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
摘要：
张可，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1999年开始专门从事河南艾滋病专题研究。五年来，作者深入近百个艾滋病村庄，调查大量的艾滋病患者和当事人，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形成该报告打下基础。本报告根据作者五年在河南的工作，结合目前所收集的资料，客观分析了这场灾难的发生，发展和现状。该报告提供了河南艾滋病客观、全面的素材，努力探索解决河南艾滋病问题的有效办法。
河南，艾滋病，中华民族的灾难！今天面临这场灾难，我作了以下几种假设：
1. 假如当时没有有偿献血；
2. 假如政府不号召有偿献血；
3. 假如在王淑平发现时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偿献血，并进行有效的防治工作；
4. 假如在1999年出现发病高峰时开始就进行防治工作；
5. 假如我们农村公共卫生系统比较健全；
6. 假如我们今天能立即真正行动起来；
7. 假如……
假如仅仅是假如，我们的灾难还在继续……
报告结论：
1. 9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30万左右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
2. 研究表明，我们没有能力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但我们能够将这场灾难的损失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3. 农村公共卫生系统的瘫痪是造成这场灾难加深的根本原因，而地方政府的暧昧态度及不作为是造成这场灾难加深的直接原因；
4. 重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是阻止这场灾难加深的最有效，最直接，最经济的办法；
5. 河南没有单独应对这场灾难的能力，援助河南，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
报告最终认定：
没有人将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也没有人需要为这场灾难负责。灾难的发生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我们的人民必须吞下自己为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
河南艾滋病防治，我们背负着太沉重的历史负担，我们太沉溺于我们的过去！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先分清是非曲直以后才进行工作，我们有这个必要吗？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争执中，我们丧失了无数的机会，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走出历史，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必将能够战胜这场灾难！
引 子
1999年7月，在作者的主动申请下，安排进入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去的艾滋病病房。说是病房，实际只有两间平方，位于医院太平间的后面，非常偏僻。当时病房一般只有一名艾滋病患者，有时还没有病人；病人很少，工作也很轻松，每天上班也基本没有什么事可干。8月的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刚走到医院太平间附近，突然有几位像农民的人上前拦住我。领队的是任春生[1]，他对我说希望我能给他们几个人看一下病。我当时以为他们找我看肝炎，因为我刚从肝炎门诊出来，经常也有老病人到这里来找我。我当时告诉他，要看肝炎病，到那边肝炎门诊，并告诉他们我现在已不在肝炎门诊。而领队的急忙告诉我，他们不是找我看肝炎，而是找我看艾滋病。我心理一惊，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找我看艾滋病？我再次向他们确认真是找我看艾滋病？他们告诉我，确实如此。这时，我急忙进入病房，穿上白大衣，出来在太平间前面的小花园，让当时的护士那了几把椅子，围坐在小花园的里。这时候，领队的任春生告诉我，他们是河南省新蔡县东湖村的村民，一同来的几个人分别叫任小合，王建华、高军英、耿显梅、王傲芝（现已死亡），他们都是在90年代中期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我当时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呢？他们说，他们村1997年开始就有人不明原因死亡，他们非常害怕。1998年有人到郑州检查，查出艾滋病。所以，前不久他们也去郑州检查，发现自己HIV也是阳性。自己非常害怕，但不知道哪里能治疗。他们从任俊敏（此人一年前曾在佑安医院看过病）那里打听到，说这里能治艾滋病，所以他们就急忙赶到这里来了。我当时问他们，你们那里就你们几个人？任春生当时告诉说“张大夫，我们那里这样的病多的很？”我不相信，问他怎么会这么多？他们说，因为当时他们那里像他们这样一起卖血的有很多，只是他们没有检查而已。听完他们的叙述，我感到非常震惊，也有点半信半疑；一种感觉是促使我应该到实地核实一下。我当时给他们初步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机会性感染。并告诉他们，你们目前身体状况还可以，不用担心，并每人送给他们一合中药。临走时我让任春生留下电话， 告诉他过一段时间我一定去那里看一下再说。
病人走后，我还是半信半疑的态度，对他们所说的话持怀疑态度。我马上去买了一张地图，寻找新蔡县在河南的位置。同时积极准备去目的地——新蔡县。9月份的一个周末，由于病房当时没有病人，我便登上去往河南的火车。周五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驻马店市。下车一看地图，新蔡县离驻马店市还非常远。又换乘汽车，与当天中午到达新蔡县，并住在当时的新蔡县政府招待所。出于安全考虑，在到达县城之前，我并没有通知他们，我想等晚上再跟他们联系。没想到晚六点多钟的时候，我出去吃饭时，正好碰到在县城拉三轮车的任小河，任小河一眼就认出了我，并迅速告诉了村里的人。晚上，很多患者都到招待所来找我，我当时告诉任春生，这么多人到招待所不好，还是等明天早上到村里在说。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我还睡在迷迷糊糊之中，便听到有人敲门。原来他们村委主任董继生找我，并带来一个发热的病人；一方面感谢我到他们村里来，另外希望给他带来的病人看一下病，他告诉我是他弟弟。看完病人后，我立即起身去村里，直接去任春生家里。到这里一看，已经有很多病人在这里等我。我放下东西，就开始看病人，我首先查他们腋下淋巴结，发现大多都肿大，这是艾滋病感染的证据。但是，病人越看越多，紧紧围在我的旁边[图]。由于病人太多，我当时告诉他们，先看重的，轻一点的以后再说。然后，在家属的带领下，在村里一家一家地看重病人。根据病人的当时表现为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消瘦等症状。当时我初步判断，他们应该都是艾滋病无疑。同时其他几个村的村民听说我来了，也纷纷跑来找我。一个患者的家属带我去了在离该村北边很远的一个村庄，在门口，就看见一个3岁的小女孩目光呆滞地看着我。家属告诉我，这是他女儿，已经发热3个月了，治不好。躺在屋里的是他爱人，一只眼睛已经失明。看完病人，我走在路边，有几个年轻人让我给他们检查以下，我查了他们的腋下淋巴结，都肿大，他们也应该是感染者。这一天，我工作到晚上十点，看了300多个病人，中午和晚饭就在患者家里就餐。回到招待所就累的睡着了。由于要赶回医院上班，第二天一早便起程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把所看到的情况立即给医院主管领导做了汇报，领导当时并没有就此事作出任何反应，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坏。就在这时候，我家里开始接二连三的接到恐吓电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的），并威胁我说再去就要怎么怎么我。最早是我爱人接的电话，爱人便不断追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骗她说可能是别人打错了电话。但我知道可能是他们打来的电话。没过几天，事情很快就有了较大反应。这时候，卫生部转来医院一封告状信，是河南省卫生厅写给卫生部的，信的内容我没有看见，但领导告诉说大概内容是说我到河南后影响到他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希望医院阻止我再去河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临走的时候，我告诉村里的人说，需要有检测结果才能证明是否患艾滋病，光凭我看一下只能是怀疑，而不能确定。我从村里返回北京后，村里许多患者开始到河南省防疫站检测HIV抗体。为此，河南省防疫站突然来了许多要求检测HIV抗体的人，省站感到很奇怪，他们一打听，才知道我去过河南艾滋病村，所以他们便马上写信到卫生部告我，以阻止我再去河南。由于信是从卫生部转过来的，医院非常重视，并召开了所有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会上领导明确表示，谁要再去河南就处分谁。会后，我感到压力特别大。同时，我也感到事情很不对。我想，不就是去看了一下艾滋病病人吗，至于这么大做文章。带着奇怪的心情，我去了当时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询问情况。在迎新街100号病毒所4楼的办公室，曾院士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当我把我所看到的情况告诉曾院士时，他告诉我说：张大夫，你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那里确实存在艾滋病严重的疫情，并对我所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这时，曾院士把在旁边工作的王淑平叫过来介绍给我。在以后与王的两次长谈中，王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向我介绍我看了她1994年在河南周口防疫站所做的工作和后来的遭遇。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河南因有偿献血导致的艾滋病疫情有如此严重，原来他们这样激烈的反应也就比较正常。
回到医院后，我开始下决心，决定帮助这些地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避免与医院发生冲突，作者决定采取隐蔽工作，每月用一到两个周末，去河南看病人，并调查资料。因此，只要觉得病房的事情不多，就周五出发，周一早八点以前赶回北京上班。由于每次时间有限，每次只能去两到三个村庄。只有遇到节假日如五一、十一等长假，就可以去一周时间，多跑一些地方。自1999年的年以来，作者先后去过100多个村庄，地域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包括商丘的柘城县、睢县、开封的尉氏县、信阳地区、周口的商水县、项城县、沈丘县、郸城县、淮阳县；驻马店的新蔡县、上蔡县、汝南县、确山县；漯河的临颖县；南阳的镇平县、卧龙区和宛城区等。
在慢慢的五年巡诊医疗服务过程中，作者不仅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无数次医疗服务，还调查走访了大量的村医生、当事人、血站。在和当地的村医生合作中`，诊治和调查艾滋病病例11057例，其中死亡病历2343例。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查阅了当时的大量文献记录，最终形成该报告。
调查报告
一：血浆经济带来的灾难
1. 血桨经济
河南豫东南地区，地处我国最不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矛盾人均耕地不1亩左右。长期以来，人民在这个地方过着食不裹腹的生活，解决温饱问题就成为当地农民追求的最大目标。90年代中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影响下，在“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号召下，偏远贫困的中原地区农村，成了便宜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其中大部分为卫生部门所开血站。政府为号召广大农民献血，积极组建血站，并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鼓励开办血站，还出面为血站助威剪彩。
1992年6月2日，河南省卫生厅某负责人在省卫生单位负责人和厅机关干部会议所做报告的题为：《迅速行动，加快卫生改革步伐，为促进我省经济越上新台阶做出积极贡献》“……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鼓励外资和港澳台资在我省兴办独资或合资医疗机构，努力扩大医务劳务输出，兴办外向型企业，如中成药、血液及及其制品等，把产品打到国外去……”（原载于《河南省卫生报》，1992年6月5日）
1992年9月8日，省卫生厅和省红十字血液中心举行了首次承包经营合同签字仪式，省卫生厅副厅长徐某和血液中心负责人张某签字，这为开发我省血液制品，使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技术、设备优势和潜能尽快转化为商品优势。在承包期内（1年），省血液中心将完成生产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产值2000万元，这将超过历年来最高水平的两倍多，会上，省厅负责人刘某做了重要讲话。（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2年9月18日）
省红十字会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强调着重办好几件好事……办好两个实体，即河南省红十字血液疗法专科医院和郑州亨利工贸公司。（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12月3日）
这样一来，血浆经济就成了当时大家提倡的发展方向，许多的卫生部门都把这种单采血浆看成一块可以追求最大利益的肥缺，大力推崇和发展，成了当时卫生部门致富的主要途径。
开封医科所，在改革大潮中集科、工、贸于一体，勇敢地走向市场，年创产值从1986年的不足1万元增加到今年的1000万元，居全省医学科研机构之首……经过六年尤其是近3年的努力，他们已先后建立起了“血液回输站”，“生物制品经销部”，“康达科技公司”等六个经济实体。（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2年12月25日）
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自1990年以来，坚持以科技兴“防”，以“副”补“主”，3年创办了3个人实体，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1年12月办起了中心血站，1992年12月与省生物制品所联合创办了“白蛋白生产线”……积累资金达70万元。（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12月3日）
由于我国血液（浆）的需求量大，并且由于价格差问题，一些“血头”，“血霸”仍非法进行地下采血（浆）活动，给艾滋病传播造成极大的隐患……（郑锡文：遏制艾滋病爱我国经吸毒及采供血流行。《中华流行病学》，2000年第一期）
在政府的错误误导下，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了这场“以血致富”的运动中来，卖血致富成了当地农民唯一可以选择的致富之路。许多村民在卖血后建起了新宅，购置了新的生活用品。在这种错误致富观点的影响下，这支卖血大军越来越庞大。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甚至把自己的白头发染黑，以冒充年轻，继续献血；年龄小的卖血者，不惜谎报年龄，参与献血。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说明当时卖血挣钱容易。就在不劳而获的致富思想影响下，一些地方在小血头的组织和怂恿下，多组成20-30人的队伍，长期游离于河南各个血站，以卖血为生，他们也成了艾滋病最大和最快的传染源。河南郸城县刘老家的刘世行和冷庄的冷长金，便是当时卖血的活跃人物，在他的率领下，20-30人的队伍，长期在河南各个血站卖血，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致富，而成为了艾滋病感染者[图2]。为了能卖上血，多数人员彻夜排队等候，甚至开后门，排队卖血成了当时河南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在当时，这些县成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站，人山人海，人头颤动，人们就像今天买彩票一样，狂热的来到这里来实现他们致富的梦想。无知的农民哪里知道，在带给他们的致富的梦想的同时，灾难已经开始悄悄的降临在他们身边[图]。
在政府开办血站的影响下，加之管理不严，大量的地下血站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地下血站，设备极为简陋，又没有消毒措施，他们往往把血站开到村民的家中，或村民的庄稼地里，不分白天黑夜的采血。时任河南小李庄村支部书记李克林，为率领村民致富，方便村民献血，主动邀请私人血头，把血站开到自己家里，进行夜以继日的采血活动。他的行为不仅没有给村民带来致富，而带来全村一百多人感染HIV，自己及自己的六个兄弟全部是HIV感染者。河南开封的尉氏县，当时只有卫生部门开办的血站3个，确有20-30多个私人开办的地下血站。
卖血真能致富吗？实际并不是如此，村民们说，每次卖400-800ml 血，理论上献血员可以得到50元左右的，但实际上血站要在血球回输要扣5元，若果HCV或HBV阳性，再会被扣掉5元，实际大多数献血员仅可能得到40元左右。同时，由于每天献血，献血员需要加强营养，故在这40元中，每天伙食费需要20-30元，剩下的只有10-20元。更大的危害是，由于有偿献血的增加，钱挣的容易，大多数农民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思想，挣钱以后就大吃大喝，赌博，家中农田荒废。当时这里农民有一句顺口溜：“胳膊一伸，露出青筋；扑哧一针，两代二斤；大街一转，啤酒啤蛋；一吃一喝，什么不着”。该顺口溜说明当地的村民卖血后全部被无度的消费掉，而根本就没有致富。
2. 献血员是如何感染HIV的？
有偿献血人员如何感染HIV以前均有报告，除了器械消毒不严和卫生条件较差外，其中血球回输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当时，血站只要血浆，不要血球；一般来讲，血球占血液总体积在1/3左右，由于采集量很大，血球成处理了难题。血站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想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即把同种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输给献血人员，回输的同时还可以少给献血员5元钱。为了使所有的献血员都愿意回输血球，血站工作人员欺骗无知的献血员，说回输血可以控制贫血。因此，几乎所有的献血员都相信了血站，献血后都回输血球。
据介绍使我了解到血浆单采术是指将血采出，经过离心后，分出血浆，然后把红细胞还输给本人的一种安全、对健康没有损害的技术，但也因工作人员的疏忽或其他原因而引起不良反应，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我将自始至终热情地支持这一工作，因故不能坚持献浆时，一定事先通知采浆站……（《献血证》：献血志愿书）
这样一来，同种血型只要有一个HIV感染者，其它人员大部分将不能幸免[图]。所以，HIV就是在这种错误的操作中传播开来。当然，器械消毒不严和卫生条件较差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回输血球真能对抗贫血吗，这实际上是血站当时采取的一种处理血球的方法。因而欺骗献血人员。这样既不用处理每天产生的大量血球，又可以节省大部分开支。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球（主要是红细胞）在体内的半衰期很短，很快就会被破坏掉。回输的红细胞根本不起任何对抗贫血的作用，很快就会被身体代谢掉，更何况还有来自不是自己的红细胞。因此，回输红细胞根本不能起到任何对抗贫血的作用。
在当时，存在单采浆和单采血两中情况，单采血是卖血人员只向医院直接卖血，而不回输血球，这种方式危险性较小。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患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可以制造成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身上抽取800CC两大代全血，经过离心机分离和净化后，再将下层的400CC血球回输给卖血者，卖血者可以得到40-50RMB的报酬。只要其中有一个HIV感染这，就会再传染给其它几个。另外，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掐血代的消毒钳以及离心机的污染，也是传播HIV的途径。就是在这种血球回输和缺乏消毒措施的过程中，HIV，HCV及疟疾等到疾病便迅速在卖血者中传播开来。
“根据疟防人员对焦作、新乡、开封、汝洲市血站调查分析，造成献血员和受血者疟疾传播的主要成员原因是一些血站未严格按照采血规定的操作程序采浆，在回输血球时造成疟疾在献血员中传播，或在输全血时，引起受血者感染发病。”（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8月6日）此消息间接说明当时采供血的情况很混乱，随时可能早成疾病在献血员中播散。
一些血站为追求巨大的经济利益，常常超量采集血液，每次采集在800ml左右，甚至超过计1000-1500ml；河南小李庄农民李克贤，为给孩子治病筹集钱，一次被采集血2700ml， 致使他当场晕厥，后经抢救而度过生命危险[图]。
由于大量政府开办的血站和大量私人地下血站大存在，艾滋病像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原大地迅速传播开来，两年之内造成几十万HIV感染者，传播之快令人咋舌。造成传播快速的原因有两点：血球回输和大量的献血员在各个血站快速流动。血球回输为HIV传播提供了直接路径，献血员的流动使他们成为HIV快速传播的机器，以上两点是造成河南艾滋病在短时间内爆发的主要原因。
3. 河南的现血员是何时感染HIV的？
河南有偿献血人员是何时感染HIV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知道其感染的准确时间，对以后的临床救治和预防工作，孤儿及HIV感染儿童的救助均具有重要意义。1994年以前, 河南就存在大量的血站和献血员，但当时哨点监测发现在献血员中发现大量的HCV, 梅毒和疟原虫感染(疟疾在60-70年代曾在河南广泛流行，后经政府努力而控制)，这些传染病在献血员中的流行已经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当时的一些村医生已经被通知在当地有大量的疟疾和梅毒感染者，但没有发现HIV感染。
省防疫站近期召集175个市，地疟疾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分析全省疫情。。。。。。疫情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病例主要集中于焦作、新乡、安阳、开封、平顶山、漯河等近年来发病比较少的中北部地区，今年来发病比较多的信阳、周口、驻马店地区仍处于稳定和下降趋势……（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8月6日）
省卫生厅今日针对血源性传染病上升的趋势，发出《关于加强血站、单菜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8月27日）
此报告发布于己于1993年，说明当时血站管理已经非常混乱，成为传染病的主要发源地。但当时没有发现HIV的报告。其原因可能是当时没有检测HIV抗体和丙型肝炎抗体。
1993年8月9日，在沪闭幕的全国采供血机构管理与评审会上传出信息，在献血员的中将增加丙型肝炎抗体和HIV检测项目，同时宣布旨在加强血液质量管理，保证献血者和受血者安全的全国血液质量管理委员会成立……（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9月3号）
1994年以前．由于大量的有偿献血存在，曾经在河南得以控制多年的疟疾，梅毒等的以卷土重来，许多村级医生已经发现在献血者中HCV，疟疾，梅毒等传染性疾病出现上升。
开封市卫生局6月4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迅速控制献血员中的疟疾流行。（原载于《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6月17日）
但这时候还很少发现艾滋病。直到1994年，来自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首次在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并迅速报告省政府，省政府不予承认。王不服，将血液样品送到北京曾毅处检测而得到证实。消息传到中央，中央政府倍感震惊，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勒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缔所有有偿献血，并关闭所有的血站。但是，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缔血站，反而停掉王的所有工作，并予以辞退，王最后只能背景离乡背井，来到北京工作。在中央政府的严令下的两年后的1996年，所有的血站才得以关闭。就是这两年，在中原地区造成超过30万的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的灾难从此开始。
以下两个证据可以证明河南艾滋病患者是感染于1994-1996年，高峰期感染期在1995年。
l 来自周口CDC的王淑平女士在1994年首次在卖血的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以后在陆续在其它地方的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
l 1996年以后，大部分血站就被取缔，HIV大面积播散得以控制；作者在河南的调查显示，许多血站在1996年以后均关闭，除了少数的私人地下血站还在运行。
l 作者在佑安医院感染科工作期间，对122位来自河南省当地医疗机构因输血感染HIV的患者的感染时间进行分析，其中1993年感染1例，1994年感染3例，1995年感染109例，1996年5例，1997年2例，1998年1例，1999年1例，超过89.3%的患者均在1995年感染。说明感染高峰期在1995年。[图4]
我国于1993年整顿血站,规定献血员必须进行HIV抗体检测。但是，由于血液（血浆）被“血头”、“血霸”，作为商品经营，与1995年初，在我国中部地区发现有偿献血员HIV感染，局部地区较为严重……（郑锡文：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经吸毒及采供血传播的流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0年第一期）
因此，以上证明，河南省艾滋病经有偿献血感染高峰期应该是1995年，河南艾滋病感染的潜伏期应该从1995年开始计算. 若按1995年潜伏期进行计算，目前存活的艾滋病患者潜伏期已经高达9年，而儿童感染也已进入发病高峰期。
目前可以证明，造成HIV在河南快速播散的原因是献血人员的快速流动和血球回输。是造成HIV快速播散的主要原因，有的血头和献血员拥有多个献血证，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的十多个血站卖血，流动性极大[图]。他们的快速流动是造成HIV快速播散的基础。血球回输则为HIV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直接通路。
……由于献血员来自14个省，且频繁流动，个人居住和防护能力差，在当前我省各地疟疾流行因素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极易造成传染源的不断积累和扩散……（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8月6日）
如河南沈丘县小李庄的李克贤等，自己就有十几个献血证，长期在河南全省各个血站卖血，自己也是HIV感染者[图]。这些人的流动，成为HIV感染快速播散的源泉。
4. 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有偿献血，多少人因献血感染HIV？
河南省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有偿献血，多少人因有偿献血感染HIV，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迷；五年中，我曾请教过半许多人士，都不能说清楚。大家告诉我的结果都不一样。有人认为至少有100万，有人甚至认为超过200万，一位卫生部的官员曾经私下告诉我说，河南可能有超过十万人感染HIV。在五年中，大家一致认为河南艾滋病流行非常严重，但不管是民间人士还是流行病学专家、官员，都无法准确说出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因有偿献血感染HIV。主要原因是大家大多数都没有去过河南，即使去了，也是走马观花看一下，没有认真调查过。多年来，卫生一直希望搞清楚河南艾滋病的疫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搞清楚河南到底有多少HIV感染者。2004年6月，在十五界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徳来到河南，敦促河南省尽快查清有多少HIV感染者。河南省迅速展开所谓的“拉网式”普查。在河南普查的时候，我正在河南调查，当时我在郸城县冷庄巡诊医疗，村里到处贴满了艾滋病防治标语，防疫站站的人员也在村里核实卖血人员，我非常高兴，相信这次一定能普查清楚。我询问过许多人士对普查的看法，大家对这次普查都持乐观态度。普遍认为这次有可能大概查清楚，但认为此次查出来可能会是非常庞大的数值。人数可能会是以前报告的10倍左右。然而，最终报告的结果令所有业内人士大跌眼睛，总共才查出HIV感染者2.5万，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数值。
那么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因献血感染HIV呢，这里需要一些较为科学的方法。一般来讲，估计艾滋病感染人数，有哨点监测、普查和抽样调查几种方法。哨点监测是流行病学调查较常采用的方法，但哨点监测多是监测目前某种疾病的流行情况，对已经出现的大面积播散疾病，该方法实用性较差。普查来获取艾滋病感染人数的方法在各个国家均不采用，除了主观上有自愿咨询检测（VCT）妨碍普查进行而外（本次河南普查就有许多人拒绝承认献血而拒绝普查），客观上耗费人力物力太大而实用性较差，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普查客观上也不可能把艾滋病人数查清楚。那么，抽样调查就是比较科学的方法，在目前艾滋病流病调查中比较多用，包括估计高危人群时用的也比较多。
河南的艾滋病应该怎么调查呢，目前采用的普查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办法，但河南卖血人员既有集中的地方，也有非常分散的地方，还有大量的人员分散在城市中，普查不可能全部触及到。而我在河南看到的也确实如此，河南只在重点地区进行普查，并没有在全河南省所有地方，因为这样做的可能性较小。普查若不行，抽样调查就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法，抽样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抽样调查村庄的卖血人员和HIV感染率，然后计算有多少个村庄以计算出有多少人感染。但问题是各个村庄不但献血员人数差异很大，而且HIV感染率也不一样。另外，大多数村庄以单采浆为主，也有以单采血为主的，单采浆和单采血HIV感染率差别很大。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村庄涉及有偿献血。因此，以村庄作为抽样调查进行估计河南有多少献血员和HIV感染者，非常困难。准确性也较差。
所以，作者这里选择了一种可行的方法：抽样调查血站或医疗机构。因为血站的数量比村庄的数量可能更容易搞清楚。也就是说若果我们知道河南在90年代中期有多少血站，每个血站有多少人参与献血，知道在这个血站周围献血的人的HIV感染率，不但可以估计出有多少人参与有偿献血，而且可以计算出大概有多少人感染HIV。
要计算有多少人感染HIV，这里所统计的血站只是在1994年以后的，1994年以前的血站数量巨大，但在这个时候不传播HIV，故不在计算范围内，1994年以后，大多数都是采浆站，而单采血站较少。同时我们需要区别单采血和单采浆，由于HIV感染率不一样，予以分别计算。
l 单采浆
1） 河南省有多少单采浆站？
河南省有多少血站，说是容易，但要真全部搞清楚，也非常困难。五年来，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和在医院病房工作的机会，调查了大量的病人和献血员、防疫站工作人员、河南的医务工作者，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并实地考察部分当时血站的站点。但到目前为止，能够明确的也只有有近80个政府开办的血浆站（图），很多尚无法完全搞清楚。但有报道河南省有政府开办的血站287个（原载：《艾滋和行为》，2002年第4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河南应该有80-287个血站为政府开办，平均184个（不包括地下采浆站）。以下资料可以作为参考：
近年来，这个地区（驻马店）先后建立了各类血站，采浆站（点）33个。。。。。致使血液管理混乱，直接影响了供血者的健康和血液质量。（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6月25日）
安阳市某副市长到卫生局现场办公，决定对全市输血工作实行“三统一”管理，停止11家不符合条件条件的医疗机构采供血业务……（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10月29日）
……南阳市关闭了10家非法采浆站（点）……（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9月15日，省卫生厅依法关闭了开封县一非法采浆点，此血站设在开封县陈留镇开封第二人民医院内，据该站负责人李某交代，该站是开封市防疫站一职工投资办的……（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10月7日）
10月13日，省采供血机构的工作会议在在郑州召开，省人大科教文卫和省卫生厅领导到会，并为全省87所经验收合格的采供血机构颁发许可证……已取缔信阳193家采浆站。（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10月21日）
从以上资料虽然不能完全说明有多少血站，但当时血站之多，之混乱，已引起政府的重视，并在采取措施整顿，虽然整顿非常迟缓。因此，我们目前所估计的数据应该只少不多。据一些村医生回忆，当时部分血站关闭，由于利益巨大，地下采浆站反而增加了很多。大量的地下采浆站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冒出来的。如上报道，南阳关闭10家采浆站，但调查显示，南阳市有超过5家采浆点一直工作到1996年才停止。
2）每个血站会有多少人参与单采浆献血呢？
在此，作者仅抽样调查了南阳地区，新蔡县，沈丘县、郸城县、尉氏县、睢县、柘城县的10个血站。
l 每个血站有多少床位（b）：调查显示，一般血站有40-60个床位可以供采血，我们按平均50个计算。
l 每采一次血需要多长时间（t）：最短需要30分钟，最长需要1个多小时，我们且按一个小时计算
l 血站每天工作多长时间（T）：一般为10个小时或更长，我们按10小时计算。据献血员回忆，一般血站每天5点开始挂号，8点开始采血，一般都工作到晚8点到10点左右。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
l 总开办时间（d）：我们只计算HIV流行的高发期两年，即1994-1996，除去春节外我们暂按600天计算
l 献血次数(p): 调查显示, 两年内, 最多献血员可达几百次,最少的只献过一次、两次，平均每人献血在100次左右。我们按100次计算。
l 单采浆献血员中HIV感染率（图）：我们对10个村庄的抽样调查显示，单采浆献血员平均HIV感染率为31%。人群HIV感染率最高为沈丘县小李庄村，感染人数占村总人口的18.5%。
我们知道当年有多少政府开办的血站（这里暂不包括无数的私人血站）（n），然后知道每个血站有多少床位（a），每采一次血浆需要多少时间（小时t）， 一天每个血站工作多长时间（小时T），总共开办多长时间（d），平均献血员献血次数（p）。
由此而来我们的计算公式是：b*T*d/t*p
根据以上数据进行计算两年内每个单采浆站可造成HIV感染者：3000人X31%=930人。
低限估计：假如有80个单采浆站，就应该大约有24万人(80X3000)参与单采浆献血并有约7万左右(930X80)的感染者。
高限估计：如果有287个单采浆站，就应该有86万左右(3000X287)的单采浆献血员和约27万左右(930X287)的感染者。
平均HIV感染者估计为:(7+27)/2=17万左右。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994年-1996年两年的时间内,单采浆在河南应该造成HIV感染者约7-27万之间，平均HIV感染人数应该在17万人左右。
l 单采血
调查显示，单采血的高峰期是在1992-1993年，93年以后，主要是单采浆站。与单采浆相比，单采血危险性相对较小。从前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在1994年前后，一些单采血站已经被关闭，剩下的大多数是单采浆站。而这时候后单采血，主要是满足医疗机构地临时用血，也就是说医院需要的临时输血。所以，这里分析的主要是医疗机构的输血造成的感染。
据献血员和卫生人员回忆，河南各地都没有中心血站，当时个医疗机构的输血都来自临时采集，上至大型综合医院，下至乡镇卫生院，都是临时采集血液而应用于临床。各个医院都自己有一个献血队长，医院一旦需要什么类型的血，就立即通知献血队长，队长立即寻找合适的人员去采血。据献血员和卫生工作人员回忆，各个乡镇医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杀抢救、怀孕生产（包括剖腹产）、外伤、手术等，患者一律会被要求输血。乡镇医院若不具备采血条件,他们便去县级医疗机构拿血。因为使用血制品或输血是能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这样就极大地促使了临床血液无节制的使用。
单采血由于没有血球回输，与单采浆相比，危险性相对较小。如河南省南阳市某村全部为单采血人员，共有 550参与献血，现总共查出HIV阳性的感染者43位，其中已经死亡13位，HIV感染率=（44+13）/(550+13)=10.1%。与1997年来自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郑锡文等在河南某村调查结果为单采血HIV感染率为11.1%基本一致（原载《中华流行病学》，2000年第四期）。这个感染率与单采浆要差3倍左右。
一般来讲，在河南，单采浆人员比较集中，目前比较集中连片感染的艾滋病村，大多数都来自单采浆感染。但我们这里不能忽视医疗机构单采血和输血感染的人数，感染数目可能比单采浆感染人员更多。目前，虽然集中连片感染村庄的多属于但采浆形成的，然而大量散在分布在河南各个村庄和城市中的经受血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和有偿单采血感染HIV的人员，人数不但众多，而且普查很难发现。一位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部分人员目前是最难查清楚的，由于人员分散，大多数不愿意暴露，普查很难涉及这部分人员。一位防疫站人员告诉我说，仅他们一个县，就有经输血感染的患者1000人左右，数量也非常庞大。但这部分人员目前都不愿意暴露。作者在佑安医院工作期间，接待了大量的来自河南在医疗机构经输血感染的人员，上至国家高级公务员，下至普通百姓，均不能幸免。
单采血和单采浆不一样，单采浆虽然献血员感染率高，但据权威机构证明，血浆由于特殊处理，本身并不带病毒，所以使用血浆的人并不感染HIV（除第八因子除外）。而单采血就不一样，献血员感染HIV，受血人也将同样感染HIV。造成的影响是双方面的。那么有多少人会因为单采血和受血感染HIV呢？
2002年资料显示，河南省辖17个地级市，21个县级市，89个县，48个辖区，总人口9603万。
如果我们只算县级所属乡镇医院，一般一个县有约平均10-20个左右的医院，如果有100个县（这里暂不计算地级以上城市医疗机构），就有超过1000-2000家医院。加上个地级市和市辖区医疗机构，河南应该有约3000家医疗机构。
低限估计：1000家医疗机构，以每个医院每天只用1个血（或采两次，或两个人用, 一般大型医院较多,乡镇医院较少）。仍按艾滋病高发期两年600天计算。那么在两年内就有600,000人次参与献血和同样人次受血。献血员一般多次献血，但单卖血人员与单采浆不一样，不是天天都去。需要时候再去，大约平均10次左右(94-96年，职业献血员除外)，其中部分人员既单采浆，也同时单采血，我们这里仍按10%的HIV感染率计算。
故在医疗机构有献血员感染：600,000X10%/10=6,000
受血人员感染:：600,000X10%=60,000
总人数：6000+60,000=66,000
高限估计: 3000家医疗机构，以每个医院每天只用1个血（或采一次，或一个人用, 一般大型医院较多,乡镇医院较少）。仍按艾滋病高发期两年600天计算。那么在两年内就有1,800,000人次参与献血和同样人次受血。
故有献血员感染:3,600,000X10%/10=18,000
受血人员感染:1,800,000X10%=1,800,000
总感染人数:18000+1,800,000=198,000
平均(66,000+198,000)/2=13,2000
总计高限估计：20+27=47万
总计低限估计：7+7=14万
因此,因有偿献血河南总HIV感染人数应该是高限估计为47万左右，低限估计为14万左右，再加上这个时候仍存在的单采血站和大量数不清的地下血站，估计平均HIV感染总人数最低应该在30万左右。因此，我们认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因有偿献血造成的HIV感染总人数应该在30万人左右。
5. 临床和死亡调查
作为一个传染病医生，作者更注意河南艾滋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发病现状。自1999年开始，作者就和当地的村医生合作，对来自40个村庄11057个病例中进行调查，其中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由于感染时间一致，感染途径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情况基本相同，并和国外相关临床资料有一定区别。临床表现为高丙肝感染率，高母婴传播率（HCV阳性率为95.1%）。临床特点以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口腔溃疡）、搔痒性皮炎为主[图]，并合并大量的疟疾感染。对66位HIV阳性的母亲在1995年后所出生96位儿童调查，36位儿童HIV阳性，母婴传播率为37.5%, 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5%～25%的传播率水平，与亚非国家的基本持平。
我们对死亡病例定义，对1999年以前未检测HIV而怀疑死于艾滋病的死亡病例定义：
l 青壮年；
l 曾经有明确的有偿献血史；
l 死亡原因为长期发热，严重的肺部感染、严重腹泻，消瘦、口腔霉菌感染、各种肿瘤、肝硬化等。
死亡原因符合以上几点的定义为患者死于艾滋病。
调查显示：
自1995-2004年8月，调查40多个村庄11057个病例中的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目前已经死亡患者占HIV总感染人数的21.2%。年龄20-68岁不等（不包括儿童或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患者），死亡患者平均年龄41.9岁。男性略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1.3:1。70%为30-50岁的患者[图]。
登记在册的第一例因卖血死于艾滋病的人叫孔红艳、男、27岁、来自古吕镇东湖村熊庄，1995年死亡。初部诊断艾滋病单位为省人民医院。据该村刘医生回忆（该患者为刘医生的同学），该患者发病时长期发热，消瘦，在加之后初筛HIV阳性，既往1994年有卖血浆史，故登记为因有偿献血死于艾滋病的第一例。死于有偿献血最小的艾滋病患者是来自尉氏县水黄村，名叫杨彦玲，女，20岁，2001年9月死于严重的肺部感染（其母亲也已死于艾滋病）。年龄最大的患者叫胡毛，来自上蔡的程老村，68岁，既往有有偿献血史，确诊HIV阳性，2002年8月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为上蔡程老村，目前统计为126人，其次为柘城双庙村和新蔡东湖村，都在120人左右。
自1995年以后，1996年，97年，98年逐渐有患者死亡，死亡逐渐增加，到1999年进入发病高峰期。 1998年病死率为0.81%, 1999年2%, 2000年为2.92%, 2001年为4.91%. 2002年为5.67%, 2003年和2004年因政府免费发放抗病毒治疗（ARV）药物后，病死率开始下降, 分别为3.97%和1.91%[图]. 可以看出， 在政府发放ARV后，局部地方的大面积死亡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控制。从调查可以看出，实际上河南艾滋病在1999年已经进入发病高峰期，目前经持续发病高峰期达五年。
死因分析：发现在2343例死亡病例中，32.8%死于严重的肺部感染, 18.1%死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8.2%死于肝硬化, 6.6%死于各种肿瘤, 3%死于自杀; 其余23%死亡原因不明[图]. 其中有3%死于自杀值得我们关注。随着抗病毒治疗在河南的大面积开展，死亡的原因将会发生变化。一般性机会性感染如肺部感染,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消化道感染将会得到遏制，而肝硬化和肿瘤、结核病将会成为今后威胁艾滋病患者生命的主要因素。
二、我们是怎样一次次丧失机会的？
河南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本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早期行动，便可以将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我们该承认，我们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犯一些错误，这本无可非议。然而，错误就在于我们的态度。不愿意正面面对现实的态度可使我们一再错失很多良机，长期隐瞒疫情，使一起卫生事件逐渐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1994年，周口地区防疫站的技术员王淑平首次在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并迅速报告省政府，省政府不予承认她检测的结果。王不服，将血液样品送到北京曾毅院士处，检测结果而得到证实王的发现是正确的。消息传到中央，中央政府备感震惊，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即下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缔所有有偿献血，并关闭所有的血站。但是，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缔血站，反而停掉王的所有工作，并予以辞退，王最后只能背景离乡背井，来到北京工作。
客观上讲，1993年发现疟疾流行和1994年发现HIV感染的问题后，河南省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从河南省公开的一些新闻媒体可以看出，当时也在取缔一些非法血站，但今天看来，这些工作可能过于流于形式，力度有限，而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省卫生厅发出关于对全省采血机构进行整顿的紧急通知……自10月5日起，除保证临床用血的血站（库）外，凡在我省内单采浆站和各级血站（库）的单采浆部分，一律停业……（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10月15日）
各地宣传《省公民献血管理条理》活动有声有色，洛阳市公民无尝献血再宣高潮。项城市人大，市政府、卫生局领导分别发表电视讲话……（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省人大常委会听取《省公民献血管理条理》执法检查汇报，三检查组分别汇报了最近对洛阳、开封、新乡、漯河、信阳、驻马店等六个地市的12个县市的公民献血管理，采供血机构管理情况……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12月16日）
献血员所致输血感染不容忽视。（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以上说明，由于当时事态非常严重，河南省也确实在采取一些措施，以遏制遍地开花的血站可能带来的灾难。但在这个紧急关头，这些措施并不得力，大量的有政府背景的血站根本不理睬当时的通知，继续进行采浆工作。由于政府背景的血站存在，故地下私人血站也就有存在的理由。作者曾问过一位当时负责开办血站的卫生局负责人，为什么没有在1994年禁止有偿采浆而停下来。他告诉我说，他们的血站是在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刚建的，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开办血站，但由于当时单位投资的两个血站刚资金太大，没有收回来，所以一直坚持开下去，到1995年底停办的时候，原投入资金也没有收回来。作者五年来在其他地区的调查大多数如此，许多血站都是在1995年底或多或1996年底才停办的。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使在这个地方埋下了巨大的灾难。调查显示，大多数血站都是1996年才停止有偿献血的，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这里只能说明当时这些措施并报没有真正其到遏制大办血站地形势。
河南省到底当时有多少血站，有多少人参与献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这场灾难是如何种下的，作者确实无法完全说清楚，很多事情可能以后才能大白于天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确实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999年，由于艾滋病的正常发病高峰期的来临，人员开始大面积不明原因的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民患者开始到大的城市寻求医疗救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先后到达河南省新蔡县的东湖村和其他村庄。后来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公被之于媒体。应该说，这个时候采取措施，完全有可能把灾难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然而，河南省一直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除驻马店之外，作者很快就去了柘城、睢县、南阳等地，看到病人大量死亡，非常着急。我也见到一些官员，希望他们能做一些工作，可他们却说：张大夫，没关系，过两年死完了就没事，近乎愚昧的心态。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干脆说，“这病就没法治，只能等死”。2000年，我到一个地区与他们商议，能否将艾滋病的事公开，我说公开以后就会获得许多援助。我告诉他我可以在北京为他们寻求到许多援助。这位领导告诉我说，此事万万不可以，一旦公开，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我告诉他说，我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就是使人民生活的更好吗，若果这里的人民都百病缠身，我们发展经济还有什么用处呢？作者在睢县巡诊医疗时，患者小赵告诉我说：张大夫，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钱，只要没病就该有多好啊。
其实，这些官员的话反应了大多数地方官员的心态，因为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晋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他的政绩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与他们的晋升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向我坦诚一旦公开可能会承担责任。这也为日后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方面不作为`埋下隐患。
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有超过3%的艾滋病因无法经受艾滋病晚期疾病的折磨而自杀身亡。
由于自己多次去河南艾滋病村，所有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几乎都知道了北京佑安医院能治疗艾滋病，此后，来自柘城、睢县、开封地区、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南阳地区的艾滋病患者来找我，大量的河南艾滋病患者开始涌向佑安医院。每天早上一上班，总会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医院门口等我。久而久之，医院职工都习惯了，一看见河南来的农民，就知道是来找我的，他们俗称为“我们家的亲戚”。但是，由于佑安医院资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涌向医院，不但给医院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病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也产生不少矛盾。这种矛盾后来甚至上升到医院。这样一来，医院领导开始对我的工作颇有微词，并大为不满，这也为以后医院把我从艾滋病病房调走埋下了隐患。
在巨大的压力下，为缓解医院的压力，作者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客观上讲，只要地方政府不作为，单凭我个人甚至佑安医院，根本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因此，作者决定由单纯的医疗服务转而帮助他们培训人才。2001年，作者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4万元资助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村医生培训班”。来自河南的近30名村医生和卫生官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在培训班上，我向他们讲了目前河南艾滋病发病形势和现状，并希望他们能所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会后的当天晚上，我与来参加会议的新蔡县卫生局王忠明局长进行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希望他们回去后能做一些工作，以缓解目前我们的压力。王回到县后，在当时其他地方还没有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情况下，立即开始着手力抓艾滋病工作，他立即在疫情较重的东湖村新建村卫生所，并将村医生刘光明父子脱离出来，由县里给发工资，专门负责艾滋病治疗。他自己不但亲自赴北京寻求援助，并率先将村医生和防疫站工作人员送到佑安医院进修。其有效的工作使灾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时也减轻了当时佑安医院的压力。
然而，其他地方的病人确没有那么幸运，如周口地区，多年来就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艾滋病疫情较重的沈丘县小李庄，即使在新建卫生所和发放抗病毒后的今天，目前病人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今年截止8月底，今年就已有超过10人死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根本的好转。
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公之于媒体。
在文楼艾滋病疫情被爆光后的，中央及卫生部倍感压力巨大。2001年，卫生部为解决河南问题，决定以当时较为公开的文楼村为突破口，继而全面解决河南问题。我曾几次参卫生部艾滋病中心针对河南问题的专门讨论，制定防治策略，可见当时卫生部对河南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然而，虽然卫生部愿望是好的，但天不随人愿，事情更加陷入非常丰富痛苦的困境。
首先，卫生部希望能够查清河南艾滋病的疫情，被遭到拒绝。我曾经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上蔡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大量阐述了文楼被公开后的痛苦。说被公开后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语之意对公开的不满， 同时认为中央就应承担全部救助任务，他们把艾滋病防治当成是中央政府的事，与他们无关。自此，卫生部和河南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产生巨大矛盾(当然，现在上蔡县政府已经开始面对现实了)。
卫生部在以下几点对河南很有意见：
一：疫情报告不真实，多年来，河南省严重疫情的真实数据无法获得，由于卫生部长期得不到具体疫情的数据。河南省在近几年来，一直报告艾滋病人数从几千到一万多人，这样的数据卫生部很难相信。由于数据不准确，卫生部不知道要提供多少援助，购买多少药物，需要多少资金，需要什么技术。致使长期无法对河南问题做出科学决策，直到今天，仍然如此。2003年，为援助河南，卫生部紧急购进5000人份的抗病毒药物，本指望能帮助河南解决部分问题。但后来发现，药物居然太多了，发不下去，没有那么多人用。其实卫生部不知道，下面根本就不愿意把药发下去，因为地方政府怕麻烦。2003年底，因为我到河南某地区上去了一趟。我问村医生发药了没有，他说没有。但我走后第二天，听说药就发下去了。后来才知道，地方官员误以为我是卫生部来暗访的，所以我走后的第二天就赶紧把药发了下去。如果不是这样，药恐怕还不会发下去。当时回来后，我电话问了很多村医生，他们告诉我其实只有重点村发了，其它村庄并没有发。
二：工作不作为：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可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长期以来形同虚设，没有进行实际工作。如河南南阳的镇平县，艾滋病疫情非常严重，但许多疫情仍然隐瞒，工作不作为。河南省沈丘县除了为小李庄建了一个村卫生所外，几乎什么工作都没有做，致使这个地区的艾滋病病人目前仍处于发病高峰，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并不停地到卫生部上访。2003年年底，曾经在我这里进修学习过的河南省某县防疫站的李某，怀着极大的热情准备在12月1日在县城搞一次艾滋病宣传活动，活动刚开始，便被县里领导勒令撤消，说什么艾滋病工作悄悄做就可以，哪需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并把李训斥`了一通。李某不得以，只能草草收场。
严重的不作为和隐瞒疫情，媒体的不断爆光，使卫生深知河南问题的严重性，倍感压力巨大。鉴于河南问题的严重性，2002年12月（SARS爆发前），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向全国人大就艾滋病防治情况汇报时说：“……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领导担心艾滋病会影响地区形象和经济发展，隐瞒或延缓疫情上报，甚至不开展宣传教育和疫情调查……”（原载《健康报》），2002年12月27日，第一版）足见当时卫生部对河南问题的担忧。
SARS结束后，国务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总理上任后，艾滋病问题成了目前最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解决，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河南问题。2003年12月，吴仪总理亲率卫生部官员，专家及相关人员奔赴河南，就河南艾滋病问题进行专门调研，解决问题。在去的路上，卫生部官员曾经提醒总理，说河南可能会欺骗你，吴总理说，我心中有数。到河南后，为了解真实情况，总理大量接见了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民间人士（包括高耀洁），艾滋病病人，与他们进行交谈，了解真实情况。进村，亲自与艾滋病面对交谈`。我的学生，河南尉氏县水黄村的刘广苓医生当时就是总理接见的人之一[图]。在总理接见时，他详细向总理坦诚了目前农村艾滋病防治的现状。在最后的总结会议上，总理严厉要求河南省必须认真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否则，中央可能对河南采取严厉措施，甚至是组织上的措施。
然而，总理走后，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河南省马上抛出38个艾滋病重点村，又是派工作组，又是修路，又是打井，俨然一派艾滋病防治的繁荣景象。这些重点村的艾滋病患者当时确实有一定受益。但人们并不知道，在每个重点村周围，就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艾滋病村庄，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善，照样处于无医无药和无人管的地步。如河南省沈丘县，该县只报了一个小李庄作为重点村，建立了村室，修了柏油路，通上自来水。然而，在小李庄旁边的如胡桥、董营、红庙、大滩李等20-30个村庄，疫情非常严重，却基本没有人过问。郸城县的艾滋病重灾村冷庄也是如此，所有的病人都看着重点村刘老家村的病人享受各种待遇，而自己连一个村卫生室都没有，药发给病人后就没有人管，所有的患者都怨声载道。不得已，病人多次集体到卫生局找领导人论理，局领导说：“省里有文件规定，超过45个人的村庄才能算重点村“。村民说：我们已经超过45个人。过几天村民再去找局领导，领导便推脱说不知道此事。
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不仅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且由于表面假象而耽误了实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一位艾滋病的村长哭着告诉说：我不会在这条柏油路上行走，因为他是用我们村民的尸体铺成的。最严重的是河南在误导全国人民，大家误以为河南只有38个艾滋病村。笔者经常给医院的同行讲，那里的艾滋病疫情很严重。可我的同事说，不就38个人村吗，能有多严重？可见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河南艾滋病的真相。
因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其它省市也有，有的省市的局部地区，其疫情也很严重，程度与河南差不多。如山西省，安徽省，湖北省的部分地区等。但与河南省不同的是，这些地方的领导都能正面看待这些问题。地方政府非常积极，主动到北京寻求援助，并主动把工作做好。如山西省夏县两年前主动与联合儿童基金会和中国艾滋病基金会合作，共同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山西省文喜县，多年来一直与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合作，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在国内农村地区成立了首家以关怀艾滋病的民间机构“温馨家园”，为全国农村艾滋病防治做出了示范作用。作者曾被邀请多次去山西省讲课，看到这里的病人和地方官员关系非常融洽，大家总是配合一起做工作，情况与河南大不一样。
我们的政府不管在什么时候，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本身就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对待错误的态度。河南省就不一样，不仅最大限度的隐瞒疫情，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援助，不论是国际的或者国内的援助，一律拒绝。作者五年在河南巡诊医疗，多次遭到驱逐。有时候，为了不与他们发生冲突，只能夜晚去村里看病人。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好事，在这里长期便成了地下工作。当地官员还威胁村医生说，不要与张大夫联系，否则就要收拾你。今年六月，河南省卫生厅会同省艾滋病协会向河南省各地发文，要求驱逐作者在那里的医疗活动。消息传到我的学生那里，他们非常不满，河南某地村医生便与当地卫生局负责人理论，村医生说，张大夫为我们这里五年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不能这样对他。最后，卫生局和防疫站负责人商议后干脆说，张大夫以后来了我们就假装没有看见。鉴于河南艾滋病疫情严重，无国界医生组织多次找河南省协商，希望能到河南帮助艾滋病病人做一些工作。但河南省总是“婉言”谢绝，到目前为止，无国界医生组织也不能进去。当然，还有很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个人、慈善机构、媒体、都希望能为河南做一点工作，但结果都一样：拒之门外。
由于河南省在艾滋病的暧昧的态度，目前，卫生部的官员一听到河南艾滋病就头疼，直摇头，谁都觉得这件事难办，不愿意管河南的事。他们觉得不好管，管不了，当然也管不好。如2004年6月，为检查示范区的工作，卫生部派专家组到河南，检查了柘城，沈丘，新蔡的艾滋病临床救治工作。这时我正好也在小李庄巡诊医疗，当时我看到的真实情况是这里的救治工作非常糟糕，药物使用非常混乱，病人仍在死亡，村民对地方官员的工作非常不满。但小李庄为应付检查，事先做病人的工作，让病人只说好的一面，不要说坏的一面。最后使卫生专家组得出错误结论，认为沈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较好，要求最后检查的实际上工作较好的新蔡县向沈丘县学习。当检查组刚离开不久，20多个村民便来到北京卫生部上访，反应村里艾滋病防治存在的问题。
三、河南艾滋病，我们的国家灾难
1999年，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艾滋病首席专家曾毅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呼吁“艾滋病将造成国家灾难”。没有想到，他的话很快就不幸被言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将要为这场灾难付出高昂的代价。它将造成上百万的青壮年因此失去了劳动力，数十万人死亡，数以十万计的艾滋病儿童和艾滋病孤儿。
然而，最大的灾难是我们目前仍不愿意正面面对这个现实。在该报告快要结束时，传来河南“拉网式普查”的结果。“2.5万感染者，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低流行地区，10%的献血员感染率，”，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为之诧异，继而感到震惊，人们都不相信在河南仅有2.5万感染者。如果真实这样，那我们的操心原本就是多余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可以看出：
l “2.5万感染者”：河南只有2.5万感染者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据作者所知，仅上蔡县在两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左右，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左右。总数将近8000人，加之没有查到的，总数可能超过1万人。可以看出，仅一个县就有接近一万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象上蔡这样的县有很多，如新蔡县、确山县、沈丘县、项城县、尉氏县、镇平县、郸城县等等。怎么就只有2.5万感染者呢?
l “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低流行地区”：河南省有近1亿人口，假如只有2万五千感染者，人群感染率为万分之三，这毫无疑问就是“低流行地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一年前我们全国报告约有100万感染者，那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为千分之一。又如北京市一年前检测出艾滋病患者约400人左右，北京市自己估计有两万人左右，北京有1500万人口，人群`感染率也在千分之一左右。河南省报告的同时，四川省也同时公布四川有感染者约6万左右，占四川人口也在千分之一左右。若果河南省人群感染率为万分之三，与全国和其他兄弟省市相比，当然就是“低流行地区“了。真是这样吗？很显然河南省在向全国人民撒谎，道理非常简单，如此多的大量献血人群的存在，大面积的HIV播散，就不可能是“低流行地区”。我们且不说河南省是高流行地区，就算与全国的千分之一感染率持平，也有10万左右感染者。还不用说，河南省本身就是艾滋病高流行地区。
l “10%的献血员感染率”：前面我们说过河南省当时存在单采血和单采浆两种情况，与单采浆相比，单采血人数数量较少。因为全血用途有限，主要是医疗机构临床输血。而单采浆由于能提供蛋白等血液制品，用处广泛，也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前面说过，单采血由于没有血球回输，危险性较小，HIV感染率在献血员中为10%左右。而单采浆由于有血球回输，HIV感染率非常高，从现有河南已检测的资料的调查显示，最高为51.6%，最低为18.6%左右，平均为31%。即使把单采浆和单采血人的人混合在一起计算，感染率也应该在20%左右。
1997年来自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郑锡文等在河南某村调查结果为：单采浆为18.2%, 单采血为11.1%；1999年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颜江瑛，郑锡文等在我国中部某村的调查结果：单献血人员中HIV感染率为9.1%，单采浆为25.9%。（国家“九五”医学科技公关课题，原载《中华流行病学》，2000年第一期和第四期）
因此，河南肯定是把单采血的感染率说成是全部感染率，而大部分的献血人员是单采浆，不是单采血。
河南省到底有多少感染者，准确估计非常困难。作者五年不断在论证这个数据，总有变化。但基本估计应该在30万左右，假如按30万感染者计算，有20%左右的人已经死于艾滋病，也就是说，河南目前因艾滋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万人。
灾难1：超过6万人已经死亡，留下巨大的社会隐患，许多家庭变成单亲家庭，隔代家庭。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图]。
灾难2：几十万的青壮年失去劳动力：由于感染HIV的人群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人，是农村体力劳动的骨干。而今，他们都将失去劳动力，需要国家的长期救助。国家将为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灾难3：庞大的孤儿群体需要就救助：目前，我们已经有大量的孤儿需要就助。河南到底目前有多少艾滋病孤儿，很难估算清楚，者比有多少艾滋病患者估计更为困难。河南一般家庭都有2-3个小孩，假如以一个艾滋病患者对应一个孤儿，目前已死亡6万人左右，即可能有6万左右的孤儿。河南郸城刘老家大刘守让四兄弟八口人都参与卖血,目前除了本人和其一个兄弟的妻子外，其余六口人已全部先后死于艾滋病，留下13个孤儿（除一女儿已出嫁外）。[图]。郸城冷庄的冷新华，除自己爱人死亡，儿子和儿媳妇均已死亡，现在一个老人带3个孤儿，典型的隔代家庭。图
河南艾滋病孤儿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1）艾滋病孤儿：即父母双亡；2）准孤儿现象：父母一方已死亡；一方仍健在；3）潜在的孤儿：即父母都健在，但有一方或双方是艾滋病感染者；4）艾滋病儿童：指感染HIV的儿童。
目前急需要解决的是艾滋病孤儿和艾滋病儿童这两类儿童。艾滋病孤儿系父母双亡，应尽快解决收养问题。感染HIV的儿童，一般应该是1995年以后出生的，经过8-10后，目前均已进入发病高峰期，应立即解决治疗问题。但儿童的抗病毒治疗谈何容易，既无技术，又无药品。目前连成人的抗病毒治疗都难以规范和开展，儿童就`更难。尤其是缺乏技术，作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目前在农村地区发放的抗病毒药物，对成人疗效较差，但对儿童似乎疗效较好。因此，如果给予适当的技术支持，就可以帮助解决儿童在农村的治疗问题。
对于准孤儿现象和潜在的孤儿，目前若能进行抗病毒治疗后，可以很大程度延缓父母的生命，应鼓励他们自己抚养孩子长大。一般来讲，母亲在健在时比父亲健在更应该继续抚养孩子，抚养效果更好。
灾难4：庞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尚无法准确估计河南艾滋病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造成多大负面影响。但我们可以简单估计一下便可以知道。根据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和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在2001年的《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提示：由于劳动力损失而减少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一个艾滋病患者一身的总经济损失量约为13万元。在没有抗病毒治疗的情况下，每年每人需要平均医疗总费用为17518元。
河南的损失如何呢，目前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由于抗病毒治疗后，机会性感染将会减少，直接医疗费用变为抗病毒治疗的费用、部分检测、机会性感染治疗和对症治疗的费用。我们以每个病人在进行抗病毒治疗后能平均存活五年左右作为计算依据。
l 抗病毒治疗：目前每年每人的抗病毒治疗需6000元左右。每人五年总费用为3万元；
l 对症治疗费用和机会性感染费用：以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较早的上蔡为例，目前控制较好的上蔡郭屯，每月每个病人需要药物费用在30-50元左右（月总费用5000左右），但控制较差的程老村，每人每月需要药物费用为200元（月总费用6-10万），若平均每月需要100元计算，则五年每人需要约6000元左右，最后患者死亡的治疗费用约需要1万元。加上需要检测的费用，总共每人的消耗在2万余元左右（这还需要在抗病毒治疗控制较好的情况下）。
l 生活补贴：如果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补贴200元计算，故每个患者五年内需要直接生活补贴约1万元。
故一个艾滋病病人一身由于直接经济损失总量将超过19万元。再加上国家大量的防治经费的投入、人员培训、医疗设备的投入、大量人力的投入，社会恐慌等因素，大量的孤儿和老人需要赡养。把这些加在一起，故目前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将给国家造成超过至少10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由于继续传播带来的间接损失就更多而无法估计。
以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样本村文楼村为例，从2001年开始实行全部免费治疗以来，仅机会性感染的治疗，每月花费在20-30万左右，两年仅控制机会性感染就花费500万左右，加之国家给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生活救助、“七个一工程”及病人、孤儿等的补贴，总消耗已经超过两千万元人民币（这里还不包括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图]
目前在38个重点村的不完全调查，“七个一工程”包括病人的救助在内，平均每个村的投入已经100-200万元左右，如果每个村都按这个标准进行工作，国家的直接资金投入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值。
庞大的经济支出已经是河南省不堪重负，而且随着全面防治工作的开展，资金投入将会越来越大，单凭河南省已经无力单独应对如此庞大的疫情。河南的经济在近20-30年之内大踏步的后退，并将被如此严重艾滋病疫情彻底拖垮。
四、现实问题
1．农村抗病毒治疗、先天不足
2003年，中央承诺给予河南艾滋病患者免费抗病毒治疗，并于七月份左右将药品发到了部分病人手中。由于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从3月到8月，我一直没有去河南。8月下旬，陆续有河南的患者带着抗病毒药物`到北京找我，说药不能吃，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吃，他们说吃药后腹涨、头痛、腹泻等，不能坚持，并告诉我说他们有很多人都不吃药。我立即打电话询问一些村医生，结果如病人所说的一样，并告诉我说目前他们也没有办法。9月，10月及春节后的2004年3月，我陆续去了柘城、睢县、尉氏、新蔡、商水、南阳等地，对抗病毒治疗中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非常令人震惊，超过40%左右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药[统计图]，最为令人头痛的是应该服用药物的停止服药，而目前还不需要服用的病人在坚持服用。并有许多病人出现严重贫血，肝损害，严重的皮疹[多幅图]。河南郸城县冷庄刘某，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后，出现严重的药物过敏-剥脱性皮炎，但由于缺乏合理处理，病人在床上已经躺了4个月，仍然无法恢复[图]。
造成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由于河南省对疫情的长期隐瞒，没有进行过艾滋病临床治疗的能力上的准备，对大面积开展抗病毒治疗准备不足。真开始进行治疗时，出现问题和根本无人能够应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其原因在于基层防疫站人员不知道该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他们误以为这是政府发放的福利，每人一分，发完药后就不管了。至于什么人该用，什么人不该用，用后有什么问题全不管。某防疫站工作人员提出的口号是：想活命吗，就服用药物吧。许多农民艾滋病患者误以为此要用上后，艾滋病就会好了，所以都服用，致使许多CD4+细胞在400或500以上的艾滋病患者也在服用药物（实际上只有CD4+细胞在200左右的患者服药比较适宜）。而许多CD4+细胞较低的患者确由于轻微的副作用退出治疗，抗病毒治疗管理极为混乱。作者到某县，其县领导告诉病人说“药都发给你了，还需要什么”。意思是说只要有药，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当然，除了地方政府缺乏相关知识外，农民缺乏教育和基层技术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大多农民此前并没有接受过抗病毒治疗教育，一方面农民误认为服用ARV后病就好了，人人都用；另外一方面当有轻微的副作用时，就退出治疗；更有甚者自己减量服用和断断续续服用。同时当患者出现严重副作用时，没有人能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有的已出现严重肝功能损害和严重贫血时，还在继续服药，使少数病人死于严重的肝坏死和严重贫血。当然，客观上讲，药物方案欠妥， 副作用确实较大，也是造成病人推出的主要原因。目前这两种组合方案疗效较差，副作用较大，有10%的患者肯定不能坚持服用。但我们高兴的看到，中央政府正在不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国家已经决定为这些患者提供治疗艾滋病大骨干药物：拉米夫定，制定以拉米夫定为主的治疗方案，可望解决这些问题。但薄弱技术力量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农村抗病毒治疗，任重而道远。
但作者调查发现，也不乏有工作做的非常好的村庄，河南省上蔡郭屯在以吴中仁为首的村医生负责任的工作下，从去年发放免费药物以来，就没有病人死亡。病人情绪稳定。他们送药到患者手中的做法，已经开始在河南省推广。艾滋病救助工作的好坏，病人死亡率下降是直接依据。另外一些如村新蔡县东湖村，尉氏的水黄村和屈楼村，今年病人死亡率明显下降，病人情绪基本稳定。
然而像沈丘的小李庄和郸城的冷庄，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今年病人的死亡率居然高达10%左右。尤其是小李庄，作为省38个重点村，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病人的救治工作，情况依然非常糟糕。仅今年6-8月就有两例病人因严重抗病毒药物毒副作用死亡（一例死于严重肝坏死，一例死于严重贫血），病人死亡率居高不下，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
为帮助河南部分地区克服抗病毒治疗的困难，作者2004年3月在从河南调研回来后，4月份，在澳大利亚国际艾滋病组织的支持下（AFAO），作者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村医生的培训班，来自河南省柘城、睢县、尉氏、沈丘、新蔡、上蔡、南阳、临颖的近30位村医生参加了培训[图]。在这次培训中，作者就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中的问题与村医生进行了广泛交流，并针对目前的问题请专家进行了认真讲解。同时，作者还印制了6000册“农村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教育手册”和“农村村医生实用治疗手册”[图]，到农村广泛发放，并给村里的艾滋病病人讲课。在后来小李庄的巡诊中，应村民的要求，作者给村里的艾滋病患者讲了一堂课[图]，题目为如何正确使用抗病毒药物，听完课后，许多村民告诉我说，“张大夫，你将的与防疫站医生讲的怎么不一样呢？”。那我说，那你就听我的吧。以后在村里的时候，病人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张大夫，我的药管不管吃（能不能吃）“，有时后，我也很难回答，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患者目前的免疫状况。高兴的是，目前已经大部分地区有了流式细胞记数仪，可以帮助判断病人是否可以服用。
客观上讲，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起步较晚，许多东西还准备不足，目前的农村抗病毒治疗犹如“在一个沙滩上要建一个大楼”。但问题又确实紧急，我们甚至连打“地基”的时间都没有，因为病人在不断的死亡，需要“救火”。虽然农村抗病毒治疗存在一大堆的问题，但我们也看见，在局部推广抗病毒治疗的地区，病人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在2003年发放抗病毒治疗后，病人的死亡率已经从高峰的2002年的5.67%下降到2003年的3.97%，今年截止8月底统计病死率仅为1.91%。但在抗病毒治疗使用不好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如小李庄，截至8月底，今年已经死亡超过10人，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2．中医药，农村艾滋病患者的期待
祖国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长期的医学实践证明，祖国医学在治疗各种凝难杂症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因此，我们相信，在艾滋病治疗方面，传统中医药也一定能发挥其独特作用。多年来，我国学者在中医治疗艾滋病方面进行不尽的探索，并做了大量工作。中医基础研究部门率先在国内就中医治疗艾滋病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对我国现有的植物药物资源进行了大面积筛选，从中发现许多对HIV有抑制作用和在改善免疫方面有独特作用的植物药，为以后的艾滋病临床治疗提供了物质和理论的基础。
但我们看到，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在我国农村的推广应用一直比较迟缓，到目前为止，仍无大的进展。广大农民患者非常喜欢副作用较小又实用的中药治疗，而对副作用较大的西药抵触情绪较大。如河南郸城县刘老家的病人，在2003年发放抗病毒药物后，目前有20%的人在服用抗病毒药物，80%的人在服用中药，但患者死亡率也明显下降，今年该村只有两名患者死亡。当然，到目前为止作者并不知道该药物的组方和功用。
由于农村没有正规化的中医治疗，“游医”便在这个地方泛滥成灾。各种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在农村大行其道。一名“游医”在河南省小李庄说能治疗艾滋病，让病人在一个非常肮脏的大缸中长期洗澡，说能治疗艾滋病[图]。这些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不仅不会治疗艾滋病，反而耽误了患者的病情，延误了患者的治疗。就其原因，因为没有正规的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在这里为患者服务，才使他们大量的相信了这些“游医”。
由于农村艾滋病目前太依靠西医治疗，而技术和力量的准备又不足，加之患者对药物抵触情绪较大。因此，短时间我们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尽快推广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目前的不足。祖国医学历史悠久，人才充足，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目前在艾滋病防治中，我们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简单的西药治疗上，国外相比，我们应该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自己的资源，更多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中医药应尽快走下去，为广大的农民患者服务。
80年代至今，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资金，派出多支中医医疗队，帮助非洲人民治疗艾滋病， 这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受到非洲人民的广泛赞誉。许多非洲的艾滋病患者在治疗后，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生命得到延长。然而，当今天我们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灾难时，很长时间我们很难看到我们自己的医疗队到河南去进行援助，我们到底怎么了？难道我们自己不需要援助？恰恰相反，我们自己的人民更需要援助！
大规模推广中医药在农村的应用，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西药的投放量，节省大量的国家资源。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因药物副作用和检测带来的医疗费用浪费。同时可以为西医治疗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延缓可能由于大规模抗病毒治疗带来的大规模药物抵抗（耐药）。 中医治疗，在农村大有作为！
3．村医生，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希望
虽然在河南的艾滋病防治有很多困难，有许多障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有许多有生力量——村医生。他们将可能维系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微弱基础。2004年5月，作者在河南巡诊医疗时，在上蔡郭屯的诊所遇到刚从河南医科大学医学专科毕业到这里的一位年轻的村医生张贵阳。我问他，“为什么要到村里的诊所来进行艾滋病工作？”。他告诉我说“这是我们的国家灾难”。这话能从一个村医生的口中说出，让我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正是有这么一批好的村医生，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工作，支撑起河南农村艾滋病防治的脊梁。
沈丘县董营村董振功医生告诉我，60年代河南省曾经流行疟疾，在进行疟疾的防治时，村医生的口号是“发药到手，服药到口，不服不走，吐了再补”，足见当时村医生对疾病防治的责任心。为了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董医生曾多次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能改善村室条件，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他良好的愿望仍然只停留在报告上[图]，村室改善仍遥遥无期。河南南阳十里铺村的王龙霄大夫[图]，2000年在北京接受培训后，回去后进行了广泛的艾滋病宣传，五年中，他关掉自己的诊所，只看艾滋病病人，他不但自己印制艾滋病宣传手册，还在自己家中开办艾滋病热线，义务为村民进行艾滋病咨询服务，在当时，所有远近的村民都知道南阳有这么一个医生会看“卖血的病（艾滋病）。河南尉氏县水黄村的刘广苓医生夫妇[图]，为艾滋病工作，每天几乎只睡两到三个小时，几乎是夜以继日的工作。屈楼村的韩刘生医生，将自己的儿子培训成艾滋病专业医生，一直专门为艾滋病病人服务；河南上蔡县郭屯的吴中仁大夫，自己的儿子、孙子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并没有只顾自己，一直坚持在诊所为村民服务，其卓越的工作已经是该村的艾滋病病人死亡率明显下降。临颖县瓦店乡的彭建福医生、晁丙辛医生、张付超医生等 [图]，他们都在为艾滋病防治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正是有这么一批有责任心的村医生，支撑着我们农村庞大而又繁重的基层传染病防治工作。然而，他们的报酬和条件确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还必须坚持下地种田，有的村医生诊所条件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收入入不敷出等等。在作者接触的无数村医生中，大多村医生都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但部分村医生怕看艾滋病其他病人不来就诊，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在正在从事艾滋病工作的村医生，由于队伍不稳定，自己也有一定担心。
然而有的地方确在做着打压村医生的工作。为了艾滋病的治疗，河南省上蔡县程老村医生赵平福和本村的其他四个村医生，2002年主动合作，自愿将自己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为艾滋病服务。然而新的村室建立后，来了大批医疗队，将其中四个村医生赶走，只留下赵医生一个人。但由于医疗队对该村不熟悉，还得靠村医生，故大部分工作仍放在赵医生身上。目前，赵也辞职不干。小李庄村医生李忠祥，是一位业务能力较强，有责任感的村医生，2003年在村卫生所工作期间，他发现卫生所采购的阿莫西林是假药，出于责任心，他迅速向村支书揭露此事。然而，他的正义行为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被卫生室开除。
目前，在一些地方由医疗队替代村医生的做法不宜提倡，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从长远持续地发展，必须依靠村医生。一些下派医疗队由于业务不熟悉，对村民不熟悉，很多属于短期工作，工作并不安心，并不利于目前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下派医生只能帮助村医生工作，决不能喧宾夺主，替代村医生的工作。
在河南，许多村医生对目前的“五个一工程”和“七个一工程”很有看法，他们大多认为这样浪费太大，并没有必要，政府应该把钱花在紧要之处。他们认为，一般村室只要能整修一下，可以进行工作就可以，重点是加强村医生培训，提高村医生的能力，提高乡村医生待遇，尤其是要加强村村医生的责任心方面下工夫。
大多数重点村村医务人员认为目前工作量太大，待遇太低，以程老村为例，最多每天输液多达70-80人，最少也有50人左右，每天早晚还要送药到患者手中[图]，而且没有周六与周日。而且经常因为病人不理解而承受无尽的委屈。然而，目前每月工资只有五百元左右。许多乡村医生都认为，这样的待遇他们迟早会放弃目前的工作而离开诊所。
河南省南阳村医生王龙宵在一封致市委李书记的信中坦诚目前村医生的苦衷，王医生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他们有责任帮助国家做好基层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这么多年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但就目前的处境和待遇，使他们很难坚持工作。并希望政府能理解他们的苦处。
同时,上蔡郭屯的吴医生认为,对于工作干的好的村卫生所医生,应适当给予经济上的鼓励,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的工作. 如他们目前的努力工作,使政府每月投入的药物费用仅在一3000-5000余元左右.仅为其它村庄的1/4到1/5, 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源. 但他也坦承，目前的努力工作，退休之后怎么办？后顾之忧无法解决。
虽然有这么多的苦衷。然而，五年中，作者与许多村医生接触中，让作者感到吃惊的是，与在目前城市中大多医务人员还对艾滋病歧视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村医生歧视艾滋病病人。几乎所有的村医生都表示，只要政府支持，他们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即使停下目前的工作也在所不惜。这些村医生，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些村医生在向我谈起村里的艾滋病病时，泪流满面，他们在为看到自己的村民死亡而不能予以救助感到内疚。
50-70年代，我国合作医疗制度为我国基层培养了一大批有责任心的村级医生，随着80年代后大改革开放，合作医疗受到冲击，村卫生工作受到冲击，农村卫生防疫事业处于瘫痪状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批有生力量还在，只要政府愿意扶持他们，他们仍将能为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提供有力的保障。村级医生是我国农村传染病防治的基石，政府应该在各方给予他们以支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之忧，加强培训，相信这支力量，一定能像50-70年代一样，支撑起农村传染病防治的脊梁。河南省冷庄的刘医生告诉我说，目前这些村医生若能够组织起来，力量将十分庞大，他们的力量足以改变目前艾滋病防治的不利局面。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城市中医务人员，大多都忙于考学位，晋升职称，已没有人愿意到农村去为艾滋病病人服务，医生的道德素质正在全面下降，大多数对艾滋病仍然有恐惧甚至歧视。目前，以我所接触到的城市里的医务人员来说，他们大多都不知道在河南这里发生了什么，甚至是艾滋病专业人员对这里的情况也了解甚少。五年中，我多次去河南，但我发现在这种大面积的灾难面前，几乎没有从城市来的医生愿意在那里服务，大量的医务人员对这里的情况采取冷眼观望的心态。
五年来，作者跑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并利用一些项目的支持，在北京免费帮助河南培训了近100人次的村医生，许多村医生目前已成为这些地区艾滋病防治的骨干力量。然而，这些工作不但没有得到医院的承认，还长期遭到打压。2004年3月，作者向医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到河南去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帮助那里的艾滋病患者和村医生。医院不但不批准我的请求，后来还扣掉我的津贴，工资，停止了我的职称晋升，并扬言如果再去，就要开除我。作为国家的大型传染病医院都是这样，我们还能期望普通医生做些什么呢。
作为传染病医生，当国家遭受传染病灾难事件时，我们应当冲刺到最前线，到那里去为人民的健康服务，60-70年代，老一辈传染病专家经常下到基层为基层人民健康服务，而今天，面对自己人民遭受灾难，我们`的医生正在以一种冷漠的心态视之，我们应该反思我们都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80-90年代，中国曾派出多支医疗小组到非洲去为那里的人民服务，受到了非洲人民的欢迎，而今天到我们自己的人民在遭受艾滋病折磨时，确没有人愿意去援助他们，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健康服务。虽然目前只有作者一个医生在这里奋斗，但作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会加入到援助河南的行列。
感谢：
感谢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医学系俞志远博士为该文章提供的部分资料查询，感谢河南部分村医生和艾滋病患者为该文章提供的协作调查，他们的工作对该报告的形成具有同样贡献。特别致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中英艾滋病合作项目（UK）、澳大利亚联邦国际艾滋病组织（AFAO）在2000-2004年间为该调查工作提供的直接或间接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