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卖官案调查

　　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将绥化政坛改造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官市”——以官位为商品的市场。

　　“马德官市”中，向上连接着韩桂芝、田凤山等几位即将走上法庭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王慎义、赵洪彦等数位已经或即将被判刑的地厅级官员；向下联接着李刚、吕岱等数十位县处级小“马德”，他们大都已在狱中服刑，或被采取了法律强制措施或受到行政处分。

　　“马德官市”中，几乎每一个位置都毁灭了一个家庭，甚至牵涉出家属的犯罪嫌疑，如马德之妻田雅芝，李刚之妻焦红霞。

　　“马德官市”的外围，还连接着一批和官员们关系密切的商人，如苗胜国、肖海鹏、申佰臣。

　　“马德官市”在人数上呈一座金字塔形状。越向上一层，贿金数目越大，其标的物也越权柄重大。

　　马德案不仅在于将贪贿之习层层下递，更在于由个案而成惯例而成规则，清者欲独善其身而不可得；最终对一地的政经风气产生摧毁性的破坏力。

　　此前的媒体报道、相关通报，隐约勾勒出了这个“马德官市”的轮廓，而本刊在与马德案的办案人员、相关知情人广泛接触采访后，掌握了大量内幕材料，得以使这起被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起卖官案的细节浮出水面。

　　马德“官市”

　　直至马德走上法庭，一个以马德为中转，以权力买卖为核心，以权钱交易为形式，间杂以“权力代理人”、“权力中介人”参与的卖官市场的面貌，最终逐步得到还原。

　　2005年3月22日上午9点30分，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站在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的被告席上，他被控应对多起受贿行为负责。根据检方的指控，有多名当地官员向这位昔日绥化的最高权力者行贿，以求谋得官阶的晋升。事后表明，这些人大多如愿以偿。

　　可供查阅的资料表明，马德这种被民间称为“卖官”的行为，所涉及到的人数之广，金额之巨，情节之复杂，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当日上午9点30分，“身着一件深棕色夹克衫，下穿深色西裤，体态微胖”的马德，走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大门。他先向众人深深鞠了一躬。一些熟悉马德的人士对这个举动表示吃惊，在他们的印象中，以前的马德“作风粗暴，经常开口骂人，动辄令当地县处级官员难以下台。”

　　2002年4月之前的马德，还处于权位的巅峰期，对未来有诸多憧憬——媒体报道说，他一度扬言，自己早就该当副省长了。

　　不收钱，马德的“政权”没法巩固

　　从本刊目前调查的结果看，马德以权力换取金钱的交易，始于其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时，盛于其任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

　　1988年，马德任职牡丹江市副市长，但1991年在人大差额选举中落选，而后转任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1992年11月，马德再次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并主管该市经济工作。一个曾经落选的副市长，很快官复原职，此种人事安排在当时颇受猜测。

　　1996年，马德升任绥化行署专员，任职期间政绩乏善可陈，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韩桂芝也对马德冷眼看待，认为他水平不高，这为马德的仕途蒙上一层阴影。马德一度曾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当地政坛甚至传出他将被调离的风声。

　　事实上，马德两任牡丹江市副市长，以及后来顺利担任绥化市委书记，都被认为是人事安排上的异数。

　　一则报道披露，马德真正的转机始于1998年。当年松花江遭遇特大洪水，韩桂芝在陪同武警总队一名领导视察时，不慎滑倒，摔断手骨。在哈尔滨疗伤未果，由妹妹照顾转院至上海。马德得知消息后，亲赴上海，携带巨款送至韩桂芝病房。韩在推脱未果的情况下，将钱转给其妹，由韩桂芝的妹妹存在了银行。此后，韩、马两人关系得到改善。

　　2000年，马德如愿升任绥化市市委书记，此后由以钱换权转为以权换钱。一位对马德有较深了解的知情人向本刊披露，马德任牡丹江市副市长之后，随着职务提高，接触面日渐广泛。一些人开始寻找机会接近马德。起初，逢年过节请客送礼，并未提出具体要求，只希望建立“朋友”关系。据田雅芝回忆，马德有一段时间晚上回家不敢开灯——“灯一亮，上门送礼的人就排着队了”。

　　开始他们不开门或者干脆躲出去。后来有人劝说：“你们不食人间烟火怎么地？送上门来的再不要，人家会以为你们不信任他。这不把人都推到别人那去了吗？你看人家每天又吃又喝又按摩的……你们这样不成光杆司令，工作怎么干？能干长吗？”

　　“后来马德就和我说，以后再来人送东西，送钱，你就先收下吧。”田雅芝在交待案情时如此回忆说，“不收，等于把人推出去，马德的‘政权’没法巩固。”

　　这是马德数目最大的一笔受贿款

　　马德与妻子田雅芝的心态转变，也可以另一段官场曲折作注脚。

　　1997年，绥化正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经理申佰臣，听说绥化市房产处有一个工程，于是通过各种关系认识了马德的司机，进而认识马德。在一次饭局中，申佰臣将“揽活”的想法告诉了马德，马德答应，“给问问”。饭后，申佰臣将4万元交给马德。

　　真正让申佰臣和马德家拉近距离，源于马德在党校学习时期。一位曾经接近田雅芝的人告诉本刊，马德任绥化地区行署专员时，曾有一年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只有田雅芝在家。此时绥化政坛风传马德将被调走，于是马家门前立刻冷清下来。整整一年中，只有申佰臣还经常上门探望，并帮助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

　　后来，绥化撤地改市，马德非但未离开绥化，反而升任市委书记。马德家立刻门庭若市。田雅芝曾说，马德成为市委书记后，之所以大量索贿、卖官，部分原因也是看透了属下这群人。

　　而申佰臣在此期间的情感投资得到了回报，马德最后将申佰臣认为“干儿子”，申由此备受关照。

　　1998年年末，绥化要建广播电视大厦工程，马德让地区建委主任曲英奎“重点考虑”申佰臣，申如愿以偿。工程中标后，申佰臣对田雅芝表示，这个工程算两人一起干。2001年初工程完毕，申佰臣分给田雅芝200万元。

　　这是马德受贿数目最大的一笔款。而申佰臣在这次交易中获得的利润，目前仍是一个谜。

　　一张30万元的存折，密码为马德家的电话

　　马德卖官有大致价码，记者在采访中发现，30万元是马德卖官的一个常见价格。

　　绥化市青冈县县委副书记苏吉禄，1991年起担任副处级干部，此后十年直到2001年才升为正处。从2000年冬至2001年5月，苏吉禄两次向马德行贿，每次各2万元。2001年10月，他终于被提为县政协主席(兼任)。

　　第二年初，在绥化市一次会议散场时，苏吉禄对马德说：“马书记，快过春节了，过几天我去看你。我现在提正处了，您没少帮忙。”马德当时回答：“你去看我呀，没30万别去。”苏吉禄此后只好准备了30万元上门。

　　但马德卖官的要价，亦根据亲疏远近而区分。

　　绥化海伦市(县级)委副书记王学武，与马德的关系较为疏远。

　　马德成为绥化市委书记后，王学武几次找到马德想调整为正职。马一直未置可否。2000年7月，王又以汇报工作为名到马德的办公室，请他考虑帮忙调动工作，马德没有说话，王学武将一张以田雅芝的名字登记的30万元存折放在桌上，密码为马德家的电话，说：“我就这个能力了。”马德看了看存折说：“你把这玩意拿走。”王学武说就放这吧，转身告退，存折立刻被马德扔了出来。

　　当年年底，马德生病住院。王学武把存折里的钱取出，又加了20万元，这回放在一个盒子中。到了病房，王学武对马德说：“马书记，这是一点意思。”然后把这只把装有50万元的盒子放在床下，稍坐告退。

　　3个月后，王学武被提拔为青冈县县长(正县级)。

　　当地官员只好对市委书记和市长“等距离交往”

　　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与该市市长王慎义之间关系紧张，在当地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据熟知绥化的人士介绍，马德觉得王慎义“权力欲很重，总想取而代之。”而王慎义则认为马德不干实事，自己想把心思用在工作上，总是受到他的牵制。王曾在狱中写给律师15封信，自述其心路历程，其中大骂马德，称其为“政治流氓”。

　　据调查了解，两人不睦主要源于马德对人事权的控制。即便在王慎义主管的市政府，要想进行人事调整也必须得到马德的同意。此外，王慎义表达能力比较强，而马德却不善言辞，因此在对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时，王的风头经常盖过马，由此引起马德不满。据当地政府人士称，在绥化本地会议上，马甚至不愿给王发言的机会。

　　据熟悉王慎义的人介绍，王刚调任绥化不久时，对马德大权独揽的局面不适应，感叹“工作不好干”。在既要立足，又要能干出立竿见影的政绩的情况下，王慎义只有从市政建设入手，因此，王在担任绥化市市长期间，基本上专注于市政工程。从马、王二人后来的起诉书对比(2005年3月23日王慎义因涉嫌受贿 188.9万余元在京受审)，马德被控主要由于“卖官”，王慎义则更多被控给多项工程减免税费以收取他人送来的钱物。

　　后来，绥化准备兴建一家宾馆。主管城建的王慎义让一个工程队进驻工地，准备开工，马德也想让自己的人承揽这个工程，最后迫使王的工程队无法开工，两人的矛盾由此完全公开。

　　由于马王两人不和，当地官员办事只好“各拜庙门”，进行“等距离交往”——在马德和王慎义的起诉书中，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张忠义。张是原绥化市市政工程处处长，后任绥化市政管理局局长。他分别向马德和王慎义送了10万元和13万元人民币。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马德曾接受张忠义的请托，在职务安排上提供帮助。而王慎义则接受其请托，为其负责的工程项目签批了市政府贷款。

　　据知情人透露，在对张忠义的安排上，马德和王慎义也一度发生矛盾。王不同意马把市政工程处改为市政管理局，因为绥化是小市，并没有太多市政管理的任务；而马德则希望把张忠义安排成局长。后来张还是当了局长。

　　当地人士推测，也正是这种等距离交往，使王、马两人都各自抓住了对方的一些把柄。因此当马德被双规之后，第一个就举报了王慎义。马说，“我进来，王慎义不进来，太不合理”。不久，王慎义在北京住院期间被“双规”。

　　从一个行贿者转变为一个中介人

　　随着马德经营的“绥化官市”日渐成形，一些穿针引线的掮客出现了。

　　在马德的起诉书中，牡丹江制药厂厂长苗胜国是最早向马德行贿的人。早在1992年11月至1996年11月，马德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期间，苗胜国就曾因牡丹江制药厂向银行贷款，以及向省粮食局借生产原料等事项得到马德的帮助，苗为此送给马德5000美元和10万人民币，由此和马德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

　　由于这种关系，苗胜国渐渐从一个行贿者转变为一个中介人。

　　1998年，哈尔滨金事达集团董事长肖海鹏从国外考察回来，准备在绥化青冈县开办一个畜牧场。肖找到苗胜国，苗于是让肖海鹏准备30万元，一起驱车赶到肇东县看望正在开会的马德，由苗将钱交给马德。当天下午，马德就和苗、肖二人驱车到青冈县，将肖海鹏介绍给县领导，之后，肖的草原羊场顺利开张。

　　后来肖海鹏又想将企业申报成省“龙头企业”——可以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享受优惠待遇。肖再托苗胜国帮忙。苗回话说，马德的儿子要在北京买房，钱不够。肖海鹏凑了60万元，按照马德的妻子田雅芝提供的北京储蓄账号汇了过去。

　　围绕着马德为核心的权力场，类似这样由行贿而熟识，进而转变为中介人的例子屡见不鲜。

　　据了解，绥化明水县县长吕岱深知官场中“早铺线”的诀窍，1998年就开始向当时仅为绥化地委二把手的马德送钱，数目不高，每次2000元，共三次。2000年初马德就任市委书记后，吕岱以发奖金的名义向马德行贿4万元，当年升任明水县县委书记。

　　吕岱共向马德行贿14.6万元。吕岱行贿的资金是向其义弟、明水县亚麻公司董事长王卫丰借的。吕岱还介绍王卫丰向马德行贿20万元，事由是为王卫丰的公司贷款开绿灯。

　　2000多万元巨款，存在儿子名下

　　在马德受贿案中，马的妻子田雅芝是个重要角色。她不但参与了多起受贿，最终被认定个人受贿374.6万元，而且在2002年3月她和马德二人被“双规”之前，一直是马德行贿的代理人和财产保管人。

　　田在法院系统工作，被“双规”之前的职务为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熟悉田雅芝的人形容她：身高大约160厘米，人很瘦，身体不大好，有甲状腺突出的病，言谈举止素质不高，官太太气重，势利眼。

　　田雅芝经常对外放出“马德花销大”，“儿子在北京准备买房”之类的话，马德得到的贿赂，一般都交给她，至于她单独收到的贿赂，则会向马德说一声，之后存起来。

　　据绥化人说，马德夫妇感情不好，“经常干仗”。2004年3月，她的判决书下达后——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她说：“我都判无期了，那马德不得死吗？”此后，她没有上诉。

　　据了解，在感情上联系马德和田雅芝的，主要是他们的儿子。

　　马德的儿子，曾是牡丹江市的文科“探花”，199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目前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家咨询公司工作。

　　从1998年开始，田雅芝让儿子在北京的银行开户，之后不定期汇款，或是由马德和田雅芝赴京时带现金过去。有时马德在京开会，官员追来送钱，马德也就转手交给儿子。2002年春马德案发，该账户里共发现人民币1763万元，美元31.9万元，港币12.78万元。

　　就在马德案发前不久，田雅芝交给儿子一张名为“宋伟”的假身份证，照片也是他的，让他回北京之后用假身份证另开一个户头，将所有的钱款转存。此时，马德身边已有多人被抓或在逃，因此，田雅芝可能嗅出了风声不对，也可能是觉得如此巨款存在儿子的名下不安全，安排儿子将巨款转移。

　　马德之子回到北京之后，按照母亲的指示着手办理此事。由于定期存款转存，每一笔最高为9万元，所以花了100多次才转存完毕，而当检察官打开账户时，每9万元一笔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马德之子知道父母的正常经济状况，曾经试探着问过，田雅芝总是说：“你别管。”

　　马德夫妇都出身农村，生活极其节俭——检察机关搜查其住处时，发现300多个信封，都是下属送钱时用来装钱的，由于这些信封没被丢弃，结果成了办案人员的追查线索。案发时，马德家中有貂皮大衣10余件，皮鞋500多双，各种礼品不计其数。据参加收缴的检察官说，还有大量高档食品补品，都已经发臭腐烂，马德夫妇也没享用，而有一部分还被田雅芝拿到单位转卖给了同事。

　　2000多万元巨款，马德全家花费不多，有一些被马德拿去放了高利贷，由于可以变相给他送钱，最终出现了借贷者争着向马德贷款的局面。

　　田雅芝共给儿子汇了2000多万元，他只花了一笔，买了一辆80多万元的“沃尔沃”轿车和两台三星背投电视机。

　　本案的缺口首先是从马德之子打开的。办案人员原本估计只是百万元级的案子，马德之子坚持了大约一周后崩溃，在全部交待时，他痛哭了很久，将手里的纸巾砸在桌上，喊着说：“哪里是几百万，是两千多万！我说了就是要父母的命啊。”

　　而当田雅芝被双规后，说到儿子时，也经常痛哭不止，甚至趴在地上给办案人员磕头，乞求放过儿子。

　　当地官场生存的基本手段

　　马德刚就任绥化市委书记时，“这个书记好钱”的说法在政坛蔓延。有人通过钱“办成事”的例证出现后，旋即为众人效仿，成为当地政坛共同遵守的“明规则”。

　　随着送钱的人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价码水涨船高。送钱，不再是“办事”的必要条件，更演化为在当地官场生存的基本手段。

　　根据知情人的讲述，2000年下半年，绥化市委和省委陆续到肇东市(绥化辖内县级市)考核一位副市长——这位副市长和马德的关系据说“非常特殊”，肇东市委副书记高波在对考核小组谈话时，说了一些对这位副市长不利的话。马德知道后扬言要“收拾”高波。

　　高波非常紧张，用盒子装了10万元送给马德，此后，又多次共送去29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办案检察官曾问高波：“你给马德送这么多钱，起作用了吗？”高波回答说：“也许起作用了，不然我的位置可能保不住。”

　　这场风波中，高波的同事，肇东市市长吴连方也说了“王某不适合当领导”类似的话，不久被“拿下”，挂起两年多没安排工作——而早在1999年，吴连方还有过因公事向马德送钱的记录。直到马德出事之后，吴连方才被重新任命为肇东市人大主任。

　　绥化市北林区区委书记吕冠今，在区、市事权划分时，与马德产生了一些矛盾，从1999年开始，吕逢年过节都会带钱去“问候”马德，但最后还是被调任为绥化市市长助理，由 “一把手”转任为“虚职”。

　　根据吕事后的讲述，之所以给马德送钱，就是怕马德在工作中给自己穿小鞋，受排挤，同时也因为别人送，自己不送日子不好过。

　　在检方的起诉书中，马德被控受贿17起，金额共6031857元。其中有12起涉及为他人“职务晋升提供帮助”。

　　根据参加庭审的人士的表述，马德在法庭上几乎承认了检方的所有指控，除了对个别的证人证言有所异议——这些证言多是曾向马德行贿的人做出的，在证言中他们强调自己的行贿行为是迫于马德的压力。而马德则并不认同这一点，他承认“受贿”，但否认“索贿”。　

　　据悉，马德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其牵涉的官员高达265名，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十个县市的半数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

(本刊记者/朱雨晨 孙展 发自黑龙江)

□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