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看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人《毛选》中的〈关于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着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宇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消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它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令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着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它「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XXX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白主方针」，什么「XXX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厂「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看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请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至令我还清楚记得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底，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3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我感到自己需要对所论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至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根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资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看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私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九十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于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箫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进展，他还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1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cff Zuckerberg）、林志涛（Felex Lin）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人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深切的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馀，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高华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
高华 著
内容简介：
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目 录
上编：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7
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专政」问题
2、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第二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与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34
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3、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47
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3、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第四章：毛泽东对王明的初步胜利 60
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五章：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68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下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76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92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3、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104
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109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125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第十一章：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134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7、「得救」：「新人」的诞生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149
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2、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
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第十三章：「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170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2、中直机关的「抢救」
3、军直机关的「抢救」
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
5、中央党校的「抢救」
6、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第十四章：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195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204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
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后 记
参考文献
索 引
前 言
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
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
全党的思想改造；
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
新制度的创设。
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从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 1941年 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输诚，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 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动，演化为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对1949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不良的影响。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发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展开辩驳，而是试图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新的研究，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读者评判吧！
重印自序
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3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两年来，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对于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延安整风运动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我在本书中尝试性对其作出研究和分忻，自是一家之言，欢迎读者随时赐正为祷。
此次拙著重印，特别要感谢一些学界前辈的指教。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链、韦政通，张灏、林毓生、张玉法、董健、魏良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与我探讨拙著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宝贵的鼓励和嘉许。金观涛、刘青峰、熊景明、吕芳上、陈永发、刘小枫、许纪霖、萧功秦、朱学勤、何清涟、陈彦、丁学良、徐友渔、黄英哲、唐少杰、钱文忠、钱永祥、梁侃、毛丹、李杨、张文中、钱钢、吴东峰等先生还就我所从事研究的如何深人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们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书初版时，由于电脑转换简繁体字的功能不尽完善，虽然对文稿做了多达七次的校核，仍留下若干文字的错误。此次重印仅限于文字错讹处的更正。近两年来，围绕延安整风运动，又有若干新的史料问世，日后，当拙著出增订本时，我将对其内容做全面的修正和补充。
在这里，我要对殷毅、马沛文、尉天纵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拙著甫出版，殷毅、马沛文先生就来信、他们不仅就拙著的内容和写作与我进行了深人的讨论，还特别指正了书中的文字错误。尉天纵先生也来信指正了书中一误值的地名的错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学的语言学专家，她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本书的修订有重要的启发。
本书的修订，由我的研究生黄骏协助做了电脑文字处理工作，特此致谢。
高华
2002年5月12日于南京龙江寓所
上编：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一 「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
发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毛泽东长久以来对原中共中央不满的一个总爆发。整风运动的起步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近期的准备和酝酿，虽然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寻找到踪迹，但其根源则可追溯到苏维埃运动时期。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高层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双方既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与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见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个性和工作作风而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一直是欲用不能、欲弃不舍。
毛泽东之在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国民党方面，毛固然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领；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则是创建了可使中共赖以生存的红色苏区的头等功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却因其思想、行为中的「异端」色彩不大见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异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1927-1930年，是毛「异端」萌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毛泽东在江西的活动，尽管对毛的部分观点存在疑虑。对江西共产党区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对毛泽东的意见和毛在红军、根据地内的领导地位是承认和尊重的。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泽东对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就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势下，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发展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实现其政纲的地盘。1928年6月，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仍选毛为中央委员。在处理毛泽东与其它重要军政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极为谨慎，一般都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重。1929年9月，周恩来指导起草的著名的「九月来信」，在毛泽东与朱德间就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的权限关系而发生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帮助恢复了毛对红四军的领导。1
1927-1930年毛泽东主要以军事领导人闻名于中共，其活动基本上也是围绕军事武装问题而展开，理论活动只是其军事活动的一个侧面。中共中央认为毛的理论观点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路线的框架之内，毛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为中心的总路线。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享有实际的最高权威，中共中央对江西根据地的指示基本是通过毛泽东来贯彻和实行的。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据现实和自己的需要加以灵活的解释，因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对毛并不构成直接和具体的约东。毛所领导的红四军是维系根据地军队、党、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是红四军的最高职务。江西苏维埃区域各级党、政机构的多数负责人，和主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随毛上井冈山，或较早参加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的老同志。这些人虽然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充满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却和共产国际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着隔膜，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尊崇和服从是以尊崇、服从毛泽东来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具体影响江西苏维埃区域，而这种影响大体也处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随着1930年后中共中央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日益重视，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渐向江西倾斜，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干部陆续被派往江西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渐渐微妙起来。
中共中央原先为了中共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加强，一度隐忍了对毛泽东某些「异端」观点和行为的不满，现在，从江西苏区不断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对毛逐渐形成了某些消极性看法。
一、「农民党」的问题
「农民党」的问题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于1929年2月25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杨克敏就中共在边界地区的组织状况写道：「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2。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3「农民党」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为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
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4
第三，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由于根据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乡村，而湘赣边界的山地又基本上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家族──宗族组织就成为维系当地百姓社会生活的唯一重要纽带，中共在乡村的组织不可避免与这种家族──宗族结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
第四，由于党组织成员几乎全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党的思想训练在实施中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党的知识也难以接受，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慨：「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5
杨克敏的观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6
尽管毛泽东与杨克敏在对党的「农民化」问题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两人在对问题的性质及处理方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别：
毛泽东只是提出党的农民成份居多的事实，而杨克敏则认为边界的党组织是「农民党」。毛认为，可以通过给农民灌输通俗的革命知识将农民改造成布尔什维克；杨克敏则认为，由于农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识极度缺乏，「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杨克敏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正统观点，即认为，只有通过党的工人阶级化才能克服「农民化」对党的危害。
毛泽东虽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过「农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对毛仍具有相当影响。由此出发，毛一度对党的「农民化」表现出某种忧虑，但是经过在湘赣边界一年多的游击战争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状况了解的加深，毛逐渐消除了他对党的「农民化」趋向的担心。毛认为尽管农民知识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作用；至于农民文化知识少，正可避免第二国际错误思想的影响。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江西根据地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即使勉强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员列为工人，和农民相比，在人数上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变了对边界党组织「农民化」的批评，转而致力于对农民党员的思想训练。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通过政治训练改造农民党员的观点，中共中央很难提出任何正式批评，一则因为毛泽东并未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二则如果按严格的苏共标准衡量，苏区的中共党组织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面对现实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输使农民党员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灵活性却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同时，愈加突出强调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看来，毛已开始表现出「离经叛道」的趋向。
二、「军党」的问题
1927年IO月，毛泽东率秋收暴动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军队就成了维持苏区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已成为中共党组织的化身。
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是毛泽东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毛认为中共在1927年的失败原因之一即是「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1927年IO月，毛在永新县三湾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县亲自主持了六个士兵党员的人党宣誓仪式。从此，在红军中大力发展党员，成为中共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与「支部建在连上」相配套的是继续采用仿效苏联红军模式的北伐时代的党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1931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此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军队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它实际上是地方党的保姆和守护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处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顿的状态，5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岗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正式确定「军队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选举了以毛为书记的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从此一身兼军队和地方的最高领导。然而军队主力一旦转移，地方党的生存马上就发生危机。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红军主力进攻湖南，导致「八月失败」，边界各县党组织和政权大部分解体。而一旦主力红军于9月重新占领该地区，所有的中共组织和政权即迅速重建起来。军队的作用如此显着，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也就逐渐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了。
对于中共军队在根据地对党组织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完全支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也深知军队领导地方党是艰苦恶劣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军队的农民化、军队对地方党组织支配性的关系深感忧虑。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虽然承认了毛泽东统领湘赣边界红军与地方党的最高权威,但对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中共中央对红军中农民成份的急剧增长表示严重的忧虑，认为「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要求毛泽东注意在红军「成份上尽可能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泽东必须「彻底地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中共中央还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选举的基础」，责令毛泽东改变方式，「禁止党部和军队委派苏维埃」，「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7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红军成份，调整党、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的训令，实际上是一种仿效苏共经验的一厢情愿的空想。1928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年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形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三、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
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随看毛身兼二职，全部权力逐渐集中到毛泽东手中，逐渐出现了对毛大权独揽的议论。
曾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8
一度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裹，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9
和杜修经、杨开明议论毛泽东「书记独裁」相联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也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1929年红四军内部围绕朱德与毛泽东的权限范围的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争论，虽然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战术方针比较接近实际，但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也十分明显，红四军多数干部对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见，10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往地方工作。最后，中共中央出于红四军统一和发展江西根据地的战略考虑，决定在朱、毛之间支持毛作为红四军最高领导，才解决了这场领导机关内部的危机，但是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不安并没有真正消除。
杜修经、杨开明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议论不是偶发的，它来源于中共中央，是处于转折年代中共路线、方针和工作方式急剧变化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党的作风上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初期党内民主化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因此对江西根据地的「书记独裁」现象颇为不满，所谓「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显然是指只认识毛泽东而不认识党。对此，中共中央别无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一类的意见。
对于有关「书记独裁」一类的议论和指责，毛泽东很不以为然。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改组，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跟你们去住高褛大厦」，主动前往艰苦的农村，为共产党开辟一条新路。毛在湘赣边界也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反观上海中央领导人，论资历不及昔日的陈独秀，论工作成绩也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
综上所述，1927-1930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方面并无大的矛盾，但已隐藏着若干不协调的因素：「农民党」的问题，「军党」的问题，以及毛泽东「书记独裁」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日后又发展为其它一系列新问题，导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二 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在极困难的形势下，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作了许多努力，试图纠正毛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却从左的理念出发，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全力支持毛泽东，从而形成了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看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
「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根据若于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11「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12
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
一、毛泽东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
1929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据湘赣国民党军队正看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的紧急形势，决定撤离井冈山向赣南发展，在被誉为「东井岗」的东固与李文林部会合。
毛、朱与李文林部会合之初，双方关系亲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赣西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随着1929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于1930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至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 13──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14
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变」则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后期。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央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15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16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 17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18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19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AB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团」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馀名「AB团」分子，20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请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21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22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团」分于，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23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写，大陆学者为避毛讳，有意隐去毛的名字），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24
李韶九携毛泽东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将第二封指示信派两位红军战士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指示信，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25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颌，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26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馀人，27 27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在这之前的12月9日，当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的古柏赶到富田后，李韶九带一个排警卫，押着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离开富田，于10日到达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李韶九、刘铁超、曾炳春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供，认定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但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虽然在谈话中已点出刘是AB团分子，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刘敌逮捕，只是「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刘敌自己供认。刘敌在富田事变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承认他在同李韶九谈话后，即有了发动事变的念头。刘敌并在信中陈述说，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躲过马上就要降临的刑讯逼供，刘敌改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见刘敌这番表态，就放刘敌回去了。28
12月12日，富田事变爆发。这天上午早饭后，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至独立营对战士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馀人。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也被捉了起来（次日即被释放，并被邀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29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30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泽东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率一个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贯彻总前委两封信的精神，准备逮捕行委书记王怀，但未果）。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31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未、彭、黄」的口号。12月20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镇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这封信一方面谴责李韶九大抓AB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总前委偏护李韶九，还附上了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离间毛与朱、彭、黄的关系。
《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普遍被认为是一封伪造信，当事人彭德怀的证据可能最有说服力。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
这封伪造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后，一直未予公开，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32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闻知此信有不同的反应。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在黄陂，没有直接领军，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
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33
在彭德怀的解释和说服下，红三军团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彭又把部队开到距黄陂总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亲自请毛泽东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
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作，于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34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35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36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得到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二、历时四个月的项英对毛泽东的纠偏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宣布成立，项英正式走马上任，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取消总前委和由毛泽东担任的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朱德等参加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至此，从党的法理上，项英已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成为江西苏区中共党、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来苏区及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处于转折年头的中共实现其将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的重大战略步骤，是落实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 37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苏区转移，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如何评价毛在江西的工作。从这一时期周恩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毛并不尽然满意，但是周恩来却常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谈论这类问题。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另一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38
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和红军中党的领导。在9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次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
1930年10月3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党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初步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达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10月2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领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39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措施已经落实就绪。为配合中共中央向苏区的转移，周恩来在9、10月采取了更为细致的部署：
在上海举办从苏联返国准备前往苏区的军事训练班，一批军政干部如张爱萍、黄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江西苏区。
安排从苏联学习返国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锺、李卓然等把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中文，并送往苏区。
主持打通了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成立了以吴德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积极筹备建立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至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和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至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通讯渠道即将全部打通。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肩负加强中共中央对江西红军领导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线于1930年底抵达江西苏区。
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于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后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项英对从苏联学来的马列理论有着坚定的信仰，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情」较深，个人性格和作风则比较拘谨和严肃。
1930年11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出发，当他刚一抵达江西苏区就闻知不久前在赣西南红军内部爆发了一场矛头直指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富田事变。
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931年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毛泽东等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有区别的政策，以缓和苏区内部的紧张关系，避免红军的分裂。
《决议》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体现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上。项英认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团要犯」，彼等发动「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与此同时，项英又声称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责令赣西南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对「肃AB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了「过去反AB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40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1927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AB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尖锐。
1931年2月4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是「AB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41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看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1931年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月16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看法：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42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它人，只要「证明未加入反动组织（AB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月19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间，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但是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有一条：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