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依傢：有关东郭先生和张国涛的联想 (并向赵紫阳致哀)
·严依傢·
东郭先生是一个古代寓言故事中善良而愚蠢的主人翁， 而张国涛则是被冠予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牺牲品和失败者。 他们本应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然而今天， 我们在寻找民主的努力在中国尚未成功的因素时， 则发现他们的人格模式和人性特征是阻碍中国实现民主的关键所在。
历史总是上演着同样的一幕， 民众缺乏觉悟， 缺乏组织， 更缺乏民主理念。 然而， 当他们艰难地在民主理念下组织到一起并取得或将要取得胜利之时， 他们又总是被机会主义者所出卖。 从孙中山时的辛亥革命， 到毛泽东时的人民民主革命(1949年前)， 甚至在“6。4”时的民主学运， 无一不是如此。 孙中山时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了， 毛泽东时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被作为领头人的毛泽东篡夺了， 而“6。4”时的民主学运又如何呢? 中共军队荷枪实弹镇压的消息早已(至少提前10天!)准确无误地传送给了学生， 但多数学生还蒙在鼓里(当军队向他们开枪时他们惊呼， 怎么会用真子弹!!!)。 “6。4”中， 有的关键学运领袖一面做着一个不可能实现事情 (向共产党要天价)， 而另一面实际上早就安排好自己逃跑的途径并最终跑到了美国， 而后为自己辩解说: 中国的民主需要有人作出牺牲…
机会主义是一种人性假设， 是指人具有随机应变， 投机取巧， 摒弃原则， 谋取私利且损害他人的行为。 轻微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损害往往限于在道义上， 而严重的机会主义对他人和社会的损害则不仅限于在道义上， 它对他人和人类社会具有强烈的犯罪属性。 在这里， 请注意到定义中带有明显的公正性痕迹(而无论哪家的定义均为如此)。
中国有着深厚的机会主义温床， 它在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 从作为社会政治经济主线的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政策， 到作为社会文化单元的个人缺乏诚信的道德水准， 无不反映出问题所在。 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源在于社会机会的不均等， 社会机会对于一般个体而言可谓稀缺， 从经济学角度看， 它是极为昂贵的。 在整个社会机制腐败， 道德沦丧， 信仰缺失的条件下，巨大的利益驱动足可以使一般个体做出谋私投机之举。 另一方面， 共产党的历史实质上也是一部机会主义的历史， 从成功者的毛泽东， 周恩来， 邓小平…到失败者的张国涛， 王明等无一不是机会主义的经典示例。 共产党无时无处不在鼓励着机会主义的行为和思想。
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政策是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 国家利用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价格。 在这一经济运作链条中， 收益的次序应是: 掌握国家机器的少数官僚及垄断财阀; 少数与前者互相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官商; … ; 国外中国商品的用户; 中国廉价的劳动者。 后者在中国社会中被剥削和受压迫，他们的苦难是世人皆知的。 经济发展的动力及持续性来自一个稳定及增长的市场，中国廉价的劳动者群同时也成为这一市场的基本资源。
中国的经济发展总需要有人先作出牺牲… 此话说得如此的轻松， 就好象一局牌中是先出黑桃还是先出红桃的问题。 我们不相信说此话的人们敢于面对另一种假设， 既当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他们后作出牺牲时， 他们可以心甘情愿。 作为局外人， 白猫黑猫的游戏似乎没有什么大错(也未必无错); 而作为局内人， 白猫黑猫的说法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在这场白猫黑猫的游戏中， 不是白猫捉不到老鼠， 而是禁止白猫捉老鼠(这已不是什么新的说法)。 白猫黑猫说法赤裸裸地表现出“不择手段”这一机会主义的核心宗旨， 它所谓给国家带来的繁荣并不属于广大劳动者。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人们的机会主义思维倾向推向了极致。 那时的人们， 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出卖的了。 出卖， 摧残同志和朋友已不算什么， 出卖摧残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以及父母已来得非常轻松。 当然， 唯有一人不可以出卖， 既是毛自己。 这是对人性的无情摧残， 是对人类精神的野蛮践踏。 这不是骇人听闻的小说， 而是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中共对其军队所做“6。4”武力镇压动员中就使用了惯用的利益诱惑伎俩。 他们对其军队进行了封闭式虚假信息误导灌输后， 进行了请战动员， 鼓励战士利用这一机会立功， 入党。 根据来自军队高层的内部信息说， 战士们各各都嗷嗷叫(军队用语， 表示士气)。
一个曾在“6。4”中开枪打死请愿抗议者的原XX军来自河南新乡农村的战士复员后在一私下的机会表达了他深重的懊悔。 他只是说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使他懊悔的事， 但他没有说出他当时开枪的原因。 我想， 也许是出于糊涂， 也许是出于功利， 抑或两者有之。
在这里， 我们引出另一个问题， 既中国的东郭现象。
中国民主进程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应是那些在中国的底层苦难深重的农民。 然而， 向为国人争取民主主权益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的士兵多数正是来自农村。 这些农民的子弟兵普遍具有文化水准较低， 思想简单， 人格善良， 朴实且带有小农经济的自私， 狭隘， 短视等文化特征。 他们容易被利用， 也容易产生贪图功利的投机行为。 他们就是中国的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在故事中是中性， 温和的， 然而他无意中帮了倒忙。 那些向争取国人民民主权益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的士兵仅是东郭先生故事的继续。 东郭现象是中国黑暗， 腐败专制的文化土壤。
人们原谅东郭先生的无知是出于东郭先生的善良。 然而对于这种善良， 人们似乎感觉它缺少点什么。 其实既直接又简单， 它缺少的是良知。 换句话来说， 它缺少的是人性， 因为良知是人性的范畴。 我们是否需要没有良知的善良? 回答是否定的。 从哲学层面来看也很简单， 弱化人性的善良是人性的异化， 排斥人性的，孤立的善良不属于人性的范畴。 社会需要的是充满人性的善良; 社会不需要缺少人性的善良， 尤其这一善良被利用， 变质之时。
我们不需要东郭先生， 我们也不要作东郭先生; 我们憎恨机会主义， 我们更要警惕机会主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