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中国的定时炸弹：推动中国艾滋病关注的发展势头---- CSIS艾滋病况考察团中国考察报告（摘译）
Bates Gill, J. Stephen Morrison, Drew Thompson (2004年4月13-18日)
力刀 摘译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介：
过去四十年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Studies, CSIS， \link{http://www.csis.org/,http://www.csis.org/})为世界领袖提供战略建议和政策分析，解决目前和正在出现的国际问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由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John J. Hamre所领导。其董事会由前美国参议员Sam Nunn为主席，董事会会员包括了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里的知名人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有190位研究员和员工，中心有科技、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及金融、和能源方面的研究项目。主要研究项目包括了以下几样：
第一，所有美国国内和国际的安全问题；
第二，全球所有主要的地域。
第三，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宗旨是要发展全球化新纪元的新从政方式。
总部位于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是私有、跨越两党和免税的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并不持任何特别的立场；因此，所有在此表达的意见都是作者的立场。
背景：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ＨＩＶ／艾滋病代表团基于2003 年1 月对中国访问所取得的成果，应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先生的邀请, 于2004 年4 月13 日至18 日期间再次访问中国。 在首都北京市, 武汉市, 及位于中国湖北省随州县与卫生领域内外多个层面的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这次访问工作是CSIS一个更广泛的行动的一部分, 此行动寻求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间建立有关美国ＨＩＶ/艾滋病政策的重要共识, 并向美国高层决策者, 民意领袖, 及企业部门强调美国在加强国家能力以提高对ＨＩＶ/艾滋病预防，保健，及治疗方面美国的中心领导地位。自2003年以来, CSIS已扩大了其工作的地域范围，重点致力于建立起美国与正面临逐渐逼近的ＨＩＶ/艾滋病威胁且地域辽阔，人口稠密，地缘战略上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 的双边接触。这些国家正是全球ＨＩＶ/艾滋病流行病“第二波”的组成部分。代表团在此次访问期间寻求:
１。加深对中国与ＨＩＶ/艾滋病相关的重大挑战及应对措施的理解;
２。鉴别并评估中国在预防, 治疗, 及保健方面一系列新举措;
３。决定在对付ＨＩＶ/艾滋病方面最紧急需要扩充的美国和国际技术及战略规划支持的特殊优先领域，促进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有实效的公开及私下交往以满足以上需要；以及在现有发展势头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提高并扩大美中两国在ＨＩＶ/艾滋病领域的合作,使之作为发展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新领域。
考察发现：
ＨＩＶ/艾滋病目前被公认为是一个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据中国官方估计，中国现有大约84 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截止2003年底, 只有62,159人接受检测并被官方确诊为ＨＩＶ阳性。中国公共卫生当局并不清楚其余78 万人或更多的ＨＩＶ阳性者的情况，而且很有可能这些人对自己本身的状况也并不了解，从而造成ＨＩＶ进一步传播的极大危险。目前，中国高级官员及在中国工作的国际专家断言ＨＩＶ正在稳步从起源人群，如静脉注射药物者和性工作者, 向大众人群转移。中国在前景展望，政策制定及资源保证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带着提高社会福利(特别是涉及ＨＩＶ/艾滋病问题时) 的更强大的承诺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已经启动了应对ＨＩＶ/艾滋病挑战更具前瞻性的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治疗及保健计划。新的方针政策发扬了“四免一保”：即对于贫困公民的免费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治疗；对于贫困公民的免费检测及咨询服务；为防止ＨＩＶ母婴传播的免费治疗；对于艾滋病孤儿的免费学校教育；以及对受到ＨＩＶ/艾滋病影响的家庭提供保健。高层领导人承诺实施降低伤害策略，包括提倡使用避孕套， 换取消毒注射针具，以及对毒品成瘾者的美沙酮（methadone) 替代疗法。
展现眼前的严峻挑战：
尽管有这些积极的努力，中国在抵御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过程中，仍面临着来自政治，技术，规范化方面令人担忧的挑战。强调中国在计划，费用，物流，人力资源, 技术能力, 及由丑化歧视艾滋病等而引起普遍问题方面的程度，规模和挑战并不过分。主要挑战包括:
－－薄弱及不完善的全国性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和监督系统;
－－弱化及机能不良的公共卫生体系(特别是在ＨＩＶ感染疫情最严重的农村地区)，削弱了对ＨＩＶ/艾滋病的有效反应;
－－合格人员及对ＨＩＶ/艾滋病患者进行正确诊断，咨询，治疗，监控和保健的必要设备及技术的严重缺乏;
－－需要更加强调对艾滋病的教育, 认知及预防;
－－缺乏与扩大检测计划相应的咨询服务及隐私保护;
－－缺乏针对如何获得省级协作并与私有部门和国际捐赠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外部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上协调良好的规划; 而且需要改革政府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来预防及阻止ＨＩＶ在社会边缘人群, 如吸毒者,
性工作者, 及经济性流动人口间的传播。
建议：
－－保持强有力的领导层：成功解决中国ＨＩＶ/艾滋病问题需要中国和国际上持久的高层领导保证。 对
于相关的美国决策者，国家领导人及国际组织的首脑们而言，要优先采取近期及中期措施，以促使中国领导层继续关注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
－－加强战略规划，区分优先次序：必须系统上处理中国在机构及组织上的严重缺陷。新的全国性计划
经费不足潜在增加了省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不能实施战略上协同更加良好的计划，中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面临失去国际援助的风险。在中国抵御ＨＩＶ/艾滋病的全国性战略计划中，有关预防和认知应更加受到重视。优先推进ＨＩＶ/艾滋病检测。同时，借助教育和医务工作者培训的人力资源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
－－加快制度重建和改革：应同时重视预防和治疗ＨＩＶ/艾滋病的工作,特别是针对主要危险人群方面要
更加积极的努力。以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CDC) 为主的现有抵御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组织结构缺乏专门技术规划和预算，发展，实施，协调，监控，以及评估全国范围内治疗和保健方案。中国应调动提供卫生保健的积极性，激励医务人员更积极地投入到艾滋病的预防，教育，治疗及保健工作中。特别要注意改进中央与省级当局之间地沟通和合作。拓展中国及国际新参与者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商业团体和多种媒体机构还没有真正地加入到支持ＨＩＶ/艾滋病计划中来。要发出更强的信号来欢迎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抗击ＨＩＶ/艾滋病的战役中发挥特定的作用。解决妇女尤其年轻女性对ＨＩＶ的易感性，及数目不断膨胀的艾滋病孤儿问题，则愈加需要来自社团，教育工作者 及民间社会的强有力的支持。
－－强化美中联合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面对着帮助中国塑造与其卫生相关事业开的成果，并使之符合
中国，美国，亚太地区及全世界利益的历史性机遇。在艾滋病方面，美国政府开创性的政策和对中国的支持将对“第二波”策略的制定做出极大贡献，此策略针对目前并不是美国全球ＨＩＶ/艾滋病计划优先重点的，但是存在艾滋病全面爆发流行危险的大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国会及白宫应认真考虑建立美中联合公共卫生委员会, 以便集中高层注意力, 缔造美中合作伙伴关系以加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这样可以明确提高双方给予公共卫生问题注视的优先性并强调为什么中国面临的来自公共卫生方面的挑战日益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该委员会可争取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参与，并系统性地结合正逐日益增多的美国重要的教育，宗教，商务，媒体，生物医学/公共卫生及慈善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在投资中国卫生事业方面正变得日益重要。
－－拓展深居要职的美国官员及私人在高层面的参与仍然是至关重要：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人Randall Tobias 大使将于2004年访问北京，并将在2004年7月于曼谷召开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会见相应级别的中国高级官员。到中国访问的国会及内阁的代表团应将ＨＩＶ/艾滋病问题包括在议程中。同样，企业高层及慈善机构领导也应这样做。
－－区域性多边机制是强化美中在ＨＩＶ/艾滋病问题上接触的另一途径：双边及技术援助应进一步拓
展。美国可以承诺在中央和省一级提供外部专家以帮助ＨＩＶ/艾滋病方案的规划与实施,还可以增加公共和私人对美中培训交流的支持，其中包括美中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私立医院和大学之间) 的姊妹交流计划。美中双方都将受益于抵御ＨＩＶ/艾滋病过程中加速扩展的工作级别和技术互换。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将在华盛顿接待中国ＨＩＶ/艾滋病高层代表团，并将中国同行结合到国际战略研究中心ＨＩＶ/艾滋病工作组的活动中来，并且鼓励代表团成员与关切ＨＩＶ/艾滋病及全球卫生问题的美国各界领导及赞助者之间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2004 年4 月6 日至7 日, 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主持召开了有关ＨＩＶ/艾滋病的全国政府工作会议，代表团于一周之后的访问正逢其时。该会议引发的中央级及省一级的机构能动性，在代表团与中央和省级官员的讨论中都显而易见。最为重要的是，代表团清楚意识到关键性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ＨＩＶ/艾滋病已经向大众人群传播，ＨＩＶ对整个中国极其周边地区构成严重威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领导层显示出解决ＨＩＶ/艾滋病问题的魄力和决心。许多政策上的积极进展都基于CSIS的ＨＩ/艾滋病工作组2003 年1 月早期访华时探讨的政策选择。同时，当中国作出此重大政策转变，开始专项实施其雄心勃勃的预防，治疗，保健计划时，更为艰难的工作尚在后面。在目前，这种全国动员的持久性还有待观察。
简而言之，中国揭开了其公共卫生战略的新篇章。这一新阶段带给中国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的国际合作伙伴，特别是美国而言，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美国应该立即采取高层行动来面对ＨＩＶ/艾滋病引发的威胁。如果采取”常规做法”，美国将失去这一历史机遇。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个更高层面上介入中国事物的充满活力的美国政策不仅十必要的而且有望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
现阶段，ＨＩＶ的主要传播途径集中于静脉注射药物者和九十年代献血途径感染者。中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发现了艾滋病，但是以下8个省及自治区的疫情最严重，感染者数目最多，他们是：云南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河南省，广东省，安徽省和湖北省。中国修订的统计数字与以前公布的数字有很大出入，反应出其监控体系的改善及统计模型的改善。确诊携带ＨＩＶ的病例从2002年底的40560例激增至2003年底的62159例，很大部分是由于2003年国在ＨＩＶ蔓延最猖獗的51个县级定点实行了CARES方案(将于2004年6个增加到127 个定点)。中国官方估计，截止于2002年底有超过一百万ＨＩＶ携带的病例。到2003年底，此数据被降低修正为840000例。负责此项修正的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ＣCDC)在精确估计ＨＩＶ流行性方面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ＨＩＶ/艾滋病规划组(UNAIDS)，以及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的广泛协助。外界人士坚持认为中国ＨＩＶ阳性人数比中国已承认的数字要高－－大约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尽管估测技术有所提高，疑虑却仍然存在因为中国的ＨＩＶ监控系统仍旧不完善，事实上这正是成功地对抗ＨＩＶ在中国流行的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官方报道的约62000ＨＩＶ阳性者仅占预计的ＨＩＶ阳性总人口的7.4%。在中国部分地区，已知病例与预计病例之间的差距更为惊人：如湖北省卫生当局确诊约1300 名ＨＩＶ阳性者，但数字仅占此省预计的35000名ＨＩＶ阳性者的3.7%。中国ＨＩＶ的主要来源人群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正因为这种原因，预防性信息，降低损害的干预措施和治疗方案极难传递给他们。中国绝大多数ＨＩＶ感染者是处在社会边缘，居住于相对偏僻的农村贫困地区的年轻成年人。这个人群往往从事如静脉注射药物，卖淫等非法活动。常规的抗ＨＩＶ教育及预防方案往往涉及不到他们。事实上，他们经常有目的地躲避政府资助的活动及帮助，因为害怕被监禁或受到其他惩罚。另外逐渐增加的中国劳务流动人口，有一亿两千万或更多，他们来自农村地区，是潜在的高危人群。这些人只能接触有限的途径去预防及治疗，很可能成为ＨＩＶ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新来源。
中国ＨＩＶ感染来源传播动态正在转移：据中国官方数据表明，尽管静脉注射药物者共用注射针头仍然
是中国ＨＩＶ传播的首要来源，而且静脉注射药物者是中国ＨＩＶ阳性的最大单一人群，但是其他传播方式及人群正成比例地增加。截止于2002年底，由性传播导致的ＨＩＶ感染比1997年翻了一翻，达到10.9%。到2003年底，中国官方记载的ＨＩＶ感染病例中，有51.2%是由于使用注射毒品感染病毒，21%是由于不卫生的血液血浆捐献感染病毒，7.5%是由于性传播感染病毒。其他记录在案的病例的ＨＩＶ传播方式并不清楚。目前，母婴传播及同性之间传播被认为相对较少，但是很有可能会增加。ＨＩＶ阳性人群中血液血浆捐献者所占比例的升高主要反应了中国CARES计划在2003 年下半年对这一人群的关注。
艾滋病流行正向中国主流社会传播：这是2003年开始的一个重要转变，中国高级官员及在中国工作的国
际专家断言ＨＩＶ正稳步从起源人群，如静脉注射药物者和性工作者，向更广大的社会人群转移。驱动这一过程的诸因素包括：不完善的教育及预防信息，人数逐渐增加的毒品使用者间普遍存在的共用注射针现象，性服务的增加，避孕套的低使用率，不卫生及不安全的医疗条件和程序，血液安全措施的不足，关于ＨＩＶ如何传播的大众认知缺乏，以及大规模迁移模式相当复杂的逐渐增加的流动劳务人口。
艾滋病病毒在女性中的感染相对于男性而言迅速增长。根据以往的估计，1990－95 年间，中国ＨＩＶ
感染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大约是9:1。中国官方关于ＨＩＶ/艾滋病的报告声明此比例在1997－99年缩小到5:1,在2002年进一步缩小到4:1。这表明近年来ＨＩＶ在女性中的流行性增加了将近四倍。从1997年的0.008%增加到2002年的0.03% (在男性中的流行性同期内增长了三倍，从0.03%增长到0.10%)。社会及生物学因素导致女性更易感染ＨＩＶ的感染，再加上性工作者中ＨＩＶ感染率的提高，中国女性静脉注射药物者数目的膨胀，以及ＨＩＶ/艾滋病以外的性传播疾病发病率的增加----导致(特别是女性) 产生便利ＨＩＶ传播的生理状况。随着中国性传播比例的提高，中国女性ＨＩＶ病例的比例也会相应地提高，这可能进一步导致母婴传播比例的提高。中国中东部献血人群中ＨＩＶ/艾滋病的流行渐趋成熟。随着对受到血浆献血丑闻困扰地区，如河南省农村地区，随着财政及技术资源的不断增加，如来自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的支援，中国卫生当局显示出日益增强的信心，他们相信可以阻止ＨＩＶ/艾滋病从这一起源人群的进一步扩散，将第二轮新发感染的可能性降为最低。
前景展望，政策制定及资源保证方面的进步：自CSIS代表团于2003年1月第一次访问中国后，围绕ＨＩＶ
/艾滋病问题的讨论和行动已经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高层领导人以更强的意识，公开性和信念面对艾滋病流行病。从而拓展了全国辩论及考虑合作新伙伴的空间，促成了内部政治及财政资源的积累。中国处理公共卫生新策略的一个关键的崭新的时刻已经到来。在过去的15个月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带着提高总体社会福利(特别是涉及ＨＩＶ/艾滋病问题时)的更强大的承诺登上历史舞台。自2003年3月以来，中国“第四代”新领导人开始就职并表达了对公共卫生问题更深切的关注，这从他们经常明确地提及ＨＩＶ/艾滋病问题可见一斑。新一届中国政府的领导核心之一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亲自视察地坛医院并接见了ＨＩＶ阳性患者，中国领导人这一史无前例的露面引起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非典型性肺炎(SARS)于2003年晚冬及早春时候在中国的爆发引发了政策和人事上的重大变更。非典危机中，副总理吴仪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另一位来自财政部的高强被任命为卫生部常务副部长，成为卫生部第二把手。再此之前，前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在非典爆发早期阶段发表损害性声明以掩盖疫情而被迫下台。身兼副总理职位的吴仪立即给卫生部带来了更大的政治，行政及财政上的支持。作为中国政界重要人物之一的吴仪，与温家宝总理一起参与了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活动。随后她于2004年2月视察了曾是禁区的河南省“艾滋村”，并接见了中国最早的ＨＩＶ/艾滋病宣传员高耀洁－－此人曾遭受河南省当局的迫害。在2004年4月6日至7日召开的全国政府工作会议上，中国官方媒体引用吴仪的发言宣称“艾滋病流行病正处于一危急时刻”,并且警告如果中国不抓住当前“稍纵即逝的机会……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2003年早些时候非典的爆发将卫生保健事项(包括ＨＩＶ/艾滋病问题) 推向新一届政府有关社会福利及发展日程的最前沿。非典危机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国卫生保健管理和反应体系的薄弱。此外，非典的爆发以及最初对疫情的掩盖使得新一届政府在全体中国人民,中国的地域性邻国及全世界人民面前困窘难堪。此次疫情的爆发也增进了中国与一些关键的国际机构(如ＷＨＯ和美国ＣＤＣ) 就公共卫生问题更强有力的合作。另外, 非典危机迫使中国政府重新审视其应对传染性疾病挑战的政府构建，从而引发了在中央及省级官僚机构调整, 加强了两者间的沟通。非典危机迫使中国对卫生问题作出了的全新反应。然而, 对于将应对非典疫情的策略轻易用于抗击ＨＩＶ/艾滋病的战役中之设想，观察者们还是持慎重态度。首先，非典型性肺炎迅速出现症状，不存在社会歧视问题，感染者死亡率为6－9%，其广泛传播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迅即的负面影响。而ＨＩＶ感染往往几年后才出现症状，经常伴随严重的社会歧视，最终导致艾滋病病发及死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到中远期后方感受到。与非典型性肺炎相比，ＨＩＶ/艾滋病的预防，教育，治疗及保健涉及一个更加复杂，敏感及艰难的过程。另外,2003年春天和初夏在非典爆发之时及之后，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全部投身于抗击非典中，导致其他有关公共卫生事项(如ＨＩＶ/艾滋病问题) 的工作滞后。然而，2003 年非典在中国的爆发以及对其可能再次爆发的持久性关注，使得中国的政治焦点集中于公共卫生和传染性疾病问题，这最终会有益于抵御ＨＩＶ的工作。而且，中国处理肝炎和肺结核等其他传染性疾病传播的污点记录应足以引起警惕，当中国领导人以更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公共卫生事务时，这些纪录也凸现了他们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
2003年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中国政府重点应对ＨＩＶ/艾滋病挑战向构建更具前摄性政策的方向集中转移。这一转移表现在初步实施一个新的全国性的预防，治疗和保健方案；现在清楚阐明对抗ＨＩＶ/艾滋
病的领导策略和政策导向；创建更具影响力的合作体制和有助指导全国性ＨＩＶ/艾滋病策略的其他技术咨询机构。借助于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的帮助，中国建立了全方位艾滋病反应体系(CARES) 。中国CARES 的目标是2004年提供10000 至15000 人次，2005年提供40000人次免费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治疗(ARV)。截止2003年底，中国CARES 已开始了对7011名患者的治疗，尽管他们的中途退出率高达约为20%。2003年9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上发表讲话, 作出中国有关ＨＩＶ/艾滋病问题的“五个保证”:(1)增强政府职责和义务；(2) 提供艾滋病患者和ＨＩＶ携带者治疗和保健；(3)完善相应
法律和规章；(4)维护艾滋病患者和ＨＩＶ携带者的合法权利和隐私权；(5)增强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协作。为贯彻落实这一讲话，中国政府采纳了“四个免费和一个保健”的政策指导：(1)免费向ＨＩＶ阳性的农村地区
人口和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治疗；(2)免费提供自愿咨询和检测服务；(3)免费提供防止ＨＩＶ母婴传播的治疗；(4)免费向艾滋病孤儿提供小学教育；(5)向遭受ＨＩＶ/艾滋病折磨的家庭提供保健。
2004年2月中国创建了国务院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修补及提升了原全国艾滋病及性传播疾病协调委员会。新的工作委员会由副总理吴仪主持，包括7省23个部门的领导人，举行年度会议并在实际工作中举行更经常性的会议和磋商。工作委员会的使命是发展和跟踪全国针对ＨＩＶ/艾滋病预防和保健的指导方针，政策和方案并帮助动员和协调全国上下的机构部门共同努力抵御ＨＩＶ/艾滋病。中国已筹建了几个顾问专家组。这些小组包括策略发展专家，ＨＩＶ检测和治疗专家。顾问组将被授权视察省级定点并向卫生部及工作委员会汇报。 2003－04年间中国获得了用以资助ＨＩＶ/艾滋病的大批新的资金：全球基金（Global Fund)承诺在2004－05年间赞助中国三千二百万美金。中国将在第三，四，五年得到基金余下的最高可达六千六百万美金的赞助，当然全球基金要视其对中国第一个两年执行情况的满意程度而决定是否予以批准。目前，第一年的资金已经开始流入中国，将用于2004年增添新设备和执行新方案。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中国CARES计划中的预防，治疗和保健项目。另外,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大幅提高。从2004年4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里，卫生部预计会得到四亿人民币(大约五千万美金)的资金用以抵御艾滋病，这个数目是2002－03年度的四倍。一些私人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正考虑在2004－05年度首次向中国提供财政和技术上的援助。
展望未来，如果中国向全球基金提交的第四轮申请获得批准，中国将集中额外资金用于高危人群(如静脉注射药物者和性工作者) 的预防工作。一些有助于抵御艾滋病的法律改革正在酝酿当中。2004 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将审议并极有可能通过修订后的“传染性疾病防治法”。中国公共卫生官员预计此法案将包含维护病人(包括ＨＩＶ／艾滋病感染者) 正当权益和隐私权的章节。这可能成为中国在ＨＩＶ/艾滋病问题消除歧视之路上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并将有助于预防和控制工作的进行。更多的注意力正集中于整合中央和省级有关艾滋病的法规，使之保持一致。对正在开始实行的某些特定的降低损害策略更大程度上的容忍和支持。副总理吴仪在2004年4月召开的有关ＨＩＶ/艾滋病问题全国政府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支持降低损害的努力。在此会议上, 吴仪还提倡引进一些更具争议性的方案,如用来帮助成瘾者脱离海洛因毒瘾的美沙酮替代疗法，这是高级别官员第一次公开谈及此类方案。目前中国五省有八个小规模的美沙酮替代疗法试验点。卫生部将于2004年8月考察方案执行情况决定是否将其向全国静脉注射毒品最严重的地区推广。据观察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行一些其他计划,如“百分之百使用避孕套”, 同龄人间教育，对性工作者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针对静脉注射毒品者的换取消毒注射针方案。总的来说,中国在承认静脉注射药物者和性工作者群体这一点上远远更加公开，同时在更有效地推进政府措施以解决这一群体带来的与艾滋病有关的挑战方面也更加公开。
眼前的严峻挑战：尽管有许多辞令和政策上的重要改进,中国若想成功实现抵御ＨＩＶ/艾滋病的目标, 仍面临着来政治，技术，标准化方面的令人生畏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充分估计到一个在计划,花费，物力人力资源，技术能力及由于对疾病的丑化和误解而引发的普遍问题等方面行之有效的策略的实施将面临的挑战和障碍及其规模。一个象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稠密，主要疫区在偏远和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国家，单就挑战的规模而言，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国家都是无法比拟的。这就意味着许多从其他国家“学到的经验教训”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适用于中国。中央的政治意愿和策略结构已向更积极的方向转变，但是中国抗击ＨＩＶ/艾滋病的挑战必须转入一个更加艰难的“第二阶段”，此阶段要求以省，县，镇和村为基础的全国战略水平的政策的执行和技术的应用。
中国在准确取得关于艾滋病流行情况并采取相应确实方面面临一个紧迫而重大的数据挑战。全国性艾滋病病毒检测和监控系统仍旧薄弱及不完善，跟踪描绘ＨＩＶ/艾滋病流行病的数据仍旧初步及欠缺，检测手段既不一致也不常规，检测规模过小并集中于有选择性的地理区域内有选择性的亚人口群。如果在现有基础展开工作，中国的检测方法预计需要许多年才能鉴定足够数量的ＨＩＶ感染人口来了解艾滋病的流行规律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阻止它的传播。必要的全国性艾滋病流行信息的获得时间将远远滞后于其最有效用的阶段，也来不及用以防止艾滋病大规模的爆发。
除非中国领导人和公共官员具备对他们面临问题的更加清晰，更加具体的洞察力，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个有效的抵御ＨＩＶ/艾滋病的计划。然而, 现有的全国性检测和监控系统不足以产生符合这种要求的数据。随着中国承认艾滋病正向大众人群侵袭，检测和监控系统的不足变得更加急迫及令人质疑。妨碍形成一个有效的检测和监控系统的主要机构障碍包括缺乏一个分工明确的协作机制，在各个政府部门间汇编，追踪和监控有关ＨＩＶ应对方案的总体信息，没能适应正在进行的及预计开展的发展包括双边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基金会，私有部门实体和学术机构(中国境内外的)在内的合作伙伴的计划。如果数据来自卫生部和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管辖范围之外的其他机构和单位，现有的体制做不到将这些数据收集汇总。然而，正是这些机构和单位收集了ＨＩＶ在个体中流行的信息(如检测新兵的部队医疗机构，检测受拘留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的公安部及地方医疗卫生所)。对于是否应该赋予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设计和协调全国检测和监控活动的职权存在争议。这反映出CDC 缺乏开展全国范围检测和监控活动的充足人力和财力，从而不能为省级检测和监控地方CDC和其他卫生部门的监控工作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协调。国家监控指导方针和技术方案并没得到精确制定，良好沟通或普遍执行。
数据挑战：几乎在中国的每一步努力,产生准确数据都是一个主要挑战。这肯定符合ＨＩＶ这在艾滋病的情况，缺乏可靠的数据仍然是有效地制定政策，分配资源用以预防，治疗和保健的一个主要障碍。例如2003年，当局仅注册了62159名ＨＩＶ阳性病例,仅占840000 名估计感染患者的7.4%。湖北省确诊了1301个病例,估计感染患者却有35000名,仅占3.7%。对于危险人群和大众人口缺乏足够监控侦测手段意味着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受感染者了解自己的现况，使得预防和针对性干预成为一个特殊的挑战。在美国90%ＨＩＶ阳性者知道自己的现况，这使公共卫生当局能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并采取预防措施阻止疾病的进一步传播。此外，没有精确的数据，中国的分析家和决策人根本不可能作出就如何最好地解决并逆转艾滋病传播作出准确选择。当前的监控体制结构是问题的一部分。艾滋病的感染由3 个相互独立的网络报告: STD 报
告系统，艾滋病报告系统（HIVRS）和传染性疾病报告系统（CDRS）。艾滋病病例报告由定点侦控系统
进行补充，它包括每年或每半年对使用STD门诊，戒毒所，货车运输行业门诊和母婴卫生门诊的300到400人的筛选检测。2002年，有158个诊所覆盖31个省份，尽管分布并不均匀。除国家级定点以外还有超过400个的省级监控点，尽管省级监控系统并不总是与国家系统分享其数据，而且因为标准不一致其收集到的数据并不一定对国家系统有用。此外，定点侦控系统遗漏了一些重要的高风险人群，尤其是与男性性交往的男性和娱乐设施的性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客户。另外,有许多数据来源机构并不报告给国家系统，如部队医疗系统，手术前检查患者的医院和许多定期检查孕妇的产前门诊。许多情况下，低质量的国家统计数据并不来源于无力对个人进行检测的，而是来源于无力为全国监控系统捕捉和整合地方和省级数据。更加精确的数据，对于中国未来的全国性反应和关键策略(如2006至2010年全国五年行动计划) 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政府正开始意识到高质量数据的重要性，并采取初步措施提高监控和检测能力。
即使在早期检测已经开展的地方广泛可及的咨询服务，隐私权和医疗保健的贫乏可能会削弱这些努力成果。目前阶段，中国的艾滋病检测选择性地集中于高危人口群，如经捐献血液血浆感染病毒的人和被监禁于戒毒所的静脉注射毒品者。尽管政府对于施行有关性工作者的降低损害的策略越来越宽松，更加全面地检测这些个体的艾滋病状况的方案还不到位。除非广泛可靠的咨询服务制度，保密制度和保健服务能够建立到位，感染了或怀疑自己感染了ＨＩＶ的人仍然很难会走出来接受检测。尽管建立了新型高层机构以贯彻全国性的政策，中国仍然缺乏旨在取得省级合作和塑造新型外部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效政策协调。中国正在得到用于艾滋病的新的资源，同时更多来自国内和国际公私途径的资源正在捐集。虽然总体而言这是好消息, 但是至少会引起两个问题：
－－首先，缺乏战略监察和协调可能会分散正在扩展的资源，导致浪费，重复建设，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引起捐助人失去信心。在这方面，存在中央政府的努力在省和地方一级被削弱的风险，如果中央政府颁布太多“不拨经费的指令”，且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其目标或是不给省和地方当局提供充足的技术和管理支持，中央政府在省和地方级的努力将冒被削弱的风险。
－－其次，国际机构, 商业部门, 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团体在谨慎地等待中国国家方针政策迅速向前发展推进。中国政府尚未能全面系统地要求他们帮助建立有效全国性的应对能力。净结果很可能是捐助人对中国目前显示出的重要参与机遇应答不够迅速，或者是各个机构独立发展和实施对于整体需要而言是零碎不全的计划。许多中国艾滋病阳性人群得不到目前卫生部预防，损害降低和治疗计划项目所提供的服务。对作为中国艾滋病感染的最大单一人口来源，静脉注射毒品者由其如此。中国政府针对这一人群的预防，减低损害和治疗计划很难开展，是因为顾虑到这些方针政策会被看成对吸毒的宽赦。一般来说，与静脉注射毒品者首次接触的中国政府部门并不是国家或地方的公共卫生当局。这是属于公安局的管辖范围，公安局的职责是逮捕监禁静脉注射毒品者。其不具备协助预防和保健的使命，远见，培训和资金。其他危险人群，如性工作者和中国巨大复杂的劳工“流动人口”也不在全国范围的预防，减低损害和治疗努力的范围之内。
大众人群仍然缺乏足够的认知和教育：艾滋病带来的污点与缺乏如何保护免于感染的认识之持续并存，
报道表明即使在医务工作者中也经常有害怕感染病毒而拒绝治疗ＨＩＶ阳性的患者。在全国规划中，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并不享有优先地位。在中国CARES方案执行的第一阶段中，卫生部特别是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投入压倒一切的时间和资源到治疗计划中，特别是早期血液血浆捐献者的治疗。另一方面，相对于艾滋病认知和教育水平的低下，风险因素却在上升，许多中国ＨＩＶ阳性人口对他们自己现况的不了解这及预防和教育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预防工作面临具体的障碍：预防工作涉及敏感的，有风险的，有时违法或非法的行为，如吸毒，卖淫,男性同性恋；他很大程度上由卫生部以外的政府团体承担，如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和国家传媒。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由其在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农村地区遭到削弱及机能不良，从而加深了提供有效的预防, 教育, 治疗, 保健服务的挑战。受损的公共卫生体系(在农村地区尤甚) 将会对国家成功面对艾滋病挑战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者高达80%的收入依赖于药品分发费用及服务费用。应运而生的机能不良的卫生体系削弱了医务工作者对艾滋病预防, 教育, 治疗和保健服务的有效提供：政府保证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治疗和保健”，但是卫生体系结构构建却不足以提供这样的免费服务。
保健服务提供的管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化加剧了政府控制的医疗体系的分散化及保健质量的全面下降。中央政府不再向省级医疗机构提供充足的补助，迫使省，县，镇级医院从服务和药品中创收。同时，中央政府监察水平和标准实施能力下降。创收的需求扭曲了服务的提供，损坏了质量，导致医院内部机能不良和不安全医疗行为，包括购买血液及注射针和设备的不当重复使用。在许多医院，医务工作者高达80%的工资来自服务费和药品销售的提成。卫生保健系统尽管引进了自由市场原则，但为了使卫生保健的费用可以承受，国家仍然控制服务的价格，不允许医院收取更高的服务费。门诊费和基本服务费超过20年没有调整，迫使医院和医务工作者严重依赖药品的销售和检查手续创利，导致了广泛存在的开大药方和不必要的检查。在中国高达60%卫生保健总开销用于处方药物，相对的全球的平均低于15%。 另外，在农村地区，医生缺乏甚至最基本的教育和培训，对药品销售的依赖和监察机制的缺乏导致了为获
得最大利润而销售不合标准的和假冒的药品。在许多农村地区，村镇级医生往往没有高中以上的学历提供最基本的急救和治疗服务。
卫生保健系统充满了效率低下, 加剧了这些挑战：医院也象许多国有系统一样，人员超编，不能够降低
职工人数，而占据了希有资源。具有讽刺意义地是，因为病床的每夜费用是固定的，经常低于实际成本，所以医生鼓励病人在门诊接受治疗，导致大多数医院病床容量过剩。镇级医院的病床使用率为30%，县级医院的病床使用率为50%。低于10%农村人口享有医疗保险，大约60%城市人口享有某种程度的保险，导致许多人忽略预防性保健，延误就诊直至问题变得严重。另外，因为医生的收入依赖于药品销售和医疗手续，医生们很难有动机提供预防性保健服务。在这种环境下，执行免费抗逆转录酶病毒(ARV) 药物治疗的
方案面临独特的挑战。作为医院而言，它们不可能购买然后免费发放药物或是向贫困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保健。免费诊断，发放药物和保健要求给医务提供者独立的资金。所以，一个利用中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 的设施的替代保健机构应运而生，CDC 在财政上独立于医院体制，但通常在县镇级水平与医
院系统并存。在湖北省，省CDC 的设备用于艾滋病的治疗，命名为“温暖之家”。在温暖之家，CDC医生为患者检测咨询，如果需要，可接受免费抗逆转录酶病毒(ARV) 药物治疗和对其他感染的治疗。温暖之家同时还忠告患者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及分发免费避孕套，还向贫困的感染者发放免费大米，食油和衣服，并记录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与掌管民政和教育的官员配合，保证这些儿童受到免费教育。
中国严重缺乏对艾滋病患者正确诊断，咨询，治疗，监控，保健的合格人员及必要设备和技术：人
力资源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挑战是中国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教育，治疗，保健体系以解决艾滋病传播问题的道路上巨大的障碍。在中国的大部份农村地区，典型的村,镇医生通常只接受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却从事提供急救，分配药物及注射的工作。中国才刚刚开始在全国上下更大范围内引进现代化检测手段及CD4 记数设备。除非此设备可被更广泛地分配和有效地使用。否则地方卫生当局没有能力承担以下任务，即更广泛的检测和更精确地调控患者对治疗的反应。除了诊断，治疗，监控方面的问题以外，中国还缺乏内科医生, 护士, 咨询人员以及其他的受过培训的人员。此类人员对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的咨询和建议是建立普遍信赖和信心必不可少的。
尽管免费药物治疗的引进和中国CARES方案的实施令人鼓舞，一个急需的保证是确保患者并不仅仅是接
受“治疗”，而是可以期待“有效的治疗”。仅仅是治疗本身并不能解决艾滋病对中国的挑战。如果不建立一个更行之有效的治疗体制，中国所冒的风险将包括珍贵资源的浪费和抗药性艾滋病的出现。这一行之有效的治疗体制应包括全面监控，对治疗药剂的有效调节，咨询服务，帮助患者克服副作用和药物疲倦的后续服务。抗药性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可能是一个问题。举例来说，代表团了解到在湖北省北部的一些特定的门诊部，寻求治疗的半数患者有被治疗过的经验，意味着他们先前接受过某种形式的抗逆转录酶病毒的治疗，但是治疗来源不明，暗示着非法黑市交易和抗艾滋病药物的其他滥用现象的存在。即使是官方批准认可的治疗中，治疗的不连贯一致也成为一个问题。到2003年底，参与中国CARES计划接受治疗的7011名
患者中19%即1,310 人退出治疗，大多数人是因为副作用(264人自开始治疗以来已经死亡)。由于中国缺乏充分的药物治疗监控手段及鉴定基因型的能力，抗药性病毒的涌现程度不明。
治疗与有效治疗：时至今日，尽管有抗逆转录酶病毒(ARV) 药物和鸡尾酒疗法的改进，没有一个艾滋病
感染者痊愈。因此，稳定免于发病是目前艾滋病治疗法的最终目标。治疗则是通过降低病毒在受感染的细胞中复制的数量来减慢艾滋病感染的进程。即使是在无临床症状的艾滋病感染期，病毒也在进行大量复制感染并破坏免疫系统的重要细胞，如CD4+T淋巴细胞。随着这些细胞的破坏，机会感染发生并引起死亡。因此，开始并正确地坚持艾滋病的治疗对于延长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命至关重要。最有效的艾滋病治疗联合使用三到四种不同的抗艾滋病的药物，以减缓艾滋病的复制，并阻止抗药菌株的出现。这种复杂的疗法存在用药困难，可能伴有严重的副作用，这两方面都影响治疗的坚持性。然而为达到最佳的病毒抑制，患者要保证90－95%坚持定量服药。计量不准和/或缺乏坚持会迅速导致抗药毒株的出现，进一步限制了患者的治疗选择性，增加大众的危险。
中国CARES计划的实施带来了许多治疗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关副作用。依赖于中国制造的不受
专利保护的药物的，最初的两种治疗搭配方法为ＡＺＴ+ddＩ+nevirapine 联合用药或d4T+ddＩ+nevirapine 联合用药。不建议stavudine + didanosine 联合用药进行抗逆转录酶病毒治疗是因为药物毒性引起如胰腺炎和外周神经病的副作用。不建议使用Nevirapine 治疗肝赃受损如肝炎患者(肝炎在中国广为传播）。ddＩ的使用尤其成问题，因为它为粉末状，患者不易忍受。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不建议这种联合用药作为没有接受过药物治疗的患者的第一选择，除非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可用。预期2004年底3种其他的抗逆转录酶病毒的不受专利保护的化合药物，lamivudine，indinavir和Combivir(zidovudine 和lamivudine 联合用药) 会用于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尽管这样一来增大了治疗的选择性，但是仍比其他地方的治疗选择性少很多，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ＦＤＡ)已经批准了用于艾滋病治疗的总共21种的抗逆转录酶病毒的复合药剂。
第二个问题涉及联合用药的副作用及坚持治疗的重要性的教育和咨询。如果副作用太严重，患者也许需要终止整个治疗。治疗的部分终止将导致抗药病毒的产生。患者不能错过许多次服药，并且为了延缓抗药性的发生，需要坚持终身服药。服全部药剂比自始至终坚持服药更可取。然而，研究表明，服药坚持性随时间推移而减弱----药剂疲劳或治疗疲劳现象。中国CARES 治疗计划目前要求患者一天服多达五片药，这是相当大的药物剂量。
第三个问题涉及监控治疗效果。通过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测量血液中病毒的数量(病毒负荷) 和CD4+T淋巴细胞记数来实现。患者血液的病毒数量应在开始治疗前，又在开始治疗后2－８周，两次测量。对于大多数患者，在开始治疗后的很短时间里，应被侦测到病毒数量大幅度降低。理想的治疗应达到在第24周，病毒负荷降至以目前市场上可买到的化验试剂检测不到的水平。此后，血液中病毒的数量和CD4+T淋巴细胞数量应每3到4个月检测一次。如果病毒负荷增加且CD4+T淋巴细胞记数减少，则治疗失败用药应被终止。如有可能的话，应用一种更有效的治疗方法代替。如果患者维持失败的治疗，病毒会产生抗药性。在美国和欧洲，抗药性艾滋病已成为维持艾滋病治疗长期功效的一个严重障碍。中国目前既没有足够的培训过的人员也没有足够的实验室设备来对治疗成效和大量患者抗药性的出现做定期监控。
获取药物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进口或生产供国内使用的抗艾滋病全方位的抗逆转录酶病毒的药物。取而代之，中国持续性地几乎完全地依赖于四种国产的不受专利保护的药物的联合使用；预计到2004年底，另外三种不受专利保护的抗逆转录酶病毒复剂将用于艾滋病的治疗中。然而，中国仍缺少一些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获得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相比而言，美国ＦＤＡ已经批准了总共21 种的抗逆转录酶病毒的复合药剂用于艾滋病治疗。现在不清楚有多少别的抗逆转录酶病毒的药物正等待中国药品管制部门的审批或者有多少药物虽已经被批准却没有供应。中国有生产额外的抗艾滋病的药物的能力，并向印度，巴西等国家出口他们用来生产ARVs 的化学制品，但是并不向国内市场提供这些化学制品。造
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不愿意因生产未经许可的不受专利保护的抗艾滋病的药物复剂而违反专利权。中国至今似乎也不愿意因成本原因进口大量现有的化合物。由于没有大规模的艾滋病治疗项目，加工制造或者进口大量ARVs 药物缺少动力。绝大部份中国内科医生和医务人员也不精通于即便是基本的抗艾
滋病药物的剂量诊断，处方，管理和监控，更不用说更加复杂的疗法。然而，就象获取艾滋病药物的花费提高了的同时，中国对艾滋病药物的政治需求也只可能增加。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关注经济上承受得起，价钱上稳定可靠的治疗方案。不受专利保护的药物制造厂商间的竞争，以及一些跨国制药公司正在向中国提供减价药物，将会使药物价格下降。从制药厂商的角度来看，减低的价格可否维持取决于购买量是否稳定可靠。大量的患者需要药物；问题是公共卫生系统提供药品的连贯一致性及中央和省级政府用于药品购买的资金的可获取性。随着对这些药物的需求的增加，要中国本土公司来生产药物的压力很可能会增长。药物的可获取性，可负担性及对其适当管理的问题，在中国抵御艾滋病挑战的努力过程中引人瞩目。负责贸易和卫生问题的副总理吴仪在处理中国内部和中国与其国际合作伙伴之间从这些问题而产生的紧张状况上极有可能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中国对话者告诉代表团传统中药经常在治疗艾滋病感染和艾滋病过程中发挥舒缓某些症状的作用，但是其在抗击病毒本身方面并没有可靠的成功经验。
建议：美国应抓牢这一时机，围绕中国公共卫生部门建立新型的，更加充满活力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步骤符合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并有希望获得实质性结果。代表团建议在以下五个主要方面采取行动:
－－维持中国高层领导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
－－提高战略方针的连贯性;
－－加速制度重建和改革;
－－拓展中国及国际新参与者的发挥空间;
－－强化美中联合的合作伙伴关系。
维持强而有力的最高层领导仍是必要条件： 持久的高层领导是维持长远动力和贯彻制度改革的必要条
件。非典危机和捐血丑闻触发了高级领导人对艾滋病威胁的认知。然而，仅仅这两个因素并不足以维持中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该应对可能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中国领导人断定艾滋病问题需要持久受到优先处理，他们的意志和决心得到来自外界的支持，他们的努力得到日积月累的来自全国的证据的支持，表明预防，保健和治疗方针事实上可以得到有效地执行。随着中国进入执行其雄心勃勃的新型策略规划的阶段，可以预测中国领导人将面临严峻考验和多重障碍。美国决策者，国家领导人及国际组织的头脑们要优先采取近期及中期措施以协助中国领导层集中精力在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上。
加强战略规划, 区分优先次序： 系统性地改革中国严峻的机构和组织缺陷是关键。新型的全国规划还没
有系统分配支出的承担方式。除非中央政府勇敢地面对真实的支出并通过中央转移及其他方式取得足够支付各省开销的资金，否则， 规划将以失败告终。非常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实施战略上协同更加良好并且受到更好监控的对抗艾滋病的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面临失去国际援助的风险。
在全国性抵御艾滋病的战略计划中, 应更优先考虑预防和认知：众多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自己艾滋病的
现况，要保证人民接受有关艾滋病传播信息的更好的教育，需要教育他们改变其行为方式并学会如何预防感染并且做大量的工作。预防策略有必要打破禁忌和歧视而涉及静脉注射毒品者，从事性工作者，和日益脆弱的流动劳工人口的降低损害干预措施等敏感问题。首先，认识到艾滋病正向大众人群蔓延，应运而生相应的强有力的教育，预防和认知计划，该计划触及主流社会开诚布公地宣传如何预防传播，如何大幅度地消除对疾病的歧视和丑化。若不能减轻对疾病的歧视丑化，预防和治疗大打折扣。中国媒体，教育体系和社会组织应发展成为提倡预防，教育，认知和消除歧视丑化艾滋病的这一战役中的独特的作用。
应高度重视检测方法的实施：中国需要迅速修正其检测，报告和数据分析方法。重要措施应包括：改进
政策以提倡常规志愿的，匿名/保密的检测方法，并与咨询相结合。检测计划应告知所有受测试者他们的现状。建立一个全国级别的检测工作组,协调指引全国级和省级的工作，包括建立测试标准和方法。触及静脉注射毒品者和捐献血液人口外的其他人口，锁定目标于中国流动人口，性工作者，沿海城市居民及其他。
增加配给资源促进省与中央当局的合作： 体现在全国与地方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 , 中央与省级决策
机构如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与省一级领导小组和协调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加强在检测过程中技术政策专长方面与国际团体的合作：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艾滋病联
合规划署(UNAIDS），全球艾滋病评价估记, 设计方案, 创建模式工作组，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USCDC) 及其他的国际合作伙伴。
借助教育和培训医务人员来开发人力资源至关重要：仅靠资金积累和内部基础设施构建不足以协助中国
迎接艾滋病的挑战。尤其是在较为贫困的地区培训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咨询人员这些能够有力抵御艾滋病的人员需要更多战略规划和资源。最重要的是，这种培训应覆盖教育和认知方面以减少目前阶段妨碍医务工作者(他们往往不乐意为艾滋病阳性者提供服务) 提供正当治疗服务的丑化和恐惧。
制度重建和改革：高度重视制度重建以求更有效的治疗和保健。以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为领导的现有负
责管理艾滋病的组织结构缺乏计划和评估费用及发展，实施，协调, 监控，以及评估全国范围内治疗和保健方案的专门技术。机构重新组合，联合其他机构的专家，为来自CDC 以外的专家在中央和省级机构中安排职位，从而允许CDC集中精力完成它流行病监控和公共卫生保健教育的首要使命。国务院艾滋病问题工作委员会下一步应增加成立，增补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如：科技部，中国医学科学院，军方，其他省，商业部门，艾滋病人和医学教育及研究机构等的成员，并索取他们的意见。
鼓励医疗服务的提供：解决医疗服务提供方面问题的办法是激励医务人员，使其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艾滋病的预防，教育，治疗和保健工作中。集中精力改善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愈来愈强的注意力应集中于授权和监控省级政府机关对抗艾滋病挑战的工作上。更有效的机制应该到位以传达中央的工作目标，向地方下拨必要的资金同时允许地方公共卫生当局一定程度的弹性以便达到这些目标，并对于抗击艾滋病工作的成就给予真正的奖励。
进一步强调危险人群的预防：预防方案的构建要能触及“非主流”人群，风险系数大的个体如静脉注射毒品者，性工作者和1亿2 千万巡回劳动者中的“流动人口”。中国向全球基金申请的第四轮援助如果获得批准，会将更充足的预防和治疗资金用于这些人群。然而这一工作的成功，要求公共卫生部门的干涉措施与公安部的从重惩罚主旨(逮捕，监禁和强制康复机构) 互相妥协配合。这些机构应进行改革，适当投资，允许卫生当局自由地接近危险人群，对他们进行适当教育和检测，而且，如果需要的话，提供后续治疗和保健。
创造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的商业团体和不断增加的媒体梁道还没有充分地加入到支持艾滋病项目的活动中来。只有得到了政府当局的明确批准，在中国的国际商贸集团公司才会对其雇员实施教育，认知和消除丑化歧视艾滋病人的规划或是参与更广泛地推广预防性信息的活动。中国政府也应该发出更强的信号以欢迎来自本土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及社区组织加入到抗击艾滋病的活动中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帮助政府进行预防宣传，满足危险人群，艾滋病阳性人群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预防和社会福利需求等方面尤其重要。
为非政府组织创造空间, 新的立法成为必要：法律和/或措词清晰的规章制度为本土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及有效开展抗击艾滋病的工作提供合法保障。中国政府可精确计量“净评估”资源，并告之中国领导人艾滋病流行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冲击。应鼓励位于前沿的中国政策研究机构及智囊团(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积极开展全面研究，探查艾滋病流行对国家社会经济战略发展的影响。
优先考虑妇女尤其年轻女性对艾滋病的特殊易感性问题：随着中国的艾滋病危机从在吸毒者和献血者之
间流行转为借助于性交传播，以新方式感染艾滋病的女性数量增加速度很有可能会快于男性。与男性相比，中国感染艾滋病的女性人数相对较少，在这一相对早期阶段防止艾滋病在女性中蔓延是有机会的。解决妇女和年轻女性对艾滋病的严重易感性问题越来越需要来自社区，教育工作者及全民的更大支持。要采取额外措施发展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以迅速降低中国女性对艾滋病感染的易感性。这些措施包括：使更多年轻女性接受学校教育(包括性教育课程)，提倡实施一些方案来减少或消除她们对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感染机会；创建艾滋病感染女性的同路人互助组，防止她们传染给性伙伴和子女；创建同事教育和政府项目指导性工作者使用避孕套，鼓励避孕套在每一次性交中的使用及娱乐场所避孕套的提供；加强和扩展现有规划，提高妇女对她们合法权益的认识，鼓励妇女经济独立(包括少数贷款计划)。
对艾滋病孤儿的特别关注：在受影响严重的地区，艾滋病孤儿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是全国性艾滋病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四免一保”政策指令为孤儿提供福利和教育，但是，这些命令往往没有资金保障，这样，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花费，可是这些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不一定有能力执行这一政策。中国的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供强大的支援以弥补这一不足，而且应该进一步鼓励他们这样做。另外，符合被帮助条件的“孤儿”，应阐明其定义为任何18 岁以下的父母双亲中至少有一方为艾滋病携带者的儿童，而不是指失去父母双亲中至少一方的儿童。
在公共卫生系统方面加强更充满活力的美中合作伙伴关系：美国面对着帮助中国塑造其与卫生相关的事
业，使之向有益于中国，美国，亚太地区及全世界利益的历史时刻。然而，美国的反应能力因缺乏相称的机制而受到抑制，这样的机制难以保障承认挑战并依据挑战的规模采取行动。在象中国(及印度和俄罗斯) 这样的“第二波”国家，美国面临着来自规模和地域策略两方面史无前例的艾滋病的挑战。然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布什总统缓解艾滋病紧急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PEPFAR) 的涉及范围内，该计划反映了美国应对全球艾滋病挑战的主要战略方针。充满了多重政治和安全顾虑的美中关系不时地会妨碍到政治意愿，而这种政治意愿是认知和应对中国境况不佳的公共卫生体制带来的挑战及艾滋病和非典带来的特别的紧急的危机所必要的。只有通过建立在现有双边合作关系上的新途径，才能建立有效的高水平的合作伙伴关系。若要使美中合作伙伴关系超越渐进式的常规做法，就要进行革新。国会及白宫应认真考虑建立一个美中公共卫生联合委员会。汲取已有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和美中科技联合委员会的成功经验，来建立美中联合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议它的使命为：集中持久的高水平的注意力，建立美中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委员会应有意识地探求，以提高双方明确放在公共卫生事项上的重点地位----以艾滋病和非典最为首要，其他还有肺结核，疟疾和肝炎----带回美国告诉公众，中国动荡的卫生保健挑战和疾病流行会对美国国家利益发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委员会的许多工作将围绕着年会进行组织，年会在北京和华盛顿轮流举办，在内阁级别或次内阁级别由双方共同主持，每年将精选的公共卫生事项作为重点，或许应该发表年报讨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项及美中合作现状。在全年中，委员会可促进公共卫生事项和科研成果互换，同时开展联合特殊分析和野外作业使命，可能需要一个适当的秘书长职位，可以设置于美方一个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或设置于国会或一个行政机关。如果委员会能够加深美国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流动性的发展的理解，促进进一步的思考如何最有效地使美国参与中国艾滋病，非典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抗击，则美国会最大限度地受益。
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是近年来公共卫生积极份子，为各式各样的机构创造了一个活动平台---这些机构包括附属于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的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及最近加入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些机构日益关注艾滋病问题(目前，在中国每个机构大约每年拨款2到3百万美金用于艾滋病相关事项)。2004年美国大使馆新增了一个卫生顾问职位，进一步显示出其严肃性。
如果美国在公共卫生特别是艾滋病问题上，美国的技术和政策支持稳步增长，这将给美国全球抗艾滋病的努力开辟一个新空间。尽管布什总统的缓解艾滋病紧急计划(PEPFAR)未将中国包括在优先国家之列，这
并不妨碍建立一个有效的委员会，也不会妨碍美国全球艾滋病负责人工作组，卫生部部长和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部长的参与。赶早不赶晚，美国需要设计一个信息丰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以应对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第二波”国家的急迫的艾滋病危机和其他公共卫生挑战。美国加强参与中国的卫生事业，若想成为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美国的参与策略需要考虑中国的巨大规模，资助扩大了的公共卫生干预的相对财富能力和投入能力，以及它一但动员起来，往往惊人的国家能力。需要特别注意，明确定义美国的特殊相对力量，即它多个部门的专门技术，它的全球领导人的发言权和外交影响力，包括它在其他合作者支持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中可发挥杠杆作用的能力。
美中双边关系是复杂的，服从于多种政治和文化易感性的。中国的公共卫生事项带有特殊易感性：主权顾虑，注射毒品的使用，性服务和生育权。积极对话探讨这些及相关问题，以特殊的方式如联合委员会来进行对话，可以帮助消除紧张局势，打破政策规划僵局，集中力量进行有实效的革新。委员会可争取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参与，并以咨询的方式系统性地结合非凡的正扩大阵容的美国重要的教育，宗教，商务，媒体，生物医学/公共卫生，及慈善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在对中国卫生事业的投资方面变得非常重要，将在下一代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及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作出显著贡献。这些机构包括：耶鲁大学，参与中国教育超过百年，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世界健康基金会(PHOPE)，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AFAIDSR），洛克
菲勒大学艾尔.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及更近期的比尔.盖茨和M.盖茨基金会，凯塞家族基金会和克林顿基金会。委员会还可以争取WHO, 全球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世界银行的参与。联合委员会建立之前，美国和中国应在其他重要论坛加强抗击艾滋病的合作，举例来说：在地区多边层次，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协区域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组织主办，利用现有机制促进对话及方案实施。在美中科技委员会内部强调艾滋病问题的显著性，是强化双边参与此问题的另一途径。
中国卫生部，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已达成协议组建双边工作组致力解决有关紧急情况反应和卫生保健体系改革的问题，在这两个部门内部应建立更牢固的艾滋病合作基础。最起码应组建一个这种类型的第三个工作组来协调并帮助监督双边艾滋病工作的执行。总的来说，在双方共同抗击艾滋病的过程中，双方都会受益于加速技术交流和扩展工作级别的项目。
维持美国重要官员和私人在高层次的参与：明年，美国将实施几个严谨的具体项目来提高美国在中国公
共卫生方面的利益，这些项目可以显著加深双边合作关系。2004年Randall Tobias大使(美国全球艾滋病负责人)将访华，他的工作组将努力与中国相应机构在2004年7月召开的曼谷全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及类似重要的国际场合，发起联合行动。同样，高级国会领导人可以访华探讨有关增加美国资助的事项及公共卫生问题，特别集中注意力于艾滋病，非典和其他传染性疾病。
稳步扩大双边技术支持：几个精选领域对此需求很大，根据近期经验，增加美国的技术投资可实现显著的大量的回报，创造极其亲善的合作氛围，目前阶段，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有8名官员在中国开展工作，其中3至4 名致力于艾滋病相关方面的合作。接下来的一年中，HHS在中国的工作人员总数可能增至12 名之多。最近，美国大使馆任命了一名卫生顾问，此举意味着美国政府在中国公共卫生事项上的将采取进一步的积极举动。然而，美国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以大力支持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历时18 个月的关于艾滋病对中国社会计划经济的冲击的研究。美国CDC 集中精力在更高水平上组织紧急公共卫生数据的同时，应拓展其工作领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艾滋病监控系统。美国可在一到三年的过渡时期内，保证为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征召并安置外部专家，帮助设计并实施全面的艾滋病规划。贯彻这一精神，美国应增大政府及私人来源对美中交换培训的资助，在某种程度上将这种资助正规化为美中生物医学和公共健康机构之间(包括私立医院和大学之间) 的姊妹设置。
际战略研究中心将于华盛顿接待中国艾滋病高层代表团, 将代表团日程并入到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艾滋病工作组行动计划中，并鼓励代表团成员与关切艾滋病及全球健康问题的美国领导人及赞助者之间的交流。CSIS 短期工作计划包括：帮助安排和组织卫生部高层领导人于2004年秋天访问美国，于北京和2004年7月曼谷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与中国相应部门开展持续性磋商，在华盛顿，纽约，及其他地方举办专门研讨会以期引起对中国所面临艾滋病挑战的更大注意。CSIS 同时计划在华盛顿下届政权接班之际，于2005年上半年举办一个关于美国针对艾滋病“第二波”的战略部署的大型国际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