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六四路未央──血溅长安十六年祭
老郸
由今年的所谓“反日”游行，想到北京城内气压多变的春，忆起中国学生运动多蹇的命，揪紧由我的民族多难而挽死的结，百绕而不得回荡之余，把几度沸腾冰止而又重新激荡的血，浇作这春奠的诔铭。
(一)
游行，京城通衢的游行。一个古老的国家的京城里，有民众为某种要求而上街游行，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最早的自觉“西化”。
中国人在戊戌变法之先就有“公车上书”的“群众运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在民族的内难外患的压迫之下，产生了自觉的参政的要求与行动，民心动为变法先。即使在中国的王朝时代，在没有公民的称号之前，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封建社会，在君主立宪还没有影的时刻，就自行赋予自己游行的自由，把改变民族命运的大计，视为自己神圣的权利和义务。
“肉食者鄙”，把国家把民族搞得一塌糊涂的，不就是那些居庙而毁政的低能儿吗？他们的机构和他们祖宗的法，象层层的绳索，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绑得死死的，直望死路上滑去，想指望民族的更生，就靠那几个政治僵尸，还会有什么希望。
要不是西洋和东洋一起欺侮我们这个衰老的民族，我们也不会到了“最后的吼声”的呐喊时刻，可要不是西洋和东洋在意识形态上给破庙引进了透罅之风，中国人大概还会象故明时代一样，干看着一个偌大的一个空架子轰然到颓。在那个架子倒塌之前，它还是有一些挡风遮雨的效应的。
游行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请愿吗？老百姓希望我们的当权派们，把心思好好用在正事上，给国家和人民留一条生路。高喊两嗓，还不是“拜托了”，“就求求你老先生了”？
当此时也，人民，中国的老百姓，是把那个社稷，视为自己的政治所托，看成是能为，也应该为百姓造福，最起码不应该造祸的政治结构。他们只怕自己的心声，不为上层的官吏和皇上以及太上皇们听闻。他们只怕那些肉食者，在消化不良之余，忽略了朝野求变的普遍要求。
(二)
中国人容易吗？不是叫内外交困的形势逼到这一步，会有民众的自发的吼叫吗？
可肉食者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老百姓的“崛起”。这不分明是老百姓要骑到父母官的脖子上吗？凭什么小小百姓要认定他们比皇上还聪明？从什么时候他们会自我感觉这么良好，竟然以为可以在国家大事上插一杆子？要都听了他们的，那还不得三天两头地来在洪洞县衙门前游行示威，这成何体统？
这“朕即国家”的王法，多会儿成了“民即国家”？这口气，他们是咽不下去的，即使你说得对，他们也绝对不会改正。
要得变法，国家得滑到崩溃的最后边缘。法是朕的命根子，怎么能由你说变就变呢？总之，老百姓的话不能算数，要不然天子的权威和尊严何在？有好主意，也写本上奏，让人知道那是朕的主动纳谏，是上意定夺，在大街上一闹腾，还想让朕顺着走吗？
所以，中国的事难办，就在这里。官场、皇家，不是省油的灯，老百姓的呼声越高，皇上的台子越下不来。你去上街游行，已经说明官家的意志僵硬化，老百姓的言路已经堵塞，个中有个肠梗阻。可你硬要用“群众心声”来打动上意，这该是给他的定心丸还是强泄药？
(三)
五四时刻的国际形势，不又是走到了这一步？热血与冷血的交锋。
与前述“公车上书”又不一样。进京赶考的举人们，怎么也该算是中级知识分子，而且总把总就那一小批，且多在京城无根。而民国时代的学生，则是真正的群众，不但是当地的群众，而且真正的根又遍布全国。想那原版的“中华民国宪法”势必有“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一条，要不然怎么没听说五四游行要先到市党部申请备案，等待有司批准，然后再大规模向赵家楼进发。
说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我看有几分偏差，有几分真。谁不希望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给中国人争口气，可谁又爱那些无能政府的软弱立场？学生要是与政府没有立场的差别，他们上街图得是什么？他们高声疾呼要改变的又是什么？他们爱的确实是那个大家的属身之国，他们气的也确实是那个执国之政的政府。国是个抽象的概念，而玩忽职守的是确确实实的那几个人。他们不喜欢那几个人，他们认为那几个人不配代表他们，更不配代表这个大家的国。要不是冲着对国家的爱，哪会有对国贼的恨？
把五四运动归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觉醒，现在看是十分勉强。但在爱国或者民族主义上说，五四运动则是从那时候起，中国人，至少是中国学生，爱国的基本方式，或者基本表达方式。
在他们觉得政府对国家事务有违国家利益时，政府主事人的行为有与国家利益冲突时，他们会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为他们心目中的大家的国家，表示自己的不满。
比如说蒋介石政府不抗战，北京的学生就十分不满，他们上街去沿街呐喊，要把政府的不地道喊在民众耳边，要把自己的要求喊在公众场合。游行，是种要求，是种参政的行为，是立场和意志有分歧时的表达，更是对政府的敦促和推动。
如果政府实在不为所动，更大的游行则在实施之中。你不是不代表我们吗？我们用脚投你一票！众多的知识青年与政府分道扬镳，去了延安。
(四)
用脚投票，多么形像。
但是，在“多么形像”之前，是“多么可爱”。难道游行之行，不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子们用脚步行上街时，他们也是在投票，不过那时，他们投的是不赞成之票，可那不赞成之票，仍然是合作之票，是对他们的政府的“背书之票”。他们把用自己热血写就的生命之票，投给了他们仍寄予希望的政府──只要你抗日，我们的生命和热血都是你的。
可是，熟视无睹的政府，拒绝接受这合作之票。他不但不接受，而且象黑社会绑票的黑帮一样，他竟然作得出撕票的勾当。
票一撕，动作很简单，后果却十分复杂。当事人和黑帮之间的“血肉联系”，断于一旦。人质无存，心质无存。人心，就在投和撕的一来一往中，旋踵而去。
合作的开端，结出不合作的后果，万众一心的国家，在撕票的暴力行为中，随风漂去。
国家的人心基础就这样脆弱？确实如此。难道不是吗？中国的古人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和寡在什么份上定量，就在人心上。这不但对平头老百姓是如此，对学生，对知识分子是如此，甚至是对中国的第一号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我们的孔圣人不就明白地说：道不行，则浮桴于海吗？他是那么热衷于奠定国家的政治基调，他是那么投入地推行稳定团结，可他也清醒地知晓，他不是“执者”。作为一介平民，他手中没有国家的牛耳可执，甚至没有国家的牛尾可执，为了他的国，为了他的民，他四处奔波，来推销他的理解，或者说是他于统治者的分歧。他有道，但道行与道不行，不是由道或者由他及他的弟子们说了算，他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蓝图，只有在比较明智的统治阶级接受并切实执行以后，才有可能在他所热爱的国家实现。
为什么？很清楚，那个礼坏乐崩的烂摊子，是那些有牛耳可执的执者败坏的，要从那条死路上退回来，首先那些窃国者们要退，要退够。这不就是孔老先生的学说的中心吗？孔孟之道，实际上是教导统治阶级克已奉公之道，与小老百姓的个人修养原是无大关的。独裁的中国政治家们，竟然聪明得把对准自己的社会指责，还指儒生，不但真正使自己成为“上天之子”，毫无道德缺陷，不须任何平民或者圣人的指点，而且把孔圣人的牌位，放在自己的麾下，成为思想控制的大闸。
这一来，原来还有“浮桴于海”那一点自由度的孔圣人，被那一架“独尊”的牌位，被我们的世代的独裁们，列为帮凶，或者帮闲，死死地定位在统治者的标杆顶尖。
孔圣人和他的弟子，曾经在大半个中国“游行”，为一个礼乐的中国而奔波，而圣人的儒徒们，丧失了游行的激发力，弱化了自己的脚，颓废了自己的脑。中国终于稳定团结，即使它是亚稳，是表面的错结。
(五)
谁最怕学生游行？过去以为仅仅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民国的新学生字典中，“城”被定义为筑起的壁垒，以防学生进来游行。那时的学生，成为中华民族的游行专业户，而国民党政府成为反游行的困难户。
没想到，共产党在驱除国民党之后，在中国大陆忠实地继承了国民党的这一遗产。
天安门，曾经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达站，尤其是中国学生爱国意志的表达站。我更要说，那曾经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活力的表达站，我们还没有对任何“中国政府”赋予绝对的“代表权”，我们要有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的看法与意见的地方，与渠道，有公开表明我们与执政者的立场差别的民意出口。
五四运动把中国青年，中国学生运动，推上了中国的开创民族历史新页的先锋地位。他们成了中国接受新事物的前窗。这样的崇高评价，在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来看，也是毫不过份的。
七十年后的天安门，给五四运动的传统，加入了新生气，但是，它同时也成了扼杀五四传统的致命一击的历史见证。
我们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首都的中心，面向全世界演出他精心编导的中国特色的“撕票”，不仅是冒了中国人的大不韪，而且是犯了全世界的众怒。可他不知道，他不但撕了中国青年的“肉身之票”，也同时撕毁了全中国人民的政治信任票。
(六)
害怕青年，畏惧人民群众参政的行动与意向，是一切独裁者，是一切出卖民族利益者的通病。不管它是半个世纪前的国民党，还是半个世纪后的共产党。但后者比前者聪明之处在于，它可以把它所畏惧的群众运动，巧妙地转化为运动群众，把中国学生改造变成它在外交困境时的台面之下的小动作的玩偶傀儡。
谁都知道北京是“禁游行区”，一如伊拉克的“禁飞行区”。但在警察的壁垒森严中，有学生的反日表演。说是游行已经不全确然，因为政府不需要任何人的“行”，不希望任何人“招摇过市”，它之希望它的卒子在既定位置，作出既定动作，然后按既定计划全身而退。所以，它动用了豪华轿车，来把学生拉到指定泊位，然后，自发性的游行，自发地展开和进行。这种“非法”的，受警察“监护”的“民间”游行，在外国观察家中，引起了一阵阵骚动和不理解。但过不了多一会儿，大家就都理解了，看透了。
谁也没失身份，国际级的政治游戏继续平稳进行。只是，中国学生的身价与名誉，遭到了致命的一击。谁还会认真地对待中国政府的小把戏呢？
有理由认为，这才正是中国政府的刻意设计，把中国学生在十六年前用生命和鲜血为自己和全体中国人民筑起的政治平台，化作粉齑，流于一旦。
(七)
不要高兴得太早，紫禁城里的新皇们。也不要失望得太快，我的同胞们。
中国虽然古老，但青年在不断地更新。我们惯于说的五四一代，六四一代，不都是这个新生民族的浪花吗？如果说，近一百年前，中国的青年即为自己的国家命运而挺起，那么，他们的精神会轻易被阉割吗？如果说，十六年前，中国的学生曾为自己的理想，在现代化的屠刀前搏斗，他们的青春会轻易地失去光彩吗？不会的。只要有理想的火花，有志向的萌芽，有一息尚存的民族自尊心，我们就有中国的希望，就有中国光辉的未来。
因为，奴化的时代已经过去，浑浑噩噩的命运不能再度强加在中国人头上。你看，青春的游行的步伐，就是脱离奴役的行列，就是走向未来，走向共和的“始于足下”。你听，汹涌的口号排浪而来，就是出于要求自由，要求权益，要求参与，要求变更的时代呼声。
那岂是老人能导演的？
尾奠：京祭咏古
春光明媚照瀛台，
嫩蕊新芽次第开。
弱帝当年声没处，
黄莺鸣啭远音回。
(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