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依附与暴政的绵羊 ZT




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人的独立人格是与他的独立的经济地位相关的。这固然有道理。但是，说人之所以丧失独立的人格，是因为被剥夺或者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却不过是讲出了独立人格丧失的一种情形而已。经济上的依附性是人性和人格的毒药与扭曲力。然而，情感（也许是带有浓厚思想政治色彩的情感）的依附性更是人格与人性独立的软性毒品

　　因情感的依附性，而在精神上矮化自我，贬低自我。在一种所谓仰望式的情感倾向中取消了自我人格，这表现为崇拜或叫做顶礼。这种人通常是一些平民百姓。因着情感的依附性而消解了独立人格的第二种表现是，一个在人格上被别人或别的集团抬高到虚假的程度，他的个人的荣誉与个人的巨大的声誉成为了一种异化的东西，压在这个人的头上。这时候，他的人格与个性，甚至他的独立的思想都成了他个人荣誉和声望的人质。这些人多数属于所谓的名人、伟人。按理他们不会存在多少生存问题，不会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但是他们却日益成为了统治者、当权者用名望、声威、荣誉与地位豢养起来的温顺的绵羊。也许他们不至于会成为狗，但他们肯定是些绵羊。而且他们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又绝非那些统治者的“狗”所能比拟，他们头顶巨大的光环、穿着神圣的外衣。普通民众无不对其仰望信赖有加。他们因此就可能会成为暴政与专制独裁的最美丽惑人的装饰品和伪装。我们可以开列一大串这样的名字：高尔基、罗曼。罗兰、郭沫若、斯诺、伊文斯等等。
　　在革命以及革命取得巨大成功的时代，革命的声威象一座巨大的山压在那些同情、倾向以及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被大革命的洪流所裹挟，身不由己，自动自觉地以革命的理论代替自己的理论，以领袖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把个人融化进集体的政党的国家的概念中去。这说的还只是那些直接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同情革命以及处于革命外围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人格也在革命的巨大的声威和他们自己因为同情革命而获得的巨大的声望和荣誉之中慢慢消解和丧失，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种历史现象。这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与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具有一种良好的个人友情关系。这种个人友情关系以及作为名人与某种革命或者某个国家与组织的良好的关系，事实上成了一种巨大的利益与压力，它使一个人不能再以相对独立的态度去对待那些给予了他巨大荣誉与名声的个人、组织、国家。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处于艰难的长征和延安时期，斯诺的新闻报导，确实揭开了蒙在中国革命头上的神秘的面纱，也澄清了被西方世界所歪曲的真相。他因他的报道而形成了对革命的同情与赞美，这种情感在最初可能还没有太明显地影响他的新闻式的报道。《西行漫记》为他在这个国度中赢得了巨大的尊重与声望。他也因此建立了与革命领导人的良好的关系。可是当他作为毛泽东的客人站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天安门城楼，他还能对这个国家以及正在这个国家发生的荒诞的一切说些什么呢？跟他相似的还有伊文思，这位电影大师因为始终不渝地赞美共产党以及新中国而始终获得中国人给予他的巨大的赞美性评价的回报。直到21世纪初，中国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纪念他的电视专题片。可是，我们从他所拍的文革时代中国的记录片中只是看到了一个西方人对东方革命的诗意化表象的猎取以及乌托邦式的情感，其虚伪和虚假是毫无疑问的。另一个意大利摄影家却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安东尼奥尼因为据说是“专门猎取中国的阴暗面”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遭到了猛烈的批判指责。

　　要么成为三箴其口的为朋友讳饰污垢的朋友，或者成为敌人。在这中间好象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的。你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旁观者，对革命进行哪怕是善意的批评，都是不可以接受的，都免不了要被打进敌对的营垒。如果你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你还可能被目为叛徒，因此丢掉性命。比如王实味，不过是众多悲剧性的自由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罢了。如果你是革命阵营外的同情者，你对革命的批评可能就要付出丧失友谊以及革命者给予你的崇高荣誉与声望作为代价。当然作为革命的热情拥护者追随者，对革命的批评还会意味着理想的幻灭与破碎，这恰恰是许多人在感情上难于接受的。宁愿相信自己的热情与信仰，也不愿意相信现实。只要能够最终实现崇高的理想和主义，现实中的所有矛盾与不合理成分 —无论是专制独裁还是对人权的侵犯，无论是个人崇拜还是对文化的毁灭——都被看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代价与牺牲。

　　罗曼·罗兰为什么要封存他的日记50年，高尔基为什么郁郁而终？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设下的圈套中，他们正是自己的依附性情感以及他们巨大的声誉与名望的人质和奴隶。想想有谁可以抵御如此巨大的荣誉：高尔基居住在过去贵族的别墅里，斯大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他的座上客；全国各地的各个不同阶层的人象朝圣一样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他，向他致敬。罗曼罗兰说到自己访问苏联受到的欢迎时说，他们“为我做了不可思议的安排，把我安排在沙皇的包厢，为此强使外交人员让出包厢。在广场，在大厅入口处，在第三幕间休息时，人们都鼓掌欢呼。在门口广场上，庞大的人群一面鼓掌，一面一字一顿地呼喊：‘我们的朋友罗曼·罗兰。’”（11页）虽然罗曼·罗兰在苏联境内访问时，仍然能保持他的独立思考的习惯，但是在情感上，他已经把自己摆在了与苏联完全没有距离的位置，他就象是一个普通的苏维埃群众一样仰望斯大林、崇拜斯大林：“也许您已经猜到正是处在新世界这个我们为之自豪和寄予希望的伟大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这会给在西方的我们增添什么样的力量和信心。我幸福地握了您的手，并想说，在您的国家，对我表示的关注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您邀请我在您的别墅休息。”（17、18页）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者对苏维埃革命的梦想，苏维埃寄托着象他这样的西方左翼人士的希望；二是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虽然他对苏联国内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清醒的认识，并且不无反感，但是他忘了，就连他自己在斯大林面前都是仰视的。三是他感受到了自己在苏联的巨大的难于抵御的荣誉和声望。在这样的情感依附状态下，一个人还如何能够保持一个独立的人格以及独立的批判精神？所以他向斯大林提出种种的问题时是那样小心翼翼，提出问题的方式都是那样替对方着想，然后又迫不及待地替苏联人辩解开脱。他在提出问题时有一个前提：就是斯大林和苏维埃党是正确的。只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才采取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关于基洛夫被谋杀后，斯大林展开的大清洗屠杀行动，罗兰说：“您坚决地制止反基洛夫阴谋的所有参与者，这是百倍的正确的。但是，在粉碎阴谋者时，请在欧洲舆论和世界舆论面前，公开提出对他们的不容置辩的、证明被判决者有罪的公诉！”（20页）他对斯大林是何等宽容，当证据都不曾提出，又如何能预先称赞镇压的正确？罗曼·罗兰只是要求斯大林补办一个杀人的手续而已。对于苏维埃政府颁布惩处12岁以上儿童的法律，罗曼罗兰也表示尽管难受但是能够理解：“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动机，你们希望使那些以前不能被追究责任的人，尤其是使那些把儿童作为犯罪帮凶的人感到害怕。”（21页）

　　在与高尔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罗曼罗兰仔细观察了高尔基。这样的观察，说明了罗曼·罗兰对高尔基所寄予希望的，对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现行制度的隐忧、严重的缺陷以及种种令人窒息的弊端等有着相当真切的体会认识和感受。可是，他从来不曾想到他与高尔基之间的共同之处，他们正是相同的悲剧中的两个主人公。罗曼·罗兰收到了一封一个富农的儿子写来的信，信中对苏联社会那种血统歧视制度提出了疑问，因为出身问题，所有的大学和工厂都对他关闭了大门。罗兰的妻子玛沙对此非常气愤，对这种制度提出了强烈的置疑。高尔基为此感到为难受和窘迫，“并试图证明把社会出身可疑的人们接纳进集体队伍所具有的危险性”。（53页）罗曼·罗兰自己是什么态度呢？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提及自己的看法，我们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推测，他是不赞同这种制度的。可是他做为高尔基的朋友并没有站出来否定高尔基的想法。他认真地观察发现：“高尔基的眼睛中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屋内的女人们（包括家庭教师，女护士）悄悄地对玛沙的话表示赞同。她们对她说，她说得完全正确，高尔基在内心深处也是这么想的，但他下不了这么说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决心。”（54页）面对苏联的问题，罗曼·罗兰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对自己的朋友高尔基的观察如此具体入微，如此真切，可是当面对在苏联所看到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时，他似乎从没有这样反躬自察，他总是在对别人，对苏联所接触的人和事做冷静客观的描述与分析，却从不对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与思想做更多的揭示与暴露。相反在日记的后面却附上一篇剖白自己心迹与信仰，为苏维埃辩护的长篇后记，这实在显得矛盾而不寻常。

　　在苏联的日子，罗曼·罗兰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既有象斯大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接触了“昔日令人恐怖的国家政治保安局首脑”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同时还接触了诸如工人、农民、作家、演员、教师等等。这个国家所存在的个人崇拜、特权、专制、独裁、残酷的清洗和屠杀等等渐渐进入了他的视野。他所了解到的是一种多么恐怖悲哀的生活：“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熟人中有人死了，晚上照旧去电影院。他们已学会不露声色。这是可以理解的。”“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然而，所有的人现在都赞同（或者这是我的交谈者的预防措施？）革命的基本思想；他们意识到，正在建设伟大的未来。”（78页）罗曼·罗兰也相信，人类伟大的未来就寄托在苏联的身上。可是难道就寄托在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恐怖和残暴的政权身上吗？渐渐高尔基的形象在他的眼前变得清晰逼真：“迄今在我的眼前仍呈现与我们一起走向汽车的高尔基的脸：他的脸色是多么苍白，他的眼神是多么忧郁和温和。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软弱的人；他正在违背自己天性行事，为不去谴责自己强有力的政治朋友们的错误，他正在做很大的努力。在他的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任何人都对这种斗争一无所知。”（99页）这是罗兰在离开苏联之前的几天在日记中写下的对高尔基的印象。可是今天我们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自己的形象的写照。他所看到的种种现象，他不能也没有勇气说出来，只好用日记这种最隐私的文字形式客观地记下这些让他困惑、矛盾、痛苦的见闻观感。我们可以想见他内心世界的激烈的斗争。

　　为什么要把日记封存50年之久？罗曼罗兰在日记后的附记中详细剖析了自己的心态与情感轨迹。耳闻目睹种种罪恶而最终却选择了沉默，令主人公丧失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知识分子基本立场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身上的强烈的情感依附性人格。他象苏联人民一样“所有的人都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相信他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110页）他观察并赞扬苏联社会中“双手服从大脑——共产党及其人民委员会。这是可靠的大脑，而且它可靠的架在肩膀之上。”（110页）他认为组成苏维埃人气质和活动本质的，“是对学说的不可动摇的信仰。”（110页）又乐观地为之辩护说“如果这种信仰的本质不是‘辩证法‘，不负有适应处在发展中的生活的不断变化的使命，那么，就象大多数其他的宗教信仰所发生的那样，就有群众消极地附和这种信仰的危险。”（111页）这真是令人慨叹，他的睿智让他绝对能正确分析和思考问题，可是情感的依附，却让他从已经作出的正确的思考中走开。与其说他在理智上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信仰是“辨证法”的，倒不如说他是在感情上相信苏维埃的信仰是“辨证”的且足以“负有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的使命”。罗曼·罗兰相信：“斯大林及其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充满乐观主义——当然，没有幻想，但也没有恐惧：要知道他们正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而且，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信条在证明人类发展规律的无可争辩性的同时，使他们相信这种未来的不可避免性，他们正在遵照这种规律行动，他们自身就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出于这样的强烈的情感认同，出于这样的崇拜，对于“并非没有众所周知的和严重的损失”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苏联“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也就可以理解了；对于“有时粗暴的匆匆把嫌疑者当作已经定罪的罪犯”等等不人道的做法，则“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至于，“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也认为不过是俄国人的一个普遍的弱点而已。至于“个人崇拜”，虽然罗曼·罗兰表示自己不理解这种做法，并认为“这是及其危险的手段，他可能会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宗教信仰。”（127页），但是又宽容地表示了自己臆造的可能：“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斯大林）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127页）

　　这是一种绵羊人格，说到底是一种奴性的人格。这种情感依附性，最根本的一点是罗曼·罗兰对“革命事业”的倾心与无比的热爱。对于一个寄托着自己的全部希望的国度，对于寄寓了自己的所有梦想的事业，他们绝对不会因为耳闻目睹一些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弊端而彻底予以颠覆和否定。《莫斯科日记》后的附记可以说是罗兰为苏维埃所做的总辩护。可是他的辩护跟他的日记中所记录的又是如此矛盾，附记中宣泄的激情和他在苏联的日日夜夜中的冷静理智的观察的差距又是多么巨大。他的理智与思考始终无法动摇他的信仰与热情。他始终无法把自己的情感与他所认同和依附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割裂和斩断。独立的观察与思考终于被澎湃的情感所淹没，独立的罗曼·罗兰在泛滥的情感走向死亡。我不能否定罗曼·罗兰的真诚，正如他所说的：“所有这些笔记都是我在匆忙中写下的——其他事情经常使我不得不丢下它们，但我努力做到最大限度的真诚和认真。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他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137页）这一段话，剖开了作者浓重的主观态度，突现了罗曼·罗兰强烈的情感依附性人格。

这就是悲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