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冤案录》：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廖亦武
采访缘起:1983年的“严打运动”对中国许多家庭来说是一场噩梦，据说起因于当时震惊全国的“二王持枪流窜杀人案”。这王氏兄弟为东北长春人，服兵役期间受过特种训练，精通枪支和射击，因报复杀人出逃，居然在长达几个月中流窜十余省，与各地成百上千的公安干警周旋、顽抗，屡屡突破重围，造成警方重大的人员伤亡，为中共建国以来首次被公安部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自出面召集各部人马，制定了“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的方略，并作为一种治乱国策，保留延续到本世纪。
今年54岁的左长钟正是“严打”的牺牲品，当我2002年4月1日傍晚在“上访客栈”内与之交谈时，他仍心有余悸。“严打期间，司法从简，”他说。我追问“简”到什么程度，他回答：“公、检、法挤在一条板凳上，甚至一条裤裆里审案。”
左长钟：久仰了，老威先生，我曾在地摊上买过您的《底层》盗版，一口气读了个通宵，佩服。
老威：您太客气了，看样子是个读书的人。
左长钟：老三届高中，要毕业那年赶上文革，所以没拿毕业证。
老威：但知识底子打得相当扎实，这从您的上访材料中能感觉到，行文简练，申诉理由充分，一笔行书也相当漂亮。
左长钟：可惜衙门深如海，写得再多也不顶用。
老威：上访得有耐心，你进入这个行当才一年，小学没毕业呢。老陆是上访名人，已抗战八年，算大学。上访十五、六年，就可以拿硕士、博士文凭了。好啦，不开玩笑了，这次交谈的主角应该是您。
左长钟：听说您也坐过牢？
老威：四年，反革命宣传煽动。
左长钟：哪您一定晓得1983年的“严打”。
老威：我所在的监狱，大约有一半犯人是1983年“严打”进去的。20来岁关到30出头，个个都成了劳改的主力军。他们说，所谓“严打”就是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坐在一间屋，甚至一条板凳上审案，如果你要抵赖，不按承办机关的要求“供认不讳”，就吊就捆，打断肋骨算便宜了。有一个姓钟的教书匠，涪陵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就投进死牢，镣铐加身一年零四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了发回重审的通知，原来是“受害人”上诉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钟某被依法改判“死缓”，保住了脑壳。
左长钟：唉，类似的案子我见得多了，怪只怪老钟生错了时代。我也生错了时代，按现在的标准，我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卖淫嫖娼也不算啥，罚款走路嘛。可是在80年代初，国门刚开了一条缝……
老威：你也犯“花案”？
左长钟：不过是暗地里开家庭舞会，跳跳贴面舞。我支过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随大流返城，白天成群结队去省市有关部门静坐示威兼刷大字报、大标语，晚上更成群结队游逛、聚会，满腔青春热血发泄不完。那年头，支边知青个个多才多艺，弹吉他、吹口琴，唱文革前的老歌、港台歌、苏联歌，或根据这些曲调重新填词的知青歌。这是多年半军事化生活培养出来的，在那种类似劳改的环境里，不懂得自娱自乐就只有疯掉或自杀。总之，那个时代的风骚都领过了：造反、下乡、返城、街头演说、街头音乐，还有手抄本、喇叭裤（后来又穿牛仔裤）、火箭头皮鞋，最早都是由知青穿戴回城，才在追求时髦的城里青少年中流行开的。78年我就穿喇叭裤了，裤腿一尺五寸，在地上扫来扫去，把街坊上的居委会老太婆气惨了，就打小报告给派出所。户籍警揣了一把大剪刀来找我谈话，威胁“ 不剪大裤腿就关起来”。我根本不睬这一套，一心要新潮到底。现在回过头去看80年初的老电影，后进青年或港台特务都穿花衬衫、喇叭裤，真他妈活见鬼。
那年月的街头音乐家多如牛毛，经常在滨江路和人民公园一带表演，两地的夹竹桃都非常茂密，路灯照不透。但见一个人在浓荫里抱吉他，衔口琴，又吹又拍，像一台音乐机器，从《送你一朵玫瑰花》到《哎哟，妈妈》，再到《秋水伊人》，不歇气地朝下弄。渐渐，围观者越来越多，先是勇敢的一对进入圈中起舞，而后是两对、三对，终于全场都舞开了，把音乐家累得够呛，就以录音机放老歌来代替演奏，那时的录音机体积相当于14英寸的黑白电视。
成都坝坝舞会的兴起肯定有我一份功劳，这大约是文革后最早的民间社交场合。在夹竹桃的掩护下，陌生男女可以自由交往，不用先调查对方的家庭成分、工作单位，再考虑是否确立关系。我在其中如鱼得水，和许多新潮青年成了朋友或舞友，一个星期至少碰面三次以上，偶尔不跳舞，就听我弹吉他。这种音乐、幻想加浪漫爱情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大约一年，坝坝舞会就被政府明令取缔。
记得有一次，有上百名舞客在人民公园的“辛亥年保路同志会纪念碑”下如痴如醉，忽听有人大喊：“牛脑壳（由民兵组成的执勤人员——老威注）扫黄来了！”吓得大伙轰地一下散开，钻树林逃跑。谁知戴红箍箍的“牛脑壳”们就埋伏在四周，大半非法跳舞的人都落网了。公园派出所被挤得水泄不通，值班警察忙不过来，就命令大伙蹲在院子里，一个挨一个进屋候审。“把《工作证》掏出来！”他吼一声。结果有单位的就让牛脑壳押回去受处分，没单位的即送交所在街道派出所受审。就这样，我的吉他被缴，还被单位——一家街道修配厂除名。父母气坏了，赶我出门。
我血气方刚，破罐子破摔，就搬去和朋友王翼同住，他分在阀门厂当钳工，住集体宿舍。80年代的人都轻财重义，我在王翼处厮混了几个月，同室的四个年轻单身汉都挺崇拜我的音乐天赋。那年头，像我这种33岁还没结婚的人，也算物以稀为贵。
没事可干，心里又骚动得厉害，坝坝舞会取缔了，就像把一个戏子的台拆了，咋办？只好组织家庭舞会。我的门路宽，就负责给单身汉们约舞伴，相貌好歹倒是其次，在当时，姑娘能来就算胆子大了。王翼从家里搞来录音机和几盘港台歌曲，硬件就齐全了。舞会定在周末，宿舍楼的单身职工几乎都回家或外出，我们用被单和棉絮遮死窗门，熄了顶灯，只留用毛巾裹了又裹的台灯。正是阳春三月，春心萌动，五对年轻人在几平方米的空间搂抱着跳舞，两边是双层架子床，磕磕绊绊的，莫说动作不能大，就是手臂抬高了也不方便。灯光幽暗，邓丽君的歌显得朦朦胧胧的。我们像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原地你进我退，脚不敢抬，鞋底不敢摩擦，生怕惊动楼下的告密者。其实，这种所谓的舞会只是借跳舞之名男女拥抱罢了。所以单身汉们一旦尝到禁果的甜头，就兴奋莫名地企盼着下一次。一共三次，到了第四次，大伙刚轻车熟路地堵死门窗，放出音乐，让身体接触到一块时，门就被嘭地一声撞开了。
那是1983年夏天，“严打”正进入高峰，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审，我们被定为“特大流氓轮奸集团”。您看我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这是筷子夹的，有一出古装川剧叫《审妻》，用的就是这种刑。谁招架得住？还有拳打脚踢，灌辣椒水，更可恶的是警察累了，就让看守所的劳改犯上场。我的生殖器现在还有疤痕，烟头烫的，替你搓硬了，烫龟头。你只能招供，哪怕指控你奶奶和蒋介石乱搞，你也只能盖手印。
我和王翼都判了死刑，脚镣手铐，我不甘心，天天撞铁栅喊冤。看守所为了整治我，在死刑复核前，居然把我硬扛出去陪了回杀场。听说那次一溜毙了64颗脑袋，游街示众时，万人空巷，热闹非凡，20多辆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死囚，缓缓穿过市中心。我的嘴和脖子都注射了麻药，一声不能吭，像一条死鱼先曝晒，后又淋了场瓢泼大雨。
回到看守所，同监的犯人议论说，一次崩这么多脑袋，老天爷都不忍，流泪啦。我哆嗦了一宿，还是不甘心，就狂喊报告，要见住所检查官。唉，天不绝我，这个案子的五个被告都喊冤，翻供，把看守所闹得河翻水翻。
我被反铐了大半年，腋下生疮溃疡，脓淌到哪儿就烂到哪儿，但我一有机会得到笔，就用反铐的手在背后写申冤状——我居然学会了如此绝技！
1983年底，我和王翼都熬到了改判（我无期，他有期20年）。解铐那一瞬间，我的双臂还下意识反拧着，复不了原。我慢慢活动关节，骨头咔咔响。动作不能猛，这是老犯说的，动作猛了要损筋断骨。
20分钟后，我试着伸平手臂，腋窝忽地掉下几颗肥蛆。我走向水池，终于可以自己给自己洗澡了。从此，我暗下决心，要不惜代价洗刷罪名，争取一个清白的自由之身。
老威：明明是冤案，怎么没无罪释放呢？这“严打”不成了“乱打”么！
左长钟：只要在“严打”中栽了，就不可能无罪，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可惜我老子没做大官。
老威：请您接着讲。
左长钟：接着是漫长的劳改，差不多把一辈子耗尽了。监狱的规矩是，只要你坚持申诉，不认罪服法，哪怕劳改再卖力气，也不考虑减刑，所以83年进去的一批人，尽管冤案如山，敢冒险申诉的也很少。我认命了，入监随俗，混吧。我是吉他高手，由新犯集训时就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一年不到名扬全监，经常参加排练演出。王翼内向，不善交际，所以分在隔壁二大队，干铸造，这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列队去车间开炉，机器将熔化的铁水倒入坩埚，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犯人们伸着长柄耳勺，从锅里舀铁水，像菜农浇地一般灌入广阔沙盘中的一个个模型。由于车间的粉尘如经年不散的大雾笼罩着，铸造工百分之九十都得矽肺病，咳黑痰、黑血，死亡率极高。
我终于混入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队，彻底逃避了重体力改造。我和王翼经常擦肩而过，每次都见一个从煤坑里掏出的黑人，一摘下黑口罩，白牙齿格外醒目。坏蛋惜坏蛋，我得帮帮这位患难兄弟，就向教导员介绍他的专长——毛笔字，刚好写大标语用得着。
过程太长，我简略点。总之，我和王翼在一块了。他忍不住向我透露天大的秘密：逃跑。开始我认为是痴人说梦，深监重地，岗哨密布，插翅难飞嘛。王翼说，上天不行就入地，我已绘制了监狱下水道的分布图，肯定能爬出去！我说，你是外国电影看多了吧，想做“基督山伯爵”，逃出孤岛发大财。王翼说，电影算个屁，还不如做个寻鼠专家，只要搞清老鼠经过哪条沟，哪个洞的路线，这事就成了百分之七十。我问，没钱出去奔哪儿？王翼说，他有两百块现金，出去就直奔新疆，那儿的流窜犯多如牛毛，逼急了，就向苏联越境，宁愿赌一把，也比憋在笼子内强。
我动心了，自由诱人啊，在苏联境内弹吉他浪漫啊！我有音乐天赋，在哪儿都能厮混出人样。于是乘父母探监，我也积攒了两百元现金藏下来。就这样不急不躁地准备了三个多月，机会却出奇不意地降临：教导员的孩子嚷着跟我学吉他，教导员拗不过，就带那12岁的小姑娘来教育队，命令我教——这显然违反干警纪律，我毕竟是重刑犯嘛。为了避嫌，教导员只好假公济私，将我和王翼安插进短刑犯组成的建筑队，带出重兵把守的内圈，经过家属宿舍区时让我们留下，吩咐当值管教领去他家教孩子。
一星期出来两次，一晃两个月了，王翼教书法，我教吉他。教导员夫妇培养神童心切，我们迎合这种心理，对孩子的每点微小的进步都赞不绝口，陶醉的回数多了，他们自然就放松警惕，忘记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敌情。1986年1月3日下午5点半钟，我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20年的第四天，我和王翼趁无人之机，偷了教导员的便装，穿过楼下的小买部脱逃。门岗就在三米开外，背对着我们。出了小卖部就是大街——自由这么轻而易举就到手了。满地树叶的秋日，我们强作镇定沿街走了20多米，转过街角，突然撒腿疯跑。80年代的小县城，既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我们跑一阵，大口大口喘气，才想起叫三轮去长途汽车站。
最晚一班车是7点，还要等1个钟头。我们哪敢停，抬腿就朝城外跑，没任何熟人，不晓得任何一个地名。只能像无头苍蝇瞎撞。出城时天色黯淡，一弯新月跃出云端，前方一片开阔的田野。我们连啃干粮都顾不上，奔命啊！
田野尽头是丘陵，我们边跑边寻藏身之地，几十步开外就有瓦房和炊烟，可逃犯哪敢冒失！这地球上最危险的就是人，为了避开人，累死也要跑。我说：“我不行了，快虚脱了。”王翼说：“再冲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吧……唉。”他拖着哭腔，泪汗交加，“长钟啊，看来你我活到头了！”
好像为了应验这句倒霉话，身后响起汽车喇叭，然后是人声和狗吠——追兵到了。我抱住一棵树止步回望，山脚下，几十支手电光拉开了一张追捕网。“快跑啊！”王翼嚎叫着，我紧跟上去，在丛林里乱窜。“站住！缴枪不杀！”喝令声回荡着，紧接着是枪声，子弹擦过我的头皮，簌簌击落了一片叶子。狼狗脚撵脚扑过来，爪子撕开衣背，露出光溜溜的后脊梁。天晓得我为啥要跑？都尿裤子了还要跑！王翼在我前头，双臂狂舞，迎击密密匝匝的枝条。两条狼狗从左右窜过去，回身反扑。王翼蹦个高，居然一腿踹翻了狗。这家伙厉害得不像人了，像他妈个外星人！
眼前豁然开朗，波光粼粼，原来遭遇了一座堰塘。我本能地在陡坎边猛刹步，转瞬就被狼狗扑倒，束手就擒。而王翼却凌空一跃入水，激起颇为壮观的水柱。“一班，左！二班，三班，右！全线包围！”教导员一声令下，天罗地网几分钟就布好了，几百平方米的堰塘四周站满了兵。
眩目的手电在塘面扫荡、交叉，最终牢牢地罩住王翼。没料到，他不仅体力好，水性也好。自由泳、蛙泳、侧泳、剪刀泳，他换着姿势游，而几十道光柱如胶水一般死粘着，那怕他下潜，也紧追水下模糊的剪影，直到轰地冲出一条人鱼。“不准开枪！”教导员吼道：“看这狗日的能顽抗多久！”
“我投降！”王翼喊。他已在几百米水面游了数十来回，累极了，就中止折腾，在离堤坎几米远的地方高举双臂。
“你尽管逃嘛，你咋不逃呢？”教导员笑道。
“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翼绝望地喘气。
“不敢就算了？”教导员埋腰察看说，“王八蛋，你必须继续逃。”
“政府饶了我！”
“你变鬼嘛。”教导员拔出佩枪，哗啦子弹上膛。“你死定了，泡着也拒捕，上来也拒捕，总之你死定了。”
静夜里响起一片拉枪闸的声音，王翼吓坏了，急忙回头朝塘中心游去，只有交叉的手电光，真是索命光啊，不依不饶地粘着他。月儿高挂，山丘起伏，狼狗也不叫了，堰塘里的划水声那样清晰，估计一里之外都能听见。真的，太安静了，我被铐在陡坎上，脑子一片空白，可眼睛却下意识地瞅塘里。哗，哗，王翼游得太慢了，越来越慢，像梦游一样，我居高临下地跟踪他，我的眼睛也成手电光了，几十名武警的眼睛都变成手电光，哪怕王翼潜入泥底，也能取他性命。他又靠近塘边了，他又喊投降了，可回答他的是滚回去，上来就打死你。这已经是第十次，或者第十三次，他可怜巴巴地回头朝相反的岸上游，哗，哗，他喘气，他开始呛水，咳嗽。他哭了起来，喊着教导员，我不想死的话。可二十来分钟过去，他靠近另一处塘边时，答复他的还是滚回去，否则以拒捕罪打死你。他再次回头，这大约是十五或十七个回头了，他划不动了，就仰在水中歇着。“还有啥子花样，尽管拿出来耍！”教导员大骂。
王翼漂在面上，只露一张脸，几十道手电光就钉死那张脸，比月光强一百倍。他又挥了两三下手臂，疲软得像鞭子。他到底放弃了划水，那张脸又在表面浮了几分钟，就突然下沉。
手电光还钉在原地，王翼又憋不住冒出水，动静比前几次小多了。他再沉，再浮，翻来覆去。没人吭气，直到他永远沉没，手电光还钉着原地咕咕回旋的几颗水泡不放。
跟着是声势浩大的打捞工作，世界转眼间苏醒了，人喊狗叫，两个排的武警战士几乎都下了水，不远的山下公路上，报警器拉得嘟嘟响，惊动附近的村民赶来看热闹。
尸体上岸在大半个小时以后，王翼在月光下呲牙裂嘴，死相难看，他的肚皮灌圆了，比平时大两倍，连裤腰带都胀断了。教导员命令两名武警架我去“受教育”，我一下子瘫了。
像拖死狗，一副手铐把我和王翼连在一块，塞进囚车，这叫生死相随。之后我被送进由地下防空洞改造的小间……老威先生！怎么啦，老威先生您走神了……
老威：我的思路已中断在水里。那王翼咋不上坎呢？宁愿挨子弹也该上坎呵。
左长钟：他吓迷糊了，水鬼附体了。
老威：无论如何该活下去……
左长钟：您流泪了，老威先生？唉，我不该讲这一段，既伸不了冤，也报不了仇，连个证人都没有。罢，罢，死了好，省得受活罪。我被全监批斗，宣布加刑4年，戴脚镣手铐打入小间。深入地下十多米，再拐三个弯，走一段烂泥路。“到了。”管教说，就弯腰开锁，并把住铁栅门命令我进去。这是一口凿在岩壁内的棺材，我从门口直接爬上石头床，稻草垫子，渔网般的被褥，我一曲腿，铁栅就哐啷关上了。
借着外头昏暗的灯光，我认清了床边的马桶和塑料碗，这就是全部家当。
熄灯了，我一动不动躺着，浑身发潮。我用手摸洞顶，湿漉漉的，坐起来，就顶天接地了。我就在里面关了整整四年，吃喝拉撒睡，不见天日，不出这长两米，宽一米的洞穴。不能站，连伸个懒腰也不行，我唯一的运动场是石头床，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和下蹲，几十上百，几百上千，哪怕一顿只吃二两饭，哪怕天旋地转，眼冒金花，运动也是每日必修功课。我宁愿累死，也不能成残废——后来我晓得，周围的反改造邻居有20多个，多半都废了，抬出去已半死不活。
昼夜的区别是有没有人来，送不送饭。老鼠自由出入，令人嫉妒。监狱政委和大队指导员每年视察一次，戴着口罩和手套，挨着问犯人有啥想法，悔不悔罪？一大堆领导由武警保护着，离栅栏门两米远，大约在黑暗里关久了，小间犯人的眼睛都闪闪的亮得骇人，所以领导总要开玩笑说，生活咋样？学没学会咬人？
老威：你咋回答？
左长钟：和所有人一样，磕头作揖，叫政府亲爹亲娘。我绝不逃了，谁要逃，我就揭发，和他斗争到底。我要立功受奖，回到人民怀抱，我满嘴白沫地嚼着舌头。
老威：您想没想过王翼？
左长钟：我恨他，淹死憋死还不够，该拿他千刀万剐。教导员大好人，几次叫这狗日的上来，他拒捕顽抗，太反动了。
老威：您真洗心革面了？
左长钟：您进去试试，不“洗心革面”就烂在里头。
老威：古罗马有一个人，因为信教问题被统治者关进地窖好几年，结果他利用黑暗沉思默想，重见天日时已修炼成哲学家。
左长钟：您嘲笑我？太没心肝了。我在里面啥也没想，思路集中不了，对镣铐都失去知觉了。某一天，突然上了地面，眼睛差点叫光刺瞎。教导员不计前仇，过来鼓励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回家。不知咋的，我居然感动得哭起来。由于缺钙，除去镣铐时我试着起身，动作猛了点，两腿胫骨崩地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才柱着拐下地。
老威：有后遗症么？
左长钟：风湿性肌肉萎缩，还有心脏病、痛风、糖尿病，总之，所有器官都提前衰退，我今年53，已相当于70岁。还好，办保外就医顺利得出奇。
老威：您上访，企图翻案，就不怕被重新收监？
左长钟：尽管放马过来，候着呢。笑话，现在的我是当年的王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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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用重典，中国死刑人数高过全球九成
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4月5日发表年度报告说，中国是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国际特赦在报告中指出，2004年全世界25个国家中至少有3797人被处决，其中中国有3400人遭到处决。
BBC报导指出，也就是说，全世界每10个被处决的人当中，就有9个在中国。但是这个数字也许还是很低，因为中国官方没有公布被处决人数。"国际特赦"主要是通过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中国审判和处决的报道来做出这一评估。
但是一般认为，中国实际处决的人数还要高。2004年3月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表示，中国每年约有一万人被处决。越南也是处决人数较多的国家，2004年至少处决了6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