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之后的中国
海克
● 赵紫阳是中共史上卓尔不群的领袖人物，但六四以后，他开启的民主化道路已被历史尘封，中国变成南美式的寡头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若不改革政治，未来中国难免陷入群众暴动而震荡和分裂。
一月十七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病逝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与赵紫阳的名字紧密相连的。赵紫阳一九七五年在四川省委书记任上，与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一起，充当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先锋。当时民间有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一九八○年代，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赵紫阳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促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他大胆引进并推动设立股票市场和期货交易；他亲自主导加入关贸总协定（即WTO前身）的总体设计，一步步引领中国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化和全球化。
赵紫阳无疑已走进历史
一九八七年，赵紫阳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共总书记。他主张在推行经济改革同时，实行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希望限制和约束共产党的权力，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在举世瞩目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赵紫阳自始至终主张「冷静、理智、克制，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自始至终反对以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他在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发动的政变中被废黜。在失去自由的十六年里，他坚持自己的理念，从未向强权低头，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位不向「党」认错的总书记，一位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领袖人物。
在赵紫阳的领导下，中国从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发展成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为一九九○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惊人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赵紫阳二十五年前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运动。饮水思源，照理中国人在这位伟人去世的时候，应该给予起码的尊敬和追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病逝后，官方新华社仅用了五十六个字发布简短消息，没有赞美，没有哀思，甚至没提他以前的职务。连这样一条简短消息在电台和电视上都避而不提。
赵紫阳去世后的几天内，除了少数亲朋故友和海外人士表示哀悼之外，全国各地都显得相当平静，没有任何民间的抗议和示威。许多在街头的年轻人，甚至对赵紫阳其人茫然不知。官方的低调是担忧因赵去世而引发社会动汤。那么，民间的冷漠又是甚么原因呢？当然，部份是因为中国百姓没有起码的知情权，部份是因为中国民众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起码权利。但无可否认的一个原因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后，赵紫阳的背影已经消失在天安门广场，赵紫阳已经走进了历史。中国人在坦克和刺刀的威逼下，不得不放弃了赵紫阳的道路。从那时候起，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新未必就是好，但既是新的时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方式就全然不同于一九八○年代。赵紫阳也就自然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后毛时代赵紫阳选择第三条道路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经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当时有着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继续走毛式社会主义道路，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的专制集权，经济上坚持闭关锁国的计划体制。主张走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先是华国锋，后有陈云。另一条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南美式的寡头资本主义，政治上保留专制集权，经济上实行市场化，即资本主义化，甚至是放纵资本主义经济上弱肉强食的因素，剥夺工农等弱势群体，听凭金权结合，鼓励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主张走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先是邓小平，后有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第三条道路是走真正现代化的道路，推动以民主为承诺的政治改革，在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建构一种适应并制衡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使中国在富强的同时，成为一个廉政、均富、民主、自由与和平的国家。主张走这条道路的党内代表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
赵紫阳主张在中国进行政治制度的改变，实行向民主化的政治转型。他在十五年前批赵会议上的书面答辩中理直气壮地说：「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时代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普遍增强。因此，我想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等新办法来解决新问题。」「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条路，我们与其被动的走，不如自觉地自动地走。」
如何迈开民主化的第一步？赵紫阳很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放弃一党专政的制度。正是由于共产党的权力不受限制和监督，才使其所犯下的每一个错误都发展成为全国性和长期性的大灾难。一九八七年十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作政治报告，强调「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的近期目标有限，但都是限制和监督党的权力的措施，包括党政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的政治透明化，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在他担任总书记的二十二个月内，开创了党中央不管案件审判、不审查文艺作品的局面；开始逐步撤销政府机构中的党组；确立了法人代表而不是党委书记在企业的中心地位。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在悄然而行。
被扼杀的赵紫阳政治改革
其实，赵紫阳的思想比他的公开言行更超前。他已经在思索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记载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与赵紫阳的会谈：「赵紫阳问，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发展吗？它能够有效地克服消极现象和党内政府内的腐败问题吗？赵紫阳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势必要提出多党制问题。」具有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开放态度都感到惊诧。赵紫阳还对他的老友宗凤鸣说：「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看来其发展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可以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赵紫阳后来对于「六四」学生运动所坚持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正是他民主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必然选择。
为甚么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走这一条路？赵紫阳对老友宗凤鸣是这样分析的：「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徵是在公有制占完全统治的情况下，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改革、转型、进入市场经济的，很容易产生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财产、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他说：「这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是集权，也实行市场经济，但不是公有制，虽有特权，但财产却不能随便进行侵吞。这和台湾地区、南韩也不同。那里过去虽然也是专制政体，但是私有制、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他又说：「当然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不容易发生，虽然是集权，也是公有制，却没有市场这个机遇，而且管理严格，不容易侵吞。」可惜赵紫阳主张的政治改革被扼杀了。他所担心的恶果正在变为中国的现实。
从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经济改革基本上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改革开放已经不可逆转，走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失去了市场。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后，走民主化这条现代文明国家共同道路的努力也暂告失败。在共产党的核心层，胡耀邦走了，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和阎明复等坚持政治改革的领导人被驱逐了。新官僚威权体制内的分歧，已从路线的斗争转为利益的分赃。共产党变成了资本家都可以加入的官僚资产阶级特权党。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政治纲领
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到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是一致的：既不要民主与法制，也不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最高政治纲领，一是「稳定压倒一切」，不要法律，不要公义，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有任何对统治集团不满的抗议示威发生，就坚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他们已经到了赤裸裸地依靠军警和特务来维持权力垄断的地步。
二是「让少数人富起来」，中国的财富在增长，但比财富增长得更快的，是不公、不仁、不信、不义。官商勾结，只要领导人一跺脚，国有资产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谁敢说个不字？在「产权明晰」、「国资退出」的名义下，明目张胆地化公为私。当然这些国有资产大多直接或间接地落入了官员及其亲友手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大以及金权结合最烈的地区之一。
未来中国的选择：暴动或改革政治
三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惜让中国变成国际资本的经济殖民地；不惜让几亿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让千万工人失业下岗、无以为生；不惜竭泽而渔，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文化、道德等一切无价之宝毁灭殆尽。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似曾相识。它决不是甚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在南美出现过的寡头资本主义。
一个社会完成转型后，势必会维持一段时期的稳定。「六四」后的中国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稳定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国官员及其子弟亲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体系。他们控制了政治、司法、军队、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一切资源，任何自发的反抗活动都很难形成气候和势头。一般民众不得不为了谋生而一切向钱看。他们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对于政治极度淡漠。年轻人醉生梦死，知识份子普遍奉行犬儒主义。很少再有人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
赵紫阳和他所代表的道路已被历史尘封。然而，今日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官民冲突正在愈益尖锐化。有位受人尊敬的老共产党人对我说，今天的中国已处在「官府视民若草芥，百姓视官若仇雠」的局面。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依赖暴力的统治是难以持久的。
未来中国的前途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爆发陈胜吴广式的群众暴动，使中国陷入长期的动汤和分裂；二是领导集团中有人在社会危机的压力下，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被迫寻求改革政治，使中国逐步走上民主与法制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前一种局面，但害怕动汤和分裂决不能成为支持暴政的理由。我们期盼并相信中国会走上民主与法制的道路。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赵紫阳的英灵将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回到他所热爱的中国。
（海克：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家）
□ 原载开放杂志2005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