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六四”，朝野对话，民主强国——对1989年后中国问题的回顾和思考
昝爱宗（浙江）
16年前的1989年5月底，江泽民的上台是有些不够体面的，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发生震惊中外的海外媒体所统称的爱国民主运动（即“六四天安门事件”）。江被急匆匆地召唤到北京来--仅5月底就有两次紧急被召进京，其中有一次还被迫作了“伪装”（美国商人兼《江泽民传》作者库恩语，一说伪装成医生），是以防止他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对于此事，当时权威的官方并没有公开发布消息。63岁的江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年就任，此前是上海市长、国家电子部长），他进京所受到的接待和紧急任命也不是完全公开和符合法定程序（或合法）的--有些程序是事后“追认”或事后“确认”的。
1989年5月30日，江泽民离开上海去北京走马上任。这一去，就一连干了16年。江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的中央委员，当时的胡锦涛也被选入中央委员（候补），江历任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中央委员，十六大时退出。这16年来，他是如库恩的书名所言“他改变了中国”，还是他以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了中国的发展不平衡、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拉大了贫富差距和内部矛盾”？这正是大多数人的疑问和希望得到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正视“六四”事件，建议官方公开当时高层决策详情和内幕
1989年5月底至六月初，国内外公认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还是赵紫阳，虽然邓已经在内部废黜了赵，实际上江也来到北京就职，但中央还没有正式宣布“撤销”其职务，怎么可以同时有“两个”总书记呢？是否名不正、言不顺呢？再者，新接任的总书记是紧急召开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的中委会议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呢？还是政治局常委会内部指定、推荐和投票决定的呢？我看了不少公开的资料，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一个权威而准确的官方说法，以及未见相关会议记录等原始资料解密。查中共《党章》，见第22条是这样规定的：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1982年9月6日中共第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就有此规定）。至于非常时期的决定，尚不得其程序和要领。
今天，笔者从库恩着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号称全国零售超过100万册）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消息：1989年4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例行星期五政治局会议上，江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十三大上当选）身份参加会议的，当时正赶上由中央总书记降为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在场显得非常细心的江拿出自己的硝酸甘油以备救急。可是，等胡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之后，并未见根本好转。到了4月15日，胡就因大面积心肌梗塞而去世了。可以相信当时的江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在不久的将来会继任当年胡耀邦的位子，而且是接替当时主持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
江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回到他任职的上海，但此后的上海并不平静，5月17日，上海学生与上海市委对话，但江当时不在其中。3天后，江出现了，他对学生表示“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称赞”。此前的4月26日，江在上海的一个体育馆内宣布解除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并对该报进行“整顿”的决定，虽然他承认该报“在宣传改革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关键问题未作根本性的让步。
到了5月19日，北京天安门上的形势仍然很严峻，赵紫阳在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希望学生们结束绝食，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公开报道，全国人民最后一次在电视上见到这位总书记。5月22日，当首都的戒严部队试图进城的同时，晚上，元老邓小平等人参加了一个高级领导人会议，“开始实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库恩的新书透露，“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花了5个小时。”“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它人有什么看法？”杨尚昆表示同意。杨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那幺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现仍在世的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他说“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随后，邓小平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全部全票通过--具体参加的都是哪些人，是否全体政治局常委（当时的全体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参加和决策，全体到会者的名单目前还不太清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有杨尚昆、李先念，元老陈云、薄一波等。可以相信此时的江，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等他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赶到北京，在西山见到邓小平时，邓亲自“通知”他将担任总书记，他很吃惊--后来他说“高处不胜寒”。当晚领会了“最高指示”后，他又乘接送他的同一架飞机回到上海。这一天到底是几号，库恩的书没有明确记录（众说不一，有说23日赴京的，有说22日的），但该书后面的注释中称是援引1996年台湾中国时报出公司杨忠梅的《江泽民传》资料，是23日，而另外注释援引的纽约《天安门调查》则介绍“江的任命是5月27日由邓主持的党内8位元老进行的5小时会议中投票通过的。江于5月30日飞赴北京，连夜拜访了元老陈云和李先念。次日即5月31日晨拜见了邓。这一些“党的最高事务”，除了大陆出版物《江传》首次在注释中稍微披露（既公开解密）外，从来还没有更为详细的公开说明，似乎这一切都是“国家的最高秘密”。
正处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仍然是学生表现爱国和要民主的地方。5月29日，广场上首次出现了学生们用三轮车驮来的“自由女神”像。看来当时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几乎没有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不在此刻关注中国的命运。第二天，正在上海一个会场开会的江泽民被北京的紧急电话所打断，几小时后飞往北京--这个说法与《天安门调查》相吻合，此后或许江就留在了北京，开始接任总书记前的准备工作。
6月4日晚上，已经进入中南海的上海市委书记江与李鹏（总理）、罗干（国务院秘书长）、钱其琛（外长）、王忍之（中宣部长）在中南海一处深宅开了一个很长的会（《江传》145页）。库恩写道：江在现场“一言不发”。“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具体是5月31日拜见邓后，至6月4日白天，江的活动仍是一个谜。他后面还写道：“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江说：‘领导人在处理全国性的动乱时必须做到谨慎和明断。’……目睹事态的升级，江吸取了教训。他决心要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在他任期之内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他认为，防暴应当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他看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江还认为外国新闻报道的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建议以后要加强控制。在江优先考虑的事情中，国家的稳定一直是最重要的。”3周后，也就是1989年6月23-24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已经参与“热身”的江才被正式选举为总书记，赵被正式罢免职务。也就是从5月19日赵从天安门广场上离开后就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其正面形象就已经“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之外了。
事后，也就是1989年7月6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证实，5月19日，赵赶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这天，中央（当时李鹏发挥重要作用）已经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心和措施，并宣布部队进城将在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20日，李鹏为首的国务院下达了戒严令，到1990年1月10日解除）。5月22日，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发表讲话（内部）明确指出赵紫阳所犯错误。此前一天的5月21日，赵紫阳已进入“请假期间”，但他认真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被当时的一名全国人大常委宋汝棼说成此举是“公开暴露了他的面目”，后来赵被中央正式定性为“支持动乱、分裂党”--这一评价一直到2005年1月17日赵去世都没有改变。新华社的这篇报道还透露，自5月20日国务院下达了戒严令后，所谓作为“后台”的赵，其人马组织的“前台”已经提出了“反对戒严”、“打倒李鹏”、“打倒伪政府”、“还我紫阳”的口号。库恩的《江传》提到，1989年5月30日，邓将对江的任命告诉了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他说：“这次什幺口号都提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邓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解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6月4日晚上，江已经在中南海内参加重要会议了。而具体在6月3日晚上、6月4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学生们所在的天安门广场时，江到底在哪里？都做了什幺？库恩的江传没有透露，倒是认真地提到江在事后就“防暴”问题发表的一番“例如橡皮子弹”的讲话（前面已经引述），笔者却不清楚他讲话中的“目睹事态的升级”到底升级到什幺程度？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队是如何防暴的？解放军和学生等所有参与者的人数？学生们的伤亡何时公开全部资料？江所言“吸取了教训”具体是指什幺教训？以及他谈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和“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其前提、背景如何？用意所在？库恩在书中没有回答这些疑问，却对江决定出任总书记的细节做了祥述。他写道，在江决定接受这一职务前，在上海特意请示了其前任上海市长汪道涵，汪对于江的担忧给予了信心，并把1840年领导抗英鸦片战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送给他，“使他恢复了自信，决心接受邓的召唤”。后来，江确实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这幅对联，而且还提到一句非常坚定的话是：“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些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绝不可半途而废。”1989年7月5日，曾经在高中学生时期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63岁人大常委宋汝棼--曾是美国教会私立学校燕京大学学生，在出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并发言时，特意提到江的这句话，并“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组，对这一事件彻底清查，追究责任，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至今，也没有见公开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没有成立调查组，以及江表示的要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些政治阴谋“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最后有没有结果，是否半途而废？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认为：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邓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同其它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坚决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意见，坚决支持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严重政治斗争……决定还提出全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新任中央军委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1989年5月30日，江泽民离开上海去了北京。这一去，就一连干了16年（近13年总书记，近16年军委主席），从63岁一直干到79岁，一直都是“第三代核心”。至于谁是“第四代核心”的说法，江公开的文章和文件未见到类似提法。江于2005年3月彻底退出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国家军委主席后，新任领导人已经与89年的民主运动没有直接联系了，现在的高层应当到了可以考虑正视“六四”事件的时候了，建议官方公开当时高层决策详情和内幕，重新评价历史事件，让历史和历史人物恢复其本来面目。
二、朝野恢复1989年中断的对话，继续推进1987年中断的政治体制改革
自1989年以后的16年来，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比1989年之前更加退步了。据1987年12月2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显示，湖北沙市（现已并入荆州市，为下辖区）在1981年10月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后，1987年中共十三大赵紫阳做了政治报告后又成为全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该市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书记常委不再分管政府工作，市对企业实行一级管理。该报引述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开炳的公开介绍，沙市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进行党政分开、转变职能、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市委对原来不再政府任职但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的工作进行了初步调整，书记、常委不再分管政府的工作；市委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工作部门，政府各工作部门的党组将陆续撤销，与此同时，各工业主管局的群团、武装组织也要撤销；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兼管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宗教、民族等工作，移交到政府部门管理，一些由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工作，也按工作性质，确定其归宿；党的纪检部门不再兼管法纪、政纪，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党纪建设；企业领导实行党政分开，分别确定党政负责人，除大中企业建立党委外，小企业不单独建立党委，就近组成联合党委，企业党委由市委直接领导，不设中间层次。机构改革市委、市政府首先带头。春节前该市可撤销10个市级党政机构，归并10个机构，局党委（组）春节后可陆续撤销。公务员制度开始起步，而且全市还正在民主推荐市长、副市长，为即将召开的人代会准备候选人；新成立的机构，如监察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开始按照公开、民主、竞争的原则，选聘公务员。这是中共朝着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历史性第一步。
当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沙市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也就是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提到鉴于1986年12月设立了国家监察部，为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十三大报告提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十三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同时，十三大后逐步撤销了在国家各部门设立的监察组，对国家各部门的监察工作由国家监察部负责。据笔者从当年的某省政府一机关人员处了解到，该省也开始撤销厅局级机关的党委和党组，正待全面展开--也就是党政分开仅仅开了个头，最后却没有结果。到了1989年“六四”以后，先前全国各地试行或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被停了下来。到了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时候，中共的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置、领导体制等一系列基本制度没有变化，只是在管理体制上，十四大后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国家监察机构合署办公的体制（党政不分）。“在工作上，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点。”直到今天，纪委和监察机关仍然是党政不分的，而且可以查处党的、政府的、司法机关的案件，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案件，在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先实行“双规”，即在规定地点和规定时间交代问题，引起法学界和司法界的争议，主要焦点是“双规”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有侵犯人权之嫌，再者就是“双规”以党代政，党政、司法混合在一起，且没有时间约定，当事人没有申请律师辩护的权利，程序上不合法等等。
历来，宪法都被公民视为立国之基，政治之本，人权之要；共和、民主、平等和自由，被宣布为宪法原则；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公民权利，被宣布为宪法权利；基于宪法的政治秩序，被称为宪政。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1989年大学生组织参加的和平的游行、示威，最后却被认为是“动乱”、“反革命暴乱”，随后，官方又不公开提这这些字词而是笼统地说是“那场风波”，这是正面面对“六四”事件和当时的历史吗？
16年来，我国政治体制不改革，也就是在“有宪法，无宪政”的现实条件下，建立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建设，恢复政治常识和历史真实记忆，推动民主化进程，实在是步履艰难，阻力重重。
什幺叫公民社会？，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公民，无论你是胡主席，还是街上的擦鞋匠，都有平等的公民权，都有合法被批准的上街游行示威权，都不能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以及都能够依照宪法保证拥有组织独立工会、结社、办报、集会、选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他是少数民族，或者他是残疾人，或者他的农村人，或者他没有上过学，但都不能在公民权利上有丝毫的不平等，都不能非法剥夺其政治权利。公民社会就是权利社会，没有权利也就谈不上是公民。没有公民，何来公民社会？
什幺叫宪政？我认为宪政并不是我们笼统解释的所谓“民主的政治”，而是具体说“在宪法制约下的限制政府等公权力的使公权力有边界的政治秩序和法治秩序”。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所设计的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宪政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律保障下的限制政府权力的有限责任政府，公权力是受到公权相互制约和民众舆论监督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无限的，同时，公民的私权是受到法律严格保障和限制的，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情况下，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我认为，当前的中国，或者是在当前经济发展快速、正在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只要公权力得不到制约，私权利得不到保障，全国各地还有一定数量的受苦的人，还有更多遭遇司法不公受到政府冤屈的人，还有一些被公权力迫害的政治犯，还有大量的贫富差距和失业、环保等老大难问题，而且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不能进步和发达到拥有新闻出版自由和民主选举决定政府领导人的政治民主自由，就不能不检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停下来所引发的后果，以及对这16年来的执政方针，存在问题，不能不加以正面面对和反思。如果说，这段历史时期有不少由公权力制造的种种公开或未公开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都应该一一清点和正面面对的话，政府应当与民对话、沟通，通过全民团结和共同的力量，积极推行政治民主和保障公民权利，尽快恢复1989年中断的朝野对话，继续推进1987年中断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真正成为高度民主和高度富强的现代化宪政国家、法治国家。
三、吊民伐罪，重新评价历史，惩治腐败，推行民主政治，重振民心
古人有一句话叫“吊民伐罪”，意思是说慰问受苦的民众，讨伐有罪的统治者。吊民伐罪，就是让那些有罪的统治者无法掩盖其罪行，无论他在台上统治的时候多幺威严和多幺伟大光荣正确，都将走到自己被历史审判的那一天，这一关也是无法躲过的一关。
以前，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打倒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四五反革命事件”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当时的权力核心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把刘、林等政治对手的“历史”（大多是捏造的不实之辞，后都归罪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给掀个底朝天，按照当时以毛为首的领导人的意思去审判，去定性。可后来，刘少奇和邓等都被平反了，加在他身上的“叛徒、公贼、内奸”罪名及其它人的所谓罪名都一一被否决了，说是诬告之辞，也是不实之辞。至于《党章》上确立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彪（所谓“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其人其事就有点不透明，问题是林彪为什幺要“发动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为什幺先向南方方向后又要“掉头”向“苏联方向”逃跑？为什幺毛泽东又指示“批林”与“批孔（孔子）”联系到一起了？当时中央的结论是否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
早在1980年11月15日，受过“文革”磨难的邓小平就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接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的采访提到林彪事件，邓回答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厄尔.费尔还问到为什幺外国记者不能旁听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邓说“四人帮”知道国家的全部机密，因此不能公开。至于林彪逃跑时的飞机失事，是自然原因还是其它原因，邓的解释也不甚明白，因为他不在那架飞机上，怎幺知道“搏斗”、“迫降”和“飞行员被打死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提到一处资料称“林彪无法在国内降下飞机只得飞往苏联方向，后成为“投苏”的罪名，也一直得不到中央的证实。
刘少奇的平反是在1980年，而他已死于1969年。中共1980年2月23-29日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彻底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刘少奇被平反了，而诬陷与打倒、致死他的人--死后才放弃权力的毛泽东，其地位和荣誉却仍然高高在上，仍然是“人民的领袖”“民族的大救星”。检讨1949年至1976年间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毛难道一点罪都没有吗？都是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的恶行吗？邓在生前并没有试图否定毛的政治地位，他只是结束了“文革”，改变了其政治路线，走向另外一条使大多数人解决温饱和富裕的发展之路。只是邓小平并没有迈出更大的政治改革步伐，而是在政治、经济上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和“不管是黑猫和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救急、功利原则，解决了当时国家迫在眉睫的吃饭和穿衣问题，但他并没有解决（或许无力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比如吊民伐罪的工作做了吗？毛泽东要不要重新评价，要不要像林彪和“四人帮”一样接受法律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六四”如何评价，如何让全民正面面对这一历史事件？以及更多的关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等等尖锐问题，邓都没有作认真的推进。
早在1957年7月，毛泽东就在他的同事中间号召“创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波，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中国建设的基础。后来，邓又有相同的号召--是在1978年12月底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具体阐述如下：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这种情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邓小平文选1975-1982）《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到这一点时认为，邓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幅员和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束缚，提出要“加强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但“难就难在这里”，这对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政治实体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要使思想得到发展，这样做也是不利的。在国家和党、警的强制下的“统一认识”是无效的空门面。这里，统一这个概念只能是自我拆台，是无法实现的。在邓上台的八十年代，他重新从中央加强了政治控制。1983-1984年他采取了短暂的行动。
1986-1987年，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1989年夏甚至动用了军队。毛和邓都没能使中国既保持统一，又同时享有自由。镇压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等悲剧就是足够的证明。就中国领导人而言，统一及作为其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秩序似乎总是更重要的，而自由及其造成的失控则是太危险了。但是，中国领导人承担的维护统一的重任是中国人民日益沉重的负担。如果说在人民共和国40年的历史中一一条有历史意义的教训而需要记取的话，那就是，如果世纪以来把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变。否则，正在发展中的、日益自信的社会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使在一制度完全崩溃。在九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之后，只有实行多元化，才能维护统一。（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928页）。
美国人编述的剑桥中国史只描述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年，美国人库恩在邓后的重要领导人江泽民的《江传》中总结到，江在国外的表现和形象，展示了人性化的一面，说明“中国领导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比如他会改变观点，如对私营企业的看法。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有时，他会把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如他坚持日本应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激进的示威学生（还是中共地下党），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理解“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武力压制辩护。他渴望中国文艺的繁荣，却又对中国作家和画家的创作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江传466页）。有人形象地形容江是似毛又非毛，似邓又非邓--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江泽民2005年上半年正“突破禁区撰写回忆录”（2005年5月14日出版，第十九卷二十一期），这总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总能说出一些不可回避的真话，毛和邓都没有类似的行动。
回顾江泽民时代，仍然没有解决政治民主多元化和统一的问题，他只是使中国得以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WTO大家庭，维持了邓小平开创的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局面的事业，以及在和平的环境下将总书记和武装统帅权力移交给邓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江之后，他的影响力并不一定一下子消融掉，但中国改革中最关键的区域--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不能迈开大步，仍然面临着《剑桥中国史》编述者所指出的实现多元化和维护统一而无法摆脱的政治风险和危机。
在这一重要“转型”关头面前，我们当代人怎么办？笔者认为，正如邓小平提出解决香港问题“一国两制”一样，前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后人的智慧，他希望一代总胜过一代。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仍然是发展经济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领导人的智慧和全民的爱国心，以及强国力量参与，需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尤其是针对1989年以后的历史，需要重新评价历史，推行民主政治，重振民心。同时，对于“绝对的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现象，要打击贪污，惩治腐败，吊民伐罪，增进执政党与广大民众的紧密联系和平等对话，走进一个真正的“民主多元化的新时代”。
历史的经验足以证明，一个公权力受限制和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政下的公民社会，法治社会，是不可能出现毛泽东这样的皇帝式领导人的，也不可能出现邓小平这样权力没有明确边界限制的领导人的。
著名宪政学者刘军宁说，民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没有民主就没有安定。各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强烈追求，与民主自身的特殊价值和政治功用是分不开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径。民主国家虽然也免不了有许多违法的、丑陋的现象，但却很少出现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内乱。专制国家往往靠剥夺和限制公民的自由来用强制手段维持稳定，而民主国家的稳定则是建立在公民充分享受各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自由包括，民众和反对派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在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制度下，执政者与反对派虽然常常对立，但双方绝不动用武力来对付对方。他还提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已实行完善程度不同的自由民主政治。到了今天，如果一旦一个国家有机会重新选择一次政治体制，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口头上宣称它要选择一个与民主相反的东西，哪怕其实际行动是这样。凡是实行非民主或假民主的国家，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不同的民主化运动。为什幺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在政体上变革如此趋同呢？最关键是一个国家若没有民主就没有安定，这是普世价值。
2004年12月，前《21世纪经济报道》社论评论员王光泽通过一封他起草的“呼吁朝野大和解公开信”表示，在正常的社会里，应该存在着多元化的信息和思想、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可随意组合的资本、可进行自由转让的土地。但“最近两年，国内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大规模民间抗议事件，也出现了执政党大规模打压民间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我们担心，中国再度滑入暴力镇压和暴力反抗的怪圈，中国人再度陷入漫长的悲情之中。为了防止新一轮的同态复仇和政治报复，为了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朝与野都必须怀着爱与宽恕的良善之心，想方设法摆脱仇恨，以走向全面的政治和解”，为此，他公开呼吁：“1、中共应该充分检视执政五十多年来政治行为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揭开历史真相，承担历史责任，寻求民间谅解；2、中共作为执政党应该表现出在位者的宽宏大量，停止对民间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列出开放政治垄断的时间表，恢复和尊重其它既有党派的党性和党员的人格，允许中国民众组建新的政党，允许民间办报，并逐步开放各个层级的行政首脑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3、体制外人士应当充分尊重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理解中共遭遇政治迫害的历史，体谅中共政治仇恨形成的原因，宽恕中共的暴政，用爱与宽容感化中共；4、体制外人士应当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和平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尊重中共及其党员的人格，不要蓄意挑衅或者用暴力威胁现实的政治秩序，为减少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承担另外一半责任；5、体制内外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应该主动承担起化解仇恨的中坚责任，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技术性、规范性、公正性地化解仇恨、解决纠纷；6、朝野之间都是中华民族的同胞手足，不要互相妖魔化、敌对化，而应当互谅互信，弃绝仇恨化、痞子化的语言，放弃武力镇压和暴力革命的手段，共同塑造爱与公义的和解运动（见《议报》周刊）。
恢复常识和记忆，直面历史，勇敢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新的对抗，走向更加繁荣与民主的未来，应该是中国人避免重蹈覆辙的不可或缺的一步。王光泽提到，1978年以前，中国已经完全不具备这种特征，只有一种思想、一个大脑、一种资本（国有资本）、一种人（无产者）、一种土地（不可流转的死地），整个国家自然难免陷入政治疯癫的泥潭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在接受库恩访谈时也提到“江的功绩之一就是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愿意退回到过去时期去。”既然没有人愿意退回到过去时期去，没有人愿意历史重演，那么，今天的政治大环境和现状对于每一个思考中国命运的中国有志之士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伟大的国家，自然会有伟大的人民，经历伟大的事件，只要每个人都责任在肩，爱国，团结，努力，就将会得到历史的关照，就将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让我们相信历史，同时也相信今天和未来，大家一同去努力创造民主富强的新时代，用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多元化形象和国家的政治统一！
2005年5月22日
□ 原载《议报》第1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