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回应《何清漣以親身經歷談多維角色》(附：大紀元采访原文) 2004-12-8 11:41 [Click:82]
何清連女士:
您好!
《大紀元》11月30日刊出的《何清連以親身經歷談多維角色》中提出一系列問題,不容我們忽視和漠視。特別是專訪中涉及的事實,在未與多維與明鏡核准時就公布,使得這些問題不僅關系到我們在與您的合作中是否違背專業規矩、朋友情義和政治原則,而且已經在檢驗我們是否對於讀者負責。因此,盡管您沒有與我們事先查核任何問題,我們還是本著對您和讀者負責的態度和精神,查证訪談中涉及的事實和問題。我們發現,事實與《大紀元》對您的採訪記中的報導嚴重不符。我們決定,根據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和業界的規則,向您通報我們的調查結果;並在與您最后核准後,向讀者解釋。
要指出的是,多維與明鏡是各自獨立的企業,但鑒於您在接受《大紀元》的採訪中,對多維與明鏡一並提出了指責,多維與明鏡對涉及的問題分別進行了查證,在此集中逐一答復您在訪談中提出的問題,第1、2、3條為多維的答復,第4條為明鏡的答復:
1﹑訪談中說,您說被多維“雪藏”是事實,“多維近年確實沒有報導與轉載過您甚麼文章”。
但是多維調查發現,在2001年6月至2004年11月,多維新聞網刊出關於您的報導、評論和您的文章共263篇,其中2003年11月至2004年11月共53篇,刊發頻率遠遠超過許多名人。
多維新聞網是一個24小時都發稿的媒體,電郵很多,加上編輯分散在多個地方自主發稿,漏發一些重要文章的事時有發生,並非孤立地發生在您的身上,一些作者因此來電提醒我們,我們幾乎都進行了補發。您在今年11月向多維反映,您在《當代中國研究》上有兩篇文章未被多維轉發,多維很快進行了補發。
多維作為一個媒體,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要儘量發表原創性的文稿,作業中一般優先處理投稿和推薦稿件。任何媒體沒有義務轉載所有不是投稿和獲推薦的稿件。而在我們的记錄中,沒有任何來自您或有關您的投稿、推薦稿件以及正面報道消息被封殺。
2﹑您說對多維最近要訪問您很“吃驚”,還說多維對您的專訪是何頻先生於三一學院受到質詢之後發生的。
當您最初出國時,多維曾給予較密集的報導。但隨著您在美國進入正常生活,即使對您個人活動的報導減少也是非常正常的。很多德高望重的中國人也居住在美國,多維也不是常報導。
多維最近對您的採訪計劃是11月5日在《多維時報》編委會上決定的,是何頻先生提議請高伐林先生對您做專訪的。據高伐林先生所述,他在11月6日中午在午餐即向您提出為您做專訪,您並未拒绝,當時做了簡單採訪。11月6日下午,何頻先生才在會上做了發言,並回答了聽眾的提問。
無論是決策、還是高伐林先生向您提出意願,都在三一學院何頻先生與其他與會者就多維辦媒體方向交換意見之前。但《大紀元》對您的採訪記中錯置事件的時間順序,以曲解多維這一舉措的動機。
關於這一決策實施過程,高伐林先生作出了書面解釋,見附件。
3﹑您在訪談中說,多維發表了冼岩先生批評您在美國思想枯竭,可能發生精神崩潰的文章。
冼岩先生是一位在海內外非常活躍的作者,他的文章在很多網站都有刊登,他並非多維的雇員,他的觀點就像所有人的文章,是他個人的觀點,並不代表多維的立場。被冼岩批評的學者和官員,在海內外大有人在。多維同樣發表過很多批評冼岩或與冼岩討論問題的文章,這些在多維網上都可以查到,有目共睹。
多維編輯曾向何頻先生提及冼岩先生有一篇來稿對您提出批評,說您“難以再有驚世之作”等等。何頻先生很少干涉編輯的自主發稿,但何頻先生就這篇文章作出了不應刊登的決定。多維從未刊出這篇文章。冼岩先生的這篇文章後來刊在海外另一家網站上,時間是2004年7月7日。
多維確實刊登一些涉及不同於您的觀點的討論文章,這決不是對您的敵意,而正表明您的話題和觀點引起公眾注意。學術在公共討論空間中被重視,與黨派政治宣傳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前者是通過關注重視的討論和辯論來表現,后者是歌功頌德式的附和和認同。
同時,我們還相信,這是自由媒體的基本原則。在學術自由社會中,沒有任何觀點可以因為批評者或被批評者的身份而被禁止發表。
我們也不贊成在沒有確鑿証據時就猜測作者的“背景”,更不贊成基於猜疑就剝奪某個作者的發言權。如果作者提出的問題和觀點值得討論或符合公眾興趣,即使作者具有一定政治背景,我們仍然堅持公開討論﹔因為我們相信,只有對具體觀點的自由討論、而不是政治封殺,才能最有效地增強人們識別謬誤的能力﹔以政治背景為由無視或拒絕討論,並不能使人們幸免於被謬誤欺騙,只會在毒化討論氣氛的同時,削弱人們對於謬誤的識別力和抵抗力。學術自由的生命力是通過理論討論、而不是政治蔑視來澄清真理與謬誤。
4﹑關於明鏡的出版您《中國的陷阱》的問題。
明鏡出版《中國的陷阱》一書的基本背景是,當您在國內完成你的研究寫作、但先後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出版後,你找到當年在深圳的故交、後來明鏡出版社總編輯何頻先生。何頻先生認為,無論出於故誼,還是出於公心,都應當出版此書。因為此書確實對於國人認識自己的問題有獨特貢獻﹔出版此類書籍是創辦明鏡出版社的目的之一。因此,1997年明鏡出版了此書。我們不想說此事上我們雪中送炭、對得起朋友和國人,此書後來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由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出版,在大陸暢銷,確實達到了我們的目的,証明了我們的判斷,使得國人不僅更多了解了自己的問題,而且也更好地認識了您和明鏡出版社。
對此,明鏡出版社一直認為,這是一項成功的合作,是雙方之間私誼公心的回報。您在書的後記中似乎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大紀元對您的採訪記使得我們發現,此事在您心中其實是另有看法。
在《大紀元》的訪談中,您提到您收到明鏡此書2000冊的版稅,我們經查對,1997年至今,您分四次提取了《中國的陷阱》4000冊的版稅,包括提前提取的版稅(因您提出生活困難)。有關支付資料有完整的記錄,包括您的簽字,可以供隨時調查。但是,在採訪記中,您說您只拿到2000冊書籍的版稅。請您核查後迅速告訴我們,您是否收到4000冊版稅。如果收到,請您更正有關說法。如果您沒收到4000冊書籍版稅,我們需要合作進行進一步調查。
關於您的書銷售記錄,明鏡是委託香港一間公司進行的,如果您需要,我們可以授權給您個人就此進行查對。
明鏡出版社並不是不願意繼續合作再版您的書籍,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在售盡已印書籍後,再討論續約。這也是業界通行規矩。我們尊重您的權利,在合約期滿後找新的合作夥伴;我們也為您所說的新版的成就感到高興,並且不介意我們的數百本已印書籍因新版書籍而銷售會更困難。
上述查證表明《大紀元》和您的說法和事實真相相差甚遠,多年合作的善意竟被您在特定時刻做了特定解釋。盡管這樣,我們仍然遵從君子之道,尋求公正的解決方案。
此信就是我們的努力,是為澄清由大紀元對您的訪談記中涉及的問題和事實,是通過溝通,避免誤會甚至被人利用誤會曲解事實。本來,這些問題和事實以及誤解或失誤,完全可以通過朋友之間或作者和出版單位之間的正常溝通解決,但是由於《大紀元》對您的訪談已經成為公共話題。我們只有敬請您本著對讀者負責,對公共討論空間和輿論負責,對事業合作夥伴的聲譽負責的精神,澄清和確認上述事實。這也是業界的一般規矩,沒有人可以有任何理由豁免這些責任。民主自由的理念、知識分子的身份、學術或公共空間的成就及其導致公眾人物的自我感覺,都不但不能豁免、而且更強化這種責任,因為在上述背景中,這種責任已經是政治正義、學術良知和做人道德所要求的基本責任。
祝您康安!
多維新聞網
明鏡出版社
200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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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關於多維採訪何清漣的由來
高伐林
讀到何清漣女士回答“大紀元”採訪中,對“多維網幾年來很少刊載您的文章。近日,多維一反常態的刊載您的數篇文章,現在又對您進行了專訪”的說法,稱“確是事實”,“最近多維對我的這次採訪,是在康萊狄格州三一學院‘信息時代的族群關係’研討會上何頻受到與會聽眾質詢後發生的”。作為對何清漣女士進行書面採訪的記者,深為贊同她所說媒體“追求真實是首要的一條”原則,按照這一原則,我有責任寫下當時經過。
11月6日,我受多維的安排,列席在康州三一學院舉行的“信息時代的族群關係”國際研討會,主要任務是重點採訪一些與民間維權活動有關的與會學者,請他們談談對於以萬州事件、漢源事件等為標幟的中國社會矛盾加劇的看法。何清漣女士也列在這一採訪範圍之中。
上午來到會場,開會前時間很緊,只能向一些學者匆匆表達採訪願望,不過,在會議進行中,我重點拍攝了多位學者,以便在未來的專訪中能夠採用,其中就包括何清漣女士。中午吃盒飯,我正好與何清漣女士、卡瑪女士、大紀元的幾位記者等多人坐在一桌,大家邊吃邊聊,雖然不可能深入細談,但機會難得,我便隔着桌子向何清漣女士提出,多維讓我來採訪你,你對中國民變的原因一定有很深入的觀察和思考。
何清漣女士當時確實神情很驚訝:多維會採訪我?不會吧!多維對冼岩罵我的文章一發再發,就是不發冼岩所罵的我的文章。何頻連我的文章都不發,怎麼會安排採訪我?
我大感意外。在我的感覺中,如果說多維沒有發何清漣的某一篇文章,不無可能,但要說多維有意不發何清漣的文章,我不相信。不過當時雖然記得何清漣的文章近年在多維頻頻露面,但要我具體地說何年何月何日發的哪一篇,我真說不清。於是一邊解釋在我看來是由於某種溝通不暢所造成的誤會,一邊儘量向她就當前民變的由來、根源、趨勢等等提出了一些問題。何清漣儘管對多維有這樣的意見,但對我的問題,也作了簡明扼要的回答。她的回答表現出她對這個課題確有思考,使我感到更有必要做更詳細的採訪。我想,好在她住在美東,聯絡方便,可以在會後再通過電話進行。
當天下午,多維負責人何頻先生在會上發言並回答了聽眾提問。在與何頻先生等同車返回紐約的路上,我向何頻先生轉達了何清漣女士對多維有意壓制她的聲音的不满。何頻先生當時神情也確實很驚訝:多維不發表何清漣的文章?我們哪會做這種事!
會後那一期《多維時報》(11月11日出版)發稿之前,何頻本人和《多維時報》總編輯連先生都一再問我是否完成對何清漣女士的專訪,但當時我正在趕寫對張耀傑先生和任不寐先生等幾位學者的專訪,而《多維時報》版面也有限。我想,民變與維權都並非短期報導題材,當時四川等地民變事態還在發展,徵得總編輯同意,將對何清漣女士的專訪往後放一放。
沒想到,11月9日發生張純如自殺的突發事件,《多維時報》立即組織全面採訪,撤下了已經排好版的關於民變和維權的內容,決定放在下一期,以騰出篇幅報導張純如自殺。這樣也使我改變想法:既然多出了一周時間,就可以繼續對何清漣女士的專訪,到時候可以與對任不寐的專訪以及關於俞梅蓀、張耀傑等學者維權的報導一起刊出。這樣我便在這一周的《多維時報》付印上市之後,11月12日與何清漣女士聯絡上,再次向她講明意圖,她同意了用書面形式回答我的問題。後來她比約定時間提前两天,詳盡地回答了我的所有問題,讓我喜出望外。再下一期的《多維時報》(11月18日出版)用大半版篇幅突出地刊登了這篇專訪《人們還會認為我危言聳聽嗎?》。
就我個人看來,對何清漣女士就此專題進行專訪,是找對了人。1997年我就讀過她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完整版),對她所論述的問題印象深刻;近年來,我又讀到多維網刊載了多篇她的文章,也都或多或少與此話題有關──在11月6日午餐時何清漣女士提到多維不發她的文章時,我沒有思想準備,沒法舉出具體事實;但最近我感到有必要弄清楚到底多維是否沒有發她的文章,澄清這一誤解,以免以訛傳訛,便在多維網搜尋,檢索結果是,僅僅從2002年11月16日的兩年來,就檢索出如下多篇何清漣女士的文章(括弧中為在多維網刊出的中港臺時間):
何清漣:政治高壓不能維持社會穩定(2002-11-16)
何清漣:讀任不寐《災變論》(2003-2-4)
何清漣:中國女性沉淪的成因分析 (2003-2-23)
何清漣:讀鄭義《中國之毀滅》(2003-2-28)
何清漣:制度化監控傳媒業(2003-8-2)
北明:中國官方限制新聞自由的法律、法規、規章有多少──何清漣訪談錄與記要(2003-12-1)
何清漣:積重難返的出口退稅制(2003-12-3)
何清漣:中國政府的〈國家誣陷〉行為與社會仇恨(2003-12-31)
何清漣:中國房地產業暴利從何而來?(2004-3-3)……
甚至僅僅在11月上旬康州會議上得知何清漣女士對多維有這樣的意見之前不久,多維就連續刊出她至少三篇文章:
何清漣﹕政府與官員共同分贓——評反腐奇招「一二三工程」(2004-8-2)
何清漣﹕一個虛假命題的破產──談外資大量進入中國將會促進中國政治民主化(2004-9-30)
何清漣﹕非暴力抗爭在中國的前途(2004-10-20)
此外,多維還刊發過何清漣女士的多幅照片,關於何清漣女士的多篇報導,例如:
《多維時報》﹕何清漣將講述中國未來5-10年經濟局勢(2004-2-19)
賓大演講二度受阻何清漣悲哀留美學生(2004-2-24)
……
在綜合性報導中,重點介紹了何清漣女士看法的,就更不計其數了。
簡而言之,我認為,多維確實應該在更有效、更及時地傳遞包括何清漣女士在內的聲音方面做更多改進;但是我受多維委托向何清漣女士表達專訪願望在前,得知何清漣女士對多維的不滿在後,而對她專訪和聽取她的批評是同時交錯進行,這是發生在11月6日中午吃盒飯過程中短短十幾分鐘內的事實。
希望我的如上說明,有助於澄清一些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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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何清漣以親身經歷談多維角色
【大紀元11月30日訊】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2001年逃離中國之際,多維網做了許多報導,同時何頻的明鏡出版社也在海外熱賣何清漣著 「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此書在海內外引起強烈轟動,成為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何清漣旅美以來著作甚豐,出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日文版、韓文版和德文版之外,完成「中國人權」研究「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課題, 發表倍受關注的「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每一兩周即有一篇研究分析文章發表。奇怪的是何清漣旅美后的文章多維網難得一見,在近日何頻發表「多維是誰的傳聲筒」一文后,多維在一天內登出三條何清漣文章,日前又在報紙和網站上發表對何清漣的專訪。為此記者專訪何清漣尋找答案。
大紀元:多維新聞網在對待您的態度上發生過許多轉變。在您2001年逃離中國之際,多維網做了許多報導,同時何頻的明鏡出版社也在熱銷何清漣著「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但很快您就被雪藏,多維網幾年來很少刊載您的文章。近日,多維一反常態的刊載您的數篇文章,現在又對您進行了專訪。讀者對此很有興趣一探究竟。
何清漣答:你們看到的確是事實。2001年6月我剛從中國逃出來時,曾與多維有過接觸,那時記得多維剛開辦不久,無論是知名度還是經濟來源都有待提升。而后來多維確實沒有報導與轉載過我甚麼文章,包括一些轉載率很高的文章,比如我發表在《當代中國研究》雜志上的文章,「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等,多維也從未轉載,倒是國內一些網站上的網友們在與政府打游擊戰,刪刪貼貼地努力想傳播這些文章。我真為那些網友的安全擔心。所幸這幾年正好是大紀元時報發展時期,通過這一報系,我的聲音在海外中文媒體上得以傳播開來。
最近多維對我的這次採訪,是在康萊狄格州三一學院「信息時代的族群關系」研討會上何頻受到與會聽眾質詢后發生的。當時聽說多維要採訪我,我真的很吃驚,曾半開玩笑地問他們是不是弄錯了。從康州回來幾天后我曾接到何頻先生的電話,他向我解釋了一下多維近幾年的取向,並解釋他說是衛護我的,比如有個叫冼岩的寫了許多罵我的文章,他都扣下來了。我告訴他,他可能記錯了,冼岩的文章幾乎每次都在他的網上首發。多維甚至連冼岩點名批判的我的文章,包括上述兩篇在內,都沒有刊載以供讀者作批判靶子之用。至於多維突然又登載我的文章,是不是一反多維常態,那也隻有他們自己心中清楚。
大紀元:多維發表其專欄洗岩專題文章「yao yan 何清漣」對您進行人身攻擊,表示您在美國思想枯竭,身受內外煎迫,可能發生精神崩潰。您對此有何看法?這種人身攻擊文章是否超越媒體底線?
何清漣答:冼岩是甚麼背景,曾有「冼岩」署名文章解釋,說「冼岩」不是國安部的寫作班子。但至今為止,「冼岩」於公眾來說還是個網路幽靈,只知道這個名字是個千面人,甚麼樣的題材都能寫,幾乎對任何事件都隨時可以寫出洋洋萬言,感覺良好地加以評論。其文風時而故作文雅,咬文嚼字,時而跳起腳來罵街。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每天工作24小時,大概也無法寫出這種風格多樣的大量文字,並閱讀海量般浩大的信息。至於「冼岩」詆毀我的話,我從來就覺得那是暴露他自己是甚麼貨色的文字垃圾。那些願意將「冼岩」那種罵人文字如獲至寶地登載的「媒體」,大概也不需要為自己設定甚麼媒體底線,因為它們本來就知道自己並非媒體,也根本不會用媒體的標准要求自己。
大紀元:您的「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是何頻的明鏡出版社發行,而修訂版由博大出版社發行,是何原因?這本書在海外也廣受讀者歡迎,您的稿酬應該也很好吧?
何清漣答:交由博大出版社出版,是兩個原因,一是我與明鏡出版社的5年期合約早已於2002年7月初到期,且並未續約。按照合約,明鏡版的書之銷售也應該於2002年12月停止,但因他們告訴我還有幾百本沒賣完,所以一直在賣。二是我與博大負責出版的人談過,相信他們的誠信與能力。事實証明,博大版的書確實做得很好。至於稿酬,我的書在國內絕大多數是盜版,收益歸了盜版商﹔在海外,我從明鏡出版社那裡一共拿到了2000冊的版稅。而修訂版在海外發行的情況要好得多,台灣版印了5000冊,不到一年已告售罄。博大出了4000冊,從去年10月至今據說也已經銷售了3000多冊。
大紀元:21世紀中國研討會上,《當代中國研究》網站和雜志主編程曉農博士要求何頻先生回答,「從一個西方自由國家的標准新聞媒體的做法和角度,請你評價一下你自己的多維新聞網,在那些方向上與西方的正常的、自由的媒體有甚麼不同?」 何頻答說:「多維在面臨中國轉型過程中他所選擇的角色不是媒體」。您對此有何評價?
何清漣答:既然他自己都說他所創辦的多維所選擇的角色不是媒體,別人自然也就不能強人所難地將多維定位於媒體,應該尊重多維自己的選擇,不將其作為媒體對待就是了。
大紀元:多維辦報紙與網路,卻又聲明自己不是媒體,那它們究竟是甚麼?
何清漣答:歷史與現實經驗可以做為解答這個問題的借鑒。西方國家媒體是媒體,有自己的一整套職業倫理,其中追求真實是首要的一條。而社會主義國家,如前蘇聯、中國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媒體,基本上不是媒體,而是宣傳機器。這些國家的政府為它們的定位是「黨的喉舌」或「黨的宣傳陣地」,其職業倫理是服從黨的需要,黨叫做甚麼就做甚麼,事實是甚麼並不重要,事實需要服從黨的需要。
我在這裡講件真實的事情。我在國內時,偶然遇到深圳一位剛從美國考察回來的局長,因為原來認識,於是我問他最深的感觸是甚麼?他告訴我,美國甚麼都好,就是制度不好﹔而中國甚麼都不好,就是制度好。我看他不像開玩笑,於是請他解釋。他告訴我,去的這段時間,正好是布什總統未成年女兒酗酒的事情發生,美國媒體猛炒,布什很狼狽。下面是他的原話:「這點屁大的事情,炒成那樣。這樣的新聞自由有甚麼好?中國如果引進這樣的制度,豈不天下大亂?所以黨是英明的,絕對隻學西方的科學技術,不要這套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局長對新聞自由的認識代表了中國官員的平均認識水平。
大紀元:您本人在「深圳法制報」作了多年部門主管,又作了「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專題研究,您認為作為媒體而不是「傳聲筒」的原則應該是甚麼?媒體的底線是甚麼?是否對前一段時間的多維何頻「篡改報導」事件有所耳聞?在辯論中,有人提出了甚麼是「公正媒體」這個命題。您認為何為「公正媒體」?
何清漣答:這個問題的提出與學者要不要講學術良知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如學者治學要講學術良知是學術研究的內生需要一樣,新聞報導追求客觀公正,也是媒體內生的要求。一般來說,媒體的標准有上限與下限,下限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尊重事實,報導要力求客觀公正﹔上限則比較難,比如要體現社會良心與社會關懷。至於在媒體前面加上「公正」二字,可能說明一些中文媒體要追求公正客觀的基本標准已經是件比較困難的事情了。
學術要不要講良知,與「媒體」前面要加上「公正」二字,這兩個問題的荒謬,足以折射出當今中國世態之荒謬,這種荒謬已經延伸到海外華人世界裡來了。
大紀元:您可否舉例說明海外(親共)中文媒體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伊拉克戰爭、影響美國大選、進行反美宣傳中如何與大陸中共媒體遙相呼應?
何清漣答:這種宣傳如果要舉例真是舉不勝舉,有心人隻要作個樣本分析就可以了,比如將某一媒體在任一時段的報紙抽出來做定量定性分析就可以得出結論,比如某報紙對上述事件的報導共有多少條,在這些新聞中使用了甚麼詞語,表現了甚麼傾向,與某些公信力好的媒體相比較,同類題材的報導有甚麼特色,等等。我自己沒有時間做這研究,希望你們能夠做個樣本分析,這種分析應該很有趣。我總體上有個感覺,國內的媒體不少都在打插邊球,努力想掙脫中共宣傳紀律的束縛,想成為真正的媒體。而海外不少中文媒體大概因為新聞自由已經不是稀缺物品,反而更願意接受黨的領導與經濟供養,想方設法成為喉舌。海外中文媒體與中國國內媒體各自朝相反方向的努力,隻要比較海外與中國大陸的報紙就可以看出。
大紀元:中美兩地的新聞及信息交流,從來都是不對稱,不平等的。比如,美國允許中央電視台落地,允許中共使領館向海外華人郵寄《人民日報》,但是中共卻對海外信息百般攔截過濾,中國的普通百姓更沒有機會看到美國的中文電視。您對「對等交流」有甚麼看法?對現在這種實際「不對等」的現狀又有甚麼評價?
何清漣答:這種不對等實際上是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一樣而造成的。美國是個民主國家,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而中國不是。所以美國不能限制中國共產黨在其國土上傳播其主張,而中國卻可以任意限制。而國際社會對這兩種國家的要求標准近年來也寬嚴不一,對美國要求很高,有一點點事情做得不夠好就質疑聲四起,比如伊拉克虐囚事件引起的指責甚至針對政治制度,盡管該事件並非美國的民主制度造成﹔而對中國的要求很低,哪怕中國政府每天都在肆無忌憚地剝奪本國公民的人權,國際社會總有聲音在表揚中國的進步,有如幼兒園的教師每天表揚小孩:「某某小朋友真乖,昨天學會了穿衣服,今天又學會了自己洗手,這真是了不起的進步……」。
我的看法是,美國受到的批評與監督越多,濫用權力的現象就越少﹔而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這種不對等還得延續一段時間,除非中國改變了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
我曾有一位朋友,數年前當了海歸,放棄了在美國的一切。但前兩年又想方設法出來,他對我談的理由是:「不是嫌國內的物質條件不好,我原來也是中國出來的,對這些能夠忍受。主要是媒體的宣傳簡直就將老百姓當傻瓜,我實在不想讓孩子在這種環境中長大,成為思想殘缺者。」
到海外來以后的三年多,我對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教育的后果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一個典型例子是:不管是反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還是支持中國共產黨政府的人士,在表達自己的觀點與意念時,使用的均是同一套政治話語。原來我很少想過語言這種形式與思維之間的關系,現在我比較留意這些,如果有時間做個專題研究,很有意思。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一些人總將批評與謾罵之間劃等號,以為美國的新聞自由就是罵人。在寫一般性的文章時還能掩蓋文革文風,但情急之下,立刻露出尾巴。我那天在接何頻電話時對他直接談到一點,在美國大選時,多維登的許多批評布什的文章純粹是謾罵。這種文章損害的不是布什與美國政治制度,只暴露了寫作者內心的陰暗,多維登這樣的文章,並不給多維形象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