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与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命运

冯崇义

得悉赵紫阳与世长辞的噩耗，我欲哭无泪、感慨万千。这篇急就的短文，所记录的只是因赵公仙逝而触发的对中共党內民主派的悲运以及中国民主宪政转型之坎坷的些许感想。就人世事功而言，在以一九八九那场政治风波为背景的较量中，赵紫阳的政治对手大获全胜，结局是赵紫阳时运不济、作为一位失败者带着泪水离开了政坛。然而，从历史功名的角度看，赵紫阳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和民主法制的原则而不顾个人安危、不惜失去官位权柄的义举，于举手投足之间在全世界树立了他那壮志未酬的仁贤君子的光辉形象，名垂千古；而他那么些“胜利”了的政治对手，鼠目寸光地拼命争一时而不顾百世，在历史纪录中不过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奸邪小人。在赵公撤手人寰之后，中国民主宪政转型似乎显得更加任重道远。当今入承大宝的新一代领导人，正面临促进还是阻碍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选择。何去何从，当君子还是做小人，他们智商不低，理当能够择善而从。下文挂一漏万，对中共党內民主派的历史命运作粗浅的反思，希望对人们的历史选择尚能多少有点补益。


一、 中共与自由民主的历史渊源


历史谱系一清二楚，共产主义运动是自由民主主义运动的接续，中外皆然。在欧洲，现代社会主义思想萌芽于十八世纪法国那场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核心的启蒙运动，社会主义在启蒙运动的晚期作为这场运动的左翼出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 社会主义运动已在西方世界汹涌澎湃，并分解为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其它流派。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逻辑前提，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实践效果与很多人的理想相去甚远。在那个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看来，自由、民主、宪政、理性、平等、博爱等自由民主主义理念落实、外化到现实中，尽管扫除了封建等级特权和中世纪的思想与政治专制，并没有真正带来人的解放、特别是无产者的解放。因而他们认为，光是实现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还不足以带来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要实现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必须将平等和民主等理念落实到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学说是“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在中国，中共创党两巨头陈独秀、李大钊，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两位在五四后期改宗共产主义，乃是根源于阴差阳错的历史际遇。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为了给辛亥革命补上一课应运而兴。民初官僚军阀的倒行逆施和帝制复辟的闹剧，使陈独秀、蔡元培等人认为，革命党人“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思想、奴隶伦理、蒙昧迷信还统治着国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千辛万苦从西方请来“德先生” (民主主义)和“赛先生”（科学理性），以促进国人实现“伦理的觉悟”，并借此落实“真共和” 。由于早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展现的主题，是以现代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观念攻击中国传统的专制蒙昧思想观念，与西方以前攻击中世纪的专制蒙昧思想观念的狂飙如出一辙，因而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中国的启蒙运动”。岂料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文明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互残杀；战后又恃强凌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小国家进行殖民主义分赃，使部分中国启蒙战士在绝望中得出了“西方文明破产”的结论。他们当时无法将西方国家尊从不同原则的内政和外交分开，也没有心境和能力去区分本来属于完全不同领域的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文明和西方列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霸道行为。再加上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共产党宣告“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向世人许诺了一个比“西方文明”美丽得多的社会主义天堂，那里不再有压迫和剥削，有的只是和平、自由、平等、富足和幸福。于是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共产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直接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当时确实虔诚地相信，他们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通过一场革命来在中国同时实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此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热血青年，也都有过对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初恋。

问题在于，当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坚守自由民主主义的底线、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远地偏离了它的最初轨道。上文提到，共产主义运动初兴之时，其逻辑前提是自由民主主义只足以构成人类解放和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人类解放和幸福的充分条件。因而，要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和幸福，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补充。然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的领袖和党徒们，有意无意地忘记了社会主义本来只是自由民主主义的补充，没有自由民主主义这一前提条件和基本平台，社会主义或人类解放和幸福就无从谈起。抽掉自由民主主义这一必要条件，抽掉自由民主主义这一基本平台，人类历史便只会掉回到专制主义传统，或者发展出更为精致、同时也更为残酷的专制主义。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形成新的统治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那是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始料莫及的事情，但他们蔑视自由主义成果的种种謬见，已经为共产主义运动日后成为“通向奴役之路”埋下了祸根。

实际上，当马克思主义被改造成以暴力革命和一党专政（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为核心的列宁主义，它的极权主义基本取向就被确定下来了。1918年11 月，“十月革命”恰好一周年的时候，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小册子，提出以阶级为基础的民主理念。他宣称：只要阶级还存在，就不存在 “一般民主”，而只存在“阶级民主”；谈论“一般民主”，就会掩盖“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而“资产阶级民主”只能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列宁还要人们相信“专政”和“民主”是同义词，“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而且，“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当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政治反对派、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资产阶级民主”的表现形式，从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列宁高呼“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选集》第3卷，第617—709页)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在苏联、中国、罗马尼亚、柬埔寨等所有奉行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所意味的是怎样一种 “民主”。胡适二十年代就向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指出过中共“党少年” 那种自以为真理在握而不能容忍任何异端和批评的原教旨主义恶习。在四十年代末，阅尽沧桑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民主是整个人类以七百年血的代价换取的文明成果，万万不可轻薄地将其视为伪善骗人的“资产阶级统治”；根本就不存在在内容上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的“无产阶级民主”；没有包括 “政治反对派的自由”（即多党政治）在内的种种具体内容，“无产阶级民主”就一钱不值，而且只会出现“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陈独秀：1940年7月31日《给连根的信》和1940年11月28日《我的根本意见》等文，载《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自由民主主义的因素在中共党内从来就没有完全死灭，不断有理想青年因仰慕他们不甚了了的“新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相信中共对自由民主的“庄严承诺”（参见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而投身于共产党，并终其一生都没有割舍对自由民主的朦胧初恋。

二、改革开放与中共党内民主派


一个非常流行的误会，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实际情形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时紧时慢、时停时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大刀阔斧、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小打小闹。因为意识形态的变革天翻地覆，人心已去；而由于制度安排方面避重就轻，旧制犹存。躯壳依旧、灵魂已失，可谓危矣！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恰恰是由政治改革首开其端，那就是七十年代末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按照曾亲身参与匈牙利改革事业上层决策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精辟分析，共产党政权的内核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第二才是权力结构，经济制度和经济调控机制反而是外围。（J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15.）的确，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极权体制的核心，那怕是对马列主义教条主义的框框打破一个小小的缺口，都会造成整个极权体制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那场“思想解放”，使党国的指导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也催生了中共党内民主派。政治改革的大方向是民主化，从邓小平1980年公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一政改纲领，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赵紫阳所作的政治报告，一目了然。而民主化的主角只能是党内外民主派。

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对中共党内民主派作出这样的界定：“判别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标准，至少包括如下几项。第一，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尽管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程度可以有深浅不同。第二，反对一党专政。从民主的角度反对个人迷信、领袖独裁但并不明确反对一党专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民主派。第三，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区别于有思想而没行动的党内潜在民主派、也区别于作为公开的反对派从事民主运动的党外民主派。这些判别标准实际上只涉及基本共识。至于与民主化进程有关的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诸如对马列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态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认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对全球化的态度，等等，很可能意见纷纭、见仁见智，甚至于难分轩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毛泽东时代的终结使中共党内民主因素死灰复燃，而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几成燎原之势，真正形成为党内民主派。具体表现为王若水、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方励之、许良英等党内知名知识分子的呐喊，千百万中共党青年为自由民主而呼号，甚至有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项南、任仲夷等封疆大吏所显示出来的民主倾向。严格说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实际上指两部分人，即极少数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派（与自由派同义）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未必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冯崇义：《李慎之和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派》，载冯崇义编：《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46页)　

也是在同一篇文章中，笔者指出，中共党人从共产主义者转变为彻底的自由民主派，相当艰难。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其中另一个是道德方面的条件，即超越组织压力和个人特殊利益的道德勇气。另外两个是知识方面的条件，即对自由主义的真知灼见和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彻大悟。在中共上层完成这种转变的人物廖若辰星，最典型的是李慎之。李慎之悲壮地经历了人生转变三部曲：青年时代坚信共产党的美好理想与诺言而投入它的怀抱；壮年时在为这些诺言奋斗中莫名其妙地遭受挫折和磨难；晚年时终于大彻大悟到今是而昨非，而且迷途知返，将自由民主主义确立为安身立命之道和匡世救时之方。比诸民国时期接受过民主启蒙的前辈和有机会在八十年代沫浴欧风美雨的晚辈，在五十到六十年代接受教育、完全由“党文化”哺育成人的人们，无疑需要花费更大的力量去摆脱“党文化”的逻辑，包括在党和人民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等等问题上似是而非的歪理。

显然，赵紫阳只是个“半民主派” 。他长期从事实际工作，没有机会从理论上对自由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系统深入的思考，因而妨碍了他在思想上的整体飞跃。然而，也正是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实际工作中，赵紫阳有充分的机会去深切地感受极权主义体制对人、经济和社会的束缚，并产生冲破这种束缚的强烈冲动。赵紫阳还有一个过人之处，是大胆起用并充分信任一群年青的、具有新的知识结构的智囊。唯其如此，赵紫阳在认同西方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方面，甚至比胡耀邦走的更远，尽管后者阅读范围更广、表面上思想更为活跃。一个显著例子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唯有赵紫阳公开明确地表示支持西方行之有效三权分立体制。

应特别强调的是，由于赵紫阳所处的关键位置，既当了多年国务院总理、又在下野之前当了两年多中共总书记，对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有特别的贡献。赵紫阳在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对推进中国政治改革所作的不懈努力，吴国光、吴稼祥、杨继绳等人的著作根据第一手材料所记甚详。（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吴稼祥：《中南海日记：中共两代王储的陨落》，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版；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Hong Kong 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其实，赵紫阳在国务院总理任上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推进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赵紫阳和胡耀邦互相配合，保护和鼓励党内民主派，有效地解构了已被历史否证了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当部分，从而为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开辟道路。物极必反，马列原教旨主义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点，使包括邓、胡、赵在内的众多党国要人都深受其害，因而在中共党内聚集了足够的动力来抛弃马列主义中一些害人的教条。赵紫阳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取得的集中成果，在他的十三大报告中归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在无奈中采行阳奉阴违、暗度陈仓之计的一个创举。此一理论的容量很大，有效地革除了长期以来中共党文化中那种虚伪地依据强词夺理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典籍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掩盖党国满目疮痍之落后现实的陋习。只可惜在宏图待展之际，赵紫阳本人就已中箭落马了。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自己就经历过政治迫害苦难的党棍，在从新得势之后一再兴风作浪、疯狂地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政治迫害，赵紫阳等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遏制了迫害的规模和程度，并削减思想意识形态控制机构的权力，从而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

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赵紫阳促成在很多方面收缩党国权力而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让出必要的空间。因为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一元化”，由党国全面控制、以至于全部吞没了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改革都可以说是政治改革，都要触动党国的政治权力。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党国逐步权力退却、社会逐步复兴成长的过程。赵紫阳等人在这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在相当范围内使党国退出微观经济领域，确立经济主体的自主权，从而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家庭经营取代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自主地位，这是中国农业起死回生的关键；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样是限制党国的行政干预、扩大经济主体的自主权所收到的成效，从恢复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产权，到集体和国有经济中的“政企分开”，无不如此。当然，国人仗义、对于统治他们的“在上”者特别知恩图报，往往将自己的业绩记到政府及其官员头上。素来几乎所有成就都是“今上圣明”、“领导有方”。但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奇迹般的种种成就，包括学术和文化方面的成就，都不是由党国直接创造，只不过是党国有所不为，放松或放弃本来不应由党国控制的领域，把本来属于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让国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层层寻租设租所人为增加的交易成本，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健康的多。赵紫阳在实际工作中深切感悟到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或其它美好的事物，并凭借务实精神去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其功劳不见得就低于高呼民主自由的口号。

政治改革的具体方案和步骤可以见仁见智，但总体目标必须是结束一党专政，否则都只是耍花招。光就根治腐败这一项，如果有人现在还认为维持一党专政的框架而没有两党或多党竞争机制的制约，党国还会在整体上清廉起来，那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是的，任何时候都会有清官。常常听到的一种议论是，毛泽东时代的党国并没有大面积腐败。这说明人们对腐败的理解有偏差。腐败的定义是“以权谋私”，这里的“私”可以是金钱女色、也可以是地位权势。的确，毛泽东时代高昂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信仰对腐败行为有所遏制，但当时的腐败行为也相当普遍。且不说当时“以权谋私”在晋升、福利、子女升学和就业等方面的“好处”，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当年“政治挂帅”，　人们的“政治生命”比一切都重要，因而政治成为腐败的集中场所。其实，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国人会深切体验政治上的腐败，特别是假公济私、依仗权势对别人打击报复，比起贪恋金钱美人来，要可怕的多。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说，更必须义无反顾、脚踏实地的向前行进，而不是故弄玄虚。比如，在现代政治学中，代表或民意代表，有着特定的含义，指的是选民选举和授权的机制。政府中的“代表”只能有由选区中的选民投票选出并通过定期选举这一机制对选民负责。失去选民信任就会在选举中落选而不再有代表资格了。至今不经任何程序授权还随意妄称“代表”，正象古代帝王夺得江山之后就自称“真命天子”一样，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现在，在技术层面“放权让利”的改革路程已经走完，剩下来的任务是在制度层面实现宪政转型，依据宪政原则以立法方式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包括修宪、废除有悖新宪法的种种恶法陋规、并依据新宪法完善各类法纪。当代中国政治庸人的共识是，中共领导层的主导心态：只有在市场经济成熟、国民素质提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上，才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问题恰恰在于：没有政治民主化，没有民主宪政，不会有国民素质的提高，不会有社会和谐稳定，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特别是有关国民素质的提高，党国长期靠媒体垄断、思想管制和话语霸权来使广大国民接受官方的思维框架和思维逻辑，只能使广大国民永远是缺乏自我判断能力的愚民。

李慎之在《风雨苍黄五十年》那篇惊世雄文中指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全球化，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这种见解，他的多数党内同仁都会认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本是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邓小平依靠他的实用主义悟性猜到了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但他在知识结构方面的严重缺陷，使他无法看到，民主政治更加没有“姓资姓社”之分。赵紫阳的政治思想整体上未必比邓小平高深，但他作为直接领导经济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领袖，对马列主义枷锁和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感触比邓小平来得更加痛切。而且，他和胡耀邦一样，比邓小平有着深厚得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情怀。因而，胡、赵能在关键时刻比邓小平更高一筹，大概刚愎自用的邓小平至死也没有想通此中缘由。邓小平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除了思想的局限、信息上误信小人，还有人道主义修养方面的严重欠缺。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既断送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次历史性机会，也毁掉他本人的一世功名。我们现在有大好机会从邓小平停步不前自取其辱、赵紫阳壮志未酬遗恨终生的地方重新起步，并同时超越他们的局限，完成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伟业，再创历史辉煌。

也有不少人担心，中共内部的改革动力已经耗尽。政治活动可以有多种动力，从而分出高低。有以为荣华富贵权势美人为目标的利益驱动，是为低俗；有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义冲动，是为雄奇；有为正义事业和历史使命而效命江湖社稷，是为超凡。中共领导层是否还有怀抱对历史使命感的强大冲动去主动地引导历史、顺应民主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而有所作为的豪杰才俊？或者尽是些胸无大志行尸走肉消极地等待历史淘汰的平庸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