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改革的“精神领袖”——赵紫阳
张伟国
当赵紫阳把电视政论片《河殇》作为礼物，慎重其事的赠送给当时访问北京的新加坡强人李光耀的时候，中国政治的转型就已经埋下了不尽的变数和机会。诚如事后有人对赵紫阳此举进行批判的那样，这在某种程度的确是开启了一个“赵紫阳时代”的新纪元。
人总有一死，但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实在是太长寿了，有人以为如果他在八十年代初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后去世，从他个人角度来讲可以将自己的声望凝聚在一种“巅峰”状态。结果因为他太长寿，使得他无法回避八九民运，在血腥的“六四”事件后，他成为共产主义阵营领导人中在全世界最恶名昭著的一个“屠夫”，而错过了蒋经国那种“死得其时”的善终隆誉。但上帝对邓小平还是网开了一面，让他又多活了七年多时间，使他得以发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促成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从他去世后海内外的评论来看，他的“六四”恶名在相当程度上被后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所遮掩。
即便如此，对于中共这个政治集团和中国整个国家民族来讲，因为八九年所形成的两个死结——赵紫阳的恢复名誉和对八九民运的正名——并没有解决，等于为中南海的后任者，埋下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而且这个炸弹的破坏性具有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年迈的赵紫阳，拖着病体遭受十六年非法软禁直至生命的终结，这种非人道待遇早已被全世界瞩目，曾经因为胡耀邦去世愤而爆发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在赵紫阳身后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一、赵紫阳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功绩
邓小平自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外界受到中共宣传的蛊惑也似乎这么认可了，赵紫阳被当做是改革开放的工程师，而赵紫阳则自称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用邓小平的话来讲是“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客观上并不存在“设计师”要干的活儿，著名作家戈扬就非常不赞成这种称呼，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共，不改革开放——吃资本主义的“救命丸”不足以自救;更不要说中共向来自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所以把邓小平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不但矮化了赵紫阳，而且名不副实，这和把毛泽东神化为红太阳、称为“伟大导师”如出一辙。
中国改革开放中真正在河里“摸石头” 的并不是邓小平，是赵紫阳、万里等那这样一批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流行的民谚“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便是例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由于有了象赵紫阳、万里那样身手不凡的闯将，在社会基层的实践中敢作敢为的去“摸石头”，才一步一步摸索出一条路子，才能形成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乃至于后来完成市场化转型那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大潮流来。在这种态势之下，邓小平也不得不对外公开承认，“天踏下来由胡耀邦、赵紫阳顶着”。
这当然不是要抹杀邓小平在这一变革中的作用，邓小平实际上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共党内的一个新的大独裁者，所以他的作用影响是无法回避的，与当年慈喜太后扼杀了光绪皇帝领导支持的“戊戌变法”不同的是，邓小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慈喜太后的教训，在确保其专制独裁权力的情况下，他扮演了一个以独裁的权力在一定阶段和条件下对赵紫阳、万里给予支持的角色，所以，充其量他只是一个支持改革开放的独裁者，也有人称是开明的独裁者，而且从他一生的经历来观察，他的这种支持更多的也是他机会主义本能的释放。
担任过国务院总理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论是他领导的政府还是他个人，声望在其任内都达到了巅峰状态，这不仅犯了“功高震主”这一中国传统之忌，令太上皇邓小平为之侧目，并为日后清算赵紫阳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他的后任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座标。江泽民在任十多年，中国完成了加入世贸（WTO）的大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也让世界为之刮目相看，“三个代表”的提出，资本家入党，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但无论他再怎么样努力，他在国内外的声誉以及他孜孜以求的“历史地位”，依然无法与赵紫阳同日而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值得研究的现象。
二、经济发展实行了“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
综观赵紫阳在北京政坛的表现，他的的确确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领导中国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不但由目前已经开始见到成效的、当年由他领导制定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措施，提供充分的证据;即便是后来遭到封存的许多被当时发生“不正常情况”而搁置下来的“流产”的方案，也因为他的远见卓识而并未过时，继续受到海内外中国问题研究者的重视，更有甚者中南海的当权者也悄悄地把其中的某些方案，贴上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标签，在改头换貌以后重新拿出来运用。
“六四”刚过，邓小平就告诫江泽民、李鹏等中南海新权贵们：（赵紫阳提出的）十三大的路线不能变。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在中共的“十四大”通过了确立市场经济的路线、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催生资本市场的发育，等等。虽然中共一直没有放松政治上的高压控制，但是在经济上的自由化已经走得更远了。回顾八九年六月赵紫阳下台以后的中国的发展过程，海内外有一个共识，即北京至少在经济政策上实行了“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这不是中南海当权者主观意志所能随意改变的。
中国固有的“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政治传统，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与相悖的有趣现象，赵紫阳虽然被迫离开了中南海，甚至遭受了严格的软禁，但是他的“茶”并没有完全“凉”掉，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路线、尤其是反映他献身改革开放的那种精神，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当中，依然奇迹般的发生着作用，并且还将继续产生影响。毛泽东去世后文革被彻底否定了，邓小平去世后“八九命运”的被平反、“反右运动”的被彻底平反，可以预料是迟早要发生的，但是赵紫阳倡导的开放改革路线，并未因为他的下台而终止，尤其是他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改革理念，由于遭受中南海后任当权者的人为打压，愈发显示出他独特的生命力——近年来，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的呼吁和民间维权运动的兴起，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不仅因为，赵紫阳政策主张所代表的社会民意和时代潮流，已经形成了无法阻挡的惯性力量，不管谁主持中南海政局，只要他不想与人民为敌、逆时代潮流而行，都只有继续沿着赵紫阳开始的开放改革之路走下去，不管他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六四”之后到邓小平所谓南巡之前，江泽民与中共党内僵化的极左派，曾经假借“清理”、“清查”的机会，祭出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旗帜，试图象剥夺赵紫阳的政治权力那样，全面废弃赵紫阳的改革路线和精神，结果经济倒退、市场萎缩、民怨沸腾，江泽民、李鹏差一点连自己权位都难保了，只是在他们表示回到赵紫阳的路线上来，并在“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以后，才得以侥幸过关。如今，这一幕正在胡锦涛亲政后的中南海政坛重演，眼下虽然毛泽东阴魂不散，但最终肯定无法抗拒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三、决策方式改革乃赵紫阳时代的动力资源和政治遗产
研究赵紫阳及其他政策路线的生命力，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赵紫阳的决策方式，与过去中共领导人乃至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或者说赵紫阳以自己的实践改革了中共传统的决策方式。过去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决策方式，大多被称为是“拍脑袋”式的决策，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个人的独裁专断加上对个人崇拜的迷信，领袖的一个决策错误，往往就会造成全国性的灾难，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的批判武训传、整肃“胡风反党集团”、反右派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以及邓小平主导下的“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直到八九年的镇压民主运动，几乎全部都被实践证明是极端错误和荒谬的。要杜绝这种错误的重复发生，势必要对产生这种领导决策的方式作重大的改革，赵紫阳在这方面的思想原则详见于他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同时也贯穿于他的执政实践过程之中。
有评论家认为，“任何领袖人物之言论，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皆吸取了当时学术研究之成果。......因此应该是专家学者为领袖人物提供学术研究成果，而不是专家学者为领袖人物之言论做注脚。”(刘孔伏“中国落伍是近代才开始的吗?——大陆历史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之争鸣”见《明报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号第八十四页)在文革以后，大陆一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在反思之后不满足于再为领导人言论作注释的捧场文章，而开始将其运用实证方式获得的研究成果，作为思想武器和公开议政论政的理论依据，以《世界经济导报》等比较开放的舆论传媒为舞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量的政策性建议，这在客观上为赵紫阳的决策提供了集思广益的理性基础、并成为赵紫阳时代的重要动力资源。
赵紫阳在决策过程中很现代化——倚重智囊人才的参谋作用，是他政治运作一大举世皆知的特色，他不但听取党内专家的意见，也注重党外专家的建议，同时还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与国际上的知名学者保持接触，倾听他们的批评意见，或者主动向他们征询意见、交流看法，这方面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陪同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主佛里德曼教授，在与赵紫阳讨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所发表的报导，曾经对赵紫阳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解有过极高的评价。这让赵紫阳能够及时了解到当今世界最尖端人才关于中国发展的见解主张，从而使得赵紫阳自身对中国现实的判断，站立在一个中南海的后任者迄今为止都不易超越的境界。
而在那些被赵紫阳倚重的智囊人员里，当时被誉为“精英”的青年才俊，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就有“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严家其、苏绍智、和陈一谘、朱嘉明，以及被捕入狱的鲍彤、吴稼祥、曹思源等，还有象吴国光、周其仁、陈锡文、王小强、王健等。这些人当初曾提出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新技术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制改革、“国营企业破产法”、“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理论、“沿海发展战略”、国际经济大循环、废除政法委员会加强民主与法制的政治改革，等等，成为中共的主流政策决议、立法法案，极大的改变了中国这条航船的走向。而赵紫阳通过这些青年人，不但把改革的触角伸到了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各行各业，把握着时代进步的脉搏，而且使得中国的改革充满了不断进取的活力。有评论在分析赵紫阳初入北京政坛到他被迫下台的那些岁月里，认为他在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适应新的情况等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罕见的潜能;相比较之下，中南海的后任当权者江泽民、胡锦涛，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心智（悟性）与是赵紫阳无法同日而语的。
赵紫阳的在实行这种决策方法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采取组织和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像在国务院建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而且在各省市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厅)局部委一级的建制，成立由体改委委员陈一谘任所长的体改所，由杜闰生负责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马洪领导的集中了吴敬莲、杨培新、季崇威、童大林、孙尚清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的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由鲍彤领衔的“首都青年经济学会”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以及当时挂名在荣毅仁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属下的由华隶、朱嘉明负责的国际研究所。在这同时，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自发的组织各种项目的研究群体;此外，在陈子明、王军涛、闵齐等成立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四通研究所等民间团体，也集结网罗社会各界的贤达或学术新秀，自觉地参与研讨各种改革方案，这在当时竟形成了一种十分流行的风气：朝野合作，群策群力。这可能是中共统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时光。
四、追求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导向了政治体制改革
由此，赵紫阳逐步形成了一个有不同层次构架、核心与外围连成一气、中央与地方相互呼应，官方与民间相协调、补充，既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又反应迅速基础坚实的决策机制，最大限度的调动了整个社会的决策资源。在赵紫阳任内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关于一个方案(如价格改革、国营企业改革等)会形成好几套版本，如党校版本、北大版本、社科院版本等等，多得时候甚至有八、九个版本之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甚至是在报章杂志等新闻媒体上进行充分的比较和论证后，才成为最后的决策依凭。
值得一提的是，赵紫阳任内还有一个现象，中共领袖的幕僚人员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最大限度的与社会进行交流。那些参与研制、起草方案的智囊、甚至官员本身，都能够在《世界经济导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不同意见的讨论文章，或接受记者的采访。可以讲，这种决策方式也奠定了：在中国这样的政体下实行经济决策民主化、透明化的基础。中共另一员重量级改革家万里，曾经将其进一步提升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照这种趋势发展的逻辑结果，就自然而然的导向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共体制之中，虽然早已经具备了“政策研究室”之类的机构，现在这一类机构也依然存在，但它的功能并不是领导智囊，而仅仅是一种缺乏创见的秘书、“文书匠”，按照领导的意图帮助领导起草或批阅文件，其功能很主要的一部分是给领导的片言只语作“注脚”，充其量是当领导之“笔”或传声筒一类的“工具”而已，虽然在这类机构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优秀人才”，甚至借改革开放提拔年轻接班人之际、在裙带关系盛行的中共人事关系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政治派系——“秘书帮”，但是这与成为政治领导人决策“外脑”的智囊，有本质上的不同，尽管两者在职务名称甚至建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即赵紫阳倚重鲍彤等智囊决策，与毛泽东令胡乔木捉刀，邓小平依靠秘书王瑞林传令，江泽民让王沪宁为其包装，胡锦涛由令计划作幕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体现赵紫阳的决策方式另一种功能的是，这种不同层次机构，民间与官方最大限度的协同作业方式，吸引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各种不同信仰和色彩的知识分子，关心并投身到致力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来，象后来被打成八九年天安门运动黑手的陈子明、王军涛;流亡海外的严家其、陈一谘;转入学术界知识界的吴国光、张炜、周其仁;下海经商的吴稼祥、朱嘉明等等一大批精英人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或直接参与了决策，或为决策提供了各种咨询意见，就是赵紫阳主导的这样一种机制所形成的氛围，在无形中使得知识分子精英的大多都成为了从正面——与体制磨合——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赵紫阳时期这种“群策群力”、百家争鸣的景象，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
五、邓小平的反噬与赵紫阳的成败
在赵紫阳执政期间形成的改革方案与政策路线，实际上是赵紫阳改革了中共传统的决策机制，顺应文革之后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化，充分利用决策资源，是在当时条件下集中了那个时代“集体智慧的结晶，皆吸取了当时学术研究之成果”，而在参与他决策活动的知识分子有幸“为领袖人物提供学术研究成果，而不是专家学者为领袖人物之言论做注脚”。赵紫阳与知识分子的这种配合与默契，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而且也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赵紫阳对中国社会发展继续展示其影响力和砥定其个人的历史地位，创造了新的非常厚实的基础。
毛泽东、邓小平这一类造反革命起家的中共强人式的领袖，随着他们自然生命的结束，他们的决策方式的确也在由赵紫阳开始的改革之下，逐渐式微。邓小平对这一点也是有所警惕的，也是非常不甘心的，他把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坚定表现，归罪于他身边的智囊，比如他一口咬定赵紫阳身边的鲍彤是“坏人”，并在最后的处理上，一意孤行地把身为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主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鲍彤，送入监狱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而严家其、陈一谘等，还有体改所、农研所、国际所、首都青年经济学会等 (被称三所一会)被当做参与动乱的自由化分子或组织，遭到批判清洗。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是邓小平对赵紫阳决策方式或机制的一种否定和反动，即赵紫阳改革中共决策机制的行为，遭到了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老人邦的反噬。
也有人干脆将赵紫阳与鲍彤等智囊的关系以及后来的结局，形容为： “成为萧何，败也萧何”。言下之意，正是身边那批不知天高地厚的智囊精英，坏了赵紫阳的大业。其实，这种看法恰恰从反面证明，赵紫阳的思想和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包括鲍彤等众多精英在内的集体智慧，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等革命造反起家的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赵紫阳的倚重外脑——智囊，力争透明，在发现新问题新情况的时候，并敢于修整错误或调整策略、承担责任的决策行为，两者显然已经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了，后者或许是更接近于反应现实需要的一种带有民主色彩的开明的决策方式。而这种决策机制的转变，事实上也构成了一个政治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当时的那批精英虽然有不少已经被迫“出局”，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留在原来或更重要的岗位上，继续领导主持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改革开放工作。赵紫阳的这种改革遗产并没有随着他退出中南海政坛而消失，相反还在潜移默化的产生作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李鹏几乎是历代中共总理中最低能的一位了，但是他在国务院系统内部的声誉，却令人意外的超过了以精明干练著称的后任者朱镕基。原因是李鹏的无能使得他不得不重视专家的意见，而朱镕基精明能干、事必亲躬恰恰缩小了专家幕僚施展的空间。如果赵紫阳的决策机制改革，能作为一种制度巩固下来，倒不失为中国执政当局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步骤。
六、中国开放改革的“精神领袖”
赵紫阳所代表的，正是中共从革命领袖向技术官僚过渡的承先启后的一代政治家，他自觉运用智囊帮助决策，开启了他后任者——技术官僚决策科学化的大门，从江泽民对其心腹曾庆洪、王沪宁等的依赖，令计划、沈跃跃、刘明康等在胡锦涛亲政后地位的串升，人们也不难看出这种个人意志无法中断的趋势，今天中国社会当中知识分子中虽然不乏以为领导人言论作注脚的御用文人，或者是趋炎附势的“奏折学者”，江泽民上台之初出版的《与总书记谈心》、何新的《中南海密扎》等即是代表，但是这些年代表社会良知独立思想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已经成长和成熟起来了，他们正在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创的有限空间，继续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调查或研制促进中国社会进步演变的种种方案，李昌平、于建嵘等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朗咸平关于国有资产的谈论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都是很好的例证。
1997 年海外有出版社出版《赵紫阳的最后机会》向我约稿，我当时提出：要分析赵紫阳在邓后中国政局中的“最后机会”，首先要看到由他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目前仍然没有中断的重要事实;要看到在他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获得利益的广大社会各界群众;要看到在他改变决策方式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恰恰代表了中国政坛难以估量的巨大变革潜力;要看到赵紫阳提出和主张的政治改革方案被搁置与目前社会进步遇到的现实困境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看到他在八九年大义凛然表现所代表社会正义的巨大能量，以及把赵紫阳的政治声望推向巅峰历史契机;要看到邓后民间所流传的遗嘱、及赵紫阳所谓的“万言书”等等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与这一切比较起来，他的诸多的其他局限，如年龄、健康等、当年他部下或同伴在政坛中的幸存者日渐稀少等因素，就显得并不是至关紧要的了。
我个人以为赵紫阳对中国政治的最大贡献，是他将政治生命停格在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上，正是这一义举以及他面对软禁等中共的迫害表现出来的精神，使赵紫阳过去十六年来一直保持了处于巅峰状态的政治声誉。以致在九十年代，海内外一直有舆论翘首企盼赵紫阳的复出，中南海当政者对此也十分恐惧，一再加强对赵紫阳的监控措施。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赵紫阳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他对自己政治抉择不妥协地坚持，人们越来越关注他所代表的政治资源，在他身后的现实中国社会将产生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而言，赵紫阳代表的政治资源，象征着他成为了中国开放改革的精神领袖，在他身后的影响力甚至会大大超过了目前他还健在的时候。
用“最后机会”来形容赵紫阳在邓后中国政坛的影响作用，似乎并不确切。一则如前文所述，赵紫阳因为至今仍深得民心和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改革开放政策，至今依然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进步方向，所以今日中国和在可以预见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事实上是处在一个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时代之中，或者讲那是一个呼唤赵紫阳式政治改革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赵紫阳一直都有“机会”;二则，赵紫阳的决策方式渐渐已经在中国普及开来，当年参与赵紫阳决策机制改革的人士或受其影响的人士，目前在中国政坛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从人事脉络的角度看，也成为赵紫阳恢复名誉的重要资源和基础，而这种资源和基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会消失，所以“机会”对赵紫阳有生之年来说，只是受制于生命的自然规律，而作为一种“赵紫阳精神”就不存在“最后”的问题了;三则，赵紫阳决策机制改革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将来的决策不再是依赖某一个领袖或所谓的核心了，而是要科学化、民主化，如果逐渐实现了这一点，对中国发展前途富有使命感的赵紫阳，想必不会太在乎自己是否要回到中南海的实际权力核心中去，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机制当中，并不是非要走到台前才能发挥作用的，以这样的思路看赵紫阳的机会和赵紫阳的政治遗产，又另当别论。
七、中南海高层最接近戈尔巴乔夫的一位政治领袖
八九年以后，大陆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在“六四”以后与笔者讨论的时候提出，“赵紫阳是中国最保守的一位现代型的政治家，胡耀邦则是中共最开明的一个传统型政治家”。胡耀邦的最大特色是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他对人民对共产党事业的满腔热忱，在倾听人民和知识分子意见的时候，表现得开明务实;赵紫阳已经超前进入了“现代社会”，对乌托邦的理想目标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他的许多主张和政策，朝向与世界文明融合的趋势非常明显。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结束冷战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建立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中国政治转型与和平演变充满期待的人士，一直希望在中共党内出现一位戈尔巴乔夫，这几乎是一种观察中国问题备受关注的视角。江泽民交出军权以后，温辉先生在《争鸣》杂志上撰写的系列社论，问到“中国的勃列日涅夫下台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什么时候出现？”，但结论很不乐观，因为戈尔巴乔夫还是 “遥远的”。如果以这个视角来比较，我个人倒觉得：在中南海高层赵紫阳有可能是最接近戈尔巴乔夫的一位政治领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赵紫阳也是中国政治的产物，他尚无法达到哥尔巴乔夫的境界，客观上也还缺乏戈氏的那种施展抱负的环境条件。
实际上，胡耀邦与赵紫阳的组合，正好是一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一种过渡型结构。未来的中国领导人，最理想的状况，是需要的扬弃胡耀邦的“传统”和赵紫阳的“保守”，继承并发展赵紫阳的现代化特色和胡耀邦的开明风格。当然，这不是一两个核心权威所能担当得起的，而是需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巩固并发展赵紫阳开始得包括决策机制在内的所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只有当中国这条巨轮驶入的有法律制度保障的航道以后，才可能真正的稳定前进。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中南海现在的领导人如果把自己放在与赵紫阳对立、不共戴天的立场上，以为赵紫阳的机会或者为赵紫阳恢复自由河名誉，就意味着伤害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实在太狭隘了，而且最终对自己、对中国政局都非常不利。赵紫阳该失去的已经都失去了，不该失去的现在还依然有生命力、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赵紫阳的政治资源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南海如果无法“为我所用”，自然会有人包括赵紫阳本人和认同赵紫阳政治理念的人（包括今人和后人）去用，甚至于大用特用，因为利用这种资源和机会，就是中国大陆社会相当长一个时期发展进步的需求。
——原载《动向》2005年1-2月号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