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艾滋病传播负责？


　　　　　　　　　　　　　　　　作者: 朱雨晨

一个边远小县的“防艾”现实显示，已被起诉者只是需为艾滋病传播负责的体制链条中的一环。“我们只负自己应负的责任。”几位被“取保候审”的医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献血法》于1997年年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形式公布，此时距1998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差不多一年，期间就是为了“做好宣传、准备工作”。

无论涉案与否，无论职务高低，所有接受采访的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医院医生都回忆说，1998年10月1日《献血法》正式实施之后，医院从来没有组织学习过这项法律。看到《献血法》原文发现该法律与每一个医生都有密切的联系，是在2003年10月案发之后。此时距离该法正式实施已有5年之久。

据知情人透露，1998年11月2日自治区卫生厅就给呼和浩特市卫生局下文，贯彻落实《献血法》，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测。但是直至案发，此文件都没有下发到医院。到底耽搁在县和市哪一级卫生局，至今不知。

“当时这个文件要是给了我们，事故也许就可以避免。”多名医生这样说。

一个小县的“防艾”现实

“2003年1月，清水河县医院才有了第一台检测艾滋病的酶标仪，是省卫生厅下发的。在此之前，我们医院根本没有对艾滋病、丙肝和梅毒进行检测的设备和能力，如何进行检测？”一位“戴罪之身”的医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数位并未涉案的医生证实了这一点。 《献血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献血、用血工作中，负有监督管理的重要职责。

一位清水河县医院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端掉的这一届院领导班子于2000年初上任。他们收到的来自市卫生局第一份事关HIV检测问题的《卫生监督意见书》，是在2003年11月艾滋病案发之后。

他还向记者提供了呼和浩特市2004年第28号文件。文件中列举了呼市卫生局下属共17家医院，只有5家的临床用血情况为合格。此文件是今年2月下发的。文件中还提到，临近的武川县医院也存在自采供应血液，和清水河医院一起被通报批评。更重要的是，在呼和浩特市属医院范围内，仅有两家医院开展了丙肝、HIV和梅毒的检测工作。

“《献血法》公布之后五年，市局下属大部分医院的用血状况都不合格，市局又是怎么监督管理的？”这位院领导说。

在不知法，没有设备，又缺乏上级部门监管的情况下，清水河县医院沿袭的是建国50余年来，在内蒙古等偏远地区一直通行的输血办法——自采供血。具体流程如下：

1.病人送来抢救，或者手术需要送血，临床医生开医嘱决定输血，并开配血交叉单。

2.如果血库有血，就用血库的血，或者使用“其他来源”。这个“其他来源”有两种可能，来自家属或者来自卖血者(医院大部分医生还是习惯称之为“献血员”)。

3.检验科进行配血实验，决定血液是否可以使用。

4.护士采血，向患者输血。

医生和患者家属都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决定买血之后，具体价格由卖血者和家属自行协商，病患家属把钱直接付给卖血者。

传播艾滋病的姜占生卖血期间，清水河县医院常用的献血员共有5人。检验科按照过去的规定，每年年初对他们体检，体检内容是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和乙肝两对半(没有HIV和丙肝)。假如体检不合格，该献血员就被淘汰，不再使用。

据县医院医生说，他们严格执行了过去的程序，并且经常淘汰献血员。

偏远山区的用血困难

清水河县地广人稀，县城处在山坳之中，只有两条路。县城仅1万余人。全县总人口也不过十几万。

该县从来没有自己的血站。按照规定，血站的血每28天就要进行更换，在此设立血站，成本相对较高。这也是医院一直使用献血员的原因之一。

从2000年6月开始，医院有了自己的血库，每种型号的血常备200cc，按月更换。血液来源是呼和浩特市中心血站。手术需要用血超过200cc，就电话通知呼市中心血站送血。

医院的医生说，因为医院有自己的血库，而且终于和呼市中心血站签订了用血协议，不再使用献血员，姜占山断了生路才走的。

清水河县距离呼和浩特市区约130公里，路况不好。记者乘车走了2个半小时，司机说这是正常的速度。2002年之前，就连这条路也还没修好，两地之间驱车需4个小时，一旦出现堵车，更加难以计算时间。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抢救，而且需要大量紧急输血，这130公里也许是致命的。

“从概率上来看，这一天是迟早会出现。如果发生一个交通事故，两人以上同时送医院，而且碰上堵车，血送不过来，我们医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在面前。”一位医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听说有规定每50平方公里需设定一个血站，但他认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在内蒙古这样地广人稀的地区并不现实。

到底有多少感染者

自去年清水河县发现艾滋病疫情至今，无论检察院、医院，和此前的媒体报道都认定清水河县共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1人。其中一人已经病重死亡就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农民陈玉莲。

医院方面更是向《中国新闻周刊》言之凿凿：“除了陈玉莲之外，都是之后我们进行全县排查发现的。”

在呼市传染病医院，记者见到了正在此治疗的6名艾滋病人和3名感染者，另有4人上周刚回家。另有一位感染者尚未发病，现在包头。记者与他通了电话，他向记者承认自己已经感染HIV病毒，也是因为输了姜占生的血。

加上两名死者,换言之，记者此次调查共发现清水河县艾滋病感染者16人。

其中陈玉莲和党宽明已经死亡。党宽明其实是第一个死去的感染者(已经医学确认)，今年3月去世，终年79岁。但党宽明的死因无法确认，一说是脑溢血，另一说是艾滋病。

这些病人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时，大都已经过了潜伏期，开始发病。幸存的14名感染者中，有11人已经发病，3人还是病毒携带者。

有3人是病得严重后自己去呼市检查后被确诊。他们的家属说，清水河县医院没有排查他们，原因是“病历没有找到”。

根据记者对十余名感染者及家属的采访记录，发现姜占生卖血的频率极高。有两次出现仅间隔半个月就再次卖血的情况。

如果以姜占生在清水河县卖血2年半，每月卖血一次计算，姜共卖血30次。再加上一定比例的配偶传播，清水河县艾滋病感染情况可能超过目前所知。

病人家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两个人曾经输过姜占生的血，前两年就死了，症状很像艾滋病，现在已经无法确认。

11月2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要求采访该县分管科教卫生文化的副县长孙清宾，求证目前的感染人数。他礼貌地拒绝了记者的一切提问。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和呼市卫生局也拒绝了采访。

被误伤的病人们

清水河县艾滋病感染者全部来自农村。根据国家对艾滋病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农民等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治疗，为自愿咨询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及婴儿检测试剂，对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免收上学费用，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除了免费治疗，这些病人和家属还可以得到政府救助的每月生活费和子女学费减免。

县政府也的确出台了相关的会议纪要。现在治疗费用已经完全由县政府支付。

病人家属称，2月份至9月份，政府足额发了这些补助，但是10月份之后就分文没有。几个家庭都背着数万元的债务，主要劳动力还不得不陪床看病，等于丧失劳动能力，只能指望这些补助。子女学费也一直没有减免。

为了兑现这些补助，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县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辗转。

谁该为艾滋病患者杀人负责

2002年 河南平舆县后刘乡马李坡村艾滋病患者李志星和两个孩子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之后，村民们多次去乡政府反映，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但是，从2002年下半年至去年4月，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引起乡政府足够的警惕和重视。不堪忍受村民、邻居对自己和孩子的歧视，于2003年4月21日早举刀挥向村民，造成了8死1伤的人间惨剧。谁该为惨剧的发生负责？

人人都要献出一点爱

高耀洁，从1996年开始在民间大声疾呼防治艾滋病——这些事，在河南也不是没人知道，但就是没人敢公开这么说。到1999年，她开始在国际上多次获得人道主义奖项。2003年中国关于艾滋病的政策开始改变后，人们才开始正视她的价值。2003年底，吴仪点名要见高耀洁，中央电视台将她评为“2003感动中国人物”。

一位年愈古稀的老太太，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揭开了河南艾滋病“血祸”这块硬疤。她是怎么做到的？反过来，是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本可以为那些苦苦与病魔斗争同时还承受着社会巨大压力的患者们做些什么？也许现在有点晚，但是只要开始了，人人都献出自己的一点爱心，红丝带就能在空中飘扬，带给这个世界一些希望……

□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