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说得太多了，还是回到派出所门口吧。
一走出那个大门，姐姐和刘哥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告诉我了。听他们讲完，我觉得里面有问题，这件事明明是我们有理，可是派出所的所长却似乎在偏袒那个姓马的，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猫腻，听我们介绍完了情况后，他没有表示出任何意见，而是对我们说：“你们先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问题，明天你们再来。”就这样把我们打发了。是不是由于那姓马的现在成了社会名人，又登报纸，又上电视的，所长官小惹不起。问小许，他支支吾吾说了半天才弄明白。
原来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也为了索要贿赂，现在正在接受上级审查，难怪那所长在处理时不敢轻易表态。光是这么点事也不至于吧，说不定那姓马的还攀上什么高枝，问小许，他说，真听说有个高干子弟和他搞联营呢，具体是谁小许也不清楚。
算了，还是先去医院吧，我这时才感到被瓷马打过的地方隐隐做痛。
我们几人来到位于东四附近的瑞金路医院，刘哥让我们等着，他认识这家医院里一大夫的老公，有熟人好办事，小小不然的毛病兴许会给整出个脑震荡，轻微骨折之类的。
刘哥骑了小许的自行车，消失在昏暗的路灯下。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刘哥回来了，同行的那朋友一下车，我和姐姐全笑了，是赵寅，认识，不仅认识，还很熟，小学同学，比姐姐小一届，比我高一届，同在学校合唱队里唱过歌，毕业后各奔东西，文革、插队，返城，转了老大一个圆圈，在医院门口相遇。
其实刘哥那“伤势”根本没事，可他一见到大夫，却似乎坚持不了多一会儿的样子，捂着胸口在那里哼哼，我和姐姐在一旁看了直想笑，赵寅也在那里逢场作戏，关切地问：“现在怎么样了，哪里疼啊？”
大夫检查得很仔细，最后摇摇头说：“没办法，你确实没事儿。”
下一个轮到我了。咱是演员的后代，演戏自然要比刘哥专业，更何况额头上确实印上了三个瓷马蹄印，最后的诊断是：轻微脑震荡，胸部挫伤。也许是我装得太像了，刘哥出了医院还问我：“你现在行吗，能走回家吗？”
姐姐却在一旁大笑：“他根本就没事，你也不看是谁的孩子。”
我也忍不住了，大笑起来。
送走了赵寅和小许，我们在东四吃了夜宵才回家。

已经都后半夜了，我们三人仍无睡意，想起傍晚那莫名其妙的一场混战，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一个被报纸上，电视里宣传得轰轰烈烈的农民企业家，怎么就像个地痞流氓呢。我问刘哥，他说：“听小许讲，这人本来就是通县一混混，现在开了家店，手里有了点钱，在城里租了间单元房，带着情妇住，根本不回家了，他老婆每月来要一回钱，只要有钱，别的也就不管了。”这事听着可真新鲜。原来被宣传的就是这样一位苦大仇深的农民兄弟啊。
刘哥看着我的傻样，笑了，接着说：“报纸上宣传的那些事情，其实都是听了一面之词。当初马祖乔为了租下那半间理发店，抱着一台大彩电去找那里的经理，死气白赖非要送给人家。也许什么工商管理部门和民政局之类的地方可能也是一样，等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他就倒打一耙，反过来说是别人利用职权索取贿赂。”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也可能是报社记者不了解事情真相，让那姓马的给骗了。也不能怪那些记者，平民百姓到那些官僚机构办事确实很难，如果没有关系，后台不硬，不靠贿赂也许真的办不成事。可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有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做调查就随便在报纸上乱宣传。反正也睡不着了，干脆给报社写信，说出事实真相。于是我们三人找来纸笔，核计着给《北京晚报》写了封信，把我们知道的关于马祖乔的情况全都写上了。准备早上去工厂交假条时，路上顺便塞信筒里。

清早下楼时碰上一警察，他冲着我笑，一看原来是住在三楼周师傅家的大小子，我只知道他是警察，但不知道在那里上班。他笑着说：“我就在东华门派出所，昨天夜里看见你们了，不敢打招呼，我们有纪律，马祖乔的事情不敢说。”
我问：“你们那里是有人去索要东西了吗？”
他说：“哪里啊，是两个人路过，让他拽店里去的，人家本来没打算买东西，他全都减了一半价，硬要人家买，跟白给的似的。你想，咱们警察很多都是农村来的，要那玩意干嘛。后来他把这事告到了局里，现在所长还在写检查呢。他怎么敢再惹那姓马的。买东西的两个人也让姓马的给毁了，轻的也得是个记大过处分，重的也许消籍回老家。”
这下全明白了，也很同情那所长，警察也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从工厂回来，我们三人到派出所，那所长看见我们问：“身体检查了吗？”
我把医院的诊断证明给他看，那所长看了一眼，说：“我们的指定医院是协和医院，瑞金路医院的不行。”
真tmd，昨晚你不说，人家看完了你才说，这不是成心刁难人吗。看来这警察也真该有那姓马的那样的人来处理一下了。
所长叫来一个人，介绍说“他是我们派出所的民事调解员，负责调解双方纠纷的，我看你们别去打官司了。”话里有话，他是被那姓马的整怕了，虽然同情我们，可有不好明着说，一桩还未了，闹不好再加上个打击报复就更加吃罪不起了。
民事调解员的态度还算中肯，问了事情的经过后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可以转达给马祖乔。”
刘哥说：“货款必须马上还，还有我们的医药费要由他承担。他因为打架受伤，病假厂里不批准，现在是请事假来的，工资也要由马祖乔出。”
调解员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说：“我可以把这些话带到，你们先回去吧。”
直到我离开中国，这件事也没有下文。原来准备和那姓马的打官司，一打听，如果牵扯上民事纠纷会影响出国，所以也就做罢了。至于写给报社的信，也如同石沉大海。
这事就发生在改革开放的1986年。

赵一凡的故事，在《沉沦的圣殿》里有专门一章介绍，他开办公司是为了用赚来的钱资助民间喜欢诗歌、文学的青年。他也参与了《今天》的工作，并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当年遇罗克平凡，《光明日报》写文章报道，到处找不到《出身论》，还是赵一凡提供的原文。可惜他于1988年病逝。

全文完,初稿,请提意见.
讨帐记(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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