被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胜利县在二十多天内，就把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1512户中的890户，重新划为「翻案的地主、富农」，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农八十三家」。93
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人「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人「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94到了1934年7月，情况甚至发展到「造成一种削弱苏维埃政权的无政府状态」，以至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撰文号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95但一切已为时晚矣。此时，中共中央忙于部署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查田运动终告结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面，毛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五 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后，毛泽东迫于中共中央的压力，被迫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但是这种「服从」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优势的军事作战领域，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不是军人，但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事实证明，在红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毛的这些主张对保存、发展红军实力极为有用。但由于毛个性专断「丌处事独裁」，在用人方面有较强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时期内，毛在红军中的口碑远低于作风民主的朱德。96
中共中央不满于毛的军事作战方针始于赣南会议期间，在这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红军中存在着有待纠正的「狭隘经验论」及「忽视阵地战、白刃战」的「游击主义的传统」的问题。97但是赣南会议的主题是批评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检讨苏区的军事战略问题。中央代表团对毛的军事方针的批评只是隐约其辞，任弼时、王稼祥等当时还是标准的文职党干部，让他们去讨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军事作战问题，显然没有像研讨具有理论色彩的土地政策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军事专家周恩来，及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与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渐显现了出来，由攻打赣州而引发的有关军事战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毛与上海中央的冲突几近白热化。
攻打赣州的决策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1932年1月9日，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号召「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同日，电令苏区中央局「急攻赣州」。
周恩来对于是否执行攻打赣州的计划，曾经有过数次变化。在未到苏区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达赣南与毛交换意见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发电表示，在目前形势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难。临时政治局覆电坚持原有意见，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发出训令，决定攻打赣州。98
攻打赣州之役最后遭到失败。1932年3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总结攻赣经验教训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通赣东北的主张，但遭到否定。 99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意见，以赣江附近为中心，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争取打通湘赣苏区；由毛泽东率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4月20日，毛率军攻占了闽南重镇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的最大胜利。
漳洲战役的胜利，暂时减缓了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随着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和上海中央强令贯彻「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围绕军事方针上的分歧重新尖锐起来，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改变了以往的战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以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继而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为应付这种新的变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赣南会议上撤消的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紧接着又仿苏联内战体制，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战争动员和指挥作战名义上的最高机关。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分赶赴前方与毛泽东会合，后方则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100
此时的毛泽东正集中全力指挥战事，但权责并不明确，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的身分随军行动。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电中央局，建议以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其职权范围为指挥作战，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则由周恩来掌握。对于周等的建议，中央局拒绝予以批准，坚持应由周担任总政委一职。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再次坚持原有意见。周在信中说，如由他本人兼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使他改正错误」。101在周恩来的一再恳求下，中央局才照准周的提议，8月8日，任命毛为总政委。
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一切以保存、壮大实力为前提，绝不与敌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之薄弱环节，「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实际运用中，毛的这套作战原则，经常表现为在敌进攻前，军队进行大幅度后退，这些又恰恰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视为是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洛甫）发表著名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用「中央苏区的同志」的代名，不点名地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1024月11日，项英从江西秘密抵达上海，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苏区工作，几个常委在发言中都对苏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的常委认为，中央苏区领导在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观点」，「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有的常委在发言中认为「狭隘经验论」的实质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10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争斗」。104
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来信极不以为然，他在5月3日覆电苏区中央局，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105但是，周恩来对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听计从，在收到中央来信后，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会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随即宣称，「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06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将其军事主张定为「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
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107
两个月后，上海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发出指示信。继续批评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苏区中央局「进行彻底的转变」。108
面对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来不得不兴兵作战。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以威胁南昌，吸引围剿鄂豫皖的国民党军队。红一方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周、毛发现守敌强大，当即放弃攻城。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馀，这样又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指责。
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 109双方电报往来十馀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110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O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绝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唯有周恩来的态度较为温和，在一些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了辩护和开脱。
对毛泽东批评最尖锐的是在后方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代书记任弼时和中央局成员项英。任、项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人」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111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随周恩来、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同属四人最高军事会议，客观上也必须分担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并不积极，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时、项英等的看法。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认为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等所强调的「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份。周强调「泽东往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应留在前方。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中央局选择：「一种是由我负指挥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112但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于是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13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114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115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 116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覆电却又看出，毛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
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117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覆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118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来集中纠正毛的肃反偏差，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的军事作战方针，毛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因在政治上蒙受打击和患严重疟疾，在长汀医院休养达半年之久，周恩来曾数次请张闻天、博古劝毛回瑞金工作。 119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瑞金，指示「要运用诱敌深人，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同时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120共产国际对毛的关照，对毛处境的改善有所作用，1933年春夏间毛返回瑞金，开始主管查田运动。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对一年前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评挡了回去，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21从此，毛未再予闻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派代表前来苏区联络商谈双方停战之事时，毛才被允许参与某些重要军事决策的讨论。
根据1935年后的毛泽东的解释，在关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军的讨论中，毛提议红军应向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出击，以调动围赣之敌，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22博古等人却拒绝了毛的正确意见，导致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陷于孤立，成为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态度远比上述解释复杂的多。毛的有关红军出击苏浙皖赣的意见被否定，确实使打破「围剿」失去了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则肯定加剧了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危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对陈铭枢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
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123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在公众场合依照中央路线而发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实想法，那么在内部讨论时，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据与毛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担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回忆，在领导层讨论陈铭枢、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与红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毛主张采取谨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与李济深等先进行试探的会商」，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员到福州去举行正式谈判」的意见。124
龚楚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 125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即使毛反对援助陈铭枢、蔡廷楷，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作出。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126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127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128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129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际的军事援助。130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电报往来不绝。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25日来电后，马上转变立场，在11月18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131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132至于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是在1933年4月14日。133在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134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着称。李德以后报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六 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落。
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东的优势。1931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于1933年6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1931年 11月7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135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136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毛在1931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在1931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毛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人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1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权限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画床架屋设置了十七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又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六十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合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电」。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137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138
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一 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毛泽东自诩为「以其道易天下者」， 139「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也。那么，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共领导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被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已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乡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泽东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籍，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140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维持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是，毛对江西中央红军的实际控制力在1932年后的中共上层斗争中逐渐被削弱，以至最终丧失。军队高级领导人受到党的影响，对毛泽东渐趋疏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仍是晦暗不明。将毛与军队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双方对1934年后中共军事指挥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其分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重新聚合起来，将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军队的掌握与控制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实则八万，自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因战斗伤亡、脱队，人数已减至三万多人。领导这支军队的红军将领，分别是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和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而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由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分别处于单独作战状态，林、彭所率军队实际上是此时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泽东急欲驾驭的军方两个最重要的将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是红军的指挥权仍归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有步骤地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影响力。1935年3月4日，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141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的最后决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分，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
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一职，是迈向掌握军权的关键一步，但是几天以后，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场，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及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等发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刚担任没有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被撤消，由彭德怀暂代。 142
在这决定毛泽东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毫不退缩，他于当晚找周恩来详谈，使周恩来接受了他不进攻打鼓场的主张。 143紧接着，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144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才正式进入军委最高领导机构。
毛泽东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内，以坚强的意志力，挽回颓势，更进一步扩大战果，当仁不让，毛遂自荐，提议组成有自己参加的新「三人团」，并通过党的会议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决策者之一。
毛泽东进人新「三人团」后，迅速使自己处于核心决策的重要位置。在3月至5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以大踏步回旋转移的指挥战略，集中中央红军在黔、滇、川之间穿插运动，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战斗失利。频繁的战斗和就地打圈的战略，使部队疲惫不堪，更遭致红军高级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泽东部署的攻打会理城的战斗，屡攻不下，这时红军领导层对毛的不满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提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145
林彪的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红军处于紧急状态下写出的，并无与毛泽东有意作对的念头。在以往的历史上，林彪与毛从无个人过节，林彪的这封信纯系出自他对红军前途的考虑，表达的是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情绪。
无独有偶，类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对毛泽东指挥才能的怀疑、不满情绪在其它中共领导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觉到部队中弥漫着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埋怨的情绪。他将了解到的军中情绪，结合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刘少奇拿着电报要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认为电报所述内容与他的看法不同，拒绝签字，杨尚昆则在电报上签了字。146
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与毛泽东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他对毛的指挥方法也存有疑窦。还在新「三人团」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战指挥问题，与毛发生争论。王稼祥还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147新「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对毛指挥部队大幅度运动不以为然，他向张闻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148
林彪的信和刘少奇的电报，对毛泽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这个事件性质之严重，不仅在于它显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已蔓延至当时中共中央所赖以依靠的唯一军事力量──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而且这种不满正向中央核心层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刚刚获得的军权极有可能被再度削夺。
毛泽东迅速采取行动，正面反击这股由林彪领头的反毛风潮，他既不采取与林彪等私下沟通的方式，也不逐个向中央核心层成员解释、征询意见，而是将问题直接挑明。毛向张闻天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得到了张闻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以党的名义将对自己的不利舆论打压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评林彪等人「右倾」、「动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郊外召开。与会者仅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这次会议名义上的主角是张闻天，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报告大纲，严厉指责林彪等人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是右倾。在这个时刻。毛颇需要张闻天所擅长的理论语汇，只要将这股对自己不满的风潮压下去，扣什么「帽子」都无所谓。
也许考虑到张闻天仅是一介书生，还不足以震慑林彪等武将，毛泽东全然不顾自己是当事人的身分，亲自出马。严厉指责林彪、刘少奇，称彼等信和电报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149毛并认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将事先毫不知内情的彭德怀看成是幕后挑唆者。150毛在利用了张闻天作为反林彪、刘少奇的主攻手以后，迅速再将矛头转向张闻天。毛不能容忍张闻天扮演党内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决意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一下张闻天的威信。毛在讲话中暗指张闻天去三军团，与彭德怀勾结反毛。151这次会议以肯定毛的军事指挥、毛大获全胜而结束。面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彭德怀、张闻天抱看「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一切以大敌当前，内部宜安定为考虑，在会上和会后都未予以说明和解释。152
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遵义会议意味着毛泽东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毛进人了中共最高核心层，那么会理会议则标志着毛已将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具体落实到对军权的控制之上，从此，毛成为事实上的军队最高领导人。毛用其坚强的意志力，将红军最重要的将领林彪与彭德怀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毛泽东在会理会议前夕及会议上的行动，将刚刚获得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代表党的张闻天成为某种点缀和不具实际权威的象征人物。毛实际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已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对毛的妥协、退让下实现的。
会理会义也给日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造成复杂影响，埋下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怀疑、猜忌的种子。毛与彭德怀共事很久，两人个性殊异，双方虽在1931年后关系疏远，但是并无明显矛盾和冲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认定彭德怀城府很深，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会理会议后，毛将曾参与刘少奇电报一事的杨尚昆调出三军团，而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毛对张闻天素无好感，仅是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张暂时联合。毛对张的固有成见，使他在指责过刘少奇以后，将刘轻轻放过，并听信了刘少奇对张闻天参与和彭勾结的猜测和判断。刘与军队素无渊源，在军中不具资望，毛并不认为刘少奇有在军中掀风作浪的能力。刘少奇为脱身，迅速将责任推到张闻天身上，使刚刚开始的毛与张的政治结合蒙上了阴影，153也使毛对刘与张的对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刘少奇电报一事，还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计，为避免刘少奇在军中培植影响，会理会议以后，刘少奇也被调出三军团。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着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已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不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看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朱德、项英等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极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重新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张闻天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154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就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已溶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实际上他已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它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越来越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泽东对党的大政方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一、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但是，从莫斯科返国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扩张党权的第一个大动作出台，由毛而非张闻天。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见美国记者斯诺。
二、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深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155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156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邓颖超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系统，将原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157
四、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末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158从而确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与便捷。
毛泽东对军权与党权的蚕食，是在张闻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张闻天的党的领袖地位，以公开的形式进行的，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为毛泽东扩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合法的掩护。
二 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建立在反对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极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就加紧了与张闻天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张闻天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此举使张闻天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张闻天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中共核心层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张闻天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张闻天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张闻天，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乡野打游击，深受中国农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于高度自信的沉稳和持重，又带有颇为浓厚的「山大王」气息；而张则是「红色教授」型的知识分子。1935年以前，张闻天对毛虽未予以高度重视，但亦无明显的成见；然而，毛对张则有一种类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张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苏区夺权；毛更反感张以理论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毛和张虽在反对博古中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但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张闻天在军中毫无基础，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张联盟中，张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掩饰其个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触及到利害关系，毛性格中的那种刚愎自用、猜忌防范心重的特征立时就暴露出来，毛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即是明显的例证。
从毛这方面看，毛张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张闻天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张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张闻天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159张闻天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个性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张闻天乃一书生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张闻天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不愿轻易放弃。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大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党内同僚的压力下，他只能隐忍内心的不满，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巨在毛泽东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也是毛泽东与张闻天政治结合的基础。160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同时也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再继续维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为党及其个人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摧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张闻天。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几乎本能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它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必然遭到张闻天的强烈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掌军、张闻天管党的格局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张闻天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经过几年的磨合，毛与周恩来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新的角色，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现在毛已十分具体地感受到张闻天给他带来的困窘。对于毛而言，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地接受令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张闻天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张闻天发起挑战。刘的出现打破了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意见的两封信。刘少奇在这两封各长达万言的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了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的极左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一、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161刘少奇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24 162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二、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了中共有关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线。
三、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163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张闻天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派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2月，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底返回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未返陕北，164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据1996年出版的《刘少奇年谱（1898—1969）》披露，1936年10月1日、12月2日毛分别三次致电刘少奇，毛还在10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165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166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给中央写信都应被视为是一个重大举动。刘少奇决定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167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政治权威。张闻天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它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168因此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合，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169对于刘少奇有关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声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当面向张闻天发起挑战。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5月17日到5月26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张闻天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张闻天、博古、凯丰、陈赓等都表示难以接受刘少奇的看法，认为刘少奇的批评，充满托陈取消派攻击共产国际，攻击中共的论点。170柯庆施在发言中，更是指看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171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路线是正确的」。172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博古、凯丰在发言中都否认刘少奇提出的有关白区工作存在着一贯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传统的说法，只有列席会议的彭真支持刘少奇的意见。173一时形势对刘少奇明显不利，然而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助了刘一臂之力。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他一反不久前回避刘张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言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甚至称赞刘少奇「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174毛避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看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张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175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张闻天有意识淡化毛泽东在6月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176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至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张闻天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看他的巨大意义」。张闻天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于』」。177
张闻天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结论报告，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它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178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张闻天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到挫折。但是刘少奇、张闻天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安排。
刘少奇与张闻天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张闻天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张闻天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张闻天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张闻天。为了防止张闻天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张闻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离开中枢，但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会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毛、刘与毛、张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着区别。
第一，毛张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张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179
第二，毛泽东与张闻天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张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和张闻天。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人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就在毛泽东一路凯歌行进的1937年，也有坏消息传来，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将携共产国际新方针返国，正待毛泽东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之际，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毛泽东面临着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三 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尚未能将他的势力延伸到中共领导机构的另一组成部分──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在中共党内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将不得不与从未谋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团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1931年11月7日抵达莫斯科的王明，1933年春抵达的康生（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和1935年8月抵达的陈云（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陈郁虽是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员，但陈郁因在1930年未一度参与罗章龙派的活动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罚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并不参加代表团的实际工作。除了这四名政治局委员，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吴玉章、李立三、林毓英、饶漱石、赵毅敏，和1933—1935年赴苏的中国苏区代表团成员高自立、滕代远、白区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团成员同时还兼任中国各赤色组织驻莫斯科的代表，黄药眠、饶漱石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林毓英任中国赤色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中了中共在苏区以外最庞大的领导阵容。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期间，正是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向江西苏区转移、共产国际蕴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方针的时期，保持与国内联系信道的畅通成为代表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中共代表团通过两个渠道与国内的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开通大功率无线电秘密电台、中共代表团通过共产国际的电台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电台，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地下电台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因距离遥远和技术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与江西瑞金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而必须通过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中转。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迁江西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别有自己的秘密电台，远东局给瑞金的电报须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电台翻译转送。代表团与国内的电讯联系在红军长征后中断。1935年末林毓英携密码本自苏联秘密返回陕北，国内与莫斯科的电讯初步恢复，而当1936年刘长胜再携密码本回到陕北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电讯联系就得到完全恢复。
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团通过回国的中共党员向国内的领导机构传递重要的信息，1933年公开赴苏访问的著名新闻记者、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就曾为中共中央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情报。共产国际并借助在中国国内的中共组织的协助，招募中共党员为其搜集情报，这些直属莫斯科指挥的中共党员，间或也为莫斯科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传递消息。180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代表团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向中共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起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代表团的另一项工作职责是领导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共党员。从1931年11月王明赴苏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在共产国际内展开对中共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规模宣传。王明自抵苏联后，以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分经常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主张，介绍苏区各方面情况。1932年王明指派萧三以诗人身分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与高尔基、巴比塞等着名左翼作家联络，以扩大中共的影响。1935年，王明又指派吴玉章、饶漱石等前往巴黎，创办中共报纸《救国报》（后易名为《救国时报》）。王明并以其在共产国际分工主管拉美共产党事务的便利，指导美国共产党内的中共支部，在美国创办华文报刊。
二、领导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在苏联仍有不少中共党员，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和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等单位。在远东地区也有一批中共党员在苏联各单位工作。由于在苏联的许多中共党员同时又是苏共党员，中共代表团所能领导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分中共党员，莫斯科以外的党员基本上归苏共领导。
三、配合苏共清党，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厉行肃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将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人监狱，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181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新经济政策」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顿时消失殆尽，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182远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被当作「日本间谍」投放到劳改营。1831934年后，苏联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党运动，王明、康生紧紧跟上，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内也展开类似运动，代表团成员杨之华（瞿秋白之妻）、曾涌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击。184
四、援救西路军。1937年初，中共代表团争取到共产国际的大量军火援助，以接济准备进人新疆的西路军。计有五万支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讯息，后因西路军失败，此事告吹。185
中共代表团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一项特别的工作，这就是指导中共满洲省委。1932年后，因日本侵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已无法与上海中央局正常联络，转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王明等曾多次发出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并派人潜入东北。满洲省委和抗联也多次派人去苏联向代表团汇报工作。
中共代表团领导满洲省委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个例外──满洲省委与莫斯科的联络远比与上海的联络更便捷。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共国内的事务，但是在事实上，以王明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对国内领导层的影响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对国内的影响主要源之于他的共产国际背景和当时他在国内项导层中所拥有的政治优势。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强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指定为政治局委员，紧接着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便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因而被公认是「国际路线」的代表。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的这种双重身分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
王明在国内有一批盟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与王明一道进人中共领导层，稍后返国的张闻天在政治上也属于王明、博古集团。在王明赴苏后，博古等人都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与王明的关系是一种「声气相求」、「共存共荣」的政治盟友关系。由莫斯科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成为王明、博古等领导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据。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对在国内的博古等人无可置疑地具有影响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王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在某些时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在1931至1935年，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导致王明与国内产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产国际即将开始新的策略方针从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但是，国内的博古等人仍坚持旧有路线，拒不同意调整方针。
王明在莫斯科对他在国内的盟友一直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对毛泽东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有贬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高度称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1932年3月31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他宣称：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说：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历史当中空前未有过的统—，团结和一致。186
与王明对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据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陈修良等人回忆，早在1928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过「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187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主持召开「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毛的军事主张也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主义」。会议后，在上海的博古、张闻天迅速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王明很快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对博古等作出呼应。他用几乎与博古、张闻天完全一样的语言，指责「党内一部分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的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观点」，表示坚决支持「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对「目前阶段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进行斗争。188
王明与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渐发生变化，王明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同意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
1932年3月，王明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责国内苏区「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是一种「表面好象『左』的。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王明还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189
1933年1月，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王明指出，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王明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济，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济政策。190
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与一般人所想象的情况绝然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对王明亦步亦趋。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来博古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闻天的质疑，191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但是，博古对所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
王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大致以1934年为界。在这前几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对毛泽东的「批评」、「帮助」。王明自认为在党内的基础巩固，对毛泽东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认识，也还没有将毛视为是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在这个阶段，王明对毛泽东轻视、忽略有之，但认为王明出于防范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在莫斯科处心积虑贬损毛，则未免言过其实，也缺乏事实依据。1934年后，随着王明对博古不满的加深，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明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共的贡献。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试图返回国内进入中央苏区，但最终因知晓王明返国计划的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192为了修补因长期脱离国内艰苦斗争而对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在毛泽东已受到党内批评、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王明向毛泽东援之以手，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核心层中的影响，更可使自己在党内矛盾中处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从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陆续做出一些姿态，试图建立起和毛泽东较为亲善的关系。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在苏区发动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错误，……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适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193
王明、康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是这封信还是使已进行一年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当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读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19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对博古的这类批评，不仅未被承认，反而将其定为是王明的主张，王明当年对政治局的批评意见，几乎被毛泽东全盘接受下来，只是已被当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转移前来自远方的最后一次信息。王明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准备召开七大以及对西北问题的指示后，专门谈及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文集的事宜：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毛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有极大的作用。195
随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收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并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这样，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人能够有资格在苏联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泽东。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来信后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及八万六千名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对于这一决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苏区军事战略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后，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江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196在共产国际覆电批准转移计划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的全部准备工作。从1934年10月上旬红军长征开始，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已中断。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过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1月14日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开始长征。
王明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国内中共中央的批评。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的报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因为红军已开始长征，未能传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报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国内形势「新特点」的错误，尤其在军事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王明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宣称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从而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严重困难。在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背景下，王明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批评，与已经形成的严重危机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他与博古等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一段时间内，王明并不知晓（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才获知有关遵义会议的详情的），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197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博古已经下台、毛泽东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继续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向毛泽东表示敬意。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例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将他们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198
纵观王明在1931—1935年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态度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王明对毛泽东看法的转变是与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渐扩大互相联紧的。1932年后，王明受到共产国际调整政策的影响，其原有的极左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国内的博古因消息闭塞，兼之头脑僵化，却继续恪守共产国际旧时的政策。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
四 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离开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于5月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陈云与已在上海的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会合，作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经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安排，在沪搭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的8月20日到达莫斯科。在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驻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化名陈刚也抵达莫斯科。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成为日后毛、王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奉行共产国际的关门主义政策，号召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武装拥护苏联」王明对此政策的推行负有完全的责任。从1931年11月王明抵苏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这项政策，但是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成为中共领导层中倡议转变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这次会议鉴于欧、亚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严重形势，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僵硬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争取社会民主党下层群众、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逐步酝酿在中国也调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春，王明还参与指导国内的中共组织与冯玉祥的联络活动。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并随信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934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月，王明在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人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
1933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199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200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201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由此可见，从1933年初开始，随看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问题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正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故而未见毛泽东有任何谈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正急谋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时，张浩（林毓英）化装潜入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与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然而，毛、王虽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人的侧重点却大相迳庭，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而王明则对之过于理想化。
毛泽东迅速接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统一战线，首先缓解陕北的剿共危机，解决红军和共产党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共产党和红军的更大发展。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进攻陕北苏区的东北军、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成效。
王明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则远比毛泽东「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陕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争取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头号争取对象就是蒋介石。1935年8月20日，陈云抵达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红军的实力已大大受挫，紧接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25至27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改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只是当传来蒋介石在1935年12月镇压北京学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闻之消息，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2026月I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203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停战秘密协定。然而，中共联络西南的活动并不顺利，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却遭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责。两广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以便利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一场阴谋。204 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他说，「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领导人──引者注）和做好了准备」。季氏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205
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王明问道：「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 206
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倡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决定采用「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主政中共后第一次与莫斯科打交道，它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毛泽东有了自己对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这就是对「远方」的指示，适合口味的就办，不适合口味的就拖延不办；如果「远方」的压力太大，则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其做过加工后再执行。总之，务求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的发展不致有太大的冲突，更不能与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相冲突。毛泽东最后接受「逼蒋抗日」的方针及和平处理西安事变， 207就是依据了这种策略。结果，莫斯科虽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满，但都因毛泽东最后还是贯彻了「远方」的意图而原谅了毛。
毛泽东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对季米特洛夫无可奈何，但是，对王明则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泽东对王明虽无好感，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与毛交恶的是博古、张闻天等人。现在王明跟着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鹦鹉学舌，指责国内同志，这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对抗。只是1936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但是，王明的举措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了防范王明影响的扩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开始在核心层散布对王明的不满，208公开向党内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迹，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