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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 纪念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

送交者: dok-knife2005/05/24 8:1:22 [温柔一刀]

纪念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

                ·刘文忠·

〔编者按:刘文辉,男,1937年生,上海人。1957年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到浙江嵊泗机械厂当辅助工。1962年他被指控为有“蓄谋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监督改造”。

  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28日,刘文辉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反驳中共中央在那年8月8日发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为这篇文章,刘文辉在1966年11月26日被逮捕。1967年3月23日,刘文辉被判处死刑枪决。从“作案”到处死不到半年。

  本文作者刘文忠为刘文辉的弟弟,他于1966年国庆节休假时去杭州向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著名的学校匿名投寄其兄长的万言书,为此在文革中先后被关押13年。2004年,刘文忠写的《风雨人生路》一书在澳门出版。本刊从本期开始将陆续刊登其中有关章节。〕

  我三哥刘文辉无疑是影响我一生最重要的人。他的渊博知识,他的坚毅,刚强性格,他对国家、对家庭无私的爱,都是我一生追随与学习的榜样。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初起,我才十九岁,似懂非懂的我也曾投入到大串联,到北京去朝圣的行列中。那时的辉哥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里弄受监督改造。自四清后期全国掀起批三家村,尊法坑儒,到全面内乱,辉哥忧国忧民的思想随着政局的急变而逐渐加剧。在国家、民族前途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决心像普鲁米修斯那样,在黑暗中点燃一把熊熊烈火,使人民觉醒。他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但是在红卫兵抄家时,连同他毕生钟爱的书籍与文字札记全部被抄走,不知下落。

  六六年八月份,中央出台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九月份,辉哥深思熟虑,厚积薄发地写了《驳文革十六条》,让我抄写并邮寄全国十四所重点大学。我就是为此事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与辉哥一起被捕,从此受了十三年牢狱之灾,而辉哥在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被杀害。虽然经我们亲属多次申诉,辉哥在一九八一年被平反。但他留下的遗书与他光辉的事迹仍不能公布于世。

  世人不知道在无产阶级暴政下,在上海出了这么一个大无畏的青年。他甘当普鲁米修斯,他甘作又一个谭嗣同,“横刀向天笑”。他不是意气用事,不是一时的发泄,而是为追求真理,在民族的灾难来临前,想独挽狂澜,做一个勇猛的斗士。

  他遗书上说,“毛作为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6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诩为救世主,以致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示新、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忽亿万性命,冒天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之责,我就愿意敢于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平等,自由、民主。”这遗书上的话,字字掷地有声、句句真知灼见、声声血泪感人!

  在文革初期,中华大地有谁像刘文辉那样的仁人志士敢于把毛泽东放在批判、声讨的对立面,一针见血的剖析文革的反动,和预见其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文革结束后,等人民从毛专制统治下慢慢苏醒过来时,凡读过辉哥预言的,无论是革命老干部,还是知识分子无不动容,敬佩和感慨万千啊!他的牺牲不同于权力斗争中被排斥异己而殉葬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革命;不同于被焚书坑儒吴晗、邓拓、老舍等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而遇难的张志新、遇罗克等烈士。他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角上,对毛毫无顶礼漠拜的懦弱、媚俗,公开表示与毛斗争到底的人。他以死来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他不做顺民,甘做义士!中华民族应以刘文辉为荣,他的战斗檄文与鲜血证明他当之无愧是反革命的第一人。

  我在去年以自己和家庭的苦难经历写了一本书——《风雨人生路》(一个残疾苦囚新生记),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把辉哥的遗书和事迹公布于世,希望如辉哥所寄予的愿望:“中国在民主主义者,共产党的现实主义者引导下走上平等、自由、民主的康壮大道。”

刘文辉唯一的同案人——刘文忠,2005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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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一)

                ·刘文忠·

          夜半沦为阶下囚——《风雨人生路》序引

  一九六六年秋末冬初之夜,朔风卷洒黄叶,寒气特别凝重。“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上海滩,成千上万人还涌聚街头,热烈争辩,无法入眠。一辆灰白色的警车突然驶出日晖新村,披着昏黄的路灯光,车头闪烁着两道血红色的巨眼火花。

  “胡……呜……” “胡……呜……”,警车驶向肇嘉浜路时骤发出一阵阵揪心裂肺的警笛声,掠过街道两边梧桐树投下的团团浓影,磔碎满地黄叶,风驰电掣般地左转右弯,飞速奔驰前进。街道中央绿化地中正在七嘴八舌议论风生的人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这时的我,二十岁毛头小伙子,被反铐双手,押在车内后座中间。左右两边,两位荷枪实弹的公安战士紧紧地夹住我。当我侧脸向车窗外观看路径,意测车子行进目的地时,公安战士粗强大手把我头拧摁得低低的,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约莫半小时左右,警车风风火火驶进一所大院戛然停住。公安战士打开车门,把我推搡下车。

  我由两位战士左右挟住迈开歪斜的双腿,跨进了第二道大铁门。我瞥见“值班室”牌子,墙上挂钟针指深夜十一点。看守上来对我搜身。他麻利熟练地翻我上下衣裤袋,把一切东西包括一张汽车票根全部收去。他解去我裤腰皮带、皮鞋系带,又用剪刀锋利剪去我衣裤上所有的金属搭扣。这时,被反铐着双手的我,惊魂未定的我,活象一棵树立的木头那样,呆呆地随他任意摆布。看守对我身上处理完毕,我被推搡进第三道大门,来到一张黑漆办公桌前。一位年老的看守瞪眼严肃发问:
  “姓名?”
  “刘文忠。”
  “居住地址?”
  “日晖四村12号。”
  “职业?”
  “工人。”

  他听我回答,一一登记入册,接着声色俱厉地说:“从今天开始,你的编号是1548,记牢!在里面不准称呼姓名,不准交流案情,不准……”宣布了一大堆“监规”。然而我耳朵里嗡嗡响,头脑绷涨得裂开似的,哪里听得进他说的种种“不准”。

  我没有被直接带进牢房,而被推进了一间提审室。七八平方米的小间内,灯光贼亮,刺得我一时睁不开眼。稍稍定神,只见雪白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斗大而漆黑的字体,显示出巨大的威慑力。我被看守推坐到一把用粗重硬木加角铁固定在地上的黑漆椅子里,再大力气的人也休想松动站立起来。

  “1548!看清楚了吗?墙上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前面长方形审讯席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矮胖审讯员首先开腔,面孔铁板,声调严厉,目光凶狠。我沉默不语。

  “1548,我们是严格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办案的。你年纪轻轻,不懂事,受了你反革命哥哥刘文辉的毒害和指使,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只要你老老实实,彻底坦白交代,党和政府会对你这样受蒙骗的青年人从宽处理的……”另一位五十多岁,身材消瘦的审讯员语气缓和地开导我,两道目光却犀利直刺我心头,似乎要看透嫌疑犯心中一切秘密。

  “我,我确实弄不清为什么要逮捕我,我没有参加什么反革命活动……”在他们反复威逼与诱导半小时后,我不得不含糊地为自己辩白。我的话还未说完,那四十岁矮胖审讯员气怒地拍打案卷,吼狠地打断我话头,训斥道:“至今还要抵赖!真是死硬的反革命!你说,国庆节那天,你到哪里去了?你去干什么了?后来你又到哪里去串联了?你与你反革命哥哥罪大恶极,他犯了现行反革命死罪,你也不想活了吗?……”一连串吼骂,像连珠炮那样当头压下来,容不得我半句申辩。

  审讯又处在僵硬死气状态。坐在审讯席边上的记录员不时地看手表,约莫已是子夜时分。这时,那位年长的审讯员清了清喉咙,依然声调缓慢地对我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是区别对待。只要你坦白交代,同反革命哥哥彻底划清界限,我们会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的。当然,如果顽抗到底,拒不坦白交代,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你和你反革命哥哥一起作的案,铁证如山,我们都已掌握了,现在是给你坦白的机会。因为你年轻,又是无前科的从案犯,所以才给你机会,否则就不必要如此半夜三更审问你,你千万不要错过啊!”

  任凭老审讯员对我不断诱导,我还是无话可说,沉默再沉默。初冬下半夜的寒气逼得我不时颤抖。在被他们连续软硬兼施逼迫得再也无法沉默时,我临时编些口供搪塞几句。他们却一一对我驳斥。这样磨磨蹭蹭,耳朵里振聋杂闹,眼睛里火冒金星,磕磕睡睡地摊坐在审讯椅中。不知拖延了多长时间,偶然听到记录员轻轻告诉老审讯员:“快四点了”。那个四十岁矮胖审讯员也禁不住连打两个哈气,并嘟哝着“他妈的”、“死硬反革命”,合拢了案卷。老审讯员说:“今天到这里,回牢房后好好想想,我们是在挽救你。”

  当夜审讯结束,我跌跌撞撞地被带到底楼的一间牢房,约莫是十五、六平方米的空房,靠走廊有一扇窗户,装钢丝网,中层铁栅栏,外边是由看守控制的玻璃窗。对面外墙同样有扇三道隔离的窗户。牢房内水泥地,靠墙有一张二尺高的木床,墙角边安置了用水泥砌成的便桶。房顶高约三米左右。在紧接房顶的二间牢房隔壁中央,有一个用玻璃加钢丝网密封的窟窿,内装一盏彻夜不熄的电灯。我抱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扑倒在床上,搭上眼皮昏睡去。贼亮的灯光很快刺得我无法安眠。回想公安民警冲进我家门,逮捕我与三哥文辉的惊恐场面历历在目。

  这天,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晨,我从外地串联风尘仆仆回到家中。白天,我兴致勃勃地向父母亲、三姐文珠、三哥文辉说了所见所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目睹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到四川江油见到四哥文正……。还悄悄告诉辉哥,在南京车站遇见我同学兄弟沈兴定,他说有人去学校了解借给我红卫兵证件事。辉哥一听,顿时神态冷峻,默默不语。晚饭后,辉哥催促我快点上楼休息。不料深夜十点左右,正在疲惫沉睡中的我,被冲上楼来,敲门进房的便衣警察反铐了双手。我被警察推搡出门时,看到几位便衣用枪顶着辉哥的胸膛,也把他反铐起来。就是这一瞬间,辉哥回头颔首嘱咐我:“不要怕!”“镇定点。”

  记得是一个多月前,9月28日深夜,辉哥把他深思熟虑后书写的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抄写成十四份,装成十四只信封,交给我。这是向全国最著名的十四所大学发出的匿名呼吁书。他要我到杭州去悄悄投寄。辉哥说:“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狂澜奔腾,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十六条是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和控制,是残害知识分子和国家忠良,我一定要大声疾呼地揭露它!遏止它!”辉哥又说:“这件事一旦暴露,是要‘杀头’的,我不怕,你怕不怕?”我恳求辉哥不要干,他风华正茂,才气横溢,何必去撞死在最高当局的枪口上呢?!但是辉哥却两眼炯炯,视死如归,他指着早在桌上放着的两条亲书毛笔题词说:“范仲淹说得好:‘宁呜而死,不默而生’。亨利·柏德列也说:‘不自由,毋宁死’。”我沉默了,答应他去投寄。因为我自小对聪明睿智的辉哥佩服万分,始终认为他所作所为总是对的。10月1日,国庆17周年,我独自一早乘火车到了杭州,下车后即找邮筒投寄匿名信。接着乘公共汽车到秀丽的西子湖边,沿着湖滨大道,一路寻邮筒投寄。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投完匿名信,登上南高峰的灵隐寺,但见寺庙荒废,游客寂无,正在叹伤文革“破四旧”带来灾难时,一摸背包中还剩下一封匿名信未投寄。情急之中,向坐在寺门口的一位戴纠察袖章的女同志打听哪里有邮筒,她扬手指点说,转弯靠办公室墙上挂着就是。我毫不考虑地跛着左脚去投掷了。这时,我松了口气,辉哥交办的任务完成了,赶忙返回车站,搭乘夜车回上海。过了一个月,我借了同学的红卫兵证件,又穿上二哥留在家中的旧军装,离开上海,出外大串联去了。怎能料到,串联个把月回到上海家中,当天夜里就被公安逮住,是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暴露了问题,引起东窗事发呢?老审讯员说得对,我还年轻,今年才刚20虚龄。古人说:“二十而冠”,二十岁要戴上成年人的帽子,可是我二十岁,却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投入监牢。

……

                黑云压神州

  一九六六年春末的一天上午,我匆匆忙忙赶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口处。其时我心头沉甸甸的,黄浦江面上吹来的虽是暖风,我却浑身凛冽微颤。前几天突然接到辉哥从舟山嵊泗厂寄来的一封信,信上简简单单几句话:“我已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遣送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定于某日某班船抵十六铺码头,望来接我。”这犹如惊天炸雷,顿使我们全家惶恐不安,一起猜想,怎么好好地已摘了右派帽子,又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而且要遣返老家管制?重重疑云笼罩全家。上面的几位哥哥都已出外工作,离开上海,几位姐姐都已出嫁,父母年老,惟独由我按时到码头迎接。中午时分,舟山来的班船抵达,船客们鱼贯由出口处走出来。我翘首瞻望,左等右等,约莫在全船乘客全部出来后,看见辉哥手提一只大包和行李箱,由一个解放军陪着,身边还有二个工人似的,踽踽向出口处走来。我赶忙迎上前去,在出口处拎过辉哥手里的包裹,正要招呼讲话,那个解放军立即插口问道:“你是刘文辉的什么人?”我突兀一惊回答“弟弟”。“你们父母为什么不来?”“年纪老了,走不动了。”“那么好,现把刘文辉交给你。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回老家监督管制。有关他的政审材料,我们已给上海公安局、街道里弄寄去了。”这时,默立在一旁的辉哥才介绍说,他是厂里的军代表,二位是厂里的支部书记与保卫科长。他们对我“交接”完毕,就一起离去了。我跟着辉哥,提着他的行李包裹,急忙乘公共汽车返回日晖四村12号。地区街道派出所已派民警在我家等候。辉哥与我踏进家门,民警马上严肃地对我父亲与辉哥宣布,“从今开始,刘宗汉与三儿子刘文辉,一起被监督劳动,扫垃圾、掏阴沟……,定期向里弄专政队汇报思想,接受管制改造。”

  辉哥回到家中,我们才知道他又出事的经过情况。由于嵊泗位于舟山群岛之中,特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辉哥能长年收听到海外一些电台的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当时大陆全封闭,最高当局推行愚民、压制、混淆视听的阶级斗争政策,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面情况。而辉哥了解和看清世界与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差距情况。他长时期博览群书很有抱负。他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反对“专制、独裁、暴虐”;他尊重科学、教育、艺术,厌恶对人民推行愚民封锁政策。他勇于奋斗,要改变强加给他的右派困境,所以一直想出国去看看,寻找新的生活和世界。为实现这一计划,他一直在攻读英语,学习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书籍,他在嵊泗常独自一人出海游泳,以增强体魄,几年锻炼下来他能在海上游出万米以外。船厂许多人佩服他的才学和人品。他结识了少数几位志同道合的船厂工人、船员、船老大和来实习的大学生。他们曾合谋偷偷潜上渔船或客轮驰出公海寻求政治避难。后来此计划在64年“四清”运动中被胆怯者出卖而落空。出事后辉哥一人把主要责任承担下来。当时搞的“四清”运动政策规定,坦白者“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三哥坦白后,因为只属企图,没有实施具体行动,原希望“从宽”处理。1965年底“四清”工作组却报当地法院立案。嵊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宣判:“刘文辉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质极端反动”,“组织叛国投敌集团,妄图投靠美帝,背叛祖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判处管制三年,交群众监督改造。”辉哥最终没能实现自己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却带来灾难的厄运。

  日晖四村本来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刘宗汉扫垃圾、掏阴沟,现今开始,在这位七十古稀老管制分子身边增加了一个刚交三十岁的新生反革命,父子俩人每天一早同去监督劳动,同去接受派出所与里弄干部的训话,同时遭受邻居与过路群众的嘲笑、白眼、奚落。派出所民警与里弄专政人员时不时来到他们身边,训斥他们“垃圾没有扫干净”、“阴沟没有掏清爽”,随时随地将父子俩拉到里委会,叫来几个年轻力壮的里弄小伙子对他俩批斗,动不动揿摁年已七旬的老管制刘宗汉的头,有时还对新管制刘文辉敲头踢脚,任意凌辱人格。

  辉哥回沪后同父亲与我一起居住在12号二楼的16室。几乎每天夜里,辉哥要责怪父亲:“你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卖力地扫垃圾、掏阴沟;这些重活累活脏活,应让我多干些,你只要做做样子就可以了。累坏了身子怎么办?”
  “你年轻,以后或许有前途。至于我,一把老骨头,做累做死也无所谓了!”父亲反而会这样说。
  “爸,你被管制了七、八年,一贯忍气吞声、窝窝囊囊,以前你不当汉奸,不去台湾的骨气哪里去了?”辉哥想给父亲找回失去的勇气同命运抗争。
  在昏黄的电灯光下,老父亲面露苦笑,喃喃地回答:“唉,那都过去了。毕竟现今是新中国了,再与谁去抗争?!”
  “不!毛泽东自己说过,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国家已是新了,当局做法却是旧的,是封建专制老一套!”辉哥直言不讳评击道。
  “嘘!”父亲急忙去按三儿的嘴,“快别瞎说,别人听见不得了!还是耐着心吧。”
  倔强的辉哥却不听老父劝告,继续愤恨地说:“开国后毛泽东一年比一年“左”得凶,越来越打击一大片,冤狱遍地,这样闹下去,国家还有希望吗?!”

  在旁边见他俩如此争辩的我,心如刀绞,痛楚异常,但也无可奈何,无话可劝。

  ……自从辉哥回家后,尽管白天接受监督劳动,夜晚他指导我读书,密切关注广播与报上刊登的新闻报导,分析与担心国家时局日益恶化。阶级斗争紧锣密鼓,华夏神州一天比一天“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

  记得辉哥拎回上海的一箱子破旧工作服与洗涤多次补了又补的被褥,同时几大包里的却全是中外名著、报刊杂志。其中他保留了一份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面刊登着姚文元的大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辉哥郑重其事地指着这篇文章,要我认真仔细阅读,并说:“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又一颗重磅炮弹。姚文元批判的《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年是胡适在北大的学子,现今是北京市副市长,是个著名的明史专家。这样名闻国内外的大学者可以公开点名批判,说明毛又要刮起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了。”当时全国报刊上不断展开对《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的批判围剿,辉哥把收集到的有关报刊材料摊在我面前,借着昏黄的电灯光,一一指点给我看,他说:“看来问题并不只是批判吴晗,而是直指整个北京市委。”又说:“毛是借‘罢官’一事做文章,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彭老总又要吃苦头了……”说着他双目闪光,摇头叹息,忧心忡忡。报上还刊登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竟然断言“十七年来文艺黑线专了政”。辉哥对此特别恼火,愤愤地对我说:“怎可全盘否定新中国建国十七年来的文艺工作者的集体成绩呢,不但否定,而且个个戴上了‘黑线专政’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看来要把中国知识分子一锅端了!”说着,辉哥手敲书桌,连叹“荒唐!荒唐!”

  5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又一篇大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据说,这是毛泽东指明要批判的,《北京日报》为此公布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材料,对“三家村”进行批判,但很快被中央指责为“假批判,真包庇”。姚文元在大文章中直接上纲上线:“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污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全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攻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猖狂攻击。”文章中还公开宣称: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紧接着,全国报纸与广播,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疯狂围剿。辉哥对此气愤万分,怒火百丈。他告诉我姚文元是早被鲁迅先生讽刺、批评的姚蓬子的儿子,自己出身一塌糊涂,现今高举棍子,硬是把人家往死里打。又说,邓拓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从延安时代开始紧跟毛泽东的有才华的革命知识分子,现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他写的《燕山夜话》不仅文采好,而且含义深邃,是本好书(辉哥早已购买并要我们兄妹精读),毛却把他抛出来打倒,看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他们也要遭殃了。果然,紧接着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中央宣布为“独立王国”,全体领导统统打倒,被一锅子端掉。中共中央又宣布以宣传部长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为“阎王殿”,“砸烂阎王殿,小鬼闹革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狂澜横流,浸淫中华大地。辉哥一再喃喃自语:“国家与民族的大灾难来临了。”

               “文革”卷狂澜

  由批判《海瑞罢官》揭开序幕,批判《三家村》战鼓轰鸣,《五·一六通知》号令天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文化大革命狂澜席卷长城内外,猛袭大江南北,震波天涯海角。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向学校党委书记陆平与北京市委彭真等人开炮的第一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中国一夜之间,突然遍地像“圣经”说的放出无数“潘多拉魔匣”的天兵天将。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全国亿万民众奋起响应,广大造反派、红卫兵小将结队杀向社会,纷纷闯进民宅,揪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大批的社会名流、声望卓著的人士被红卫兵押着戴着高帽子上街亵渎游斗,成千上万户被突然抄家,打、砸、抢、抓、抄,焚书烈火彻夜熊熊,坑儒手辣空前绝后。尽管老父亲与辉哥天天低头在里弄卖力地扫垃圾、掏阴沟,从早到晚不讲一句话,两日三头去派出所、里弄专政队汇报思想,违心责骂自己,但仍然逃不脱抄家批斗的厄运。

  66年恐怖的红八月,我家连续遭受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抄家。他们是根据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名单,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高唱《造反有理》革命歌曲,跑步冲锋般地打上门来。一闯进二楼16室我家门,他们七手八脚翻箱倒柜,搜寻金银财宝,认为凡是“反革命”家中,必然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没有哪个不私藏着金银财宝的。不料我家长年累月吃饭都成问题,原先母亲的陪嫁珍宝己变卖得所剩无几。他们搜寻不到就抽出皮带,兜头揽脑地抽打我父亲,老人急忙踉跄后退,辉哥挺身上去阻挡。这时,在底楼4室内抄家的红卫兵小将们大声欢呼“抄到了!抄到了!”楼上这批小将蜂拥下去观看。那是我母亲三十多年前陪嫁品中仅留的几只手镯、翡翠、玉片。他们获得至宝,纷纷你抢我夺,一块较大的纯碧好玉被打碎在地,有些小将还从地上抢夺碎片。另几个红卫兵从我母亲箱橱里抄到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几幅国画,那是我太外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画家胡公寿的亲笔丹青。中学生们不知它为何物,几个人有趣的传观,有一个大喊:“封资修四旧,还看什么!”抢上前一把夺过,双手把它扯撕得粉粉碎,他还把团团碎纸掷出窗外,边跳边高叫“大破四旧,彻底砸烂旧世界!”旁边红卫兵们一起跟着呼喊:“砸烂旧世界,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且说先前闯进我16室的红卫兵小将们,见在底楼4室捞不到油水,没有战绩,赶紧又奔上二楼,到我室内杀回马枪。他们根据在派出所获得的情报,我父亲曾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专员,是个反动大官,硬逼着我父亲交代罪证。老人被吓得抖抖索索,连说“我……我是个临时专员,没……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绝不相信,训斥他“狡赖”“顽固不化,死路一条”,冲上前去又抽皮带打他。这时,一个细心搜查的小将,从一本旧书中抖出几张发黄的照片,欣喜地大喊“抄到了,抄到了!”他们一起哄着观看,原来是我父亲当年戴着大礼帽,穿着笔挺的西装,在同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的外国军官握手,背后是巨大的万吨轮船。有几张照片上还有国民党军官与美军人员,在秦皇岛码头督运货物。其中有一张是父亲和陈纳德将军在机场交货后的合影。红卫兵小将一见战果辉煌,指着照片,又点戳我父亲的脸面,大声喝问:
  “你这个老反革命,还不老实交代,你自己看看,当年你这个国民党大官僚耀武扬威的反革命样子!你老实说,这在哪里?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
  面对小将们吼叫乱骂,老父亲定了定神,认真地回答:“这是我代表当时政府与人民,去苏联和美国接受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发给中国的战后慈善救济物资……”
  “老反革命还在骗人,当时政府是蒋介石反动政府,怎代表人民?你还在放毒,”未待老人说完,一个年纪大些的中学生抢上打断说,“苏联是苏修,美国是美帝,它们怎会发善心向中国拨救济物资呢?显然你又在耍花样,欺骗我们小将,以为我们不懂知识……”这群不懂历史背景的孩子们,自以为是,反复批斗我老父亲。
  “喏,这张照片,”老人大概往事的骄傲使他顿时勇气倍增,伸手过去拣出张照片说道“这是在秦皇岛码头,我指挥工人把国际救援物资搬运去解放区,旁边站立的有伍修权领导同志”又说“那张照片上的美国人是抗战英雄、飞虎将军陈纳德……。”

  有个年纪大些,估计是高中生,从父亲手上夺过照片,端详起来,正要驳斥老人“狡辩”,突然旁边那个细心搜抄者,又从另一本书中抖出一张大照片,顿时大叫:“不得了,这个老反革命还拿枪!”他们聚过去一看,原来是老人当年做京剧票友时,化装演出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作战的剧照。这下子,红卫兵小将“扫四旧”革命行动战果累累,战斗士气大振,几个红卫兵一起揪着老人,勒令他低头认罪。父亲胆小怕事,唯唯诺诺,任凭他们摁头,将七十岁的老人硬揿他弯腰90度双肩背翻。父亲大呼“痛啊!痛啊!”血气方刚的辉哥一个箭步上去扶持父亲,大喊“你们讲点人道主义,我父亲是古稀老人了,你们怎可……”话未说完,一个红卫兵挥舞皮带朝辉哥身上猛抽一下。辉哥急忙转身去夺他皮带,室内混乱一片,父亲老泪纵横,嘶哑地竭喊:“作孽啊,作孽!”

  大概是老人惨烈的嘶叫震颤了青年人的幼稚良心,大家顿时罢手不语,室内寂静下来。那几个细心搜查的红卫兵,把辉哥堆放在床底下纸箱里的中外名著,一本本抄翻出来,翻一本撕一本,拣他们认为好看的,一本本扔进一只大纸箱内准备带走。辉哥一生节俭,但爱书如命,十多年来收集购买了不少心爱的书刊,并勤奋阅读,在许多书中留下他的批注心得。红卫兵们抄抢他的书,等于抢劫他的宝贝;红卫兵撕书声声,犹似在他心上刀刀绞割。辉哥急忙上前向他们解释:你们撕的这些都是中外名著、进步书籍,有费尔巴哈、黑格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考茨基、柯卡普、普列汉诺夫……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启蒙老师。红卫兵哪听他的解释,依然照抢、照撕不误。辉哥真想从他们手中把书夺下来,过去阻止他们烂撕恶行。这下又得罪了这批小霸王,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书正是马恩列斯毛的老祖宗,是唯物论、辩证法,或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始祖,没有这些人类先知先觉,哪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是小将们毕竟还小,显然懵懂无知,四五个冲上来对辉哥拳打脚踢,皮带乱舞,并要用绳子将辉哥捆绑起来。我工厂下班,回家迟了,进门看到,马上过去拉开怒火抗争的辉哥。这时,一个小家伙至多16岁模样,竟挥舞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敲我父亲头,我冲上去大喝道:“不准打人!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七十多岁老人经不住这般打,你的爷爷奶奶可以这般打吗?”这伙人见我理直气壮,虽然腿脚残疾(作者幼年患过小儿麻痹症——编注),但腰粗背阔,浑身有力,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顿时被吓住收回皮带。其中有个中学生是里弄附近的,认识我,凶狠指着我鼻子训斥:“狗崽子,你家一个老反革命、一个中反革命,你是小反革命子弟,你识相点,否则连你一起揍斗!”我正想大声回击他,辉哥怕我牵连吃亏,急忙叫我出去。我刚走出门,带队的造反派拦着我,喝令“不许出去,想转移窝藏材料吗?”并上来把我的口袋一一翻遍。他又叫红卫兵“继续搜查,注意死角”。于是我家里又是一阵乒乒乓乓打砸声,所有抽屉都翻过了,所有箱柜都打开了。反正家里凡值钱的东西都被抄拿去了,一个红卫兵头头走出门,不甘心又返回我家,强行抢走了家中存下,唯一值钱的一台六管红灯牌收音机。我上前拦着他说:“收音机不是四旧,为什么要拿走?”。这小强盗蛮横地瞪着眼说:“有人反映刘文辉深夜收听‘美国之音’,我们要没收,拿回去检查,如有问题,回来总算帐,当心你们狗命。”说完抱起收音机就扬长而去。可以说,从物质到精神,都被一伙又一伙强盗抢劫一空。

  不知哪一位好邻居去向派出所密告,“历史反革命刘宗汉半夜里在屋后花园藏东西。”在这年代里,随便一句诬告话都可使你一家人大倒霉。于是很快又冲进来一批红卫兵,他们抄不到金银财宝,抢不到“扫四旧”战果,也搜不到“反革命变天帐”,就到我家底层4室的前窗外花园篱笆内乱掘猛挖,把我家种的花木统统烂砸倒地,又掘地三尺,除了泥土还是泥土,他们泄气了,把怨气全发在我父亲与三哥身上,又对他们摁头按背,弯腰90度,抽出皮带毒打,逼令他俩下跪认罪。老母亲悲愤得怒火中烧。与我们同住一起的四个外甥,最大的16岁,最小的8岁,他们惊吓得“哇、哇”大叫,乱成一团,围绕在老外婆身边哭个不停。他们只知道老外公与三舅舅把他们从小抱大,疼他们照顾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毒打体罚。他们看到别人家孩子戴上红卫兵袖章,自己却变成了什么“黑八类”,被人叫狗崽子,幼小心灵上尝够了痛苦的滋味。他们手足无措,只有躲在老外婆身后痛哭发抖,有的还钻到床底下去避难。

  社会的抄家、批斗阴风,像传染病那样迅速蔓延、猛烈发展。我家这样的重点被反复抄、多次抢。我家对面住着我中学的高老师,她出身资产阶级,平时同学们在背后都称赞高老师是最有气质、最漂亮的女教师。她穿着比较时髦。那天我看到红卫兵抄她家,一个流里流气的学生用扫帚挑起一件粉红色柔软衣物,在她家门口吆喝,引来大家去看热闹。那是一件胸罩连内裤的女用内衣。里弄阿姨妈妈们看着神情异常,啧啧连声,仿佛一致认为那是很淫邪的东西,只有淫妇荡女才会穿这个东西。有的还直指站着被批斗的高教师骂她“不要脸,淫妇,丑死了!”观看的“革命群众”一致叫喊起哄:“给她剪啦,剪啦,剪成条条片片,看她怎么穿!”有人还在指责道:“不就是人生的漂亮些,想不到她思想太肮脏了!”有人出主意叫着:“狠狠批斗她,把肮脏的东西挂在她头颈上,拉她去游街!”果然,红卫兵们听了起哄人群的恶作剧,把那件胸罩内衣剪成七八条碎片挂在她头颈上,一边推搡她一边凌辱她,后面跟了一长串看热闹的人,污蔑她、作践她,在里弄周围的街道上游斗她。高老师低着头,泪流满脸,泣不成声,忍受着愚昧人群的恶劣凌辱。天啊,真是何等愚昧啊!我心里想,为什么要这样贱污一个高尚的人民教师!尤其是个女教师,人们围观起哄者良心何在?道德何在?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人类有个共同的暴君,它的名字叫“愚昧”。文化大革命将万万千千人推向了愚昧深渊,又使千千万万人遭受愚昧暴君的残酷践踏!恐怖、残酷、难以忘怀的红八月,这一月全国有多少人家被抄、被斗?十万户?一百万户?一千万户?也许更多。是最伟大的领袖授权红卫兵和造反派来抄家来批斗的,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是最伟大的领袖做出来的最伟大的事?庶民啊!贱民啊!你们的人权在哪里?你们的自由、民主又在哪里?

  文革像火山爆发喷起冲天的烈焰,它吞噬着大地、吞噬着生灵、吞噬着一切。记得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传材料中有一份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报,上面报导了北京近郊大光县三百多名四类分子被杀害,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若不是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到县制止,这场惨绝人寰的恶性斗杀还会发展,这份战报上还印了当时文革红人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公安局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国家还是公安机关,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这些讲话的流毒促使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残害四类分子的种种暴行,遍及面之广是历史上罕见的。辉哥读了这份简报,愤恨地指着家里墙上挂贴的毛泽东像说:“文革是通过群众专政即暴民专政来达到群体绝灭的目的,使中国无数死难者注定要做无主的冤魂。将来总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向这位祸国殃民的暴君清算这一笔笔血泪账的。否则天理不容。”

  中国大乱了,上海更大乱了,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上海,顷刻变成了一个腥风血雨的大海洋。原来整洁的南京路十里长街,成了大批大批红卫兵、造反派作恶横行的恐怖之路。许多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随时随地抢上去剪过路小姑娘的长辫子,剪过路人的所谓“小裤脚管”,凡妇女烫发更被残暴剪得几乎成了光头尼姑……十里长街顿时成了处处慌乱、处处痛哭的难民路,不少不法之徒、流氓阿飞趁乱调戏凌辱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下剥光了妇女的上衣。淮海路到处在砸招牌,一些著名餐馆贴出大字报上写着“黑九类及其子女不准入内!”。更有甚者贴出一张革命通知书,上面赫然写着“二十种人不得入内,即: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国民党军官)、贷(高利贷)、小(小老婆、小商、小贩)、娼、僧、巫、道、尼”。全都在打倒之列,是革命的对象,不能进饭店。这里已没有了真理,没有了正义,没有了怜悯与同情,有的是兽性大发作,人性遭毁灭性的暴践虐杀。就在这个混乱世界上,不断传来北京红司令、红太阳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红卫兵小将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他的亲密战友,红副司令林副主席煽动道:“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的残渣余孽——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取得的光辉的成果,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全国所有的学生都不读书了,领袖要他们起来革命,利用他们造资产阶级的反。历史上哪个国家会如此荒唐?可是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在和平时间发生了,全国的学生都在游荡,批斗自己的老师,为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年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为一个目标,紧跟领袖打倒所谓“中国资产阶级的司令部,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天天报上刊登、广播宣布、一批又一批党内走资派,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纷纷被打倒,广大的知识精英被残酷批斗、凌辱人格,上海瞻目的文化广场上隔日两头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一批又一批反动学术权威,在会场上把批斗对象、年老白发的教授学者们打倒在地,再踏上几脚……世界东方的大上海,到处打砸抢,到处大字报,到处批斗会,到处下跪和喷气式,到处出现虐待狂。人们开始变得只有愚昧自私和野心勃勃,在毛泽东教导下红卫兵造反派的“革命性“代替了人性,不把这些知识分子老师,党内走资派、四类分子折磨死,绝不罢休。在中国,每当发起一场政治运动,宪法犹如一张“草纸”,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放下、瘫痪,惟独“革人命“的专政机器无情的运转,批斗、戴帽、关押、劳改、枪杀,人们只有在高压的暴政下苟且残生,在这昏天黑地的日子里,辉哥几乎每天夜里,在家徒四壁的16室昏黄灯光下,默默奋笔疾书,时又对我忧心忡忡低声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将给毛泽东彻底搞砸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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