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做完的法事：画符、施咒与纹身——神州反帝考

易大旗

　
中国人什么时候起和西方列强仇深如海？标准答案就在大陆的学校教材里――民族仇怨始于１８４０年，西方强盗的坚船利炮撬开中国国门，龙脉蒙尘，割地赔款、民生凋敝……近代史的篇章由民族的苦难堆积而成。这个历史公式就这样灌输给一辈又一辈的中国人，仿佛我们的父兄和子孙永远和西方有解不开的冤仇，所以要强国，要翻身，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最终中华重光，君临世界！

在中国人精神信仰资源日益稀薄的今天，上述那个“强国梦”却一呼百诺，从者如云。于是，要戳穿这个迷魂大法的朱砂符咒，还须从拆解那个钦定的标准化历史公式开始。

一、西潮的拍击

自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发育，中华大帝国固有的朝贡体系必然和自由贸易的新时代发生冲突，这是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价值乃至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冲突。中国从开始落后于人，便步步落后于人，既然对新世纪的曙光视而不见，自不免更深地沉沦于旧时代的黑暗之中。

公元１７９３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遣使节马戈尔尼伯爵和副使斯当东爵士率领高规格的使团来华，送来满船礼品，为中国皇帝祝寿（其时乾隆八十大寿已过），并恳请两国建立邦交，互派使节，请求大清增开通商口岸，且在广州允许自由贸易。诸项提议均遭乾隆皇帝拒绝。中英两国史书载，原先英使不肯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令乾隆与朝臣不悦；后英使同意行跪拜礼，条件是中国使节将来到英国也对女王行此礼。此属两个平等国家的正常外交礼仪，而在“邦交”即是“朝贡”的皇帝看来，则为匪夷所思，何谓“平等”？这完全不符合天朝思维对固有“世界秩序”的认知。跪叩之礼仅为外在符号，内里却是小农经济大帝国拒绝自由贸易，儒家思想之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英国和平通商的请求，卒遭清廷拒绝，诚然乾隆皇帝也下旨“赐予”英王丰厚的礼品，价值远胜于英使的“贡品”，这是中国自汉唐以降的成例――恩泽四海，王化蛮夷。在清国天朝眼中，自也只有“朝贡”，而不知“贸易”为何物，你有求于我，我无求于人，这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心态。英使团欲求平等相待而不得，悻然而归。而这年欧陆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拿破仑大军席卷欧陆，英法旋即开战。与中国的通商事宜被耽搁下来。事隔２３年，欧洲战事平息，英国于公元１８１６年（嘉庆二十一年）再派亚墨哈斯爵士来华递交国书，再度因为跪叩之礼谈不拢，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将来使的礼品和国书退回，把英使押解至广州驱逐出境，中英关系遂比乾隆朝更糟。

公元１８３４年（道光十四年），英国律劳卑勋爵被委任驻华全权大臣，他再度带来了英女王的国书，却一样得不得到平等国的来使待遇，非但国书递交不出去，连广州城也不得其门而入，两广总督卢坤根本不承认他为外交官，只贬为商人身份。１８３６年，律劳卑被驱逐出境，在澳门郁郁而卒。

故此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已经老态龙钟的大帝国与如日东升的新锐工业强国的注定要发生的冲突。这场战争，英国史称“通商战争”，中国史称“鸦片战争”，因为这更符合以道德论史的中国传统，可惜这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关于这点，民国时期罗家伦的《中国近百年史》、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美国学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台湾柏杨的《中国人史纲》、陈致平的《中华通史》均有客观分析。平心而论，鸦片输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抹不掉的罪恶，是次战争的起源虽与鸦片有关，但英国却不是为鸦片而开战的，历史记载十分清楚，英女王断然拒绝从事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启战请求，称英国不会为了非法贸易和无良商人而打仗。那位在谢晋的“史诗电影”《鸦片战争》被渲染为元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在大英帝国的档案里恰恰留下了最多的反对鸦片贸易的训令，他一再申明女王陛下和英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鸦片。”措辞相同的训令不但发给义律本人，也发给义律遭免职之后的新任全权大臣。而那位被中国的历史课本漫画化、脸谱化的义律，又恰恰是鸦片非法贸易的强烈反对者，不论是他发给英商的通告还是呈递给英政府的报告，都严厉谴责鸦片走私，他还希望能和中国官员联手去查禁鸦片。甚至在他被林则徐驱赶到外海漂泊时，他给巴麦尊的信中仍不减对鸦片贸易的憎恨，他表示自己“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得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区别。”指出这点，决非为这些历史人物添加道德光环，而正是为了摒弃史学当中的“泛道德主义”。林则徐、邓廷桢与巴麦尊、义律，都是尽忠职守的官僚，诠释着历史限定的角色，却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

事实上，当时倾向禁烟的道光皇帝和英政府，对禁烟运动的结局都难有决定性的影响，所谓赔钱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买卖有人做。林则徐一直到被流放新疆时才明白，禁烟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义律当时也见不及此，从他对英商发出措辞越来越强硬的指示（义律警告本国商人，任何走私鸦片行为遭中国政府捕获与没收，英国政府决不干涉；任何本国人对中国缉私禁烟的武力抵抗，要承担后果和接受惩罚，其罪与在英国武力抵抗政府相同；任何本国人因鸦片走私而造成中国人的死伤，被判有罪之后，将受惩罚，其罪与英国法律管辖下所犯的罪责相同）便可得知。

自不待言，中国的禁烟派官员和英国无良商人（还要加上中国鸦片二道贩子的庞大势力）对义律所代表的政府立场都不领情，林则徐禁烟之义举，在具体操作的法理和技术层面上，不幸玉石俱焚地伤害了多国商团的正当利益。至于被驱赶的义律，他确乎不满意英政府消极无为的对华政策，于是在他的报告里，英国为商船护航的兵船和大清水师的冲突，被夸大为中英已经发生事实上的战争。就在此际，清廷再度铸成大错，林则徐虎门销烟之余，道光皇帝再接再厉，降旨驱逐所有外商和永禁与英国的贸易，这便是“朝贡体系”的又一次发炎高烧。中英之战，英议会反对者颇众，最后仅以九票之多通过。禁烟纠纷为表，通商纠纷为里；先皇乾隆及嘉庆两朝不肯给外夷以平等地位为因，中国此后被列强施与不平等的苛待为果。总之，在时代大变迁风起云涌之际，农业帝国的闭关自守和工业革命新贵的“叩关索市”，诉诸战争万难避免，其结局亦不可逆转。

二、专制的冷土

中国的朝廷和中国民间曾经得出结论，何以堂堂中华上国由强转弱，以致一蹶不振？就是因为西方列强一再欺负中国。工业化强国有没有“欺负”中国？当然是有的。资本的扩张，强烈冲刷着世界上多种不同类型的旧式文明，大浪淘沙，被淘汰的不仅仅是诸多落后野蛮的观念与陋习，有许多并不能简单作是非善恶之区分的传统，如耕读传家；如乡绅制度；如宗法社会；如礼孝仁义等，都是与小农经济相匹配的文化鳞片，它们其时光泽犹存，却也被时代洪涛无情地裹挟而去，化为败鳞残甲。旧文明被新文明欺负，那是一定的，那不独体现为强者对弱者的欺负，更多时候则为先进对落后的欺负。如中西摩擦的火星之一――酗酒的英国水手误杀了九龙尖沙咀林姓中国人（史称林维喜事件），清朝地方官府便要施行斩首，盖因以中国传统观念及天朝律例，“杀人偿命”理所当然。而英国自１３世纪就有了巡回法庭制度，１４世纪人民陪审员制度已定型，自然不能交人让你斩首，于是冲突即起；又如招致英法联军侵华的导火索――“通州谈判事件”，清廷将前来谈判“到期换约”的西夷使者关押虐待甚至被折磨致死；又如广东炮台守军炮击英国打着白旗前来送信的兵船，诸如此类的事件，都是蒙昧的老大帝国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敌意抵触。说到底，这是两种文明的碰撞，腐朽脆弱的一方自然被辗为齑粉……

今日重读《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第一波不平等条约的文本，里面都有强迫中国政府要将缔约国的一方视为“平等国家”的条款，或许颇令时人所不解，明明是外夷不平等待我，何以反来要求以“平等国家”称之？事实恰恰是大清国长久以来不肯平等待人，最终自取其辱。关于天朝对夷狄的蔑视与羞辱，乾隆朝的英国特遣使节马戈尔尼伯爵以及道光朝的英国律劳卑勋爵均有日记与回忆录存世。中华上国对四海夷狄而言，有着不证自明的文明优越感，而朝贡制度则是颠扑不破的世界秩序。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所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即向新败的中国示好，愿意提供西式战舰和大炮的图纸与技术，却遭天朝峻拒——它还不肯从那个虚荣的梦幻中醒转过来。

中国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勉强放下天朝帝国的架子，扭扭捏捏地向西方学习。即便如此，为时约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亦令中国发生了颇大变化，惜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之训，窒息着国人变法的思路与进取心，不得触及政治制度的革新――这也是专制皇权的必然选择。于是，国力仍远胜于日本的大清国，终于惨败于东瀛岛国，这昭示着日本“明治维新”制度变革的胜利，亦是中国在近代化竞争中落败的标志。

又经庚子拳乱，国人痛定思痛，总算彻底放下身段，不能再倚“中学”为体，“西学”也不仅仅为用。这第二波向西方拜师取经的浪潮，建树良多，康梁的立宪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共和思想，都是“西学为体”。不消说，无论立宪抑或共和，清皇朝一概不予“恩准”。若指清廷王族贵胄颟顸昏聩，那放在道光、咸丰年间也还说得过去，而在晚清，“颟顸昏聩”近乎道德批判语汇，甚至是精神心理的医学名词，不入历史研究的学术之门。其实，权力者们明白着呢，国脉微如缕，在于“洋人欺我”，此为第一遁词；妄顾国情国本的康党、革党作乱，此为第二遁词（换成现代语言，就是“反华势力”的围堵遏制，以及国内推动政治改革的民间力量在“制造动乱”）。说穿了，“改革救得了中国，却救不了大清”，这是皇室与贵族参悟得十分透彻的道理。怎能指望垄断一切权力的统治集团放弃既得利益以慰苍生？可叹的是，这亦系当下中国变革的死结。

康梁已矣，孙文已矣，他们的政治理想固然仍有诸多不足，但令人感触颇深者，至今中国民间流派纷呈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理念，其制度变革的蓝图其实并未能超越康梁和孙中山，而在极权专制文化盘根错节的国度里，那些先贤的思想却始终未能得以实践。康梁的制度改良南柯梦碎之余，孙中山的制度革命又成画饼。整个民族反而堕入迷思，误入歧途，坠落更黑暗的梦魇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氏的暴烈革命是一剂虎狼之药，国人真的以为“推翻三座大山”，把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扫地出门，再吞服社会主义这颗十全大补丸，便能祛百病，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不受别人欺负了。结果却是，跌宕的国运又完成了一个历史循环，重新回到高度集权和闭关锁国的老路，外来的以及本土的资本主义确实被铲除了，共产专制和封建专制得到完美嫁接，然后在这没有天敌的土壤上疯长、蔓延和膨胀，直至文革，丧乱不止，国将不国……这条死路总算走到了尽头。

三、画符的历史

其间值得深思的是，此前清末与民国在民族厄运中幡然觉醒的知识清流，他们对历史的反思被毛氏革命所彻底抛弃，毛泽东远在执政之前就深知掌握历史解释权和话语权的重要性，他日理万机之余仍十分关注如何去“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适逢其时，范文澜投奔革命来了。范为浙江绍兴人，出身书香世家，北京大学文本科国学门毕业，后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秘书。范国学根基深厚，１９２６年时在南开大学教书的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１９３８年在抗战期间投入新四军，次年重新入党。１９４０年一月，范到达延安，马上得到毛泽东器重，登时风云际会，范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次年再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他在毛氏的直接关照下开始整理自己以往的史稿，毛泽东亲自划下规矩方圆，指示“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 范的《中国通史简编》成书，原先不过是为延安窑洞里“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但旋即被毛推为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该书便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１９４５年范文澜在延安再奉献出“马列主义版”的《中国近代史》（新华晋绥分店１９４７年出版），本书重新解释了中国自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这六十年间的历史。

范文澜的历史著作在中共执政后被钦定为“正史”，而且范还被党要求继续改造思想，政治上要不断进步。范文澜便一再作自我检讨，今是而昨非，他的自我批判是：以往的著作仍存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于是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纲领。自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５年，范文澜致力脱胎换骨地重撰《中国通史简编》，这回不再是“简编”了，而是分多册出版，写到隋唐五代，因文革狂潮骤起，范被批判斗争，全赖毛泽东御赐的“丹书铁券”，卒能全身而退，１９６９年范文澜病逝，时值乱世凶年，幸得天颜眷顾而尚有荣哀。

范文澜仅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行者之一，此外还有吕振羽和翦伯赞等公，关于翦伯赞，章诒和有长篇回忆文章，颇值一读，翦公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共，为地下党员，属周恩来派系，新中国成立后即被党派遣到燕京大学，以马列史观去“改造旧史学”，其中关于近代史部分，出自翦伯赞之手的就有《戊戌政变》和《义和团》等册子。翦伯赞与毛泽东欠缺直接亲缘，其马列主义的学养修为也不能“与时俱进”，所以自五十年代起便一再被“拔白旗”，他在文革中的命运较之范文澜亦判若云泥（详见章诒和文章）。此外还有一位代表更纯正毛泽东“阶级斗争史学观”的胡绳，代表作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他较之范、翦尤为激进，其基本立论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三大革命高潮”，是唯一的历史推动力，而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代理”帝国主义去统治中国；至于戊戌变法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在胡绳的论说中，义和团运动要比戊戌变法伟大得多！所谓“三大革命高潮”说，何止是阶级斗争为纲，简直就是暴力革命为纲了！

这是对历史的学术研究抑或给历史画符？然而，这就是党对中华历史的正统诠释，因为它恰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的核心学说是强调对立、矛盾和斗争；在社会学领域的核心学说则是“阶级斗争”。

四、狂暴的洗脑

如上述，毛泽东把历史话语权看得力重千钧，同时更辅之以强力的洗脑运动，如１９５０年即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主要针对当时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国民多对美国抱有好感（譬如，晚清以降，列强中美国对中国最为亲善，既无割地亦无租界；美国反对瓜分中国，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及门户开放政策；反对日寇侵华、二战同盟国及战后的物资援华等等），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及《友谊还是侵略》等多篇“反帝雄文”，就成了反美仇美的精神洗涤剂。毛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毛泽东直斥五四以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为“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他还下达洗脑命令：“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别了司徒雷登》）

关于这轮清洗“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改造，是分两个层面强力推行的，第一是对普罗大众的洗脑运动，通俗反帝宣传手册的密集推出，地方志的改写，群众集会的声讨和控诉，甚至动用说书、曲艺和“伪民间故事”（例如《鱼盆的故事》为其中经典，该少年读物以神话笔触绘声绘色地勾画外国传教士伙同恶霸抢夺一个中国孩子养着鱼神的宝盆），同时所有的外国教堂都“转型”为反帝教育的展览馆，牧师与修女不是帝国主义政治特务的话，至少也是“宗教侵略”的文化特务……诸如此类。第二个层面是对知识分子灵魂与心智的洗涤，这本来难度颇高，但挟着中共建政之初如日中天的威望与人气，加之抗美援朝的特定时代氛围，居然也能势如破竹。关于这个历史片段，中国作家中杰英有一篇回忆录，为当时学界泰斗的自我思想改造留下了逼真纪录。中杰英是入学伊始的清华一年级学生，他目睹梁思成、潘光旦等等一代贤者在批判会上的言行，都大为吃惊，这些多系庚子赔款栽培出来的美国名校精英，却都在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地控诉美帝的精神毒害。如果他们因江山易帜、新君临朝而如坐春风，痛感今是昨非，这倒也可圈可点。但稍迟几年，这批人全部大“翻供”，在１９５７年的大鸣大放中纷纷跳出来“向党进攻”，如潘光旦所言，只是为了“透一口气”，他说得十分形象。党天下的威权统治、全能统治，垄断了一切话语权与思想的权利，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精神暴力。此轮引蛇出洞的“阳谋”，结局不问而知，他们悉数打为右派，进而又展开了一波更为苛猛的思想改造。饶有意味的是中杰英本人，他为一介热血青年，从刚入校门对师尊们自虐式的检讨不以为然，转而认同崭新的时代精神，不旋踵就投身革命熔炉，成了忠勇的学生党团骨干，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他本来是站在党团的立场与 “向党进攻”的右倾学生互贴大字报辩论，殊想不到，只因他顾全辩论的君子风度，立言不够狠辣，未能“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卒与他的论敌一同沦为右派。中杰英为性情中人，亦系笔者旧识，八十年代初在庐山同桌用餐时，他念及前尘往事，忽而涕泪纵横……那是新中国一代青年的心灵痛史！

然而，中国人的精神扭曲这才是第一个章回。此后，毛氏关于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等一系列批示，无不是为了巩固和垄断政治话语权。帝王将相的历史已化为尘埃，“劳动人民”及“阶级斗争”成为贯穿历史的主线，庚子拳乱是“伟大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更不须提是西方列强既令中国蒙耻又让这个昏睡的民族看到了现实世界和近代文明――此种史观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颇为讽刺的是，毛时代的红色中国，民贫国亦贫，却怪诞地浮现出“朝贡”的回光返照，让世人看到了帝国天朝清秋大梦的最后幻影。殊不知彼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无一不是花钱送礼买来的。且不说朝、越及“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单说那些打秋风的亚非拉夜郎小国或者忽生忽灭的小党，前来朝觐一下，必可满载而归。坦赞铁路的无偿援助，就是毛泽东接受朝拜时对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一句话，当堂敲定，且莫说卡翁达本人甚觉意外，连在座的中共同僚都无不瞠目结舌。结果１０年工程，血汗斑斑，建成后坦赞土著无人能管理，经济效益也不堪提起，中国无数次追加注资，也无法救活这条“友谊铁路”，到现在，它干脆被非洲地主卖掉了，当然一个铜板也落不到中国人的腰包……幸而几经蹉跎，“朝贡”庙堂这盏飘摇不定的长明灯，终于熄灭了。

五、国运的轮回

中国第三波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始于开放改革的元年――１９７９年。被赶跑的国际资本主义被请回来了，久违了的德先生赛先生也回归中土。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的年代，其时思想解放运动春潮涌动，知识分子终于理清了近代史中国衰落的症结。西方列强虽令的中国蒙耻，却也给中华民族送来现代文明，乾隆朝的外夷的和平通商之请，未能打开帝国的朱门，鸦片战争的大炮却带来了五口通商；八国联军蹂躏了辫子国民最后的自尊，却带来了“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且看今天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承诺条款，哪一条不是当年外夷逼着中国做，而我们认为是奇耻大辱而死活不肯的？

不过仍须指出，八十年代大陆知识清流的理性认识，为来得及进入学校的历史课本，其思想高度并没有超越民国时期及其后港台暨海外学界早已定论的近代史观。当然那时能看到蒋延黻、余英时、罗家伦、郭廷以、柏杨、陈致平等人的书，也并不容易（八十年代仅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出版），不过大陆学人通过自己痛苦的摸索和曲折的渐悟，卒能擦亮智慧之灯，烛照历史，毕竟难能可贵。那时有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及其后的电视片《河殇》，《河殇》诚然失之粗疏浮躁，但大陆思想文化界重新寻思自己民族的来路与去处，这和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脉动是同步的。被画符与施咒的“党化”历史，已被推撼得摇摇欲坠。然而，这股春洪竟在一夜之间被截流，枪炮声才歇，思想专制的大闸又轰然落下……

却说民国时期及海外学界何以能超越近代一百几十年中国因文化受挫感和因愚昧而郁结而生的仇怨？其实无他，彼时的民国虽仍为专制政体，但它没有“伟大领袖”的耳提面命，没有各种“光辉批示”和思想运动，学术自由大体未受政治钳制，故有公正之笔，清醒之论。可叹的是，及至九十年代，港台及海外史学界的成果在大陆已可跻身书店，而大陆学者袁伟时、吴思等人的论说亦已远胜于八十年代的历史反思，但此时不同彼时，从一代青年的集体无意识里，那个被画符与施咒召唤而来的心魔，压倒了独醒者的声音而肆虐至今，阴魂不散的仇外式“民族主义”其声隆隆地大回潮，如同在招魂幡下狂舞的魅影。

如果说八九春潮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那么，六四后的仇外民族主义蛊惑宣传，就成了统治者的救心丹，为匡扶摇摇欲坠的政权合法性，哪怕是虎狼之药，也得饮鸩止渴了。然而，何以当局诸如“反和平演变”之类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其后的“三讲”乃至“三个代表”等一再更新的政治桃符，始终乏人问津，而诉诸感性而非知性的仇外宣传，其香火信徒却如过江之鲫？这其实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该民族的文化受挫感是成正比的，越是有过文明辉煌史的民族越是如此（譬如伊斯兰世界）。此外，即便资本主义体系比旧的文明形态来得进步，却也并不能与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撇清干系，它对弱势民族的剥削与压迫，尤甚于对本国国民，这是事实——尽管其强度又要比那些专制强权的政府对自己子民的压迫剥削要轻（一如今日中国之外资企业）。但帝国主义的历史劣迹，在文化受挫感甚为强烈的民族群落里，很容易被归结为国家耻辱与仇恨的总根源。越是在专制政治的国度越是如此，盖因权力者垄断着传媒、信息、话语和一切公共权力，它永远不让人民知道，一个国家的兴衰所系在于其内政、在于制度、在于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六、仇恨的刺青

“爱国”这一价值判断，在人类社会发展现阶段当系人的一种基本情感。而“爱国主义”在思想哲学界却不见经传，它属于政治语汇。而仇外式的“爱国论”则是极权主义的产物。

仇外式的“爱国”一直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宣传导向，但在毛时代却还有超乎其上的至尊法统，那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爱国主义只是攀援寄生于这思想法统之上的辅助性精神资源。到了邓小平时代，至尊法统是“四项基本原则”，但它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戒律而存在，本身缺乏魅惑力和凝聚力，于是爱国主义便在８０年代高歌猛进， “胡赵新政”的十年，西潮东渐，此时爱国的主旋律虽亦为“振兴中华”，但仇外色彩趋弱，即便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主流基本是健康向上的，到了八九春夏，爱国主义甚至升华到追求自由民主，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只有“德先生”“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此系真正爱国运动的必然选择。

及至“后八九时期”，北京当局既失去了道德合法性，也失去了道德话语权，因为它那套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里再无一字半句被人民所相信。为确保政权的安全运行，唯有靠赤裸裸的暴力与谎言。暴力的极致已经向全世界展示过了，谎言仓库里许多陈旧货色本已朽败不堪，但有一包长了绿毛的存货仍可派上用场，那就是强化仇外式的教化宣传，让民间所有的仇怨和不满，都排放到这条心理阴沟里。经过十数年的爱国“催情”灌输，一辈愤青茁壮成长，当年追求民主的爱国碧血溅落之处，竟疯长出密麻麻的精神毒菌，这一拨新潮爱国者之“爱”，是植根于“恨”之上的，亦即对一切假想出来的“谋害中国”的外寇的深仇大恨，其中既有从曾曾祖父那辈继承下来的陈年老账，亦有现政权钦笔开列的新账，条目繁多，总之是新仇旧恨，不共戴天！

考民族主义的思想源流，它在原产地欧洲确乎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有着亲缘关系，但在历史的川河里，民族主义亦并非总是徒具破坏力的排空浊浪。纵观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史，普遍涌现过民族主义思潮，在抵御外侮的强烈心理诉求之下，民族主义者同样炽热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从来都是并肩作战的热血战友，尤其是韩国，民族主义者与民主先驱一道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几十年，成为推翻专制最忠勇的同盟军；再观中国的五四运动，反帝与争取自由民主也是同一竿大旗上迎风翻飞的缨穗。至于“反帝”怒吼压倒了“启蒙”，那是国际时局的变易使然，在当时或难避免，不幸的是历史的步履再也没有回到“五四”民主启蒙的原起点。自从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被极权统治所收编，它的自由民主理念便被阉割了，空余“爱国”而且咸于“爱国”，爱国必言反帝反霸，其他免谈。于是爱国主义又万流归宗，淌回既定的河床，在百尺高坝里纵声喧哗……

一百六十年以来，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步履如此沉重，一波三折，症结都在于统治阶层的冥顽不灵。中国人在痛苦中反复求索和一点点积聚起来的理性和智慧，总被风吹雨打去。时间的钟摆在晃动，历史却在迂回前进之后又猛然倒流。听听满耳的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看看学校课本和官方的舆论导向，那已不止于画符与施咒，而是一种强制性的集体“纹身”，给这个国民的心灵刻上仇恨的刺青。历数民族的苦难屈辱，以前还匀一份罪责给腐朽没落的专制皇朝，而今几乎都记在西方列强的账上。如果说这种教化对权力者来说只是凝聚民气的工具，那么在这个信仰虚无的年代，狂热的民族主义便成了许多人心灵神龛的香炉与烛火，成了“准信仰”和“准宗教”，于是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十冤九仇，便从宗教心理学上的“苦难崇拜”升级成“屈辱崇拜”，时刻铭记并裸呈出民族的疮疤——这正是所谓的集体“纹身”。

从画符、施咒到纹身之余，当权者告诉老百姓两条铁律：“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硬道理”，那些向中国人民推销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外夷从来没安好心。这剂爱国迷魂汤，果然让许多人相信，靠集权制度是可以建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国家的。于是，“强国梦”在持续发酵膨胀，如同喝了黄表纸灰冲的符水，顷刻成就“爱国” 护体神功，百毒不侵，于是便大哉中华、壮哉中华了。

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家可以“和平崛起”；一块没有人权法治的土壤可以孕育出“和谐社会”，实属匪夷所思。回首前朝往事，中国何日方得从冗长的历史梦魇里悠悠醒转过来？

（写于２００５鸡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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