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六四”：中国民主、自由精神“隔代遗传”


以史为鉴知兴衰存亡。中国人常为自己数千年的文明史而骄傲，然而从“五四”到“六四”，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历史，已然在经济上崛起的红色帝国，面对民主自由的百年追求，依旧不得其门而入。

上个月爆发的“民间反日浪潮”，在一时一刻的情绪稍有发泄以后，在官方的监控、疏导和管制下，终于在第八十六个“五四”运动纪念日烟消云散。令人瞩目的国共两党的“握手言和”也在国民党主席连战大陆一行的“胡连会”上，象征性地实现了。本月九日，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庆祝活动之际，在美国总统、德国总理、法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意大利首相、日本首相等57个国家元首的共同瞩目之下，前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乐曲之中，正步通过莫斯科的红场。

世事境迁，有言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历史竟是如此出乎人的意料。

想不到，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期就被中国的作家普遍冠以“中国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称号的 “五四运动”，八十六年以后在集权主义盛行的中国，它的意义竟然已经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显得“暧昧可疑”。而今年的“五四”纪念日，在中国还惦念着“五四”精神的，竟然只有几个七老八十的退休的老共产党员。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和张定在《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一文中，提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他们的声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如此的孤独，与此同时，想不到，你死我活恶斗了大半个世纪的国共两党，竟然在维护现状、保持稳定上找到了相互的共同点。

诚然，国共两党过去既没有为 “五四”的科学、民主、自由之精神而分，现在也并不为其而和。同床异梦，各取所需本是政治家们的绝活。正如莫斯科红场上，各国元首象征性地擦肩而过一样，国共两党找到的共同点不过就是暂时台湾海峡两岸维持现状。连、宋需要把国民党、亲民党打扮成为在台湾“维持现状”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胡锦涛则需要从两岸的“维持现状”中为共产党在大陆的“稳定压倒一切”换来时间。

在统治者和精英们的政治交易，一时权宜之下，往日捐躯的烈士成为冤魂；一个世纪几代人的民主梦想成为泡影。是中国的人民正在付出自由的代价。这便是现实。

要让人民接受这种“现实”，必须要使人民遗忘过去。五十年前的历史必须遗忘；十六年前的事情也必须遗忘。为了促成这种遗忘，统治者开动国家机器，封锁新闻，控制所有媒体，修改历史，打击异议。他们为无所不用其极的统治手段自以为聪明，然后为了成功阉割民族的记忆力而洋洋得意。

高压之下，人民的良知成为沉默，期待化为忍受，遗忘成为现实。倘若民族危亡的时刻突然降临，没有记忆的人民，前没有先辈英烈的激励，后没有奋斗献身的目标。再逢1919年，被精英们出卖了一个世纪的人民又将如何应对“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的号召？这是从现实能够联想到的未来。

“五四”已过，“六四”将至。从“五四”到“六四”，有人说：“中国的民主、自由精神是‘隔代遗传’”。一种理解说“隔代遗传”就是指，如今的当权者是“中间代”，不要再将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梦想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中国的民主、自由精神将由新的一代来实现。今年“五四”，几个老人“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呼声，不由得让人想起这“隔代遗传”之说。

希望我们的读者与我们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

编辑者言

大陆民间的反日示威狂潮，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世人开始注意到中国政府肆意篡改历史，是拿稳了世界冠军的！在胡锦涛和中南海当权者的眼里，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服务的，掩盖历史真相就成了维持稳定的惯用伎俩，本刊特约记者将中俄对待二战历史的态度作了比较，给人新的启发。“反日”省思专题介绍了国际著名中国学者对大陆反日浪潮的分析评论，使人看清楚：中日关系“正常化”，取决于中国能否成为民主国家。焦国标风波同样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连宋登陆，为两岸博弈投下了新的变数，除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受到进一步的质疑，更多人期待台湾会成为大陆民主化转型的动力……但这场吸引世人眼球的大戏，真正的奥妙在于：一旦开演，很快就会产生其自身的独特戏路，而且最终的结局有可能远远超出导演和演员的预期。

费孝通去世，再次引起人们思考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一党专制的关系，恰逢“六四”十六周年将临，本刊将“六四”老人胡绩伟选为本期封面人物，并发表了他为即将出版的《赵紫阳纪念文集》所撰写的序言，他对民主自由始终不渝的追求，以及他的经历，恰好与费孝通形成鲜明的反差，中南海把费孝通奉若上宾，将胡绩伟贬为异己，其实就是中共作为执政党自身异化的写照。

□ 原载《动向》2005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