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高官李普谈赵紫阳和六四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病逝后，一些原中共高官纷纷站出来说话，记者辛菲北京时间22日采访了居住在北京的原中共高官李普先生。李普表示，赵紫阳选择了宁愿不当总书记，也不能够赞成用武装对待老百姓，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治家，很伟大的政治家。“六四”这样的事情，慈僖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

今年86岁高龄的李普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和副社长等职。李普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曾经三次前去探望。

记者问：“您认识赵紫阳，您对他的印象如何呢？您认为他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中的作为怎么样？”

李普先生说：“我很早就认识赵紫阳了，60年代开始就认识了，他到北京当国务院总理、后来当总书记，给我的印象就更好了。简单地举几个例子。”

“一、支持包产到户，农民过去没有耕种的自由、都要由集体指挥、集体布置种什么、干什么，后来安徽几个农民秘密地搞了包产到户，自己耕种之后向生产大队交纳了一定数目的粮食和其他作物。这是农村的很大改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赵紫阳那时是国务院总理，支持了这个改革。”

“二、可以说，他支持了民营经济，老百姓的私营经济，发现了民营经济的好处，增加经济方面的产值，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国家的税收，等等很多方面的民营经济，是他发现了民营经济。”

“三、提出了对外开放，他那时候在广东搞了两头在外的经济政策。原材料由国外进来，在国内加工，然后産品销售到国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四、提出成立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邓小平也支持了。所以说，他至少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之一。”

“这些都可说明，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老祖宗之一、改革设计师之一。”

记者问：“您对他的人品、为人等方面怎么看呢？比如他在‘六四’这件事情上的表现？”

李普说：“他是很好的人，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六四’时同情学生，不赞成调军队、军管，慰问绝食的学生，劝他们回学校上课，这都是很好的。他如果赞成军管，镇压学生，那他还可以当总书记的。可是他反对了，那就只有下台，辞掉总书记的职务，没有其他办法。”

“他选择了宁愿不当总书记，也不能够赞成用武装对待老百姓，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治家，很伟大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拥护他的，很称赞他的，很佩服他的。因为他不赞成军管，不赞成对老百姓开枪、镇压学生，就被加了个罪名‘支持动乱、分裂党’。作为党的总书记，分裂党，这不是笑话吗？莫须有的罪名，我很同情他这样的遭遇。”

记者问：“在党内象您这样同情赵紫阳的人多吗？”

李普说：“在一天天地增加。”

记者问：“您觉得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当局会怎么处理呢，结果会怎样？”

李普说：“现在看起来很清楚，当局拿这件事很不好办。如果承认软禁他15年不对，承认这一条，勇于纠正错误，那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错了不要紧，改正错误就行了嘛。”

记者问：“您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呢？”

李普说：“应该开，而且应该允许发表个人的意见，自由的参加追悼会。现在平反‘六四’也不太现实，只要求给赵紫阳平反，这15年来对他的处理是不对的，按照他的身份，按照总书记、总理的规格公开地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作为一种补救的措施，我只要求这两条。那么‘六四’可以暂时不说，能够平反‘六四’当然更好，但是现在把所有问题一下解决也不可能，可以暂时不提。就是把赵紫阳的问题解决了，给赵紫阳平反，还他公道，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政府稳定的程度就会大大地加强，顺应民心，符合世界潮流。”

记者问：“您觉得如果中央不开追悼会或者坚持说赵紫阳先生有错误的话，老百姓会怎么反应？”

李普说：“很难预言。这样做是很不正确的，非常非常地愚蠢。很明显，和人民对着干，不会有好结果的。”

记者问：“您觉得党内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李普说：“持我这种看法的人可以说不很少，究竟有多少人，我还不很清楚。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有一样的看法。究竟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越来越在增加。如果人们知道真相，同意我意见的人就会更多。假定象我这样的人能够公开讲话，说明自己的意见、观点，就会吸引更多的人赞成我。但是在中国没这可能。”

“对于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当然应该是指公开演说的自由、而不是个别说话的自由。如果真正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能够公开发表我的意见，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批评、辩论，总而言之，是公开的，而不是暗箱作业、黑箱作业，我看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记者问：“很多人都想去吊唁赵紫阳先生但遭拦阻，有不少人都被软禁在家中，不让出门，如刘晓波、刘荻等，鲍彤先生也被阻止吊唁，他的夫人还被推得骨折，林牧先生在西安都被绑架软禁，您怎么看这些现象呢？”

李普说：“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命、不怕死。”

“我今天虽然已经87岁了，我还是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准备，准备因为我发表这些言论而被关起来，或者被开除党籍等等，我还象20岁的时候，在一点上没有变。我可以这样说，不是吹牛皮，老而弥坚。因为赵紫阳的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悲了。一个人有几个15年？把他软禁15年？”

记者问：“在赵紫阳先生被软禁期间，您去看望过赵紫阳先生吗？”

李普说：“去年他向官方提出来，要求会见他的朋友，要求他的朋友能够自由地去看他，他也能够自由地走访朋友，但遭拒绝。象我这样的，是他的老部下、老朋友、我60年代就认识他，我可以说跟他有一种很好的关系、老的上下级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在他被软禁期间，我去看过他三次，这是事实。我也不过是问问他的身体，看望看望他，觉得他太寂寞，人与外界不能接触，你说难受不难受？我无非是这样地去看望他，稍微缓解他的寂寞而已，随便说说，我不是作为记者去采访的，因此我也没记录，哪年哪月，我都搞不清楚了，只记得去过三次。”

“我听说有两本书，一本是杨继绳写的，这本书我翻了一下，觉得很好。有些事实我可以证明，比如他说，他如果赞成军管了，他可以继续当总书记，因为他不赞成，他提出辞职。后来杨尚昆说：你这样就严重了，不要这么提嘛。他就把信收回来了。但后来就把他撤职了，这些都是事实，我可以证明。”

记者问：“您对‘六四’这件事情怎么看？”

李普说：“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为什么人们那么强调‘六四’？这是很自然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僖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所以大家关心‘六四’这件事，完全可以理解。”

记者问：“您曾经担任过新华社的副社长，您对新华社怎么看？”

李普说：“最早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新华日报，重庆那时是国民党的首都，共产党在重庆办新华日报，我在那儿工作。后来，国民党把新华日报封了，我就到了刘邓野战部队当了新华社的特派记者，1949年调回北京总社。我采访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个会议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是政协成立的，刘少奇代表共产党发言，说中国共产党是民主党派之一。后来把共产党之外的叫做民主党，实际上最早共产党只是民主党派之一。”

“后来我采访了开国大典，然后到中宣部，又到了北京大学，再后来到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当政策研究室主任。然后经过文革，到广东省委当了几个月的宣传部副部长，然后回到新华社当副社长，1982年就离休了。”

“其实我当新华社副社长只有4年的时间，1978年到1982年。你可以说我曾经担任过新华社副社长，但是我不代表新华社，我的一切，与它没有关系。我同新华社也没别的关系，就是给我发工资，管我的生活，仅此而已，我同新华社毫无关系。”

记者问：“您对新华社作为共产党的喉舌传播谎言怎么看？”

李普说：“原来当过副社长，不好说什么了。别的我不好说什么，但是这次对赵紫阳去世消息的报导上我很有意见。它说‘赵紫阳同志’，赵紫阳原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这应该说吧？他没有说，光说个‘同志’，共产党多了，非党员也可以叫同志，他是干什么的？这个说法是不完整的，为什么不说赵紫阳是干什么的呢？他当过总书记，后来怎么又不当了呢？这15年他怎么过的呢？都没有交待。”

“但是，这也不能完全怪新华社，据我所知，这一定是上面交下来的，而新华社是奉命发消息。新华社的职能之一就是奉命发这种公告性的消息，这是中共中央命令只能写这些，不能写多了，新华社就是奉命发表新闻的机关，它必须听中共中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