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艾滋孤儿的自述


我叫高丽,女，1987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新蔡县东湖村。
2000年我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因艾滋病去世。此后，我这个艾滋孤儿为了生存,从河南到山东辗转千里,遭受了许多苦难。如果不是人道主义的长者救助,我的处境和下场不堪设想。下面谈谈我个人的经历。
2000年秋，父母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发病严重。由于家庭贫困，父母又需要钱治病，正读初二的我，辍学在家照顾父母、料理家务。
2000 年12月，《南方周末》记者李玉宵来我家采访。他对我家穷困的情境非常震惊：三间土堆的房屋，里面也是用土堆的床、桌子。当时，病重的母亲正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房屋墙壁裂开一道道的大缝，下雨时水就沿着裂缝不断地往屋里流。李玉宵问了我父亲、母亲生病的原因和时间,父亲告诉他:“我们夫妇是因卖血染上了艾滋病,为了治病,把家里的钱也花光了。”
李记者采访的内容不久就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了。高耀洁老师看报后了解到新蔡县艾滋病的疫情，认为艾滋病这种传染病如此肆虐,问题严重！她很着急。
2000年12月20日，母亲病逝。
2001 年3月31日，高耀洁老师带着三位记者，乘客车到新蔡县，找到了东湖村小学。校长彭学辉给高耀洁老师介绍了学校面临的问题：一些学生的父母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有的病情很严重,有的已经死亡，这些学生正面临着失学。高老师边听边流泪,深深感慨孩子们的苦难生活。当时，高老师给这些贫困学生每人50元钱，并与几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合了影。其中也有我的弟弟高闯。随后，高老师让我弟弟领她到我家。
当时，我父亲被艾滋病折磨得很利害，躺在院子的地上呻吟,身下垫着一条露着棉絮的破被子。高老师在我爸爸身边坐下，说了会儿话并给些药物。我问高老师：“我爸爸的病怎么样了？”高老师用沉重的语气说： “你爸爸最多只能撑三个月了。”听后，我非常伤心，不停地哭。从此以后，我便认识了高老师。我难过时多次给她写信,侥幸的是她每次都给我回信,并安慰我、指导我的生活。
2001年8月19日，父亲病逝。 以后，家里只剩下我和11岁的弟弟。
爸爸妈妈去世后，剩下几千斤麦子、一些钱、一头水牛和一头小猪。这些东西全被我那禽兽般的叔叔们抢走了。我和弟弟只能守在空荡荡的三间屋子里面，与饥饿做伴。这段时间我常在梦中见到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在给我俩做饭吃。醒来时,仍然是孤苦伶仃的蜷曲在那个空空荡荡的土房里,不时听到风呼呼和雨哗哗的响声！
高老师知道我爸爸病逝后，给彭校长汇了 300元钱，让他帮忙送我回到今是中学继续读书。在这一年中，高老师共给我们汇了1100元钱，可是我们仅仅收到70元，其余的钱全部被那些叔叔们拿走。好吃好赌的叔叔们认为总会有人给我俩寄钱,就殴打我和弟弟，叫我俩向别人要钱给他们花。2001年一个冬天的夜晚,四叔来我家要钱,我说没有,他马上抡起棒子打我们俩, 浑身的疼痛让我禁不住地嘶声喊叫起来,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救我们。幸亏我们逃得快,只受了点皮外伤。最后,我和弟弟逃到东湖学校,躲在教室里整整坐了一夜。那是多么寒冷漫长的一个夜晚，我盼望着天早一点亮起来。第二天,村里的邻居给高耀洁老师打电话，讲述了我俩挨打的经过。
2002年6月,高老师帮助我弟弟找到了山东省曹县苏集镇水牛陈庄一户姓陈的善良人家，他们收养了弟弟。弟弟到了陈家后,改名叫陈祥鸽。这时，我独自一人在河南新蔡每天面对叔叔们的打骂。
2002年6月前后,高老师几次打电话与我姨母戚秀坤(我妈戚秀枝的同胞姐姐)协商，由高老师付给戚秀坤我的生活费用，戚秀坤才勉强同意我在她家里居住。
2002年5月，《纽约时报》的记者储柏亮叔叔和罗琳阿姨来看我,他们给了我500元钱，随后又寄钱让我买了一辆上学时骑的自行车，钱和自行车都被戚秀坤拿走，政府救济的两袋面粉也被她占为己有。
戚秀坤有一个30多岁的儿子，他的一只眼睛有病。由于有残疾和好吃懒做,他一直找不到妻子, 戚秀坤就打我的主意,想让我做她儿子的妻子。当时，我仅有14岁！因为高老师对我很关心照顾，所以戚秀坤没敢明确说出来。
戚秀坤想多要些钱,让我再写信给高老师。我说,高老师那么大年纪了,她给钱是出于好心,又不欠我们的钱,我们怎么能张口要呢？戚秀坤看我不依她,十分恼怒,边说边骂,逼迫我跪在一块有200多颗钉子的钉板上打我。我在她家住了2个多月,实在待不下去了。
她的种种虐待，后来连邻居也看不下去, 主动打电话告诉高老师：“戚秀坤对高丽很不好。”不久，高老师给我寄了封信，信中有刘道虹的电话号码。刘道虹与王锁德是一对很好的邻居，他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王锁德。王锁德很想要一个女儿，他与高老师联系，表示愿意收养我。在我处境艰难、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高老师答应了他收养我的请求。
2002年8月5号，我来到山东省曹县苏集镇高新庄村王锁德、葛玉勤夫妇家。他们收养了我，但是一直没有依照法律办理收养手续。
8 月6号，戚秀坤打电话叫我回去，我说不想回去。她多次打电话找我,说要来曹县接我，还说绑也要把我绑回去，要把我脱光了衣服和她儿子放在一个屋子里成亲。戚秀坤又给高老师打电话要我回去。高老师了解了实情,寻求河南省妇联的帮助。由于河南省妇联的干预, 戚秀坤才停止了胡闹和对我的骚扰。
我到王家后，改名王媛媛。当时，我很感激王锁德、葛玉勤，主动告诉他们新蔡还有罗琳阿姨和储柏亮叔叔等记者先后给的2600元钱。不久，王锁德在河南省妇联的帮助下在新蔡拿到了那笔钱。
由于媒体对我的采访报道，社会上的好心人不断地给我捐钱捐物。葛玉勤很高兴得到这些钱物。她把大家捐来的东西全藏起来，甚至把杜先生送给我的书包、英雄牌钢笔等也锁起来不让我使用。待捐钱捐物的热潮告一段落，她便对我板起脸来。
葛玉勤从不让我跟周围邻居说话、来往。稍有不顺,王锁德就会骂：“给你车费，你走吧。” 葛玉勤更是七天一小吵,半月一大闹,有时一闹好几天也不罢休,邻居看不下去就来解劝。因我胆小怕事,从没敢给任何人说过。他们说:“我们最后悔的事,就是让这孩子到山东后继续读书。”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王锁德对外面的邻居说：“收养了这样的孩子,一点钱都不用花，各种费用都有人送来。她长大一点就不让她上学，把她嫁出去还可以收到一笔彩礼。”这时，我才明白王锁德夫妇收养我的目的。
从2002年8月5号我到山东，至2004年8月31日离开，两年时间里共有6500元善心人士给我捐款被王锁德、葛玉勤夫妇占有（见后附清单）。
2002年9月，我到苏集镇中学读书，葛玉勤不让我和男生说话。为了避免误会，我从没敢和男生说话，每次放学我马上回家。刚开始入学时，葛玉勤让我和王欣（王锁德堂弟的女孩）一起上学。不知什么原因，没几天，她便不和我一起走了，葛玉勤也不问明原因便骂我。
由于王锁德家与梁堂村的大队支书张荣柱关系不好，我每次给高老师写信时,葛玉勤都会让我写关于张荣柱的坏话。她害怕我不听话，不识字的她每次都让她儿子把我写的信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我讨厌她这样做，尽管很想念高耀洁老师，但不敢再给她写信。高老师同时还在帮助梁堂村村民收养的其他几个孩子，要与支书张荣柱打交道。葛玉勤知道这个情况后,大骂高老师。
2003年8月份，我来到曹县三中读高中，住宿在学校里。葛玉勤表面上说得很好听,叫我多吃点东西。其实她每月仅给我30多元生活费，规定每天花费为一元二角钱，如果多用了她就要大闹,什么脏话她都能骂出来。所以我每天只能就着凉水吃一点馒头。长此以往，我的肚子开始胀痛。为了减轻肚子胀痛，我经常少吃或不吃东西,只喝冷水,饿得狠了,就多喝些水。于是形成了严重的便秘，十分痛苦。
2003 年底，学校里的一个女生因受她继母虐待而服药自尽，死在学校的宿舍里。过后几天里，我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些伤感。为她花朵般的生命凋谢而悲哀，为她内心的痛苦而无奈。有时，我觉得她太脆弱。但同时，我也联想到我们都属于被虐待被欺辱的人，我又为她的解脫而欣慰。当时，我内心的话无处诉说，生活又是如此的艰难，我想：如果我真的像那个女孩一样摆脱困境，也许会更好。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告诉高老师，只是问她：人死时痛苦吗？高老师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告诉我要好好学习。我很清楚地记得高老师对我说：立身以读书为本。这句话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意义却很重大。我领悟了高老师的意思，读书是最好的解脫。我打消了自尽的念头。
我在曹县三中读高一期间，2004年2月6日考试，七门功课我考了637分。但人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200多分。事后，一位《齐鲁周刊》的女记者到学校看望我,得知我的成绩突然下降,她找老师了解原因，此时学校才承认他们把分数弄错了。高耀洁老师听说后,不同意这种解释,她说:“高丽在高一(二)班,考200多分的王X X在六班,两人并不在一个班，怎么会搞错她们的分数呢?据我了解的情况，分数“弄错”以后，学校把高丽和王X X都调换到高(十)班,并让她们俩交朋友。为什么会这样？我判断是某个三中老师故意调换了她们俩人的分。”高老师要请电台曝光。这可忙坏了曹县三中的领导和相关的县领导,他们立即赶到郑州,向高老师解释情况,但始终也没有说出个究竟来。高老师说:“我人太老了,无力和他们叫劲,给媛媛转学算了！”看在副县长的面上,事情不了了之。
此时，高老师提出让我转学。2004年7月，葛玉勤表示同意，并给高老师打电话要求帮我转学。高老师帮助联系了菏泽市第二中学。但是，葛玉勤说话不算，突然又不让我转学，要我继续留在曹县三中读书。由于我没有任她摆布，她就又哭又闹，还不停地用手推我、打我，并夺下我的书扔在地上。她整整闹了一天多,无奈之下,我被王家的亲戚接走,在那儿住了一天。
2004年8月29日，高老师与几位好心的长者来到高新庄，当时葛玉勤心口不一地表示同意让我转学到菏泽市第二中学。8月30日，高老师一行人带葛玉勤与我到了菏泽市，安排我们住在宾馆中，请葛玉勤第二天带我去学校注册。高耀洁老师她们一走，葛玉勤便马上强迫我与她一同返回曹县。然后，她给高老师打电话：“菏泽二中不好,不能让媛媛在那儿上学。”
2004 年8月31号，高老师、杜先生和靳教授从多方面了解到葛玉勤屡次出尔反尔,极度言行不一，经常吵吵闹闹,我在王家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更无法读书学习。他们看到我迫切地盼望离开王家，在我的请求下，我与高老师他们一道离开了。高老师说:“本人既老且病,只有委托杜先生与靳教授。”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关爱, 并帮我在一个城市找了一所封闭式中学，让我继续读书。
今年底我就满18岁了,在目前的学校生活得很开心。我现在只想忘记过去的阴影和种种痛苦，努力学习,希望明年考入一个好的大学！
我很感谢香港智行基金会杜先生、中央党校靳教授、敬爱的高耀洁奶奶，以及所有好心的长者对我的资助。我会努力发奋读书，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后,我还想对弟弟陈祥鸽说一句话:“弟弟, 我很想念你,你想我吗?但我无能为力！！”

2002.8-2004.8 被王锁德夫妇霸占的善款清单：
时 间 捐 款 者 善款数额
2002年8月5日 《纽约时报》记者储柏亮、罗琳 700元
2002年8月底 《纽约时报》记者储柏亮、罗琳 1900元
2002年12月下旬 记者肖霭君 1000元
2003年6月 智行基金会杜先生 600元
2004年2月6日 智行基金会杜先生 800元
2004年3月10日 智行基金会杜先生 300元
2004年3月29日 河南省妇联主任 300元
2004年暑假 俄罗斯某记者 300元
2004年8月8日 智行基金会杜先生，高耀洁 600元
共计 6500元

艾滋孤儿高丽泣上 2005年2月16日于北京温柔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