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石静静地发光——记“中国人权”创始人之一李晓蓉
茉莉
今天知道有“中国人权”这个组织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诸多拓荒者，尤其是傅新元和李晓蓉这两位大陆留学生，因为他们都是极不愿意宣扬自己的人。傅新元后来献身科学卓有成绩，而李晓蓉，十六年来为这个组织投入了她的心血和她最茂盛的年华，直到被迫辞职的那一天。
凡是认识李晓蓉的人，都说她是一位温婉的女性，她的美，属于由内及外的那一种。我们从未谋面，只在照片见过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听昔日中国人权组织的同事朋友娓娓谈起晓蓉，这位来自四川的姑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拿到哲学博士的第一位中国大陆人，她的高尚，她的理性，她的宽容和执着，她身上学者的智慧和女性的典雅，她献身人权事业的勇敢、热忱与忠诚，就如同一颗淡绿色的橄榄石——那种在夜间静静发光、给人带来吉祥的珍贵宝石，留在我的印象里。
我这样赞美晓蓉，恐怕要令晓蓉本人不高兴了，她是那种最怕被写出来亮相的人，至今仍拒绝我的采访（此文文责作者自负）。但我坚持要根据我的调查，如实记录她的事迹，不但是因为这颗橄榄石清澈秀丽的色泽，更是因为，在这个势利的时代，我们走近晓蓉，也就是走近知识分子不计得失捍卫人权的的理想主义。
◎ 从联合国邂逅到成立组织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时，年轻的晓蓉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怀着一腔义愤，她参加了加州留学生组织的集会示威游行和为国内学生运动筹款的活动。据一位访问学者回忆，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支持天安门学生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与晓蓉的积极投入分不开。
从那时起，晓蓉对人权问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她从科学哲学专业转攻政治哲学。就在那年暑假，她获得一个实习的机会，于是她选择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纽约分部。
在联合国实习期间，晓蓉认识了在纽约地区组织六四救援活动，并在联合国大楼前静坐示威的傅新元等人。在此之前，傅新元和一群留学生，就在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入狱十周年的纪念日——1989年3月29日，举办了一次公证会。“六四”之后，大批中国留学生踊跃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很快，晓蓉也加入了傅新元一群，帮助编写有关六四的资料，出版了《龙的传人》这本大型纪实史册。
暑期过去了，他们手头的工作还很多，留学生们都得返回学校继续学业，否则就有可能失去助学金和违反有关签证规定，但这些工作却需要有专职人员做下去，以便继续关注六四后国内日益恶化的人权。傅新元等留学生大多都是搞科学研究的，只有晓蓉是文科生，又比较擅长做实事，加上她已经完成学位必修课程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可以离开校园。于是大家就建议晓蓉留下来，专职做执行主任。
晓蓉觉得这是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就回到斯坦福大学和导师商量，把学业停下来，并得到校方许可继续实习一段时间。当时，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一无所有，幸亏“人权观察”借给他们一间房子，不需付房租，也不需交纳办公费用什么的。办公室很小，除了晓蓉专职工作，还有一帮留学生和热心人士（包括傅新元、王渝、郑心元、玮琳）有时间就来尽义务。没有钱，他们得处处小心节约开支，一切因陋就简地对付。
作为中国人权组织第一任执行主任，我听说晓蓉当时的年薪才5千美元，而且是向“人权观察“借的。这样低的工资怎么能过日子呢？晓蓉根本无法在纽约那样昂贵的地方租房住，只能在一位就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家里打地铺。
中国第一家民间的独立人权机构，就是在晓蓉睡地板的艰苦条件下起家的。
◎ 早期工作成绩斐然
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晓蓉干得很来劲，在创办这个组织时，他们这群人有很多打算，感觉有许多东西需要从头学。当时，人权对许多在共产党中国成长的年轻人来说，还是一种新的观念，国际人权运作更是一门崭新的课题。具有学者素养的晓蓉，把这个机会当成一个研究政治哲学理论的实习机会。
早在联合国实习期间，晓蓉就已经搜集了不少有关资料。到了中国人权组织，她翻译编写了《怎么利用国际人权机构和条例维护自己的人权》，后来由王渝等人整理出版。这本小册子针对“六四”之后当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任意羁押和非法审判学生和工人领袖的现状，以问答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解释联合国机构可能给人权受害者提供的帮助和具体联系办法。
他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例如建立良心犯资料数据库，发布人权迫害信息，广泛联系国际人权机构和媒体，接待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受迫害者。据当时的义工回忆，有时一天要发出上千封信，常常干到深夜。晓蓉还和王渝等人一起创办了刊物《人与人权》，该刊物在索非亚加入进来后，变成中英文，后来英文名称改为《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待人诚心的晓蓉，在工作中结识了许多国内和海外关心人权的人士，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成员或赞助人。据早期参与中国人权组织工作的诗人贝岭回忆，在“六四”两周年纪念会上，晓蓉居然有能耐请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洛斯基，并从此与这位诗人建立了友谊。
第一年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帮助从国内逃亡出来的人。当时，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纷纷来到美国避难，都是晓蓉等人帮助他们在美国落脚，联系学习或进修的地方，给他们安排国会听证、国际人权机构和媒体采访，承担翻译工作等，非常辛苦。
就这样，在早期创业期间，这个组织以很少的经济开支，干出了令人刮目的成绩。
据王渝回忆，晓蓉在任执行主任的那两年，一个令人难忘的贡献是：“她主办了一个大型生动的有关如何促进中国的人权保护的探讨会（symposium）。那时我们办公室人很少，专职一个，半职和义工三、四个人。我不记得自己帮过什么忙。她人脉好，外援多。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有林培瑞、黎安友、杜维明、余英时等几百位中外学者、人权专家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开了两天，报告和讨论都很精彩。后来，我们还把发言稿逐一整理出来，出版了《国际人权标准与中国人权状况国际研讨会文集》。”
晓蓉在“序言”中写道： “1991年1月18、19两天，许多东方人、西方人﹔汉人、藏人﹔大陆学者、港台学者，聚在一起，琢磨中国人是否应该享受人权﹔他们怎样才能争取到人权的保障﹔ 中国人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象有的人提出的那样，只关心温饱，而不在意做人的尊严。”
晓蓉总结说：“这本论文集的作者都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人权理论研究的拓荒者。”而晓蓉本人，则是这一批拓荒者的辛勤组织者。
◎ 从专职到义工
那一段时期工作非常繁重，而晓蓉是那种不知休息的拼命三郎，她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中国人权组织的事业上。她的工作热忱到了忘我的境界。
过分的忙碌损害了晓蓉的健康，她在插队时患上的严重胃溃疡又犯了，经常胃疼得受不了。有一次在办公室搬东西时，晓蓉不小心伤了背骨，结果卧床一个星期起不来。当时中国人权已经有所发展，筹到一些款，做专职的人已有几位，另有索菲亚、萧强等人表示愿意来做事。 同时，晓蓉对政治哲学的理论兴趣尤浓，舍不得放弃学术上的追求，而国内父母一再恳求她完成学业、成为祖祖辈辈第一个博士，加之斯坦福大学当时给她提供了四年全额奖学金，机会难得，同时，她的学生护照也不允许她继续实习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李晓蓉离开中国人权组织的专职工作，回到大学做博士论文。她和其他几位“中国人权”成员（包括Orville Schell，吴玉亭，胡苏珊等）在加州建立了一个西部分部，搞了一系列讲座、媒体、和募捐活动。
1993 年，晓蓉的学位拿到了，此后，她一边在马里兰大学做研究学者，一边继续为中国人权组织尽义务。这期间的晓蓉，认识了她的先生，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工作和家务的劳累，没有改变她对人权工作的执着和热忱。每逢节假日，她常去纽约办公室义工帮忙，十几年几乎没有缺席过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理事会会议、和杂志编辑委员会会议。
晓蓉先后在这个组织里担任过各种职务（副主席，秘书，理事会政策委员会负责人），经常组织并积极参与理事们有关“中国人权”工作议案、组织健全、和方针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讨论。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为了把《人与人权》网刊办下去，她干了有报酬的编辑工作，拿半薪。多年来，她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代表这个组织出席联合国人权活动、国会听证、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联席会、会见基金会、接受媒体采访、担任翻译等，并以该组织成员身份写作发表过许多文章，协助当时的研究主任索非亚撰写研究报告，等等。
据我了解，美国汉学家黎安友曾经对人说：晓蓉是非在职人员中，为中国人权组织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也最认真的理事之一。现在却有人信口开河，说辞职理事们本来就不做事，走了无所谓，这种说法是多么无稽。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权组织接待过的许多从国内出来的流亡者当中，刘青给晓蓉留下不同一般的印象。她后来说，刘青当时待人很平和、憨厚，不善夸夸其谈。于是已经回到加州的晓蓉和萧强和傅心元等人商量，竭力推荐刘青，她说：“我们都是一帮学生和知识分子，刘青是老一代民主运动人士，中国的人权事业需要这样的人，光靠我们这样的人是有局限的。”
晓蓉意识到，在海外从事人权工作对刘青是一个挑战，为此她曾多次鼓励刘青学英文，以便了解国际社会人权运动发展和操作规则。1997年，刘青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中国法庭对前北京市长陈希同贪污案的审判不合法。晓蓉曾称赞刘青对人权的非政党政治性有深刻理解。
但事隔几年后，刘青在王柄章被判无期徒刑后，拒绝以“中国人权”名义发表抗议声明，并要求拿下《人与人权》网站上转载BBC对王炳章一案的报道，这种违背人权组织职责的无理做法，令晓蓉痛感自己当年对刘青的评价有误。在2005年理事会上，晓蓉不客气地说，刘青在粗暴处理玮琳劳工纠纷事发后一再拒绝道歉，则再次说明刘青已经“变了”。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在国内被视为优秀的民运人士，不等于到海外就能做好人权工作。但当时，像晓蓉那样单纯的留学生，对民主墙时期的斗士充满崇敬之情，因此毫不自私也毫不警惕地，就把主席的职位，送给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刘青，自己心甘情愿地做副手。
◎ 为理想承担牺牲
1994年，晓蓉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她去拜访了北京和成都的一些异议人士朋友，随即被便衣跟踪，在上海出境时被羁留、搜身、并在随身物品被没收后强行推上飞机。 1998年4月，晓蓉回国探视生病的父母。她当时持有美国护照和中共的有效签证进入大陆。但是刚回到四川老家探视双亲不到一个小时，她就被当地警察强行带走，没想到那竟成了与父母的最后诀别。
公安连夜开车押送她到四川省会成都，十几位便衣公安人员立即对她进行讯问，并搜查了她的行李。晓蓉要求允许她打电话给美国领事馆，但便衣公安不予理睬。主持讯问的官员一再指控她违反了中国法律，但拒绝说明她触犯了那一条法律。最后，有关方面宣读了“上面”的一项命令，说她被列入了禁止入境人士的名单，然后将她送上一架由成都飞香港的飞机，扔出境外。
老人家为被抓走的女儿担心，真是肝肠寸断。从此以后，年迈多病的父母一直生活在政治压力中，几次被公安找去问话。 2002年7月，晓蓉的母亲过世，后来，她的父亲被诊断为晚期肝癌，九个月后也在家乡过世。在此期间，为了回国奔丧或探望病危的父亲，晓蓉曾经几次向中国驻美国使馆提出签证申请，但大使馆官员拒绝了晓蓉一家连同两个小孩的签证，不肯说明任何理由。
那一段时间，晓蓉总是眼泪汪汪，觉得自己没有尽到最后的孝心。陪着她一起伤心的还有王渝，王渝曾经因为在海外参加保钓运动，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母亲过世时也不能回台湾。这两位默默无闻地为中国人权组织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女士，也如同许多流亡人士那样，为了理想，她们付出了牺牲家庭团聚的代价。
◎ 缺乏一种“见恶”的能力
对于中国人权组织的分裂事件，晓蓉有过很沉痛的自我反省。她告诉友人，如果当初自己不在乎学位，放弃美国大学里的工作，留在中国人权组织里继续做专职，也许可以避免今天的悲剧。
我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像晓蓉这样竭诚奉献的创始人会被人逼走。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由于后来的执行主任谭竞嫦不容忍晓蓉。谭竞嫦心胸非常狭隘、权力控制欲很强，而晓蓉对自己辛勤创建的组织要求严格、期望很高，因此经常提出批评建议，结果她在谭竞嫦眼里，就成为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谭竞嫦的拿手高招，就是在工作意见出现正常分歧的时候，动不动就到美国东道主席波恩斯坦面前去哭诉，以辞职相要挟。而书生气的晓蓉，毫无讨好取悦他人的习惯，因此在伯恩斯坦先生眼里，她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她因此不再能够对这个组织施加影响。
正如玮琳在访谈录里提到的，在2003年和2004年间，谭竞嫦和刘青曾多次施压，以“利益冲突”的借口迫使晓蓉退出执委会和理事会，连晓蓉对办公室工作的批评建议，也被指责为“瓦解”“破坏”办公室负责人的工作。连司马晋先生和萧强也在这种压力下被逼迫辞职，老实的晓蓉根本没法对付那些手段厉害的人。以前，这个组织不管内部如何激烈争论，最后大家仍可以相互理解、和睦相处、协力共事，但到后来，那种正常风气已荡然无存。
在我这个局外人冷眼看来，即使晓蓉当初不要学位留在办公室工作，她是否能够阻止中国人权组织后来的蜕变，还是很难说的。因为，像晓蓉和王渝这样无私奉献的人，往往只能在一个组织早期创业的艰难时期，发挥骨干作用，一旦钱多了，抱着各种目的动机的人就混进来了，那些玩弄厚黑权术的人，就慢慢地把一大批忠诚正直之士给排挤出去。当然，晓蓉和其他理事忙于各自的事务，对这种蜕变没有足够的警惕性，没有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也是一个原因。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年前，茉莉曾经要求中国人权组织做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单位，刘青拒绝采纳这个建议，并要求执行委员会保持统一口径，对外谎说这个组织历来不向任何颁奖机构提名。当时，在“顾全大局”的心理下，晓蓉她们盲目地执行这个谎言。他们其实都知道，这个组织几乎每次都在向“人权观察”的“哈默特言论自由奖”和“肯尼迪人权基金会”提名。面对晓蓉等前理事迟来的歉意，茉莉感慨良多。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人应有‘见恶’的能力，为战胜恶必先看到恶、揭露恶。”晓蓉太善良，太忠厚，性格过分的温良恭俭让，令她难以洞察别人的用心，很容易被人算计。即使看到了恶，她也不会使用相应的手段去对付，这样，在坚持正义的事情上晓蓉往往败北，遭受了很多委屈，终于被人排斥出局，离开她参与白手起家创建起来的这个组织。
生来就是一颗熠熠发光的橄榄石，不管别人如何不义、如何卑劣，晓蓉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发光的。她不会因为挫折，而丧失她理想主义者的高贵心地与坚忍。离开中国人权组织的晓蓉，仍一如既往地义务从事人权工作，并进行学术研究，以加深世人对人权思想的理解。她最近完成了一部有关文化特殊性与人权普世性的学术著作，即将由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她仍然在思索、在行动，在探索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多元渠道。
原载《议报》第199期
2005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