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未竟的民主运动
──为陈小雅《沉重的回首──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纪念文集》所写的序
余英时
今年是「六四」事件的十五周年。陈小雅女士费了极大的心力，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选出二十四篇，编成这部《沉重的回首》文集，以纪念这个意义十分重大的日子。我认为这不但是最适当的纪念方式，而且也为将来关于「六四」的历史研究开辟了道路。本书编选的指导原则是「客观」与「理性」，因此采取了「多角透视」的观点。这更是我十分认同的态度。「六四」过去十五年了，今天纪念它，我们不需要再诉诸政治激情，而毋宁应该归宿于澄澈的理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理想方面继承「六四」，而同时在实践方面超越「六四」。
六四屠杀在封建社会也罪无可恕。
关于这部文集的内容，小雅女士的《导读：八九／六四事件多角透视》已作了钩玄提要的评介，我不能再赞一辞。所收文字中，我过去曾读过一部分，但多数则未尝寓目。读完《导读》之后，我承认她所选的二十多篇论文确有代表性，因为其中甚至包括了公开为镇压辩护的议论，民主的精义之一便是对于反对者的容忍，如果一味自我正义化而不容反对者有置喙的余地，那么民主便转化为极权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对六四事件本身的是非问题抱有一丝一毫怀疑的意思。这一事件的核心事实是中共动用国家的军队，在天安门一带以坦克车和机关枪，屠杀赤手空拳而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普通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人当时在电视上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这一残酷事实的本身已清清楚楚地以鲜血大书于活的历史上面，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更不发生任何解释的问题。所以天安门屠杀作为一个已完成的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共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即 Crime against humanity）我并不是用西方现代的人权语言来妖魔化中共，因为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公认的道理，孟子早就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但这话陈义太高，姑且不论。让我举一个具体的史例来说明我的论点。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一）苏州市民因为太监以重税榨逼商贩而激起了一场数千人的集体抗议行动，并且打死了太监的一个手下。当时地方当局便有人主张用军队镇压。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陈继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记此事说：
当事闻之惊，谋御以兵。独太守朱公燮元曰：「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招全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见陈继儒《吴葛将军碑》收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页三八二──四）
四百年前的苏州太守朱燮元已认清军队的功能是防御外敌入侵，决不能用来残毒老百姓，这岂不足够说明：天安门屠杀即使在专制王朝下的中国也是一种决不可恕的罪行？
「六四」虽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门屠杀为其核心事实，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则远远超出这一核心事实之外。小雅女士在《导读》中便将「六四」看作是「八九民运」的同义语，所以她笔下的「六四」是指「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四日爆发于中国北京，波及全国，在中国史无前例，对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产生震撼性影响的民主运动。」这确实是我们一般接受的关于六四的理解。我姑且称之为广义的「六四」。本书所收的论文也都是以广义的「六四」为研讨的物件，因此，涉及历史的背景，运动的过程，事件的后果等面向。这些当然都是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通过「多角透视」才能逐渐揭示其本来面目。从这一点说，「六四」与「五四」之间确有十分相似的地方。狭义的「五四」专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进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的事件。但五四这一天的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则是因为从一九一七年起已有白话文、新思潮等一系列的文化运动为之先导，而这一天之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又发生了根本而持续的变化。因此广义的五四运动的上限始于一九一七年，其下限可以延伸到三十年代。
狭义的「六四」已作出重大贡献
两相对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狭义的「六四」和狭义的五四一样，都是在一天或几天之内便已完成的特殊事件。但是「五四」作为一个广义的文化运动而言，则前有因，后有果，先后延续了一、二十年之久。因此以广义的「五四」为模拟，「六四」作为一个持续性的民主运动似乎也应该有它的前因与后果。关于前因方面，小雅女士不但追溯到所谓中共的「十年改革」，而且还点出：「十年改革」本身必须看作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十分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如果说得直率一点，这里所谓「变迁」其实便是世界共产主义走向解体或崩溃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在二战后显然构成了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的每一部分和其他部分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常常互相感应，很像中国古语所谓「铜山东崩，洛钟西应」。中共的「十年改革」固然是共产国际整体动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中国的民主运动恐怕受到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实际动荡的影响，更大于西方的抽象观念。这虽是我的直感，但将来的研究也许可以证实。同样的，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也对东欧各国本已摇摇欲堕的共产统治发生了推波助澜的反作用，终于引起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就我当时在各种新闻报导所见，无论是东德柏林围墙的倒塌，或是捷克的「柔软革命」（Velvet revolution），天安门的「幽灵」都在天空上游荡，甚至明明白白地写在示威群众高举的布条上面。这是「六四」对于极权世界体系总崩溃的重大贡献。
那么，作为广义民主运动的「六四」是不是在天安门暴力镇压以后便完全烟消火灭，一夜之间即成了历史陈迹呢？「五四」作为文化运动曾延续了一二十年之久，上面已经提到了。难道像「六四」这样一场规模远为浩大而又「波及全国」的大运动竟没有留下任何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后果」吗？但是这个问题太大，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下面我只能简单地说出我个人的一点疑问，以结束这篇短序。
广义的「六四」是极权解体中间阶段
专就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在天安门开始的民主运动而言，它确确实实在六月四日屠杀以后便终结了。当时直接间接参与运动的人或死、或囚、或走，也都风流云散了。但是这场运动不是从天上忽然掉下来的，它背后存在著一个日益壮大的历史动力，其性质和最后摧毁了世界极权体系的那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基本上是相同的。这股力量起于极权统治的内部，非从外来。这是因为最典型，最有效的极权统治必然是一金字塔式的结构，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在塔尖上一位最高领袖的手上，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都是显例。因此在这一结构下，只有塔尖上一个人可以发挥自由意志，统治集团中其他成员，无论地位多高，都不敢对最高领袖的一言一行稍有违背。他们对下面的干部和一般群众虽然可以任意发威，但自己仍有随时被「整肃」的可能，所以同样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人作为生命主体，首先便要求在重重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仍能尽量争取自由、自主的可能性。这一普遍人性决定了极权体系最后必趋于解体或崩溃，因为没有人能长期压制住潜藏在生命深处的自由、自主的冲力。
由于极权体系下，最大最重的权力集中在金字塔的上端，这个结构的解体必然从上面开始，而且要等到第一代最高领袖死亡之后。苏联的解体早始于一九五三年「去史达林化」，其过程缓而长，中共则始于一九七六年，其势急而促。所谓「十年改革」其实即解体的第一阶段；权力的再分配仅限于党内，当时称之为「党内民主」。这是统治集团内部人人都想争取的自由、自主。但是解体一旦开始便无法中止，一直沿著金字塔的结构从上而下蔓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所谓「民主」的要求已从党内扩大到党外，最初是中年知识界，接著便很快过渡到青年学生。这是解体的第二阶段，至八九民运而达到最高潮。推动民运的历史动力则仍是内在于人性的自由、自主的强烈要求，不过因为发展到了党外群众的身上，声势浩大，使专政的党为之惊惶失措，终于采取了天安门屠杀的最下策。
所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广义的六四是一场未完成的政治、社会运动，代表了极权解体进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只要原有的历史动力依然存在，这个运动便不可能中止。暴力可以驱散天安门示威人群，但无法阻止同一历史动力以其他种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发挥出来。「六四」以后民间发生的「法轮功」运动，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就表示极权解体过程已进入第三阶段，自由、自主的要求已从金字塔的中层移到底层了。贫苦无告的老百姓虽不能完全懂得「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抽象概念，但是他们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意愿则是同样强烈的。下岗工人、贫苦农民、被迫迁的城市居民等等人群的「上访」事件，随著贫富日益两极化，而层出不穷。他们其实是在继续著十五年前天安门群众要求社会公平的运动。从这一角度看，广义的「六四」似乎并未全军覆没，它在极权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六四」并没有「盖棺」，因此也还不到「论定」时候。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疑问，姑且写出来请小雅女士和读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