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廉政保证金”真能扼制腐败？



　　　　　　　　　　　　　　　　·何清涟·

　　最近，曾在去年成为公众争论焦点的“廉政保证金”（或曰廉洁从警保证金）制度再次浮出水面，如果说去年的讨论焦点是在论证“以钱养廉”是否合理，那么今年则是实行“廉政保证金”制度的政府机构在论证其有效性了。

　　且试举一例：

　　湖南省浏阳市是最早推行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地区，该市尝试此制度已约４年。２００２年，浏阳市出台了《浏阳市廉政保证金制度》及《浏阳市廉政保证金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个人可与单位签订协议加入廉政保证金体系，并设立个人专门账户，由个人交纳和集体配套两部分组成，个人部分按本人当月基本工资的５％交纳，集体配套部分由单位按个人交存的两倍交纳。举例推算，一个２２岁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在６０岁以处级干部身份退休时，可以获得７万元以上的廉政保证金。

　　根据浏阳市的总结，４年间仅有５人被扣除廉政保证金，于是据此断定此一措施是成功的。其余如南京沈阳陕西西安等地，也都做出了类似的总结。

　　据设计者称，廉政保证金制度的设计起点就是假定人性本“恶”，借鉴了国外的反腐败经验，让其预先支付一部分可能的腐败成本。至于是哪一国，设计者没具体说明，但可以肯定不是美国、德、日本等民主国家。

　　限于篇幅，笔者不讨论有关“廉政保证金”有效性的总结真实性究竟如何，因为中国官场的话当不得真；也不讨论“廉政保证金”设立的伦理依据何在。因为设立这一制度，就等于承认一条潜规则：中国的公务员职业道德中并不包含廉洁这一条，依仗权力腐败是官员的权利。如果要求他们廉洁，就得用金钱赎买；甚至也不讨论公务员的工资到底要居于何种水平才算是高薪，因为中国公务员工资的参照座标肯定不是工人、农民与普通工程技术人员，甚至不是教育卫生系统，与这些职业相比，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已经是高水平了。

　　笔者只想讨论这条规则得以成立的理由，即腐败的成本代价对公务员行为的约束作用。

　　从实质上说，廉政保证金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与公务员做远期期货交易，虽然期程不一，但期货兑现的日期是退休之日。这里只取一位现年３５岁的公务员为例，要拿到这笔期货，须得等到２５年以后，而且这笔廉政保证金的价值不缩水的前提，是一切社会因素恒定不变，如政治、公务员体制、社会保险体制、乃至货币体制。

　　但聪明的公务员绝对不会用静态分析方法来估量这笔期货的价值。首先，中国现在正处在政治多变期，一切都不稳定，尤其是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改革（医疗、教育、养老等）最后都成了变相搜刮民财的借口，这种多变性使得期货交易风险加大，这一点公务员们比谁心中都更清楚。其次，通货膨胀率必将导致这笔目前看起来还算可观的钱价值缩水。比如２０年以前的中国，高工资也不过三、四百元而已，而现在这笔钱却只是富裕地区的贫困线水平。现在的７万元到２５年以后，可能等于今天的７，０００元而已。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今日之腐败案件涉案数额，本文只列举今年金融界发生几起大腐败案件：１月３日，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携６亿多元储蓄资金潜逃；１月中旬，航空证券河北保定营业部总经理携款３亿元潜逃；同时，四川省一国有银行支行的行长罗华乾、副行长徐忠生等三人私分了近亿元银行资金案发。

　　从上述案件涉及的金额来看，区区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远期交付的“廉政保证金”，根本无法约束公务员们不发生掠夺“现货”的即期腐败行为。因为用马克思引用过的一句话来说，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人们可以上绞刑架，而上述数字又何止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更何况中国的腐败受惩率非常低，据说只有６％，在此情况下，腐败几乎成了风险极低的一本万利之生意，不腐败的人几乎成了官场异类。

　　“廉政保证金”一项，可以等同于清朝雍正皇帝创设的养廉银。清代的养廉银之无效已经为历史证明。执政者热衷于阐释廉政保证金存在的合理性，是为了让这一赎买合法化。这一赎买合法化的过程正处于“现在进行状态”，去年是“公众争议焦点”的“廉政保证金”，经过持续的“有效性”证明，假以时日就可能变成一项合法制度，再以后中国政府还得再创设各种新名目来赎买官员腐败的权利（非权力）。

□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