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时报》社论: 中国需要这样一座纪念碑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在经过了16年的软禁生涯之后，1月17日凌晨在北京去世。这是海内外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损失，我们谨此表示哀悼，并恳请赵紫阳的家人节哀顺便，善自珍摄。


　　赵紫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以及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作用，如何强调也不过份；他是中国100多年的历史中可以当受“政治家”的称誉而不为过的少数政治领袖之一。如果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其它国家，他过世料想都会以隆重的方式予以悼念和受到纪念。

　　然而在中国，在赵紫阳去世至今，仅有新华社区区不足60个字的报道宣布了这个消息，整个中国大陆都在沉默之中；而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虽然留有伏笔，但仍然说：关于追悼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没有听到这方面的安排”；更有甚者，在数百名群众自发前往赵紫阳生前寓所去悼念的时候，也遭到了官方的拦截；官方同时也发布了禁令，禁止媒体对赵紫阳去世的消息进行报道。所有这些做法，都侵犯了中国人的最基本人权，也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性；哪怕是按照新华社的讣告中对于赵紫阳的“同志”的称呼，也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基本原则。无论赵紫阳以怎样的身份在中国出现，都应当给予他相当的礼遇。

　　我们并不宣称赵紫阳是一个完人。他在整个从政过程中的政治行为、改革政策、个人行为，甚至他在1989年处理学生运动中的表现，或许都有值得讨论和商榷的地方。作为一个俗世红尘中的个人，都是有缺陷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少，或者损害赵紫阳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民的贡献和重要作用，也无损于他的人性光辉。

　　中国政府在处理赵紫阳逝世所采用的种种手段和措施，无不显示了这个政权惊人地缺乏自信和惊人地脆弱；而害怕和拒绝对赵紫阳进行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更显示了整个政权政治基础的惊人虚弱。这并不符合中国在近些年来一再宣称的“大国形象”。

　　不过，现在整个世界的人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是赵紫阳的身后事。中共将怎样为赵紫阳举办一场追悼会？悼词怎么写？葬礼按照什么规格？孔泉代表中国政府的含混其词和留有余地，可能就是在观察和等待中国人的反应。中国政府毫无疑问是在担心像1989年的胡耀邦逝世那样，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通过纪念逝去的领袖来表达对于现状的不满。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和留有余地，都是出于对这样一个他们所无法承受的后果的担忧。

　　但是，中国政府在禁绝一切报道和宣示性行为背后的一个简单动机就是，促使人们遗忘。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可以说，中国政府是杞人忧天式地多虑了。在中国多年来令人瞠目结舌的发展数字下，在中国目前的中小资产阶级稳步增长的背景下，在中国整个社会都如此地耽溺于寻求金钱美梦和良好生活的心态下，在腐败贪污虽然极其严重但尚不至于导致社会肌体崩溃的现状下、在官僚体制虽然高压糜烂但依然高效共性的前提下，一个已经在新闻中消失多年、政治影响力被完全消除了的领袖的逝世，无论他当年具有怎样的号召力，都不足以使整个社会放弃发展而变得烽烟四起、风云突变。偶然性还并没有具有必然性的前提。

　　从理性的角度上说，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能够成型，也并不是我们，也不应当是真正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所乐于见到的。因为这样一个运动将会伤害中国的正常发展进程，破坏中国正在成熟的民间民主建设和运动，破坏自由组织缓慢但是正在发芽的组织形成，和公民社会正在自觉生长的进程，破坏这么多年来在赵紫阳和 89民主运动所流血换来的中国理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根植。它会切断延续了19世纪20、30年代自由民主启蒙运动在中国的继续生长。

　　但这同样并不等于自动承认中国政府在处理赵紫阳后事时的作派，和他们心里隐秘的期望：促使中国人忘却赵紫阳和他所代表的时代。

　　是的，在中国，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忘却。中国政府的精明计算就在于他们深刻地明白，无论是承认或者否认赵紫阳的历史地位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采取了低调含糊的措施，期望在风平浪静中让时间来忘却。

　　中国人是善于忘却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们尤其容易忘却。对于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期望这个增长的时期能够稳定地持续下去，他们可以忘却以前的不快乐回忆来获得生活上的富足；对于下层群众来说，他们所期望的不过是目前现状的些微改变以使他们难以忍受的生存得以改善，他们从来就不是纪念的主力；对于官僚上层和既得利益的商贾巨富，他们乐于忘却所有的一切来保证和扩大他们的利益。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些年教育体制上的技术化改革、社会就业压力的巨大和新兴事物的迅速传播使他们注意力早就已经离开政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已经跨入了准中产的环境使他们不再愿意回归15年前那场血腥的噩梦。

　　谁都愿意忘却。而中华民族和中国前途的真正的隐忧，恰恰就在于这样一个“自愿合作型”的忘却之中。失去了对于血腥历史的惨痛记忆，失去了对于权利自由的永远警觉、失去了对于政治领袖的刻骨纪念，这样的一个国家，即便能够将发展数字保持下去，它的前途、它的未来又在哪里？

　　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天安门文件》的编辑之一夏伟（Orville Schell）在他的着作《天命》中这样写道：“人类必须要树立纪念碑来纪念惨痛的事件。……只有通过这样的纪念仪式，我们才有希望不重蹈我们之前的错误。”

　　如果这样一个纪念赵紫阳和他所代表的时代的纪念碑不能够在中国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在香港，或者台湾，或者美国，树立这样的一座纪念碑。

　　中国人需要这样的一座纪念碑，它不但是我们纪念一个人、一个时代的仪式，而且是时刻提醒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曾经向着民主自由的方向迈进，我们曾经拥有一个人，为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自由和民主站立出来，并且为此而付出了权利和自由的代价。它也提醒未来的当权者，那样的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悲剧，不应当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