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算不算体育大国？

赵牧


1992年，出发前调子低得不能再低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竟意外在巴塞罗那拿了十六枚金牌。

后来有记者问某体委官员（伍绍祖）：这次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这个官员像捡了个金元宝似地说：“下届体委主任恐怕很难干了”。

中国代表团在巴塞罗那的收获确实出乎体委的预料，因此把这视为可遇不可求的好运也自然。但这个体委官员的预感并未灵验。在亚特兰大，中国又拿了十六枚。

这次中国代表团出征悉尼前，公开的指标是20枚金牌。谁知竟杀进第一集团。这还不包括那些很有可能拿金牌，却没获得进军悉尼“许可证”的诸多名手。一夜间中国似乎成了体育大国。看这架势，下届超过老美也未可知。

按老例，接下来的事情应该是大举庆功和发钱。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后，各路财神争相为金牌获得者大派利市、赠车送房，请客吃饭，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批制造出体坛百万富哥（姐）。

随后不和谐音出现了：一个在国外获奖的女歌唱家因奖金悬殊而拒绝为奥运会功臣唱歌，她说：“我也是金牌获得者”；此外报上还出现很多争论：为什么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诸如“两弹功臣”获得的奖励不如运动员？

事隔八年后，可以想象即使出现类似的争论，也会不了了之。何况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今天已经深入人心。就算财政部不像八年前那样拨专款重奖（每枚8万，免税）运动员，地方政府不再大方奖励金牌选手，他们中不少人恐怕做广告就不难成为百万富哥（姐）。所以上述争论意义已经不大。

在此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现在算不算“体育大国”？

袁伟民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是不是体育大国不能由自己说，要由外人来说。这话似乎含有“谦虚”的意思，但却“谦虚”的不是地方。事实上，在这一关系到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和评价尺度的大问题，恰恰应该由自己来回答。

如果不健忘，那么不少人都应该还记得那个曾被检讨为有很大失误的“奥运战略”。

所谓奥运战略，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体育运动的管理机构一切都围着奥运会夺金计划转，把体育经费都投在奥运会全项目上，非奥运会项目，统统让它们自谋生路。连全运会项目的设置也跟着奥运会走。非奥项目如此，更不用说群体运动了。

80年代以来，中国的竞技运动确实有了长足发展，但群众运动的状况很不妙，几乎可以说每况愈下。中国的人均体育经费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一方面老百姓健身的空间日益促狭，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体育场馆（绝大多是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财富）的利用率奇低。

国家体育总局（前身叫“国家体委”）是个身兼双重角色的机构，它既要负责制定竞技运动的发展战略；又是制定大众体育发展计划的最高决策机构，也就是说，它在理论上要为全国人民的健康负主要责任。但事实表明，体育总局面对这巨大的历史难题一直缺少良策，虽然这并不是它独自所能解决的历史难题，但至少这个巨大的历史难题不应该被奥运会的金牌所掩盖。

1996年初，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人伍绍祖曾作发狠状说：下个死命令！打开体育场馆的大门，让老百姓进去健身。但豪言壮语总是说来太容易，做来却太难。

几年前曾有消息，国家体委正在摸家底——统计全国究竟有多少家体育场馆？但迄今不见官方数字。更不知几家体育场馆在“死命令”下达后打开了大门。倒是很多地方都可看到如此情景：体育馆被租出去展销家俱了。同样情形也曾出现在直属国家体委的体育场馆中。与此相对，今天许多中小学校拥挤的状况真是可怜，北京有所中学因为室外空间太小，学生课间休息时，只能分批轮流到室外活动。

毛泽东曾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运动应该以何为根本目的？这就是必须自己回答中国算不算“体育大国”的意义所在。

其实稍有相关常识的就知，“竞技”和“体育”完全是不同概念，后者的外延要大得多。奥运会的金牌只能证明竞技运动的水平，并不能反映更不能代替国民的健康。

离开了对国民健康状况和大众健身运动发展水平的评估，就算成了金牌第一大户，也是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就是“体育大国”。但愿悉尼的金牌不要掩盖了大众体育面临的窘境，虽然体育总局早就不该身兼双重角色，而且在顾此失彼中，注定了只能一切围着金牌转，但既然身兼着双重角色，就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虽然这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